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是中國古代書面語的主要形式。它建立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并在諸子和史學家的手中成熟起來。漢代的口語與文言已拉開距離，但文言沒有退出語言舞臺。漢代文人不僅豐富和發展了文言，而且開創了書面語與口語分離的局面，使之成為綿亙兩千年的傳統。兩千年里，文言在書面語中的至尊地位一直是不可動搖的，雖然白話也曾試圖分庭抗禮，并也確實占據了一些領地，但終究沒有成為文言那樣的正統。白話、俗語不能登大雅之堂，稍有越軌，就會立即遭到驅逐。

語錄是口語的記錄，雖然經過加工和提煉，但仍保持口語面貌。先秦時期，語錄體是人們最得心應手的文章樣式，《論語》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語集錦，《孟子》記錄了孟子與人的大量對話《莊子》中的對話多為作者杜撰，但足見語錄體是怎樣的受歡迎。史書也有以記載口語為主要內容的《戰國策》、《國語》等。漢以后，因為文言與口語分道揚鑣，語錄體也受到冷落。清顧炎武就嚴厲批評過后世的語錄體:

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從門者，多不善于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1]。

錢大昕解釋這段話說:“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心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2]他們反對后代語錄的理由主要是，語錄用的是口語，缺少必要的熔裁，因而鄙俗乏采。這種觀點并不為所有文人所贊同，但有相當的代表性，顧炎武說:

自嘉靖以后，人知語錄之不及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3]。

文言的勢力實在太強大了，語錄體還沒有熱起來，就因“人知語錄之不及文”而被拋棄了。語錄成了書面語的禁忌，清李紱在《古文辭禁八條》中將語錄列為所禁的

第一條:

禁用儒先語錄。語錄一字始見于學佛人錄龐蘊語，相沿至宋，始盛其體，雜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千矢橛”之類，穢惡不可近。而儒者弟子無識，亦錄其師之語為語錄，并仿其體，全用鄙言，如“彼”、“此”自可用，乃必用“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無論理倍與否，其鄙亦甚矣。《魯論》具在，孔門弟子記圣人之言，曷嘗如是鄙語哉！南宋以還并以語錄入古文，展卷憮然，不能解其為何等文字也[4]。

“這”、“那”、“的”、“了”這些詞在白話文翻身之后可進入任何莊嚴的場合,但在當時文言的壓迫下，統統被打上“鄙”的恥辱標記,并成為語錄不當存在的理由。

文言的另一對手是大眾語，即所謂的市并俚語和村豎野詞。下層社會的語言活潑恣肆，一派天真，對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方巾學究尚能穩住陣腳，拒絕大眾語的挺進，斥之為下里巴人，視之同鄭衛之聲，維護文言的一統天下。也有一些文人則沒有固守文言城池，讓出部分地方作為大眾語的立腳之地，如部分文學體裁，但即使在這些人的眼中，文言也是正式的書面語言。明代馮夢龍《序山歌》、李開先《詞謔·論時調》肯定了“田夫野豎”、“里巷婦女”的矢口寄興，但都沒有表示文人也可用這種語言。清代袁枚欣賞詩歌中的口頭語，認為“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 [5],但又將口頭語限定在詩歌語言的圈子內,文章語言則是“不可俚”、“不可時”（《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李紱在《古文辭禁八條》中將這種語言也視為文章禁忌:

禁用市井鄙語。詩有俗語，若子夜歌、竹枝詞多用諺語。至于古文必須典雅。《戴記》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子長亦謂“言有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昌黎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州謂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嚴格地說，詩歌語言常常并非書面語言，因為相當多的詩歌就是口頭文學，歷代民歌是這樣，包括被文人奉為圭臬的《詩經》中的“國風”。這就是文人在詩歌上對民間語言網開一面的原因。在他們看來，正式的書面語只能是文言。

文言就這樣雄視書面語世界，口語在流水般地更迭著，文言王國卻巋然不動。直到五四時期，文言才受到強有力的沖擊，經過幾番激烈較量，即文言與白話之爭，文言終于勉強退讓。文言作為舊時代的聲音，與舊時代一起過去，它也作為那個時代的符號，成為那個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標志。

與語言學上尊從以先秦語言為基礎的文言相對應，文學上有“文必秦漢”的口號。雖然這一口號出現在明代，但它所代表的傾向很早就發端了。

“文必秦漢”意即文章寫作以先秦兩漢為榜樣，而先秦文章又是最高范本。兩漢之所以會成為文章寫作中的“亞圣”，是因為在時間上與先秦最近，“去圣未遠”，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文學傳統。揚雄很難說是兩漢文學最有成就者，但他無疑是文學上的多面手，而且他既是創作者，又是文學理論家，因此，他的見解特別值得重視。他在《自序》中說:

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高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于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邊逸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6]。

揚雄取法的對象主要在先秦，傍及漢代司馬相如。由于他首倡在先秦散文規范中寫作,故被后來的古文運動推為先驅人物。

魏晉六朝文學在一定程序上偏離了先秦兩漢軌道，但很多人并沒有忘懷于以前的模式。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

他認為，所有文體都萌芽于先秦，以先秦的某類文體為根端。先秦文章不僅是后來文章的源頭，還是不可企及的范本和無法超越的疆域:“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越，終入環內者也”。他相信先秦散文是后代文章寫作的寶庫：”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劉勰的這一思想雖然并沒有徹底地貫穿在他的所有理論中，而且，在當時的創作實踐中也很少有響應者，但是，通觀魏晉六朝文論，幾乎沒有人敢正面否定先秦散文。人們在創作中可以自由活動，但不能在理論上無視以前的權威。

對先秦兩漢散文范式強調最力的還是古文運動旗手韓愈。他在《答李翊書》中主張向古人看齊，“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寫好古文要學慎始習，以先秦兩漢文章為師: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7]。

他提出，學習古人就要學其正宗，“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只要學的是三代兩漢之書，而且是好書，那么寫作古文時就能“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來矣”。柳宗元也是古文的大力倡導者，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盛贊”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的作品，并總結了先秦兩漢優秀散文的特征，主張有針對性地借鑒它們: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盂、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8]。

在柳宗元看來，先秦兩漢文章無論是內在精神，還是表達方式，都可以給后人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韓柳對于古文的再發現，為文章寫作樹立了不變的樣板，宋代的歐陽修、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試圖接近這個樣板。

（此文未完待續）

注:[1]《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2]同上。

[3]同上。

[4]奉國堂版《李穆堂詩文全集》：《穆堂別稿》卷四十四。

[5]《隨園詩話》卷二第六十九.

[6]《漢書·揚雄傳》,百衲本《二十四史》

[7]《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叢刊本.

[8]《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三十四，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