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安志（章靜繪）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2013年推出了第一部修訂本《史記》，此后陸續推出《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宋書》《隋書》《金史》《梁書》與《陳書》修訂本。《周書》修訂本也于近日面世。主持《周書》修訂的劉安志教授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與敦煌吐魯番文書，著有《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代西域史研究》《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等。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劉教授對相關問題作了詳盡、深入的說明。

關于《周書》及其編撰者令狐德棻，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劉安志：《周書》又名《后周書》，是唐令狐德棻主持編纂，岑文本、崔仁師等參與修撰的官修紀傳體正史。全書五十卷，其中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周書》雖以周題名，實際上記述的是從公元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到581年楊堅代周建隋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令狐德棻（583-666）是唐初著名史學家，其家世居敦煌，為當地大族。德棻祖父令狐整，在北周曾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其父令狐煕，自幼“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北周時官至司勛、吏部二曹中大夫，入隋后歷任鴻臚卿、兼吏部尚書、桂州總管等（《隋書》卷五六《令狐煕傳》）。德棻出生于官僚世家，“博涉文史，早知名”。他在唐高宗朝官至國子祭酒，參加過《藝文類聚》《氏族志》《貞觀新禮》及永徽律令的撰定，又主持或參與唐修《晉書》《五代史志》及太宗與高宗兩朝實錄的編纂，并監修國史，史稱：“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唐朝開國之初，因承隋末大亂，經籍圖書散佚不完，令狐德棻遂向高祖李淵奏請“購募遺書”，派人抄寫。武德四年（621），德棻又奏請編修前代正史。次年，唐高祖下詔命中書令蕭瑀等編修魏、周、隋、梁、齊、陳史書，其中周史由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負責。然當時天下尚未一統，政局不穩，百廢待興，故修史歷數年而未成。直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下敕令修周、齊、梁、陳、隋五代史，修史工作才真正啟動。此次修史，令狐德棻與岑文本負責《周書》，后崔仁師加入協助編纂。貞觀十年（636），《周書》與其他四朝史同時修撰完成。但此次修史并無表志，故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又下詔修撰“五代史志”。后來“五代史志”附入《隋書》，流傳至今。

《周書》修撰時間相對短促，存在資料收集不全、史實考訂粗疏等不足。但唐以前記述西魏、北周歷史的典籍都沒有留傳下來，且成書于《周書》之后的《北史》，其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刪節《周書》，較少補充修改。《北史》刪改之處，有些正確，有些刪節不當乃至出現錯誤。因此，就現存有關西魏、北周歷史的資料而言，《周書》成書較早，保存的資料也最為原始，作為“二十四史”之一部，對我們了解、研究這段歷史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由于《周書》編寫時間倉促，參考的文獻范圍也很窄，自問世以來，歷代史學家對它的評價不一。唐人劉知幾在《史通》中批評道：“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宋人晁公武也在《群齋讀書志》中說它“多非實錄”。到了清朝，《四庫全書總目》的編者一方面指出《周書》由于散佚而導致的錯訛，另一方面則認可《周書》的史料價值，同時針對前人的批評，毫不客氣地反批評道，“（劉）知幾所云，非篤論也”，“晁公武讀書志祖述其語，掩為己說，聽聲之見，尤無取焉”。而清人趙翼雖然肯定了《周書》相較于《北史》的優點，也批評它“意存隱諱”“取舍失當”。您怎么評價這些圍繞《周書》展開的批評與反批評？

劉安志：關于《周書》的評價，后來的史家既有批評，也有反批評，主要圍繞兩個問題而展開：一是《周書》是否“文而不實”，二是《周書》是否“意存隱諱”“取舍失當”。這兩個問題其實關涉《周書》編撰的史源、文風與政治背景等，以下分述之。

從現存文獻看，唐代史家劉知幾首開《周書》“文而不實”的批評之聲。清四庫館臣稱晁公武對《周書》的批評是“聽聲之見”，也是說他沿襲了劉知幾的成說。故四庫館臣的反批評，其實針對的是劉知幾的批評。

《周書》的取材，主要有三類：一是舊史，包括西魏、北周史官所撰國史、起居注以及隋代牛弘未完之《周史》；二是唐初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狀之類的文獻；三是根據時人回憶而作的記錄，如魏征等人為撰修五代史，屢次拜訪孫思邈，“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舊唐書》卷一九一《孫思邈傳》）。在實際修撰過程中，基本上還是以牛弘《周史》為藍本。劉知幾指出：“宇文氏事多見于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后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于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紀》。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他批評令狐德棻僅據牛弘《周史》而重加潤色，“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史通》卷一七《雜說中》）。《周書》取材不廣確屬事實，但上升到“多非實錄”這樣的批評，并非的論。如《周書》中豆盧寧、長孫儉、鄭偉等列傳，即主要據庾信為他們所作碑志編寫，雖然二者在年月歷官等方面多有出入，但敘事有本，多可信從，怎么能說“多非實錄”呢？

劉知幾對《周書》的批評，還涉及文風問題，如《史通》卷一七《雜說中》所云：“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其實，令狐德棻所修《周書》，既以牛弘《周史》為藍本，自然保留了不少崇尚古奧的西魏、北周文風，這與宇文泰的政治與文化追求有關。西魏時，宇文泰為抵制有晉以來競為浮華的文風，命蘇綽為《大誥》，“自是之后，文筆皆依此體”（《周書》卷二三《蘇綽傳》）。受此影響，“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楊堅代周建隋后，“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史通》卷一七《雜說中》）。顯然，西魏、北周文風的產生，自有其特殊歷史背景，誠如四庫館臣所言：“然文質因時，紀載從實。周代既文章爾雅，仿古制言，載筆者勢不能易彼妍辭，改從俚語。至于敵國詆謗，里巷謠諺，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為譏議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其實，《周書》這種語言風格，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當時的歷史信息與時代特色，為我們理解認識西魏、北周時期的語言與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資料。

關于《周書》是否“意存隱諱”“取舍失當”問題，如果放在該書編纂的政治背景下思考，其實不難理解。唐武德年間，令狐德棻上疏高祖李淵請修前朝正史，理由之一就是：“陛下既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可知《周書》修撰，實與宣揚唐朝二祖功業有關。不僅如此，當時的朝中權貴還多是西魏、北周勛舊子孫，與北周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周書》字里行間往往可見唐初門閥觀念的影子，如卷一六傳末中贊嘆“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可明此點。受此影響，《周書》列傳的編排與擇取，更多考慮的是為唐初達官貴戚的先祖立傳，故而存在前后失當之處。劉知幾曾對唐初所修諸史有過這樣的評價：“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史通》卷七《曲筆》）劉知幾的批評主要針對貞觀年中所修諸史，只是《周書》相對比較突出而已。其實，為當朝達官貴戚先祖立傳，在歷代官修正史中并不少見，大可不必因此而苛責《周書》，貶損其價值。

主持包括《周書》在內的“北朝四史”點校的唐長孺先生，將校勘與研究相結合，廣受中國史學界推許，能否請您談談對唐先生的點校工作的認識？

劉安志：包括《周書》在內的“北朝四史”點校本，是唐長孺先生主持完成的。唐先生的點校工作，將校勘與研究有機結合，廣受中國史學界推許，“北朝四史”點校本也因此被譽為古籍整理的典范。徐俊先生《談〈魏書〉及“北朝四史”的點校與修訂》（原載《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7年3月6日，后收入《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中華書局，2022年）一文，對唐先生的點校工作有精妙的概述與總結。今謹圍繞《周書》修訂工作，談如下幾點粗淺認識：

一是廣泛占有各種資料。眾所周知，無論是文獻整理還是史學研究，廣為網羅搜集相關資料都是第一要務。在這方面，唐先生為我們樹立示范標桿，引領前行方向。他圍繞《周書》點校，在當時教學科研尚不十分正常的大環境下，廣為搜集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資料，并在校勘記中充分體現出來，從而保證了點校水平與質量。如《周書》卷五〇校勘記第三一條，即據吐魯番出土《麴斌造寺碑》碑陰所記高昌王麴寶茂名，以證《周書》作“茂”乃雙名單稱。又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一書，出版于1956年，《周書》及《魏書》《北齊書》《北史》校勘記對此書多有引據，而“北朝四史”之外的其他諸史點校本，則未見引用。不僅如此，唐先生還高度重視所用古籍的版本差異。如明刻本《冊府元龜》出版于1960年，殘宋本尚未影印出版，唐先生仍想法搜羅利用。據我們初步調查，二十四史點校本中，只有“北朝四史”及《南史》《舊唐書》《舊五代史》諸史，利用過宋本《冊府元龜》。又如《北史》《隋書》，唐先生在《周書》校勘記同時使用了殿本、局本、百衲本三種版本，這在“北朝四史”之外的其他諸史點校中，是不多見的。這種建立在充分占有各種文獻資料基礎上的點校工作，資料準備充分，立論嚴謹扎實，點校水平與質量自然得到切實保證。

二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圍繞《周書》點校，自清代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無不在唐先生的參考引用范圍之中。如清代學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張熷《讀史舉正》、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近現代學人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以及張森楷、張元濟的校史成果等等。對待這些前人成果，唐先生堅持嚴謹求實原則，既充分參考，又推陳出新。如《周書》卷三四校記第二八條“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于新城”，張森楷指出：“北史‘樂’下更有‘樂’字。樂恂，揚州刺史也，見《侯景傳》（《梁書》卷五六）。此脫一‘樂’字。”唐先生同意張氏判斷，據《梁書》補“樂”字。又卷四八校勘記第一條“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張矰《讀史舉正》卷六云：“案《梁武紀》（《梁書》卷三）中大通三年六月立‘曲阿公詧為岳陽郡王’，當從‘曲阿’為正。”唐先生則指出《南史》卷七《梁本紀》、《北史》卷九三《僭偽蕭氏傳》皆同《周書》作“曲江”，未從張矰之說。至于《周書》校勘記中發前人之未發，則不甚枚舉。總之，無論是文獻整理還是史學研究，皆貴在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只有在繼承批判前人成果基礎上的創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推陳出新。以此言之，包括《周書》在內的“北朝四史”點校本之所以被譽為古籍整理的典范，并非偶然。

三是校史、補史、考史有機結合。唐先生主持“北朝四史”點校，將校史、補史、考史三者有機結合，開創古籍整理的新格局，此點最為學界所推重。尤其是在補史方面，成就至為突出。唐先生繼陳垣先生據《冊府元龜》補《魏書·樂志》脫葉之后，又據《冊府》補《魏書》之《禮志》與《刑罰志》脫葉。這種前輩學者之間的學術接力，頗具傳奇色彩，也因此成為學界佳談。就《周書》而言，北宋以來就殘缺不完，即使是經清人整理的武英殿本，書中也數處標有“此下缺”或“以下缺”字樣。唐先生以深厚的學術功力與敏銳的學術眼光，從《文館詞林》《通典》《冊府元龜》等書中找到相關內容，并據以補入，從而使《周書》殘缺部分幾成完帙，誠可謂功德無量之舉！如武英殿本《周書》卷六《武帝紀下》中，就有“是日詔曰（此下缺）”這樣的字樣（點校本97頁），唐先生即據《文館詞林》《冊府元龜》補“詔”下五字、“曰”下八十二字（校勘記第一四條）。又如《周書》卷三九《杜杲傳》中“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句下，張森楷先生已發現問題，認為“本文語氣，不甚了斷。據《北史》則‘大夫’下有使陳與徐陵論答一段。此誤脫漏，當依補正”。唐先生同意張氏看法，但又指出《北史》有刪節，《冊府》卷六五七、六六〇所載杜杲和徐陵的論答，才是《周書》原文，于是據《冊府》補五百八十七字，使《杜杲傳》終成完帙。《周書》點校本中，類似的補史尚有多處，茲不復贅舉。至于考史，則充分體現了唐先生深厚的學術積累、敏銳的洞察能力、過人的識見判斷。《周書》校勘記旁征博引，文字簡潔，按斷精審，識見高明，不僅指出版本之差異，問題之所在，致誤之緣由，釋疑解惑，傳播新知，而且通過校勘記展示自己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治學方法，示范引領，傳經送寶，啟迪后學。如《周書》卷三一《韋敻傳》與《梁士彥傳》，都是后人以《北史》補。張森楷先生認為：“《敻傳》不當與孝寬同列。據本書王雄、王謙、于謹、于翼各自為傳之例推之，則原文斷不如此亂也。據此傳文全同《北史》，蓋是后人取北史補者。”唐先生則進一步指出：“按韋敻如獨傳，其人與孝寬不類，也不宜同在一卷。疑本附《韋孝寬傳》。補此卷者抄《北史·韋孝寬傳》到‘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而止。‘孝寬兄敻’一句在這附見的四子事跡后，隔了三百多字，就顧不得抄上。接著抄《敻傳》又妄加‘韋’字。這樣就變成獨傳的形式。后人寫目錄也就變成‘韋敻’而不是在孝寬下小字寫‘兄敻’，沿誤至今。”（校勘記第二五條）至于《梁士彥傳》，唐先生按語稱：“按士彥在周無多事跡，死于隋代。此傳以《北史》卷七三《梁士彥傳》補，下半敘入隋后為隋文誅死事，不該闌入周書。疑士彥亦是附傳，因與孝寬同平相州，故連類而及。補者全取《北史》，其人始末備見，目錄遂升為獨傳。”（校勘記第三〇條）這樣的校勘記精審嚴密，識見高明，釋疑解惑，發前人所未發，無不令人拍案叫絕！

總之，唐先生的點校工作能取得大家一致認可的突出業績，與他本人深厚的學養、超強的記憶、縝密的思維、敏銳的眼光、深遠的卓識，以及精心的準備、辛勤的付出和對學術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此次出版的《周書》修訂本，可以說是對唐長孺先生點校本的拾遺補缺。修訂從哪些方面著手？具體到版本、校勘等方面的處理，能否請您舉例說一說？

劉安志：此次出版的《周書》修訂本，是對唐先生點校本的拾遺補缺，這個說法是中肯而實事求是的。關于修訂工作，我們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是進一步搜集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周書》點校本出版后，又有一些新資料不斷涌現出來，中日學者也有若干新的研究成果，我們盡可能搜集，為《周書》修訂做好充分的資料準備，力爭相關修訂工作有所推進。如新增的文獻資料，即有日本所藏唐抄本《周書》卷一九殘卷、《北宋版通典》、《冊府元龜》明抄本三種、《永樂大典》殘卷、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南宋建安刊本《北史》（存八十一卷），以及新出石刻資料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等。新增的研究成果，有真大成《中古史書校證》、劉次沅《諸史天象記錄考證》等。以上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中，唐抄本《周書》、明抄本《冊府元龜》（三種）、《中古史書校證》對本次修訂工作有重要幫助。

二是嚴格按照底本校勘法原則進行修訂。唐先生《周書》點校本雖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為底本，但在具體校勘過程中，也適當使用了諸本互校、擇善而從的方式。修訂本雖仍以武英殿本為底本，但嚴格堅持底本校勘法原則，凡有改動處則出校說明，少數明顯版刻訛誤，則寫入長編，不別出校記。如點校本文末附《舊本周書目錄序》，所據為三朝本或百衲本，而非武英殿本。修訂本則改從殿本，并就改動處增補兩條校勘記。

三是標點分段按《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標點分段辦法》處理。修訂本在分段方面悉依點校本，僅按體例取消原點校本用以標示文字正誤及增刪的方圓括號，并改正少數不合新規要求及前后不一致的標點，修訂部分專名線。天文名則與其他修訂本同例，統一補標專名線。關于天文名補標專名線，主要由中華書局《周書》編輯組諸位先生協助完成，這是需要特別指出并表示感謝的。據不完全統計，修訂本總修改點校本標點約五百余處。以下試舉二例說明之。如《周書》卷一九《豆盧寧傳》記豆盧讃“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句，點校本斷為“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310頁），似有疑問。因為“累遷”是指遷官，與“進爵”不存在并列關系，中間應標逗號“，”而非頓號。又如卷三六《鄭偉傳》記鄭常“以立義及累戰功”而“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點校本斷為“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635頁），恐誤。按“上開府儀同大將軍”一稱，本為周武帝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后的官名，中間不應斷開。這些點校本原標點存在的疏誤不足之處，修訂本都盡可能予以訂正，加以完善。

四是訂正點校本中存在的若干錯訛之處。如書前目錄卷一四作“賀拔勝 兄允 弟岳”，然卷前目錄卻作“賀拔勝 弟岳 兄允”，前后并不一致。又如卷二三校記第三〇條（400頁），稱局本從殿本改“詔”為“謂”。其實局本仍作“詔”，并未改字。又卷四八校記第二一條（880頁），據宋本（即三朝本）、局本等改殿本“文”為“明”。然局本同殿本都作“文”，并不作“明”。卷三三校記第二一條（585頁），《氐傳》卷四九誤為“卷五〇”。卷三五《崔謙傳》中“乃令謙退”一語（612頁），“令”訛為“分”。卷三七校記第二七條，云“宋本、南本、北本、汲本‘焉’下注‘附《高賓傳》缺’”，但原文其實作“附高賓贊缺”，“贊”訛為“傳”，專名線也因此需要改標。卷三八校記第一七條引《北史》卷一五《高涼王孤傳》附曾孫《元那傳》，“孝文”誤為“高祖”。卷三九校記第五條引《通典》卷三九，“三”訛為“二”。卷四七《姚僧垣傳》“僧垣知帝診候危殆”下注釋序號，〔一三〕訛為〔一四〕，等等。修訂本對點校本中出現的這些錯訛均一一核查，全部予以訂正。

五是刪改增補校勘記。《周書》點校本校勘記總有一四五一條，修訂本刪除七十八條，新增三百一十九條，沿用一千零六六條，修訂三百零七條，總有校勘記一千六百九十二條。關于原校記的刪除，首先是因為點校本引書存有疑問，這主要是明刻本《冊府元龜》的訛誤問題。如點校本卷四五校記第五條（820頁）：“二千余人《冊府》卷九八（一一七〇頁）‘二’作‘三’。”然《北史》卷八二《沈重傳》、明抄本《冊府》卷九八都作“二千余人”，知“三”字乃明刻本誤刻。又同卷校記第二九條（823頁）：“發杜氏違《冊府》卷六〇六（七二七五頁）‘違’作‘微’。”但《北史》卷八二《樂遜傳》、明抄本《冊府》卷九八都作“發杜氏違”，“微”乃明刻本臆改，《周書》作“違”不誤。因此，這兩條校記已無保留的價值。其次則依據人名與地名不重復出校、相通字不重復出校、《周書》不誤他書誤不校、《周書》人名全稱他書省稱不校、同類事例不重復出校、參校本脫誤不校等原則，刪除相關不合體例的校勘記。

至于對原校記的修改，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增加書證，按修訂體例調整修改表述方式。二是改字出校。如點校本卷四四校記第一七條（802頁）：“縱酒飲燕宋本及《北史》本傳‘飲’作‘歡’。”修訂本增加《冊府》卷四五四書證，改“飲”為“歡”。因為“縱酒”已是開懷暢飲，其后不當再出“飲”字。三是回改。如點校本卷五〇校記第六三條“（歐）〔敺〕世仁壽”（930頁），據局本及張森楷之說，認為“敺”同“驅”，“歐”字不可通，故改“歐”為“敺”。按“歐”亦通“敺”，同有驅使之義。如《大戴禮記》（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二所記“或歐之以法令”，《漢書》卷四八《賈誼傳》即作“或敺之以法令”，師古注云“敺與驅同”。可見武英殿本作“歐”不誤，修訂本遂回改為“歐”。

修訂本新增校記三百一十九條，主要是據新出材料而增補。如據日本藏唐抄本《周書》卷一九殘卷，新增校記二十余條等。

總之，修訂本對點校本校勘記的增刪改補并不多，這足以證明《周書》點校本的質量與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修訂工作，確實只是對唐先生原有杰出工作的拾遺補缺而已！

我們該如何認識北周的歷史地位，以及相應的，《周書》為我們更好地了解北周提供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劉安志：北周是南北朝隋唐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王朝，誠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宇文周為我國南北朝隋唐間承上啟下之一大樞紐，時代雖暫，而影響于后代之政治社會各方面者綦巨。”（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這種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體現在統一全國的進程中。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西魏、北周只不過是一個占據關隴地區的割據政權，但實際上其領土有一個逐漸擴大的過程。西魏初期，統治區域只有今陜西、寧夏、甘肅等關隴地區。但在西魏后期，滅掉后梁，占據益州，統治區域逐漸擴大到今四川大部、重慶、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周武帝建德六年（577），滅掉北齊，統一北方。北周末年，靜帝年幼，帝位落入隋文帝楊堅之手。隋朝在繼承北周疆域與實力基礎上，最終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

北周對隋唐歷史也產生過重要影響。西魏立國之初，實力孱弱，時常面臨來自東鄰高歡的威脅，史稱“高氏籍甲兵之眾，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而當時關中地區又分布著匈奴、氐、羌、鮮卑、漢等各種民族，治理難度頗大（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宇文泰為與東魏對抗，采取關中本位政策，“維系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中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清人趙翼已經注意到，“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廿二史札記》卷一五），陳寅恪先生則將北周隋唐統治者總結概括為“關隴集團”。可見西魏北周時期形成的統治集團，深刻影響隋及唐初歷史。“關中本位政策”亦復如此，隋唐時期的府兵軍府分布、西北地區邊防等都與這一政策有或多或少的聯系。

西魏、北周政權這種“承上啟下”的作用，還可以從更宏觀的歷史視野加以觀察。西晉末年，北方地區陷入戰亂，高門士族紛紛南渡，與江南士族聯手在建康建立東晉政權。東晉及其后的南朝政權都繼承了漢魏以來的制度與文化。北方地區則建立了許多來自北部邊境的少數民族政權，最后鮮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權完成北方的統一。這些北族政權特別是北魏政權的統治，除了遵用漢魏以來的傳統外，還雜用不少北族的制度與風習，“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陳寅恪《李唐氏族推測之后記》，《金明館叢稿二編》）。南北因此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著不同的發展走向（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從這個意義上講，隋朝統一南北，不僅是全國疆域的統一，更開啟了新一輪的文化大融合。北周則為這一文化融合，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礎。

關于《周書》提供的歷史信息，首先是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載。《周書》雖無表、志，但不少典章制度信息均可在相關紀、傳中找到。南北朝時期，由于國土分裂與人群流動等原因，州郡數量激增，地理沿革復雜。《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記錄了魏廢帝三年（554）正月“改置州郡及縣”的詳細情況，是考察西魏、北周州縣地理沿革的重要文獻。府兵制是貫穿西魏、北周、隋、唐的重要軍事制度，但有關早期府兵制運行情況的資料頗少，相關記載隱晦不明。《周書》卷一六傳末開列西魏末年八柱國與十二大將軍姓名官職，并對其統兵之制略有所述，如“右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等記載，即成為研究西魏府兵制度的基礎文獻。北周官制，“雖行周禮，其內外眾職，又兼用秦漢等官”，情況頗為復雜。《周書》卷二四《盧辯傳》詳細記載北周職官“名號及命數”，為梳理北周官制提供了基本線索。卷二三《蘇綽傳》詳載蘇綽制定的“六條詔書”，闡述西魏朝廷施政綱領及地方官員的為政準則，是了解西魏、北周政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根據《周書》中這些典章制度的相關記載，可以明了宇文泰集團最終能脫穎而出并走向強大的原因。其后隋唐王朝強盛局面的出現，亦不難理解。

此外，《周書》雖是記載西魏、北周歷史的史書，但于東魏、北齊、梁、陳史事也多有涉及。編撰者在敘述西魏、北周歷史沿革的同時，也注意記述分立政權之間的聯系。清人趙翼對此大加贊賞：“當后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鄰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法之最得者也。”（《陔余叢考》卷七）不僅如此，《周書》還保存了與后梁政權有關的珍貴史料。如卷四八不僅給蕭詧、蕭巋、蕭琮等立傳，并附記后梁的主要朝臣，這些都是研究后梁政權的重要文獻。更值得一提的是，《周書》卷四九、卷五〇《異域傳》首次系統記載了突厥、稽胡的歷史，實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

還有，《周書》多不錄易代之際的九錫文、禪位詔等，被清人趙翼贊譽“剪裁之凈”（《陔余叢考》卷七），但也收錄了一些書信、時策、詩賦等，極具學術研究價值。如卷一一《宇文護傳》所收宇文護母子及東西魏之間往返的數封書信，是研究中古家族史、社會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卷三一《韋孝寬傳》所收“平齊三策”，是探討周、齊、陳之間地緣政治與北周平齊方略的重要史料。卷四一《庾信傳》所收庾信《哀江南賦》，以及卷末史臣論，是研究中古時期南北朝文學的珍貴文獻。

總之，《周書》是現存有關西魏、北周歷史最為原始的記載，其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值得進一步開掘運用，以展現更為豐富多彩的歷史畫面。

隋、唐都繼承了北周的政治遺產，而北周作為分裂時期的政權，《周書》編撰者如何處理其政權的正統性？

劉安志：上文業已指出，唐初編撰《周書》的目的之一是宣揚李唐二祖功業。在當時人心目中，李唐“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但北周只是分裂時期的一個政權，而隋唐都是統一王朝，如何處理北周政權的正統性問題，以表明隋唐王朝淵源有自，就不能不在《周書》的編撰上下功夫。

北周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政權，其正統性同樣面臨政權從何而來以及北周如何發展為隋唐這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涉到《魏書》的編撰。北魏分裂以后，高歡占據關東地區，宇文泰占據關隴地區。二者為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都選擇擁立北魏皇室后裔為帝，各以拓跋政權的繼承者自居。這固然可以在現實政治中發揮作用，但修撰史書敘述歷史發展時，還是會面臨東魏、西魏誰才是北魏的真正合法繼承者這一問題。現在流傳下來的《魏書》，是魏收在北齊天保二年（551）奉命所撰，自然以東魏為正統，闡明北齊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東魏。誠如清代學者王鳴盛所指出：“西魏宇文泰所立，東魏高歡所立，兩家皆篡弒其主者，則二魏難分正偽。《魏書》直以東魏孝靜帝為正，而西魏為偽，故不為立紀，僅附見孝靜紀中，既屬不確。且西魏文帝崩后尚有廢帝欽、恭帝廓，并不見于紀。”（《十七史商榷》卷六六）進入隋代，魏收所撰《魏書》自然不合政治需求，故隋文帝下詔命魏澹等重修《魏史》。《魏史》“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已從國家層面確立了西魏政權的正統合法性。迨至唐初，武德五年高祖李淵下詔修“六代史”，其中就包括《魏史》。貞觀三年重新修史時，因當時已有魏收、魏澹兩家魏史，故只修“五代史”。武德年間下詔修撰的《魏史》，如何處理正統性問題，因修史未成不得而知。但修“五代史”時，這個問題只能在《周書》中下功夫。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周書》，不僅記錄了北周一代歷史，還敘述了西魏政權二十二年（535-556）的歷史。《周書·文帝紀》分上下兩卷，雖主要記述宇文泰之功業，但一直使用西魏年號，其奉西魏為正朔之意甚明。而西魏承北魏，北周又承西魏，這種歷史書寫把北魏、西魏、北周三者有機串聯起來，從而證明北周政權的正統合法性淵源有自。《北齊書》雖然也在《神武紀》《文襄紀》中涉及北魏末年及東魏歷史，但這只是追述北齊建國歷史。相較而言，《周書》有意“突破”北周時空的編纂風格，是非常明顯的。此點與下面的問題也緊密相連。

第二個問題則關涉隋唐政權如何承接北周而來。前文業已指出，武德年間，令狐德棻上疏奏請修史，直言高祖李淵“復承周氏歷數”，這表明李唐政權的德運相承，是從周隋而來的，北周正統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但北周畢竟不是統一政權，當時仍有東魏北齊、梁陳與西魏北周三分鼎立。如何在《周書》編撰中體現出北周的正統地位？這可以從《周書》在空間范圍上的敘述特點予以觀察。上文還指出，《周書》不僅記錄西魏、北周的歷史，也敘述了東魏北齊與梁陳史事，此點深受清代學者趙翼好評。另外，后梁政權作為西魏的附屬國，《周書》卷四八不僅給蕭詧、蕭巋、蕭琮等立傳，還附記后梁的主要朝臣。卷四九、卷五〇《異域傳》，則保存了西魏北周政權與北方少數民族，以及周邊國家交往的史事。顯然，《周書》在空間范圍上的這些書寫，在同時期修撰的《北齊書》中是看不到的。由此不難推知，在初唐時人的編纂理念中，西魏北周政權并非偏安一隅，而是正統合法的宗主國，居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隋唐則繼承了這一世界性特質，并最終發揚光大。

此外，如上文所言，《周書》編撰還深受唐初門閥觀念的影響。眾所周知，唐初修撰的《氏族志》，旨在“崇重今朝冠冕”，基本原則是“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令狐德棻編撰《周書》的同時，還參與了《氏族志》的編寫，自然深悉當時的政治生態與權貴訴求。《周書》為唐初權貴先祖立傳，在史論中夸耀“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這既是現實政治的需要，也反映了李唐與北周的歷史承襲關系。由此言之，《周書》不僅是一部西魏、北周史，更是一部唐初門閥貴族形成史。

總之，通過《周書》編纂，唐朝進一步塑造了北周上承西魏、下啟隋唐的正統地位，進而也為自身政權的正統合法性構建了歷史依據。

具體到北朝，高歡與宇文泰這兩位政治人物的比較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能否請您簡略談談北周、北齊勢力消長背后的原因？

劉安志：高歡和宇文泰有不少相近之處，二人都出身六鎮，在北魏末年的戰亂中逐漸崛起成為權臣，又分別是北齊、北周政權的奠基者。在《北齊書》和《周書》中，兩人都是英明神武的形象。高歡和宇文泰之間曾有過數次交戰，互有勝負。東西魏分裂之初，“高氏籍甲兵之眾，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周書》卷二《文帝紀下》）。但最終西魏逐漸走向強盛，繼起的北周滅掉北齊，統一北方，為隋朝完成全國一統大業奠定了堅實基礎。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比拼，更是綜合實力的較量。北周、北齊勢力此消彼長的背后原因，與宇文泰及其繼任者勵精圖治、銳意改革、體恤民生是分不開的，同時也與北方民族盛衰存在一定關聯。

北魏剛剛分裂為東魏、西魏時，雙方實力差距是相當明顯的。“夫高歡所據之地，其富饒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戀，而鄴都典章文物悉能繼太和洛陽之遺業，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滿足”（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關中地區長期遭受戰亂，經濟凋敝，百廢待興。如西魏初年的岐州，“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刺史鄭孝穆到任時，一州戶數只有三千（《周書》卷三五《鄭孝穆傳》）。在這樣一種實力懸殊的背景下，宇文泰除實施“關中本位政策”凝聚胡漢民心，創建關隴集團籠絡各方人士，建立府兵制加強軍事力量外，還繼續推行北魏創立以來的均田制，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積極恢復社會經濟。蘇綽在“六條詔書”中特別提出要“均賦役”，抑制兼并，改善民生，減少貧富差距。繼起的權臣宇文護、周武帝宇文邕等，也都能繼承宇文泰所開創的基業，踔厲奮發，銳意進取。尤其是周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方面的進一步改革，使北周國力大大增強，從而徹底改變了國力東強西弱的格局。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周武帝通過滅佛事件，將“寺院經濟”下的百姓轉化為國家編戶，從寺院獲得大量人力、物力，史稱“自廢（佛）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廣弘明集》卷一〇）。

北齊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云“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后，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北齊無法抑制嚴重的土地兼并，導致“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亙陌，貧無立錐之地”（《通典》卷二《食貨》）。直到隋文帝統治的開皇年間，史籍仍稱“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奸偽，避役惰游者十六七”（《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由此可見，東魏北齊雖然占據關東富庶之地，但未能有效抑制土地兼并，改善民生疾苦，將財富與人口轉化為國力。同時，北齊佛教勢力積極擴張，統治者大量修建寺廟，開鑿石窟，鄴城取代洛陽成為北方佛教中心。這不僅造成巨大資源浪費，而且寺院還廣占良田與依附人口，使國家財力大受損創。《廣弘明集》卷七載北齊武平時期：“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可為明證。

北齊也未能處理好六鎮勛貴與河北士族之間的關系。北魏遷都洛陽后，華夏化進程加速，北方六鎮將士地位下降，最后引發六鎮起兵，動搖北魏政權。東魏北齊政權繼承六鎮軍事武力的同時，也繼承了北魏遷都洛陽之后的華夏化遺產。兩者在短時間內匯聚一地，導致東魏北齊政權內部呈現出相當復雜的政治張力。這種張力對政權走向的影響不可小視。早在東魏時，侯景就表達出對高澄的輕蔑，公開說“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下》），表明統治集團內部缺乏強勁的凝聚力。高歡死后，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日趨嚴重。文宣帝、孝昭帝時期，六鎮勛貴與河北士族展開了一系列的明爭暗斗。北齊后主武平三年（572），河北士人祖珽利用北周“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的謠言，進言害死北齊名將斛律光。唐初史臣修撰史書，寫到斛律光之死，也不禁感嘆“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讎”（《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相較于西魏北周“關隴集團”的人心凝聚，北齊統治集團的重重矛盾最終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內耗。

伴隨而來的，則是東西雙方實力此消彼長。《北史》卷五四《斛律光傳》有一段記載，頗值注意：“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當時東西雙方以黃河為界，文宣帝時每到黃河結冰，周人常擔心北齊趁機踏冰過河進攻，所以派人將冰面鑿開。但到北齊武成帝時，局勢已發生變化，齊人開始擔心周人踏冰過河，故而到黃河上鑿冰，防御周兵，由原來的攻勢轉變為守勢了。這一細節描述，充分反映了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勢力之間此消彼長的實質性變化。

此外，北周最終走向強大戰勝北齊，也與當時的北方民族盛衰有關。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從周邊勢力觀察唐朝內政，提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這一觀察視角同樣可以運用于周齊之爭。從公元四世紀后期到六世紀初，柔然在北部長期與北魏政權對峙。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后，柔然與東魏關系密切，《北史》卷九八《蠕蠕傳》稱“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來往不絕”。二者聯手，共同形成對西魏的壓制之勢。迨至六世紀中葉，突厥崛起。西魏大統十二年（546），突厥求婚柔然未成，反被柔然辱罵為“鍛奴”，遂轉而向西魏求婚。大統十七年（551），西魏以“長樂公主妻之”，開始與突厥交好。在突厥與柔然的交戰中，北齊選擇支持柔然，文宣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北齊書》卷四《文宣紀》）。西魏恭帝二年（555），突厥最終擊滅柔然，北齊也因此失去北部盟友。勢力東擴之后的突厥，逐漸成為橫亙在北齊北境的巨大威脅。北周充分利用這一有利局勢聯合突厥共抗北齊，《周書》卷五〇《突厥傳》即稱：“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每連結之，以為外援。”北齊最終在北周與突厥的聯手進攻下走向覆亡。從這個角度說，北部草原地區民族的盛衰與政權的更迭，也深刻影響到了周齊實力的此消彼長。這也是我們認識北周平齊乃至隋唐統一全國這段歷史不可忽略的一個側面。

附記：

本文的撰寫與修改，得到呂博教授及其他《周書》修訂組成員的無私幫助，其中博士生畢康健同學出力最多。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