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雷特 攝

和在其他國家一樣，在日本根除性別歧視，主要立足的必定是正義和人權，而不是基于經濟。與男性所享有的相比，女性事實上享有的權利和選擇自由落差巨大，這是迄今為止日本最廣泛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因其涉及人數眾多。

一系列法律或多或少地幫助實現了男女法定權利的平等，其中包括：1946年首次實現的法律上的平等，1985年的《平等就業機會法》，1991年的《保育假法》，1999年的所謂《性別平等社會基本法》，以及2001年的《防止配偶暴力法》等。此外，日本國會在2015年通過了 《促進女性工作參與和晉升法》，要求任何雇員超過300人的組織公布其性別多樣性數據以及“多樣性行動計劃”。再是，厚生勞動省制定了一項認證計劃，以表彰那些被認為在促進女性參與方面制度優越的公司。

根據1991年的法律和隨后的修正案，日本甚至被評為世界上陪產假權利最高的國家，因為原則上母親或父親都可以在嬰兒出生后的第一年休帶薪育兒假，政府或公司將他們的收人維持在正常收入的80%左右。父親可以將他們的時間一分為二。但很少有父親——2018年僅超過6%——真正這樣做，他們主要以工作場所文化和工作方式的要求為借口。事實上，在2019年，一些真正行使這些權利的父親最終對雇主提起訴訟，聲稱給予他們陪產假是對他們的歧視。正如陪產假的例子，以及前文的伊藤詩織和石川優實的努力所表現的那樣，制度實現或阻礙權利和選擇的方式才是差距所在，才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所在。法定權利是向善利好的，但具體實施未必如此。

這種社會不公也有經濟上的影響：制度對女性的權利和選擇造成的障礙，是日本經濟在生產力增長方面嚴重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各組織以低效的方式使用許多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女性從事低于其能力的工作；男性則被迫長時間工作，但生產力低下，因此犧牲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或無法承擔家庭職責。再次引用首相安倍在2014年說過的話，即如果日本要真正成為一個“女性閃耀”的國家，各類制度需要做出一系列調整，其中許多也會提高生產力，從而改善經濟和生活水平。雖然我們所謂的人力資本的更有效利用聽起來是技術性的，甚至是唯利是圖的，但這意味著給女性提供機會，以任何她們希望的方式發揮她們的潛力。這是“閃耀”真正的含義。

不過，一個變化己經在發生了，它是這種轉變的必要先導。在此刻的日本，女性表明她們希望能夠以各種方式閃耀。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當日本的經濟仍以農村經濟為主的時候，女性在撫養孩子和管理家庭的同時，也有很高的勞動參與度。在1945年之后的50年里，在一個逐步城市化、工業化的國家里，這種情況政變了，形成了一種普通的勞動分工，即男性出去工作，逐漸在長期合同下受到終身雇用，而大多數女性留在家里承擔家庭責任。這反映在20世紀80年代高等教育的巨大性別差距上，當時的許多家庭仍然認為不值得送女兒上大學。如圖14所示，1983年，只有12.2%的高中畢業女性進入四年制大學學習，而同一年齡段的男性人數則為36.1%。1990年，當泡沫經濟破滅時，仍然只有15.2%的女性進入四年制大學，還不到男性的一半。但到了十年后的2000年，女性的人數翻了一番，達到31.5%，而男性的比例則上升到47.5%。2010年，女性的數字再次急劇上升，達到45.2%，而男性則達到56.4%。現在，女性的人數已接近50%。鑒于日本青年人口的減少，這意味著在絕對人數上，1983年大約有11萬名女性高中畢業生入讀四年制大學課程，而2010年大約有28萬名這樣的年輕女性進入四年制大學學習。

因此，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代女性，主要集中在三四十歲，她們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全國各地的大小組織中擔任各種有影晌力的職務。這在日本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跡象依舊是一種可能性，而非現實。不過，現任昭和女子大學校長的坂東真理子一一她做了34年管理和政策顧問，是積極的促進性別平等活動——認為，通過職業管道輸送更多的女性畢業生，意味著在未來十年內，科長和更高級的管理人員中，女性的比例將至少翻一番。這將使女性管理人員的比例提高到25%左右：盡管仍然很低，但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大力發展，并在管理決策中創造一個女性影響力的“臨界質量”。

1965年，坂東是東京大學的一位女學生，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因為當時只有3%的本科生是女性。她學習文學，她說在她的班級里，女性都很出色，而更多的男性則在能力水平上有很大的差異。但當她畢業時，私營公司根本不會向女畢業生提供工作機會。這就是她參加政府工作的原因。坂東現在是一位知名作家，她認為女性賦權在日本已經經歷了三個關鍵階段：第一階段，戰后勞動法對女性的保護，第二階段，1985年的平等機會法第三階段，公共補貼兒童保育的發展。而現在日本正處于第四個階段，她希望在這個階段，社會和政府會鼓勵女性發揮她們的才干。

如果坂東的預測成真，并且女性的影響力在隨后的幾十年里繼續增強，那么男性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水平仍然與他們在人口中約50%的比例極不相稱，這與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但男性將首次與大量的女性共事。同時，國家總人口的老齡化和逐漸萎縮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組織幵始意識到，他們需要調整自己的工作和行為方式，以便不僅可以給更多女性提供機會，而且還能積極地吸引她們。這有可能加速這一進程。

顯然，這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幾乎從任何角度來看，日本在性別平等方面都遠遠落后于其他富裕的發達國家。在最簡單的綜合各種數據的指數排名中，即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 《年度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的排名很低，甚至因其他國家取得更多進步而不斷下滑：在使用2019年數據的2020年報告中，日本在153個國家中從第110位下滑到第121位，遺憾地位于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科威特之間。誠然，韓國（第108位）和中國（第106位）的得分也很低，但日本和排在它前面的富裕大國之間相差甚遠：意大利排在第76位。在2017年的政界，女性僅占眾議院成員的10%，在權力較小的參議院中占20%以上。女性在地區和地方政府中的占比更低，在都道府縣知事職位中占6.4%，在都道府縣議會中占9.9%的席位，在市區町村長中僅占2.3%。

萬事開頭難。也就是說，還是有一些重要的變化跡象——不僅僅是女性擔任職位的數量增加了。松井凱西是東京高盛公司的副董事長，自1999年以來，她一直在跟進日本某一主題的研究，她稱之為“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她認為，如果女性發揮更全面的作用，創造更多經濟產出，日本年經濟產出有可能提高10%—15%。她的第一份報告發表時，15—64歲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只有56%：現在，如前所述，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70%以上。確實也有一種新的氣象出現。在她于2019年發表的最新報告中，她和她的同事寫道：

由于勞動力普遍短缺，而經濟不斷增長，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工作場所的性別多樣化（gender diversity）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經濟和商業需要。

《在場：21個故事講述日本的女性經濟學》

（英）比爾·艾默特 著

林小慧 譯

原標題：《女性閃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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