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里有一個例子，集成電路企業江波龍，總部在深圳，但它在臨港新片區布局研發，還有一點很有意思，它的國際交付中心是在香港。”11月22日，在第十二屆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ALMAC)“滬港協同創新發展新局面”臨港專題論壇上，臨港集團產業投資促進中心常務副主任史陳駿在現場如是表示。

深圳市江波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301308）系國產存儲器龍頭，該公司于今年8月在深交所掛牌上市。2021年11月，江波龍集團上海總部項目正式開工。該項目位于臨港新片區滴水湖西南扇面，將在滴水湖科創總部灣建設近4萬平方米的上海總部大樓，重點打造研發設計中心和跨境業務中心，將于2024年投入使用。

通過上述例子，史陳駿想闡述的是，“深圳、上海、香港，構成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三角’。”集成電路產業只是例子之一，其認為，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經濟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競爭會有，但協同發展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相互之間的競爭。”

臨港集團首席財務官兼臨港海外公司董事會主席楊菁在論壇致辭中表示，臨港新片區位于上海的東南角，擁有“五龍匯聚”的發達交通網絡，是杭州灣“海上大通道”以及蘇浙滬“沿海大通道”的重要節點，未來將打造成為獨立綜合性節點濱海城市。

而依托最新最開放的政策制度，臨港集團圍繞物流航運空運產業進行空間布局，旗下擁有全國唯一的特殊綜合保稅區，一類口岸對外開放的碼頭，一個位于城市中心的出口加工區，一個以整合國內供應鏈及航空服務為核心的飛機產業園。在滴水湖畔打造上海金融第三極“滴水湖金融灣”，聚焦國際航運產業重要領域構建金融與物流相融合的綜合服務體系，“形成了可以與香港等世界排名榜上有名的物流貿易發達地區進行聯動的發展模式。”

楊菁在現場還透露道，香港貿易發展局“ALMAC”的品牌明年將走出維港來到臨港，首次于異地舉辦一場發展新機遇的分論壇，這是滬港兩地深化合作交流的一大創舉。

中國經濟最活躍、最發達的兩個區域

作為長三角的重要引擎，臨港新片區與大灣區在哪些創新發展的領域可以進一步探索互作互補？大灣區與長三角又如何攜手發展、聚集更多的資源？在上述論壇上，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副總監黃醒彪拋出這樣的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和管理經濟學系主任周翔教授表示，大灣區和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活躍，同時也是最發達的兩個區域，兩大區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市場較大、人口和人才較多、均有比較完善的制造業和服務業。

另一方面則是，這兩個區域在產業布局上存在著差異和互補。“比如說，長三角地區的汽車制造、航空、船舶，包括生命科技、生物制藥等方面會較具優勢；大灣區，它在科技創新、通訊電子、互聯網方面有一定的優勢。”周翔認為，兩個區域之間可以形成優勢互補，也可以形成一定的良性競爭，“這對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會帶來很大的動力。”

周翔同時提到臨港新片區目前正重點發展的人工智能產業，“不管是在生命科技、物流供應鏈行業，還是在先進制造、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其實人工智能的運用已越來越多。”他認為，人工智能需要運用場景才能夠快速發展，而不同的行業都可以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很多機會。

周翔還對長三角和大灣區之間貿易伙伴的差異進行了分析。長期以來，大灣區和東盟國家或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活動十分活躍；長三角則與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國家，以及歐盟的貿易量較大。

“過去的幾年里，由于疫情、地緣政治、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等因素，很多企業跟供應鏈、把生產基地的一部分轉到了東盟國家，這也為大灣區，甚至長三角地區，和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帶來很多新的機會，也為很多企業重新思考風險管理、成本管理帶來一些思考。”周翔提到，長三角和大灣區之間，可以在與東盟國家的貿易互動上交流更多經驗。

周翔還提到了一點，得益于“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香港能為長三角很多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投融資活動，或者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帶來很多幫助。”

協同發展的重要性遠超相互競爭

談及產業、人才等競爭問題時，史陳駿在現場表示，“外界經常會比較長三角和大灣區，會比較上海、香港、深圳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但是大家很少去比較洛杉磯和紐約。”

他的觀點是，“從中國的經濟發展、全球經濟的需求來看，我覺得對于這兩個重要的經濟區域的容納的能力是完全足夠的。”史陳駿認為，全球的經濟市場足夠大，大到足以容納兩個區域協同發展。

史陳駿指出，從海運的角度來看，大灣區和長三角兩者的集裝箱貨柜吞吐量合計占全球1/3；從空運的角度來說，合計占了全球航空貨運吞吐量的1/4；從GDP的角度來說，兩者合計占全球GDP的1/15；從人口的角度來說，兩個區域合計占了全球的1/40；從全球500強企業來看，兩者本土合計正好占了500強企業的1/10。

“兩個區域合計在一起，在全球經濟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未來我覺得協同發展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相互之間的競爭。競爭一定會有，是良性的，更重要的還是協同。”史陳駿表示。

史陳駿也談到了雙方的產業基礎，從傳統產業角度觀察，長三角和大灣區之間存在差異，“大灣區提供了更多的終端消費品，尤其是電子產品方面，而長三角更多地是提供工業中間品。”然而，從新興產業來看，兩大區域之間的區別已并不明晰，“包括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這些主流的新興行業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交錯。”

史陳駿認為，企業的布局更是能反映區域之間協同發展的趨勢。“以航運物流企業舉例，它不會區分香港、上海，或者大灣區、長三角，對于貿易物流來說，企業要生存要發展，一定是以網來取勝，網點布局越全越充分，那么它在全球的競爭力越強，也當然就不會局限于一處或一個區域。”

他認為，大型企業不管總部在哪里，它的業務在各個地方均有布局，“缺少任何一極的布局，對企業來說往往是有缺陷的。”而對新興產業來說，產業鏈尤為重要，“包括集成電路在內的新興產業的企業，可能成長初期會僅僅布局在一個地方，一旦成長壯大以后，它對于各個區域之間資源的相互調用是非常明顯的。”在他看來，前述提到的江波龍是典型案例之一。

周翔則提到一點，香港和上海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主要的航運物流中心，“我想香港的主要的優勢還是在于‘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還有長期以來形成的金融體系、基礎設施、專業人員眾多，再加上跟國際的聯系更深入。”但他強調，香港最大的優勢還是在于“一國兩制”帶來的政策上的優勢。

此外，他提到一點，“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地方，交通也四通八達，東西方的文化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很好的發展，目前在國際化方面還會領先一些。”

但從人才吸引來看，其個人的感受則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人才的競爭力上已經靠近香港，某些時候甚至超過香港。“比如說招收國際學者，包括每年的對于教職的招聘，我們已經在面臨內地一些好的高校的競爭，我想這肯定也會延伸到其他行業。”

史陳駿也談到人才吸引，“一方面人才是自由流動的，另外一方面人才也會有一些偏好，可能在哪里讀書或者在哪里出生，可能對一些區域有一些偏好，也會根據業務的需要會有流動，但是這個流動也是非常良性的。”

尤其從高校人才來觀察，史陳駿認為，此前大家普遍認為長三角超過珠三角，但從大灣區的角度來看，力量又非常均衡。“其實兩個區域現在在教育方面，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科創潛力，都是旗鼓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