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負故意殺人罪名28年后，50歲的劉忠林終于等來了無罪判決。4月20日上午，吉林高院再審宣判劉忠林故意殺人案，法院認定“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宣告劉忠林無罪。

對現在北京當公交安全員的劉忠林而言，這是一份及時雨似的司法判決。正義或許遲到，但不會缺席。1990年10月28日，劉忠林被認定為一起兇殺案犯罪嫌疑人，1994年被判處死緩，悲劇的人生拉開序幕：在獄中被囚禁25年多，出獄后因為“殺人犯”身份，在找工作等方面多有碰壁……有了這份無罪判決書，他便能恢復清白之身，翻開人生新的一頁。

不僅如此，作為“被羈押時間最長的蒙冤者”，劉忠林還有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改判之后，他可以依據《國家賠償法》，就25年多的人身自由喪失，向賠償義務機關申請賠償金。“陳滿殺人冤案”23年后改判無罪，獲國家賠償275萬余元；被羈押時間超過陳滿的劉忠林，理應獲得更高的賠償金。這也是國家層面的司法糾錯后，給予蒙冤公民的應有救濟。

改判無罪，這是蒙冤者最直接的期盼，也代表了公眾的心聲，卻還不是徹底的正義。翻看新聞報道，在這起創下紀錄的冤案中，還暴露出種種匪夷所思的“硬傷”，甚至是違法的蛛絲馬跡，需要痛定思痛、挖根深究。

證據是定罪量刑的基本前提。新舊刑訴法中，都明確了“不輕信口供”原則，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令人遺憾的是，此案僅靠口供定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及某村民的證言，就“坐實”了劉忠林有罪的證據鎖鏈。殊不知，“物證奇缺”“口供為王”，如此“證據鎖鏈”本就不堪一擊。更何況，口供15次“對不上”，“供述”和“證言”之間相互矛盾，更消弭了這些證據的法定效力，也讓劉忠林的入獄很難經得起推敲。

外界更關心的是，此案偵緝過程中到底有無刑訊逼供？據媒體報道，劉忠林帶傷出獄，“雙手十指都沒有指甲，呈現出壞死的狀態”、“右腳大拇指被截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而且，劉忠林的有罪供述，“隨著偵查機關對案件證據的調查情況而不斷發生變化”，“在內容上根據偵查機關調查的進展情況而不斷迎合偵查機關”，“警方當年提取的部分尸骨和胎骨也在原審判決生效十年后，被全部銷毀”……這些不無蹊蹺的蛛絲馬跡，不能不讓人對辦案者角色心生疑惑。

從刑訴法的設計看，訴訟程序是被告人權益的重要保障。比如，舊刑訴法早已明確，當事人或者他們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有權用書狀或者口頭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奪。然而，本案的現實卻是，判決送達后，劉忠林口頭提出上訴，“但這份口頭上訴未獲法院受理”，如此任性作為，不能不說是司法之殤。

其實，不止是原審過程，再審過程也有頗多程序瑕疵。吉林高院從決定再審該案，至今已歷時6年，漫長的過程被媒體戲謔為“馬拉松式再審”。按照新刑訴法，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應當在作出提審、再審決定之日起三個月以內審結，需要延長期限的，不得超過六個月。蒙冤者“心急如焚”，為何拖延如此？是案情復雜異常，是辦案力量不足，還是阻力巨大，恐怕還需要向公眾告以實情。

每一起冤案的昭雪，不能滿足于判決的作出。是什么造成了冤案，如何追責問責，怎樣“亡羊補牢”，同樣是正義所盼。這起“馬拉松再審”之后，正義還須向前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