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67年，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在他去世后被公開出版，因其中言論與他在嚴肅著作中對當地人的態度反差巨大，而引發一場關于人類學家職業倫理和研究科學性的持久爭論。

相比人類學家坐在書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隨手記下的筆記也許能夠更真實地留存“此時此刻”的經歷和感受，進而引發學術性的思考。對于公眾而言，閱讀這些異鄉故事和記憶片段也將是一場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開設“田野調查手記”專欄，主要刊發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田野調查手記。我們期待通過講述田野故事，使讀者在收獲新知的同時拓展日常生活經驗的邊界。本欄目歡迎投稿，投稿郵箱：papertydc@163.com，郵件標題請注明田野地點。

在S村一位老人的葬禮上，幾杯米酒下肚后情緒高漲的沙奶奶坐在靈堂前的長條木凳上搖搖欲墜，她手舞足蹈、吐沫橫飛，怕我聽不明白，使勁湊近我，幾乎快貼著耳朵。

“那個叫‘老緬粉’，老緬臉上才搽著，我們中國人不搽。” 沙奶奶說。

此前，我看到幾個到葬禮上幫忙的婦女臉頰和額頭上搽了淡乳黃色的粉末，出于好奇才問了沙奶奶。

后來，我知道了這種淡黃色粉末被稱作香木粉，由香楝樹皮磨粉制成，被當地婦女和水涂于面部，起到防曬、裝飾的作用。

修建在拉咱河中央的口岸關卡，劃分出了兩個世界，一邊是中國西南，一邊是緬北克欽邦，邊境兩側分布的是跨境民族景頗族（緬甸稱克欽族）。

S村是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中緬邊境上的一個景頗族村寨。村里擦“老緬粉”的婦女，大多為緬甸嫁過來的媳婦。S村總共63戶人，竟然有多達11戶人家存在中緬跨境婚姻。

中國丈夫和緬甸妻子是怎么認識的？這些緬甸女人在中國的生活怎么樣？當地人如何看待她們？

緬甸媳婦波努

波努是村里的一位緬甸媳婦。

那天村民把我領到波努家，從她家房子正面看到的景象和水泥路一側的干凈整潔形成鮮明對比，正門兩邊的屋檐下堆滿了柴和雜物。

一個穿深色筒裙（景頗族婦女的日常服飾，多為一塊布系在腰間，遮住整個下半身）的奶奶正彎著腰，手里捏著一個木凳，緩慢地移動著。她在移動的過程中轉過臉看了我們一眼，沒有要說話的意思，繼續自己的事情。

屋里一個女人坐在火塘旁邊的床上，懷里抱著嬰兒。她就是這家的緬甸媳婦波努，來自緬北克欽邦，是克欽的景頗族。波努出生于1979年，1998年嫁到中國。丈夫楊麻干1967年出生，生長于S村，比波努年長12歲，2011年因為“肚子疼”去世了。

波努父母生了六個孩子，其中四個孩子因饑餓和疾病等原因先后離世，只剩波努和妹妹。波努9歲時，父親患眼疾而雙目失明，失去務農能力。母親一個人干活難以支撐一個家庭，結果波努讀了不到四年書就輟學和母親一起供養全家，妹妹讀了十年書，后來嫁給一個緬甸景頗男人。波努說妹妹的生活“一直很困難”。

結婚以前，波努并不認識丈夫，她是經S村的人介紹過來的，結婚當天才和丈夫見面。在緬甸時，有人給波努介紹對象，她以為開玩笑，只是來中國玩幾天，沒想到一來村里就和楊麻干結婚了，兩人沒有領結婚證。

結婚時麻干給了波努母親一筆錢，我追問這筆錢的金額，波努說她忘了。波努自己從娘家帶來了耳環、項鏈和手鐲，“都是金的”，她很快補充道。后來，她在一次回緬甸的途中弄丟了項鏈，之后又丟了一只耳環，再后來，妹妹上學需要錢，她就把手鐲給賣了。最后，她告訴我用僅剩的一只耳環拿去首飾店做成了一枚戒指。

貧窮的家境

波努家現在的房子是2008年建的，墻壁被常年燃燒的火塘熏成了深褐色，房間里和門外一樣堆放了很多讓人分不清是垃圾還是生活用品的東西。堂屋大概10平米，靠近里側那面墻的正中間有一個邊長大概為50厘米的正方形火塘，這一定是我在村里見到的最小、最不體面的火塘。

通常景頗人家的房子里，火塘正上方會吊著一個竹木搭成的方形架子，用于放雜物。波努家里也有這種架子，特別的是上面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它們被煙熏得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黃褐色。除了塑料袋，架子上還掛著不明生物的尸體，它已經被烤干，皮肉緊緊包裹著骨頭，散發著紅黑色的神秘光澤。

火塘兩側有兩張木頭的單人床，它們緊貼著墻面擺放。床上面鋪了稻草席子，有滿是污垢的被子。堂屋左側的房間是廚房，右側則是臥室。

廚房面積和中間的堂屋差不多，廚房右前方角落里有一個火塘，上面也有放東西的竹架，比堂屋里的要新一些。左面靠墻有空心磚加木板搭起來的臺子，上面放著一些碗筷和雜物。中間有一張市場上買來的木制折疊桌，桌上放著剩菜。桌角放著一塊抹布，污漬已經把抹布污染成了炭黑色。

臥室里面有兩個木床，都掛著蚊帳，衣服堆在地上。一個風靡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大屁股”電視機半埋在衣服堆中，“屁股”朝外。房間有一個窗子，但屋里依舊昏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開燈。突然，我感到頭頂濕涼，抬頭一看，是屋頂漏雨。就這一抬頭，冰涼的水滴又毫不客氣地砸到我臉上。

1999年，波努在家里生下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取名楊麻干，與父親同名。“楊”為孩子父親家族姓氏，“麻干”為景頗語，是排行老大的男孩之意。因為在大多數景頗家庭，小孩都是按照排行來取名字，所以很可能其中一個小孩和父親取了同樣的名字。

在調查過程中，我發現村里大部分人擁有的名字數量超過兩個：通常一個是像波努兒子這樣根據家里排行取的；還有一個則是借用漢語取的“漢名”，比如楊國忠、沙玉仙這樣的名字；再有就是家人稱呼的昵稱或朋友之間的戲稱，比如有村民因為擅長找雞樅而被其他村民稱為“雞樅”。在這三種名字中，最常被使用是第一種。

波努嫁過來時，丈夫的雙親已經離世。生下大兒子后，一家三口就到緬甸與波努母親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后，又搬到波努姨媽家住。我問搬走的緣由，波努只說“不好住”。2001年，波努在緬甸生了第二個孩子，依舊是個男孩，取名楊麻糯，“麻糯”是景頗語二兒子之意。2005年，波努的第三個孩子也在緬甸出生，這次是女孩，取名楊麻果，“麻果”是景頗語排行老大的女孩之意。

在緬甸時，丈夫沒有工作，靠波努種菜、賣菜來養家。那時候波努一個月能掙三四百元人民幣（緬幣折算過來）。

第二任丈夫

2011年，克欽和緬甸交火，夫妻兩人帶著老二和老三回到中國，大兒子則留在緬甸繼續上學，住在波努妹妹家里。當時二兒子麻糯已經在緬甸上二年級了，回到中國后，又從一年級開始上。現在（訪談于2017年8月）麻糯小學剛畢業，開學就上初一。大兒子麻干在緬甸上了十年學，沒有在中國上過學。老三在鎮上的學校上小學六年級。

如今波努家里只有老二和老三在中國上學會講漢語，其余人的日常交流仍然使用景頗語。這次訪談也是有賴于麻糯和麻果的翻譯才得以順利進行。

三個小孩中只有老二在中國落了戶，有中國國籍。丈夫去世后，老大和老三落戶的事情還沒有著落。我問波努，她說“不知道怎么落戶”。

“后悔嫁過來嗎？”她點頭。我追問原因，“因為他（楊麻干）喝酒會罵人。”

波努懷里一直抱著一個嬰兒，這是家里的第四個小孩，父親是一個緬甸男人。 2016年12月的一個夜里，波努在家里生下了她。新的疑問又產生了，波努如果一直生活在這個山村中，什么樣的場合下才能認識一個緬甸男人呢？

原來，波努和村子里的一些緬甸媳婦一樣，會在銅壁關鄉的“街子天”（指每五天一次的趕街日）收購蔬菜，又坐班車到拉咱去賣。拉咱是緬甸克欽邦第二特區，受城市化影響，拉咱幾乎沒有成規模的蔬菜種植，農副產品主要靠外來輸入，這無疑給中國一側的邊民提供了商機。

到了“街子天”，周邊村子的村民會到集市上采購，有的人還會帶上從山里采集到的野菜或自家產出的牲畜、蔬菜來集市售賣。賣完東西后，人們又會在集市上購買一些產品帶回家。

同村往來于中國和緬甸賣菜十多年的緬甸媳婦阿玉告訴我，剛開始打仗的時候，人口大量涌向拉咱，人們的農業活動受到影響，農產品需求量很大，她每次“街子”能賺七八百元人民幣。

隨著沖突的持續，拉咱的人口又逐漸減少，加上很多人買不起價格飛漲的蔬菜，只能自己種植，現在每次過去只能賺兩三百元人民幣。但兩三百元對于在中國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的波努來說，依舊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也是維持家庭生活的重要來源。

在跨國賣菜的過程中，波努認識了這個緬甸男人，他出生于1991年，比波努小12歲。兩人是在麻干去世一年后在一起的，后來波努懷了他的孩子。緬甸男人沒有工作，偷渡到中國后，就來波努家里居住，兩人沒有辦任何手續，也沒有舉行婚禮相關的儀式。幾次拜訪波努家，緬甸男人都不在。直到我們離開村子，也沒有見過這個男人。關于他的疑問，也都不得而知了。

麻果告訴我，村子里的人背地里對波努的事情發表了很多看法。有人說，“這個女人真是不懂事，家里這么窮，還要再生孩子，拿什么養大她嘛！”還有人說，“這么大年紀找一個比自己小12歲的小男人，真是敗壞了寨子的名聲！”村里人看不起這個緬甸男人，幾乎不與他打交道。至此，我對波努說的緬甸男人白天基本不在寨子里，騎著摩托到寨子外面逛，晚上才會回來睡覺這件事似乎能夠理解一些了。

“生活在哪里都一樣”

就在我和波努訪談時，開頭提到的那位老奶奶一直靜靜坐在門檻邊的小竹凳上。波努接了電話中間離開過一次，波努剛離開，老人嘴里就開始嘀咕著什么。

我聽不懂景頗語，于是請麻果幫忙翻譯，方知老人在抱怨波努和波努的緬甸男人，大意為波努不孝順，這個男的不孝順，老人覺得自己在這邊過日子挺委屈。她說：“在這邊都是含著眼淚過日子的，（我）因為家里（緬甸的家）打仗不能回去，這個男的不喜歡我，常罵我，不和我講話。”

原來這個奶奶就是波努的母親，景頗名為金麻魯，出生于1945年，2011年她從拉咱的一個口岸來到中國。

金麻魯告訴我，她出生在中國。1958年父親去了克欽，不想回到中國，于是在1960年又把母親和家里的小孩都接到了克欽，從此成為緬甸的克欽人，再也沒有回到中國。直到克欽和緬軍打仗，金麻魯才來中國投奔女兒波努。

從體態上就能猜到老人身體不好，聽了她的講述，我才知道金麻魯常年腰疾纏身。她吃了一些從嘎獨街（銅壁關街的舊稱，現當地人在日常交往中依舊習慣稱“嘎獨”）上買的藥，有地攤上買的，也有藥店里買的，但都不見效。后來干脆放棄治療，再也沒有吃藥。

金麻魯說：“以前我還能種菜的時候，收了菜可以去賣了換錢。女兒（波努）不會給我錢花，現在我干不動種菜、賣菜的活了，只能在家里養一些雞……還養了兩頭豬。在緬甸的三女兒叫我去緬甸和她一起生活，我要等到豬長大，把豬賣了，才會去緬甸，不想留給他們。”

對于波努的兩任丈夫，金麻魯說：“兩個男人都一樣，也沒見前一個男的好。”

沒過多久，波努就回來了，還帶回了一個“云南省農村信用社——惠農對賬本”。

存款信息一欄有 “高齡補貼”、“生態中補”、“綜合直補”、“良種補貼”這樣一些交易項目名稱，這應該是政府發補貼的一本存折。余額一欄顯示有1188.76元，扉頁一處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本存折的開戶人是楊麻干，開戶日期為2014年11月14日。之前提到過，楊麻干2011年就去世了，為什么在2014年還能用他的姓名進行農村信用社的開戶操作呢？ 當然這是我回到學校翻看圖片資料才發現的問題，成為這次訪談中的一個遺憾。

我最后問波努，緬甸和中國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樣？當時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心里已有答案，當然是“在中國生活要比緬甸好”。我握緊了筆，等著記下波努說出我預期的答案。過了幾秒，波努說：“中國、緬甸都一樣。”停了幾秒，她又說：“生活在哪里都一樣。嫁來中國之前認為在自己的寨子里最好。”

我清楚記得當時的我呆住了，緩過神后，才在筆記本上寫下波努的回答。

那天從波努家里出來，我不僅帶走了數小時的訪談錄音和十多頁的訪談筆記，還從波努家里帶走了跳蚤，全身被叮得面目全非。直到田野歸來，身上跳蚤叮咬的疤痕依舊清晰可見。一個個腫脹的紅色傷疤不時從肌膚深處傳來一陣接一陣的瘙癢和刺感，像是在提醒我：我曾經到過中緬邊境的一個山村中的一所房子，那所房子是跳蚤的天堂，一個緬甸女人和她的母親，還有一群孩子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