青年作家任彧這幾年筆耕不輟，作品不斷問世，新作《超凡覺醒》被歷史學家雷頤先生稱為是對“覺醒”的覺醒。

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任彧，談談“人”與“仿真人”之間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任彧  青年作家，著有《超凡覺醒》、《熔爐》、《黃昏之城》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我比較好奇你的書名，“超凡覺醒”似乎不太像小說的書名。

任彧：很高興來到“政邦茶座”，與明勇老師一起聊聊我的新作《超凡覺醒》。

“超凡覺醒”，可能是覺得比較像大片的名字吧（笑）。我學電影出身，受專業訓練的影響，在寫書的風格上也就比較偏向影視，說白了就是會很注重文字的畫面感。我常常會巨細地寫出人物的動作，場景的變化，尤其擅長寫動作的打斗場面，寫作時我自己都會感覺出那種疼痛感。

高明勇：當時有沒考慮過其他備用書名，都哪些？

任彧：確實想了不少備用書名，“圖靈覺醒”，“圖靈獵手”，“獵魂禁地”……。其實“獵魂禁地”這個名字是我最初選用的，不過這個名字過度抽象，最終我把這個名字變成了小說上半部的名字。

高明勇：想借書名傳達什么特別想法嗎？

任彧：總體上我是覺得書名應該和內容相輔相成，也應該是內容的最精煉表達。我在小說里描述了仿生人多個方面的覺醒與人類對自我的反思，其實也是一種覺醒。所以，最終和出版編輯老師一起敲定了這本小說的書名就叫《超凡覺醒》。

高明勇：我是學中文的，對漢語詞匯比較敏感一些，“覺醒”這個詞還是很有意思，既有作為人類的“人”的覺醒，也有作為人類創造的“仿生人”的覺醒，而“智能人”的“意識”問題，也是類似題材小說或影視作品的核心議題，也就是所謂的科技倫理問題。你如何理解“覺醒”？

任彧：我認為描寫仿生人類的故事，大多是作者對于人類自身的一種反思。

在“自覺”層面，創作這本小說時，我認為有三大主題：

第一個就是表達自由的意志，仿生人的覺醒意識，以及它們對“自己的意識”受到操弄的反抗，在故事里應得到最充分的展現。

第二個則是對欲望的反思，欲望到底對于生命來說意味著什么？我覺得沒有欲望的生命，是沒有活下去的動力的，當然，欲望并不只是金錢美女與享樂。小說的后期，仿生人既不想受到操弄，但其自身又無法自發性地產生欲望，結果就形成了一個死局。

第三個就是生命，生命到底是什么？活著的意義又是什么，反思到人的生命其實和被操弄的仿生人有異曲同工的地方。我的看法是人類和所有生命也都是被基因所操弄的生物。例如我們每天所干的吃喝拉撒睡等等，它并非完全由我們的意志所決定，大多時候，這些欲望都是由基因的代碼賦予我們的，之所以仿生人的反抗會陷入死局，就是因為他們并沒有完全理解生命。

高明勇：你有沒思考過自己的“科技倫理觀”？

任彧：說到“科技倫理觀”，坦誠地說，我有過思考但并不深入。因為AI之類的科幻懸疑小說我覺得與克隆羊克隆人不屬一個技術范疇，盡管計算機的運算要比人腦快千萬倍，但他卻是靠人編制的軟件程序實現的，正是基于此，它有時又會比人腦活動的一瞬間要差千萬倍。真正要實現AI意識的覺醒，并反噬人類的事情，我覺得離我們還十分遙遠。當然現在精確制導導彈、無人戰斗機的以及未來機器戰士的使用，對人類局部產生毀滅性的打擊，這涉及不涉及到科技倫理的問題，我倒覺得應該思考。

高明勇：雷頤先生給你的小說《超凡覺醒》寫了一篇書評，歷史學家為關注“未來”的科幻小說寫書評很有意思，而書評的標題同樣很有意思，《<超凡覺醒>是對“覺醒”的覺醒》。一般都認為，科幻小說偏“小眾”，不少人看不懂，為什么？ 

任彧：雷頤先生是知名的史學大家，非常榮幸他能寫書評來關注。或許是他以前可能并未涉獵過科幻這類小說，他在評論中坦言“怕讀不懂”，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史學大家實事求是、嚴謹科學、坦誠謙虛的治學態度。

歷史學家為關注“未來”的科幻小說寫書評的確很有意思，治史的目的是為鑒未來，歷史學家關注我們這代人寫的科幻小說與腦子里的一些奇思妙想，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既有利于史學家們在治史之余換換腦筋，又有利于讓科幻小說從偏“小眾”走向大眾。

高明勇：你認為這個書評題目算“讀懂”你的小說了嗎？

任彧：剛才說，題目是內容的精煉，作為作者，我認為雷頤先生不僅讀懂了我的小說，而且挖出了普通讀者可能未必意識到的小說內涵，那就是《<超凡覺醒>是對“覺醒”的覺醒》。歷史里其實就包含著未來，每一位寫科幻小說的人，如果不懂點歷史，如果不了解點社會的方方面面，他是無法創作出一部優秀的小說的。

我還要說的是，其實“軟科幻”并不難懂，真正難懂的是“硬科幻”，當然咱們國家“硬科幻”作品比較少，這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與普及有關，因為這些“硬科幻”比較關注于物理上的一些點，如果對這些東西了解比較少，確實就很難GET到真正的點，自然會覺得無聊又難懂。我認為像劉慈欣的《三體》，也都算不上是“硬科幻”，幾乎沒有什么難懂的點。

高明勇：“軟科幻”“硬科幻”，這個分類倒是有意思。

任彧：最近，有一位老教師在讀完《超凡覺醒》后，寫下這樣一段評論：“今天終于讀完了《超凡覺醒》一書。說實話，對于我們這些年近八旬的老人而言，讀這類書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書中引人入勝、跌宕起伏的情節，吸引著我堅持認真地讀下去。這是一部集驚悚、懸疑、科幻為一體，既有超前預言，又有社會現實意義的佳作，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擁更大量的讀者。”所以，不管哪個年齡段的讀者，都不要對科幻作品望而生畏，大膽地去擁抱它們，去擁抱年輕人們的奇思妙想。

高明勇：你在日本學習過影視，我們知道日本影視文學里的“想象力”是一大特色，對你的創作來說，你認為這段學習經歷都帶來哪些影響？

任彧：您說得很對，正是“想象力”讓日本的動漫風靡世界，對其他創作者的影響有多大不好說，但對我個人的影響的確是很顯著的。想象力不只對影視文學，包括對科學技術的研究發明都是不可或缺的。日本的大學教育，總體上感覺與我們好像差不多，中規中矩的，但又感覺好像完全不是一碼事，至少有一點不同，孩子有超越常規的想象，而教育氛圍又都是在鼓勵這種想象力的培養。

科幻寫作必須要有“想象力”，要有天馬行空的獨立思維。一個搞笑的地方，就是學日語導致我在創作初期，總是寫出倒裝句，這應該算是一個“糟糕”的影響吧（笑），因為日語的語法和中文是逆向的。因為出生在八十年代末，我是接觸日本動漫最早的那一批孩子，當時正好中國大量引進日本動漫，我也因此對日本動漫很著迷，動漫中的想象就更夸張一些，好的科幻作品更是不勝枚舉。我以前既看過動漫《銀河英雄傳說》，也看過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原版小說，我覺得他就是在用“未來”寫“現在”的故事。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體會到，科幻，不止是對未來的想象，這種想象或許只是一個軀殼，內核我們還是在討論當下的社會。

高明勇：你的小說讓我想起電影《猩球崛起》，猩猩凱撒向管理者喊出“NO”的時候，其實也是一種“覺醒”，在扣人心弦的情節中完成了“我是誰—從哪來—想哪去”一系列富含哲學意蘊的思考。“覺醒”的反義詞是“控制”，人猿關系也是“控制”與“覺醒”的對抗。你認為人與“仿生人”的關系，是這種對抗，還是最終會走向“和解”？

任彧：《猩球崛起》系列是非常優秀的電影，三部我也都看了，我是誰，從哪來，要去哪，這是哲學上對生命意識的“終極三問”，其實任何關于討論生命與意識方面的作品，都會對這“三問”進行一番深刻的思考。

人類從猿人、部落、民族、國家一步步走到今天，對抗與戰爭連綿不斷，二戰后七十余年的實踐告訴我們，“控制”與“覺醒”的對抗雖然始終存在，但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民族還是可以和平共處、相互包容的，因為“控制”而產生對抗，幾乎是所有生命之間的必然斗爭，即使是“和解”也是暫時的。這也包括我們個人——一個獨立的個體生命，每一天都在做著“控制”與“覺醒”的斗爭。

高明勇：你認為什么才算是“和解”，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任彧：仿生人是人類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是否會走向意識覺醒與人對抗，我認為這也完全取決于制造它的人。如同人類的戰爭，多數是由一兩個瘋子發起的一樣。我想象的人與仿生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對抗中帶著和解。

高明勇：一般來說作家都有一種“經典”的追求，在科幻小說方面，有沒有你喜歡的“經典”作品？ 

任彧：科幻小說，實話實說我看真的不多。印象比較清晰的有日本的《環界》（午夜兇鈴系列就改編自這部科幻小說），劉慈欣的《三體》，我還看過《湮滅》那個系列，不過就是看不太懂，因為《湮滅》系列真的太硬核了，雖然它曾經打敗《三體》獲得過星云獎。

高明勇：你的創作有哪些對“傳統”的借鑒？你認為自己的“創新”有哪些是獨一無二的？

任彧：我的作品參考比較多的其實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科幻作品，獨創性應該是我對于生命、欲望以及自由意志關系之間的思考。我作品的故事結構與敘述方法也比較獨特，文藝式的描寫極為少見，完全以懸疑小說的方式來寫科幻，即在最開始的時候，讓很多讀者以為這是一部超現實的普通懸疑小說，但看著看著，就會突然發現，原來故事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有科學的道理可以解釋的。《超凡覺醒》其實和《環界》比較像，不過我看《環界》這部小說是在最近，那時候早就交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