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0年，只是時間長河的一個片段。對義烏市場發展來說，卻意味著奮勇爭先，波瀾壯闊。

40年歷史的兩端，義烏從一個浙江中部曾經的貧困縣，一躍而成中國改革的“模范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經典的區域成功樣本。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螞蟻雄兵，義烏催生了當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太多傳奇：連續31年位列中國各大專業市場榜首；外貿進出口額突破3800億元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服務全國217萬家中小微企業，直接、間接創造就業崗位近1500萬個。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義烏發展的經驗十分豐富，既有獨到的方面，也有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方面?！绷x烏市場40年，給予了我們諸多的啟示：

——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取向下如何魚水相融、交相輝映？

——怎樣才能咬定青山，將改革進行到底，在每一個跨越成長的關鍵當口把準趨勢，行穩致遠，讓改革與發展基業長青？

——怎樣厘清經濟與社會、財富與精神、中國與世界在高速前行中的辯證關系和內在邏輯，進而實現可持續的百業興旺、和諧共生？

看義烏，知中國。義烏市場創建40年之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深入義烏調研踏訪，采寫了一組三篇系列報道。以下為“綜述篇”。

義烏市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義烏市委宣傳部提供

今天，2022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揭幕。作為國務院批準的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日用消費品大型展會，始于1995年的義博會已經舉辦第28屆。那一年，作為新華社農村記者的我沿著顛簸的國道，驅車來到仍處處顯露濃重鄉村氣息的義烏，采訪了第一屆義博會。我記得，那應該是一個萬物生長的5月。

而義博會背后，降生于1982年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今年已經40歲，這個被聯合國、世界銀行贊譽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幾乎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歷史時空相伴相隨。

1980年代始，中國改革開放從名聞遐邇的“珠三角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出發，如同一路向東、40年奔流不息的大河。其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最為深刻、徹底的省份無疑是浙江。

在改革“模范省”浙江，樣板、典范各領風騷、大浪淘沙。但能夠洞穿40年甚至更長久歷史軸線，依然熠熠生輝的改革“常青樹”，人物當為萬向集團創始人、浙商第一人魯冠球；區域經典樣本，當屬被贊譽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義烏。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關于學習推廣義烏發展經驗的通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義烏發展的經驗十分豐富，既有獨到的方面，也有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方面?！?/p>

那么，為什么是義烏？義烏憑什么成長為“常青樹”？在許多“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發展經驗中，義烏最重要的究竟是做對了什么？

良好的政府從來不是多余的奢侈品

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

辦市場，看浙江。但改革伊始，首先被強烈關注的浙江市場不是義烏，而是溫州。

1980年代初，在“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的巨大爭議渦旋中倔強綻放的溫州已經冒出400余家各類商品市場或產銷基地，連同神通廣大的10萬購銷員，為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編織起了龐大的觸須極為靈敏的全國性營銷網絡。其中，最負盛名的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堪稱浙江市場乃至中國市場最早的第一道霞光與東方啟動點。

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老資格的經濟學家馬洪這樣評價：“溫州的十大專業市場在1980年代影響了整個中國市場的發育，其生動的市場機制和優秀的市場開創者曾推動了全國市場的發展?！?/p>

義烏市場降生于1982年，引發全國性媒體關注是1986年。當年10月，具有風向標意義的《人民日報》第一次在頭版以顯著版面，對義烏的市場經驗進行了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大興民間商業》。

降生時間不是最早，容貌也算不上最為俊俏，但最終登頂中國市場紫禁之巔的為什么是義烏？

研究者的解讀理由一：地理優勢論。以溫州市場發育為例，溫州地處崇山峻嶺的浙江最南端山區，三面環山面朝大海，1980年代不通鐵路、沒有機場，從省會杭州坐汽車至溫州需要讓人頭皮發憷的15個小時，稱之為“山坳里的溫州”并不為過。溫州市場率先奇怪崛起可能的解釋是——遠離管制中心、改革機會成本最小化的邊區效應，屬于市場經濟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經濟學悖論。而義烏則地處被形象地比喻為“浙江之心”的南北相望的浙江中部，當年浙江最重要的鐵路動脈浙贛鐵路縱貫其間。因此，地理為王決定了義烏市場為王。

解讀理由二：商幫優勢論。理論界普遍認為，義烏市場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綿延數百年的義烏“敲糖幫”。手搖撥浪鼓、走村串巷的“敲糖幫”從交易極具本土特色的農副產品糖餅，慢慢擴張至針頭線腦等各色日用小百貨和工業制成品，為義烏市場培育了豐厚的商業文明土壤。有數據為證，據官方統計，1949年時，義烏“敲糖幫”的季節性商販人數已占全縣人口的5%以上，即總數達數萬人。

義烏“敲糖幫”傳統綿延數百年

地理交通便捷與悠久的商幫淵源無疑都是義烏市場成長的重要支撐點，但在浙江，有太多的縣市區域比義烏更具地理區位優勢；從商幫優勢的視角觀察，明清500年中國十大商幫，浙江便獨占兩支——浙東大名鼎鼎的“寧波商幫”以及浙西南“龍游商幫”，遠非地區性小打小鬧的義烏“敲糖幫”可比。

地理優勢論和商幫優勢論之外，一定還有更關鍵的義烏秘密。

我們不妨以當年溫州“十大專業市場”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東方紐扣中心”永嘉縣橋頭紐扣市場為對比研究樣本。

橋頭紐扣市場究竟是如何興起的？流傳最廣的描述版本是，據傳在1979年，一對依靠彈棉花為生的葉氏兄弟——永嘉縣是遠近聞名的彈棉郎之鄉——在河南辛苦一年后準備回家。匆匆路過一家國營紐扣廠門口時，發現墻角有一堆次品紐扣。他們尋思，如果帶回去說不好還能換幾塊小錢?？捎譀]有裝紐扣的口袋。弟弟二話不說，利索地脫下一條棉毛褲，將兩只褲腿用繩子一扎，紐扣便嘩嘩地倒了進去。

回到橋頭，葉氏兄弟擺開了小攤，沒幾天紐扣就被一搶而空。一清點，凈賺了90多塊錢，差不多相當于彈小半年棉花的收入。于是，馬上再往河南趕，再運來一麻袋紐扣。

消息迅速傳開。越來越多的橋頭人往河南趕、往江蘇趕、往廣東趕，往紐扣廠多的地方趕。還有人開始學習著自己動手制作低檔紐扣。

人多了，紐扣多了，“世界東方紐扣中心”一天天長大了。

這樣的神奇故事，同樣適用于全國最大的襪子市場諸暨大唐市場、全國最大的衡器市場永康金江龍市場、全國最大的再生腈綸市場蒼南宜山市場等浙江許多市場的早期成長史。其崛起生長的共同特征是：鄉村創業者基于生存壓力的頑強奮斗，以及順應市場內在規律的民間自發性。

義烏的差異和關鍵拐點，出現在1982年。

作為源遠流長的草根商業力量，義烏“敲糖幫”極為堅韌。伴隨著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敲糖幫”曾嚴重萎縮，但遠未“斬草除根”。大約在1970年代末，一些貨郎擔重出江湖，開始在縣城稠城鎮和廿三里鎮歇擔擺攤，小商品市場雛形初現。而在外地走村串巷的“敲糖幫”則從小商品市場進貨。以稠城市場為例，設攤的商販先是在繁華的縣前街，后遷往北門街，零售或批發經銷的商品涉及塑料玩具、裝飾品、打火機、帽子、手提袋等。此時的小商品市場已由地下轉入半公開，人氣漸旺。商販們以竹籃、籮筐、塑料布、旅行袋為工具，隨地設攤，沿街叫賣，被認為“嚴重影響市容”。有關部門多次奉命驅趕，商販們迅速收拾簡陋裝備一哄而散，“貓捉老鼠”難以奏效。

1982年5月，傳奇人物謝高華調任義烏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嚴肅的政治必答題。因為根據當時的官方條文，搞小商品市場至少違反了3項禁令：農民不能棄農經商；集市貿易不能經銷工業品；個體不能批發銷售。

親眼目睹了義烏百姓愁苦生活的謝高華感慨良多。他一頭扎進義烏鄉間，默不作聲地連續調研了3個月。調研的結果是，1982年8月，由義烏縣城稠城鎮、縣工商局城陽工商所成立的“稠城鎮整頓市場領導小組”下發了“一號通告”，宣布將于當年9月5日起，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這是全中國第一份明確認同農民商販和專業市場合法化的政府文件。同年11月，義烏縣委、縣政府召開了全縣農村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謝高華在講話中提出了“四個允許”，進一步明確了事關市場生存的重要政策規定：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四個允許”為日后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大發展奠定了關鍵的政策與法理基石。

2018年12月18日，改革開放40周年，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謝高華改革先鋒稱號，并獲評“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催生培育者”。

自謝高華始，迄今14任縣委（1988年縣改市）書記，政府的力量總是在義烏市場發展每一個關鍵的拐點時刻恰到好處地出手發力：1984年，義烏縣委、縣政府確立“興商建縣”戰略；1992年，正式對市場經營品種全面實行“劃行規市”制度，推動市場交易透明化公平競爭；1993年，義烏市委、市政府提出實施“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戰略，使義烏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商貿業與工業聯動發展的路徑； 2011年，義烏經國務院批復實施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成為唯一以“國際貿易綜合改革”為內容的國家級試驗區；2014年，義烏市政府力推的首趟“義（烏）新（疆）歐（洲）”鐵路班車開通運行……

和浙江數以千計的商品市場一樣，義烏市場的萌生可以被理解為是改革開放大潮涌動下的必然。但如果不能將民間的市場自發及時、適時、理性且收放有度地走向政府自覺，義烏市場則有很大的概率淪為平庸。恰恰，以此為取向，義烏每一步都做對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崛起與輝煌成為了更大的必然。

世界銀行在1997年全球發展報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是對義烏現象最恰當的注解：“歷史反復證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個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p>

“尊重群眾首創、堅持市場化方向和力行黨政有為相結合，是義烏經驗的‘精髓’?！?金華市委常委、義烏市委書記王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

“有為”與“無為”的邊界

義烏國際商貿城一區 澎湃新聞記者 葛熔金 圖

與2022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揭幕同時，明天，第六代義烏市場“全球數字自貿中心”將正式開工建設。

1982年9月5日落腳義烏縣城湖清門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建在一條臭水溝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攤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有攤位705個，營業面積4252平方米；而第六代數貿中心投資超50億元，建筑面積132萬平方米，將是“實體市場＋數字市場”融合發展的“雙循環”樞紐市場、數字化的旗艦市場，市場功能由傳統展示中心、信息中心、訂單中心，向訂單后的倉儲、物流和供應鏈金融等履約服務全面延伸。放眼全市，義烏市場總經營面積則已擴張至令人嘆為觀止的640萬平方米，商位7.5萬個，從業人員21萬人，經營26個大類、210萬個單品，市場成交額連續31年位居全國各大專業市場榜首。

1982年迄今6代市場提升迭代，謝高華以降40年間義烏14任縣委（市委）書記，“6代市場14任書記”，繞不開的是同一個難題：義烏靠的是小商品市場，市場的靈魂是生產力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度開放，那么開放是否就意味著放開不管？政府又該怎么辦？

14任書記的共同選擇是：政府要管，而且必須管好。關鍵是，什么時候該管，什么時候不該管？應該管什么，什么不應該管？“有為”與“無為”的邊界點究竟在哪里？這的確堪稱極富挑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中國式世紀之問。

即便是在早已被評價為政府與市場辯證關系最經典樣本的義烏，從一開始，政府的判斷、思維與行為，也并不是天然理性和清晰的，而更像是被樸素的情感及為官的天命所驅使的對時代大潮的一種偶然與必然交織的順勢而為。

1982年9月5日，湖清門市場并沒有出現在日后很多媒體報道中想當然的“鑼鼓喧天、彩旗飄飄”的隆重場面。沒有一個縣級領導在開業現場露面，也沒有任何新聞報道。政府的松口“準生”，是以市場整頓的名義獲得其行為的合法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對義烏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這一既定事實的客觀“追認”。“貓捉老鼠”的游戲不能長期玩下去，既然無法禁止，說明百姓有此需求。與其逆勢而上強行關閉，不如順其自然，規范管理。當然，這種“追認”在當時需要承擔巨大風險。

縱觀義烏市場40年成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條有趣的邏輯線：義烏市場越是壯大，尤其是壯大到對義烏而言“大到不能倒”，政府力量介入的責任感就越強烈、介入得越積極主動，而介入的手段與方式亦愈加嫻熟和精準。正如彼得·德魯克所言，這不是一個企圖取代微觀市場主體的“實干”的政府，不是一個事無巨細、越界伸手的“執行”的政府，這是一個懂得進退、善于“治理”的政府。

在義烏，政府的“有所作為”首先呈現于“市長”向“市場”圍繞重大發展戰略的持續供給，以彌補市場自然成長的“短板”。

自1984年義烏縣委、縣政府前瞻性地制定“興商建縣”戰略，從此成為堅持40年咬定青山的義烏之根、義烏之魂。

進入1990年代，義烏市場已傲然確立全國的領跑者地位，但絕大部分的貨源來自外地，主要依靠代銷賺取差價。龐大的市場沒有強大的產業支撐必定受制于人。對此，1993年，義烏制訂實施“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戰略，用政策導向推動數以萬計擁有靈敏信息和發達銷售網絡優勢的商戶投身與市場密切關聯的工業生產領域。“義烏制造”橫空出世，襪業、飾品、拉鏈、針織內衣等20多個特色產業產銷量占全國30%以上，“市場＋制造”雙引擎奠定了義烏難以動搖的競爭優勢。

1990年代后半期，國內專業市場建設熱潮涌動，克隆模仿成風，不少地方因過度競爭淪為空殼市場。2001年，中國加入WTO，義烏趁勢一馬當先，全面啟動國際化戰略。次年，高標準的第五代義烏市場國際商貿城一期落成開業，“外面的世界”豁然開朗。截止2021年，義烏年外貿進出口額突破3800億元，每年吸引200個國家和地區超過50萬人次的外國客商，被認為是全國北上廣之外的第四個“國際城市”。

戰略之下，“有所作為”的“市長”還向“市場”持續供給事關大局的軟、硬件升級。為此，義烏政府始終牢牢控制的“大權”至少有三方面：

——牢牢控制對市場的調控權。從第一代到第六代，義烏市場的規劃建設、資源配置，40年來一直緊緊捏在政府手中。市場商位不出售，經營戶只持有商位的使用權。

——牢牢控制物流場站的主導權。物流是市場“生”與“死”的命脈，全部由政府投資建設，完全由政府調控。近年，義烏政府則將重點轉向了與全球跨境貿易相配套的信息流、物流、支付流等市場交易場景之外，貿易履約生態圈的政策供給與平臺節點建設。 

——牢牢控制土地出讓一級市場。義烏的土地出讓都必須按計劃進行，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及建設項目對資金的需求，由政府歸口安排每年出讓的土地數量。從而以土地市場為抓手，有效抑制租金等市場成本的過度高漲以及合理調劑財富轉移。

義烏地方政府在小商品市場發展問題上“有所作為”的“反?！敝幵谟?，他們是以完全市場化的手段來運作手中牢牢控制的“大權”的。

小商品城上市

1993年底，義烏市國有獨資企業聯合北京、上海等地的社會資本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總股本10403萬股，資產總額超過9億元。其中，義烏市政府依托國有獨資企業占有40%股份，成為擁有最大話語權的控股方。與此同時，原先直接創辦市場的工商部門實行“管辦分離”，只承擔市場行政管理的公共職能。2002年5月9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股票代碼600415。

自1994年第四代賓王市場始，義烏市場及物流場站建設基本上均由小商品城集團以業主身份承建開發，并負責物業管理。步入21世紀，義烏“買全球、賣全球”的國際大物流體系建設、海外倉布局等也均由小商品城集團強力主導。由于掌握了控股權，地方政府的戰略意圖不再以文件、公告等行政命令，而是通過公司董事會決議的方式行使。

對“政府掌舵、企業劃槳”的獨特模式，小商品城集團總經理王棟的解釋是，市場作為交易平臺實質上屬于準公共產品，其社會共享性決定了政府介入的必要，關鍵在于選擇好介入的適當方式和程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管而不死、活而不亂”。爭議一直存在，但義烏市場驕人的巨大成功，為“政府＋企業”這一耐人玩味的混合主體的合理性提供了無可爭辯的注腳。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放棄僵死而無益的計劃經濟管制權力需要勇氣，學會拿捏有度的市場化管理更是一門并不輕松的政府藝術。在義烏，我們看見的是日漸清晰的40年生動實踐。

以市場活力和人民利益最大化為標尺

義烏中國小商品城

如果依時間與地理空間為軸，浙江40余年改革開放大抵可以劃分為3個圈層：1980年代異軍突起的“溫州模式”；探索成型于1990年代至21世紀的“義烏經驗”；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閃亮登場的“杭州現象”。

我們可以觀察到，浙江改革開放史尤其是前20多年進程，在最初商品經濟的大面積萌生、市場交換體系的頑強崛起以及民營經濟產權突破等許多改革領域，都不可否認地呈現了比較清晰的南風北漸的態勢，可謂“東南風來滿眼春”。

而觀察政府行為改革領域，40多年間則呈現了與之不同的如下演進路徑：以溫州為代表、市場化沖動十分熾烈的浙江南部，由改革初期弱勢的“無為政府”逐步回歸“有為”；以杭州為代表、脫胎于本土化“蘇南模式”的浙江北部，長期強勢的地方政府則隨著改革的推進，最終以有限有為有效的政府定位形成共識。某種意義上，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為取向，南北浙江兩大板塊起點各異的改革實踐殊途同歸、南北交融。而地處“浙江之心”浙中改革隆起帶的義烏，恰是南北交融、改革思維與優勢兼具的連接點，政府的“有形之手”與市場的“無形之手”在這里握緊成拳，交相輝映。

但政府與市場并不會總是如魚得水，和諧平衡。那么，矛盾與沖撞之間如何取舍？什么才是根本？什么是必須堅持的？義烏的明確解答是：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這道必答題，“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催生培育者”謝高華從一開始就遇到了。

準生小商品市場、宣布“四個允許”，觸碰的都是大是大非的高壓線，一時間非議四起，縣里收到的告狀信就裝滿了兩麻袋。從1982年5月12日到任至1984年11月28日離任，謝高華的義烏時光一共是930天。關于義烏市場的生存與發展，橫在面前的都是禁區，想做點事的謝高華因此經?！瓣J禍”。最嚴重的一次“大禍”是“擅自”稅改，這應該也是影響謝高華仕途的一次最危險的時刻。

義烏市場的攤販過去是實行稅率高而且復雜的八級累進計稅，老太婆賣個雞蛋都要開發票。稅收部門天天抓逃稅的，搞得“雞飛狗跳”。謝高華與縣財稅局商量，干脆改為簡單明了的定額計征。老百姓高興了，稅收還創了歷史最高紀錄，但麻煩也隨之而來，有人告到了中央，財政部批示：違反稅法，要查處！事實是，很多年后，全國各地興辦的專業市場，普遍推廣了這一“義烏經驗”。

謝高華

以市場和人民利益為重的改革者注定將承擔個人風險。

1984年12月6日，義烏第二代市場開業，建市場的57萬元貸款，還是謝高華去省里“求”來的。然而，他沒有出現在隆重的剪彩儀式上。幾天前，謝高華被宣布調任金華地委農工部部長。有人說，這次平調是受了稅改風波的影響。1984年11月28日，謝高華最后一次主持了義烏縣委常委會。他說：“實事求是是一根紅線，我們要敢于實事求是，克服一個‘等’字，一個‘難’字。要從人民利益出發，大膽開拓?！?/p>

離開義烏時，謝高華沒有告訴朝夕相處的同事。為他送行的，只有縣政府的吉普車司機何樟才。

差不多11年后，謝高華從衢州市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定居老家衢州。但對義烏人來說，催生了小商品市場的老書記的“家”，就在義烏。從1995年第一屆義博會起，義烏人每年都要迎接謝高華“回家”，23年從未停歇。

2007年10月20日，謝高華從衢州出發，參加一年一度的義博會。在高速公路義烏出口，他被眼前的畫面震撼了——107輛奔馳轎車一字排開，車身上一律張貼著“飲水思源”四個字，打出的橫幅是“謝天謝地謝高華！”。

來迎接謝高華的都是義烏小老板，他們都因義烏市場的崛起而致富，他們永遠感念自己的老書記謝高華。謝高華流下了熱淚，但他堅持坐自己的豐田工作用車。這輛車已經很破舊，經常發動不起來，有時候甚至得靠人去推。

107輛奔馳迎“謝書記”進城，定格于歷史。

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第三次采訪了謝高華。我問：“你為義烏市場的降生和發展冒了很大的風險，做了很多的事，最后致富的卻是老百姓而不是自己。你不覺得吃虧嗎？”

謝高華告訴我：“的確，我在義烏沒有一處房產，沒有一間商鋪，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的股份，但我覺得我心里很富有。共產黨人從來不是為了謀自己的利益而生的?！?/p>

這不僅僅是謝高華的心聲，同樣是義烏政府力量最清晰、最堅定的信念甚至是信仰。40年，6代市場、14任書記，什么都在變，唯有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和保障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標尺與方向永遠不變。

義烏市場蘊藏著無限的財富機會，堅持做拒絕誘惑的建設性培育者而不是功利短視的掠食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義烏市場決定成敗的命根子是商品價格難以競爭的超級低廉。但隨著市場日益火爆，人潮日益洶涌，如何抑制住各種要素成本快速上揚的沖動肯定會成為大問題。1998年7月，義烏市江濱中路1號地塊拍出了每平方米6.9萬元的天價，相當于每畝4600萬元，是當年毫無懸念的中國“第一地王”。2003年9月，國際商貿城二期市場旁占地1443.4平方米的1號寫字樓地塊，拍賣價竟飆升至每平方米22萬元，即每畝14667萬元，再度成為毫無懸念的中國“第一地王”。跟著瘋狂地“水漲船高”的還有義烏最金貴的資源——市場商位。據官方調查，如私下交易，一個商位使用權的轉讓價格多在百萬以上，最高達到300萬元。

面對各方巨大而亢奮的利益沖動，以2005年9月政府投資建成的義烏第五代國際商貿城二期為例，一個9平方米的標準商位，租金僅為5萬元／5年。同時，市場準入條件統一按照經營戶3年內的納稅、業績及誠信等因素確定，公開透明，無需額外成本。代表政府意志的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解釋很明確：必須保障“經營者有其攤”，大大降低市場進入門檻和經營成本，讓利于市場，讓利于民間創業者。

第二年7月，義烏市政府再次決定，全面啟動總用地面積約840畝的國際商貿城三期市場規劃建設，并謀劃出臺一系列以低成本力保市場繁榮的“組合拳”。

此舉卻遭受到了擔心利潤被攤薄的小商品城公司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激烈反彈。上市公司自身的局部資本利益與政府通盤思慮的市場發展全局的社會利益，并不總是完全疊加的同心圓。但身為大股東的義烏地方政府堅持住了，不為之所動。

2020年開年，新冠疫情突如其來。面對自身經營壓力和不可測的風險，小商品城公司依然在4月發布通告，宣布免收公司所屬市場所有商位當年2月、3月兩個月的使用費。并且明確規定，凡商位使用權人已將商位出租他人的，必須向其承租人同樣減免兩個月租金，決不能中間截留吃差價。他們知道，只有真正的一線經營戶活得好，市場才能好。

因利益而生的義烏市場，同樣因政府力量對利益格局著眼于長遠的考量，而贏得長久的生命力。

從現有的資料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關注到中國專業市場的西方學者。

1987年5月，這位能講一口流利中國話、還起了個中國名字的“馬紫梅”博士為撰寫《時代之子吳晗》書稿，來到吳晗老家義烏苦竹塘村。期間，陪同的中國翻譯便熱心地把她帶到了市場逛逛。站立在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她驚嘆“不亞于看到了一處從未發現過的異域文明”。

據當年陪同馬紫梅博士的義烏縣委干部回憶，馬博士一口氣問了一連串的“why”——為什么美國在工業文明初期，沒有出現過像義烏小商品市場這樣的超大型專業市場？為什么一場前所未有的專業市場浪潮，會偏偏出現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而在中國，最大的專業市場又為什么出現在了過去并不出名的義烏？

數十年后的今天，如果馬紫梅博士再次來訪義烏，循著“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演進邏輯，她將會為自己曾經的“why”找到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的清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