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今日本，已確診及潛在的認知癥患者已超過800萬人，老年人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認知癥已成為國民性的疾病。不少人因恐懼偏見而不敢將家人患有認知癥告訴周圍的人。這些患者極易在自己熟悉的街區迷路、失蹤，甚至死亡。《失智失蹤：1萬走失老人與痛苦的家人》收集的案例極具代表性，反映了日本社會存在的認知癥老人家庭看護難題和社會支持不足的短板。

目前的制度之下，無法提供24小時全天看護

——三浦澄?·?84歲

在取材的過程中，這樣一個群體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那便是獨居老人。至2013年為止的5 年間，全國因認知癥或疑似疾病導致當事者失蹤并最后確認死亡的案例共計112起。我們對這些案例就當時的情況進行詳細取材的過程中發現，其中29%的案例即33名當事者都過著獨居生活。

其中一名當事者就是居住在東京新宿區的三浦澄。

2013年4月，時年84歲的三浦女士下落不明，她的遺體隨后被人發現。據悉，三浦女士的丈夫于約 20 年前過世，那之后，由于膝下無子女，她一直過著獨居生活。

三浦女士患有阿爾茨海默型認知癥，鄰居們也察覺到了她的異樣。她有時會在自己居住的集體住宅的走廊上漫無目的地游走，有時會跑到別人居住的樓層。

三浦女士接受了“地方綜合援助中心”的援助。地方綜合援助中心是由自治體設立的地方性綜合機構，配備有保健師、社工、看護援助專員等工作人員，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援助。由于三浦女士的癥狀正逐步加重，該中心考慮盡可能為其提供更多的關懷舉措。

看護保險所涵蓋的上門看護的上限為每天早晚兩次。但對于三浦女士的情況而言，這還遠遠不夠，因此又加上了白天由地方獨立提供的“配餐服務”，每天三次對三浦女士的生活進行援助。

然而，2013年4月的一天早上，在護工到來之前，三浦女士便獨自離開了家，行蹤不明。后來她的尸體在離家5公里的千代田區萬世橋附近的神田川流域被人發現。據悉，三浦女士可能是在游蕩的過程中失足掉入河中導致死亡的。

地方綜合援助中心表示 ：“雖然我們對當事人的游蕩情況也深感擔憂，但我們無法為他們提供24小時全天看護。目前的制度存在局限性。”

國家政策與增長的認知癥老人

為使認知癥患者能夠盡可能繼續在自己熟悉的街區生活，厚生勞動省正在逐步完善上門看護及上門護理服務，并推進建設供老年認知癥患者共同生活的養老院等機構。2012年，作為認知癥應對方案之一的五年規劃“橙色計劃”正式出臺。

然而，通過此次取材我們意識到，對于持續增長的認知癥老人群體，國家的應對方案還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援助。

位于東京杉并區的認知癥看護研究及研修東京中心的所長本間昭醫師指出：“根據國家現有的政策，能夠給予獨居的認知癥老人以援助的人才儲備及設施建設尚不完善。國家有必要盡快考慮對策，解決問題。”

在三浦澄的案例中，還浮現出了其他問題。

事實上，在三浦女士的遺體被發現5個月后，她的身份才最終被確認。三浦女士失蹤當天，她的遺體就已被警方發現，但由于未能確定其身份，根據遺體發現地千代田區的規定，只能在身份不明的狀態下舉行葬禮。骨灰被臨時安置在東京都內的一處殯儀館內，并以“在旅途中死亡的人”表示骨灰屬于身份不明的遺體，在政府公報上予以公示。公示內容包括，遺體被發現的日期、時間、場所、性別、身體特征，以及隨身物品等信息。

一位三浦女士的熟人對遺體身份的確認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曾是一名警官。知曉三浦女士失蹤情況的該男子多次前往東京都內的各警察局，以確認至今發現的身份不明的遺體中是否有三浦女士。最終，他發現一具女性遺體疑似三浦女士。警方隨即與居住在栃木縣的三浦女士的妹妹取得了聯系，DNA 鑒定的結果顯示該遺體確為三浦女士無誤。面對我們的采訪，三浦女士的妹妹這樣說道 ：“如果沒有這名男子幫忙，姐姐的骨灰可能至今還以身份不明者的狀態被安置著，我對他非常感激。但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為什么警察沒能查明姐姐的身份呢？”

《失智失蹤》，【日】NHK特別節目錄制組/著 石雯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9月版

于未曾料及的近處發現的尸體

——安藤歌子?·?85歲

接下來，我們開始關注當事人的失蹤地點與遺體被發現地點之間的距離。在確認死亡的人之中，有94名死者的家屬及自治體等相關人士愿意接受采訪，我們對這些死者的遺體發現狀況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有55名死者（占總數的59%）在距離自家1公里以內的相對較近的地點被發現。

東京文京區的安藤歌子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9月，家人稍不留神，當時85歲的歌子便離開了家，下落不明。

10多年前，歌子患上了阿爾茨海默型認知癥，大約3年前開始屢次出現獨自外出、無法歸家的情況，但通常都會被鄰居發現或被警察救助，歌子總能在走失的當天回到家。

但是那一天，無論怎么尋找也不見歌子的身影，7天后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死因為衰弱致死。

對于不停尋找歌子的家屬而言，遺體發現的地點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在離家很近的民宅后方，穿越墻與墻之間30厘米寬的縫隙，有一處空地，歌子的遺體便是在這里被發現的。警方向家屬這般解釋，從植物被踩踏的痕跡可以看出，歌子穿過墻壁的間隙，進到了深處，但卻沒法按原路返回。

一直在尋找歌子的女兒真由美說 ：“我也找過附近的小路，但是沒想到母親竟然就在咫尺之遙的地方。我以為她去了更遠的地方。”

一聽到認知癥的游蕩情況，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印象：患者會漫無目的地閑逛到很遠的地方去。

事實上，一開始我們也是這么想的。

在死者之中，有59%的人是在距自家1公里以內的近處被發現的，這一分析結果該如何解讀呢？

認知癥看護研究及研修東京中心的永田久美子研究部部長表示：“搜尋無果的時候，可能會認為當事人去了遠處，但這次的分析結果告訴我們，仔細搜索家附近的場所更為重要。首先要搜索自家和小區，沒找到的話，在鄰居的配合下搜索附近的區域，這是首要任務。”

在歌子的案例中，除了遺體發現場所與自家的距離之外，還顯露出了其他特征。歌子的遺體被發現的地點，平時是無人涉足的。歌子的女兒真由美這般說道 ：“母親被發現的地點距家如此之近，我深感震驚，但同時我也完全無法理解，母親為什么會到這樣的地方去。”

在取材中，我們還發現了其他案例的當事人也同歌子一樣，在出人意料的場所死亡。例如，在蓋著蓋子、幾乎枯竭的水渠之中等等，不少死者都是在一般人不可能進入的場所被發現的。

認知癥患者特有的“視野狹窄及問題解決能力弱”成為意外發生的導火索

為何這些當事人會在這些地方死亡呢？在對專家進行采訪后我們得知，這也許與認知癥的癥狀存在關聯。

我們拜訪了福井縣敦賀市內的敦賀溫泉醫院，在此工作的玉井顯醫生從事著對認知癥患者行為的研究工作。玉井醫生正進行一項全國罕見的研究，他通過使用特殊的小型相機，調查認知癥患者在行走時目光會注視何處。在輕度認知癥患者的協助下，玉井醫生分析了他們在街上行走時的視頻，結果顯示，這些患者的視線集中在自己的腳邊，對周圍的情況及車輛并不予關注。玉井醫生指出，認知癥患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能夠輕易認知空間的腳步上，因而視野變得狹窄。

我們同時還了解到，在認知癥患者的行為中，還有以下特點。

一名男性患者在沿著盲道行走的過程中，到達一處十字路口，發現盲道被切斷，他便突然停下腳步，原地不動。這名男性患者當時的視線看向何處呢？通過對特殊小型相機所拍攝的視頻進行分析得出，當時他的視線突然出現了劇烈晃動。我們也看了當時的視頻，感受到了他不知所措、心慌意亂。此后，該男性患者未向任何人求助，在原地站了約3分鐘的時間。

對于這樣的行為，玉井醫生分析，是認知癥患者的問題解決能力弱所產生的影響。此外，玉井醫生還指出：“由于認知癥患者特有的視野狹窄及問題解決能力弱，認知癥患者可能會進入常人難以想象的場所，導致無法脫身。距家1公里范圍以內死亡的案例頻發這一事實表明，在我們生活的場所附近就存在著對于普通人來說安全，但對于認知癥患者而言卻危險的地方。我們有必要意識到存在這樣一種風險。”

“如果能早點報警的話”

——齊藤一郎（化名）?·?73歲

通過取材我們發現，報警的“延遲”可能會攸關性命。因不想給周圍人添麻煩等理由，家屬沒能立即報警或尋求相關人士的幫助，結果造成當事人死亡，這樣的情況時有發生。

2013年3月1日，齊藤一郎的遺體被發現，通過家屬的描述我們得知，這一事件的發生與家屬未能及時報警求助不無關系。

齊藤一郎的妻子房子（化名）至今仍感到后悔，在丈夫一郎失蹤的時候如果能盡快報警，丈夫說不定就能得救了。

齊藤夫婦在長野縣佐久市過著二人生活。夫婦倆的家在村莊的一隅，附近有廣袤的田野。

約5年前開始，患有認知癥的一郎出現了游蕩的癥狀。他經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嚷嚷著“要回家”，多次出門前往以前居住了很久的地方。

雖說一郎失蹤的情況已經發生了100次以上，但其中的七成，房子都能立刻找到他。若尋找2小時未果，房子便會選擇報警，這樣的事情已發生了30多次。

“哪怕是5分鐘我也不敢松懈，一直看著一郎，即便如此，他還是走失了。每次都給警察添了很多麻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一郎一失蹤，我就很擔心，還是會決定報警。”

房子因丈夫的失蹤而頻頻報警。然而，2013年2月27日這一天，似乎很不尋常。

這一天，寒冷刺骨，前一天下的雪還未消融。房子從上午9點左右開始，就在家門前鏟掃積雪。不知何時，一郎不見了蹤影。

通常一郎都是在傍晚時分出走，但這一天他卻在上午就離開了家。房子以為很快就能將他找回，開著小型汽車在附近尋找起來。

然而，同樣的道路開過了幾十次，也沒能看到一郎的身影。雖然房子漸漸感到焦急，但這一天，即便尋找2個小時未果，房子也沒有報警。

“因為當時是白天，我便想著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郎。報警的話又會麻煩警察。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這樣的想法總是非常強烈。警方的工作人員都對我很耐心親切，但是讓他們幫忙找人的話很辛苦啊。大家應該都會這么想吧？”

最終，因“實在找不到了”而放棄的房子，在午后時分報了警。此后，警察、消防隊、志愿者們共同開始了對一郎的搜尋，2天后的傍晚，一郎的遺體在附近的溝渠中被發現了。

“當時我一邊找著，一邊想著還是盡快報警比較好吧，但是又對自己說，再找一會兒，就再找一會兒……在這般寒冷的天氣中，我真的是作了錯誤的決定啊。如果盡快報警的話，一郎說不定就有救了。老實說，就算早一個小時也好啊，因為沒能及時報警，我感到非常后悔。”

在一郎的案例中，家屬比平時的報警時間晚了一小時，而就在這一小時內，雪天的寒冷等各種因素疊加，最終結果是當事人死亡。一小時的差別，究竟是否能被稱作“延遲”，想必每個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而且，這也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但重要的是，提早一小時報警的話，能夠顯著提高當事人獲救的可能性。出于這一考量，我們有必要對報警的“延遲”這一因素加以關注。

關于“延遲”報警

——大阪府警察及自治體的數據所展現的現實

現有具體的數據能夠表明家屬等有延遲報警的傾向。我們取得了大阪府警方關于失蹤申報的詳細數據。

2012年一年間大阪府警方受理的患有認知癥或疑似疾病的失蹤申報共計2076件。

其中有26人在申報被提交后，最終被發現死亡。死者年齡從69歲至85歲，無一例外均是老年人。

大阪府警方在對這26名死者的死亡推定時間進行調查后發現，其中有10名死者的死亡推定時間在其失蹤申報提交之前。也就是說，占總數約四成的死者在失蹤申報被遞交之時，其實已經死亡了。申報的遞交“遲了”。

在自治體的數據中，也不難看到“延遲”報警這一問題。我們以不公開市町村名為條件，在縣廳所在地的某市，申請并獲取了從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間因認知癥而失蹤的人員中死亡或未發現的案件信息。

共有15名失蹤者為死亡或未發現狀態。名單上記載了當事人失蹤的日期、時間，以及報警的日期和時間。

經過分析，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趨勢。在這15起案例中，有9起案例的報警時間為當事人失蹤的第二天及以后，為總體的 60%，也就是占了多數。

進一步對這9起案例進行詳細分析后可知，有5起是在當事人失蹤次日報的警，有2起是在失蹤2天后報的警，有1起是在失蹤3天后報的警。

對于這一趨勢，某自治體的工作人員指出：“就這些失蹤事件發生的背景而言，都屬于家庭問題，很多人都認為應該先自己想辦法把當事人找回。‘失蹤后也有可能自己回來，總之先試著一邊尋找一邊等待一個晚上吧’，或者‘過一天再看看情況，到時候還沒找到的話，情況可能就危險了，那就報警吧’，也許很多人都是這么想的。雖然很多情況下失蹤者能夠被找回，但事實上，也有案例中失蹤者不幸身亡的，一般可以認為，這種情況是錯過了報警的時機。”

在對眾多因當事人走失而感到苦惱的家屬進行采訪后，我們也切實感受到，在當事人失蹤后經過一晚的時間才報警，的確會增加危及性命的風險。

話雖如此，家屬沒能立刻報警，結果造成嚴重事態的案例時有發生。

以上是我們對“延遲”報警的現實情況進行的分析。也許會有人覺得：“數據是不是太少了呢？”其實我們也是這么認為的。

要分析報警的時機究竟被延遲了多少，我們需要搜集更多的案例，以提升可信度。只有警方掌握了總體數據，但對數據進行相關分析的僅大阪府警等部分警方。

同時，對于認知癥的理解也是因地而異。城市和農村可能就存在著不同的趨向，在失蹤者死亡案例較少的地區，也許報警也更早。一般認為，報警越遲，失蹤者死亡的風險越高，但是為明確這一結論，除了失蹤者死亡的案例，還必須分析失蹤者被平安找回的案例。可據我們所知，警方尚未能夠進行如此詳盡的分析。

報警的時間哪怕提前一小時，失蹤者被平安找回的概率也能確實提高。

為了能更有效地傳達這一訊息，警方、自治體等有關單位應盡快對已發生的案例進行徹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