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th Tone（第六聲）此前舉辦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以“世代”為主題向全球寫作者征稿，最終12篇稿件從來自全球22個國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脫穎而出，獲得獎項。獲獎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間的華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熱衷觀察世界的中國學生……他們以扣人心弦的筆觸寫下歷史潮流下的個體命運、對家庭傳承的復雜情感、國際交流中的碰撞和收獲，展現出當代中國與世界發生聯結的多元樣貌。

（本文獲第六聲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一等獎）

本文圖片來自于許鞍華電影《投奔怒?！?/span>

作者：段文昕

英文翻譯：Wang Jiyuan

一

坐在隔離酒店的床上，電視播放綜藝節目的背景音，歡笑吵鬧，永蘭俯下身去，按了按自己的小腿肚，盡管已經出獄一個月，腿上仍然有鐐銬的印記，她試著拍一張照，覺得很丑，又將照片刪掉。

她記得那天判決完畢，走出新加坡法院，獄警將鐐銬扣在自己的手腳上，沉重的鐵環讓她往下墜，就像電視上看過的情節。恐懼和憂傷涌出眼眶，這是她決定自首以來，第一次沒有忍住，哭了。

判決書上，永蘭的罪名是逾期逗留。2009年，永蘭花一萬中介費，辦理了新加坡的旅游簽證。抵達新加坡，她給自己定了一個新的期限：不回國，一直工作到被警察抓住的那天。一開始，她住在福州老鄉的群租房里，屋內最多時擠過二十個人，大多和她一樣，是沒有身份的黑戶。

永蘭的家鄉福清——一個臨近低矮青山和內海的小鎮，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掀起出國打工潮。因受教育程度有限，又不甘于縣城低廉的薪水，不少人選擇用偷渡、假結婚、換人頭（指借用別人的護照）等非法方式出國，他們將華人超市開進阿根廷，把按摩店擴張至唐人街，足跡遍布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

與永蘭同屋的福建男人，一賺到錢便愛去喝酒，就像她曾經的丈夫。半夜回來，酒瓶砸在地上，哐哐作響。玻璃碎渣令永蘭恐慌，她聽到鄰居報警了，于是趕緊收拾東西，趕在警察來之前離開。她按照過來人的經驗，把別人的工作準證復印，再貼上自己的照片，試著去租本地人放出的房子。房東不放心，核實出身份是假的，永蘭再次搬了出來。如此折騰三四趟，后來，她認識了一個膽大且缺錢的馬來西亞人，他的女朋友和永蘭是同鄉，大家互不說破，便住下了。

因為沒有工作準證，永蘭選擇做鐘點工，不用查驗證件，用手機溝通，現金結算，工資可觀，危險更小。十三年來，永蘭的日程幾乎沒有變化。她一周做十戶人家，清晨六點起床，八點抵達雇主家開始工作，午飯是打包的三新幣的海南雞飯，她常坐在樓道間，在十五分鐘內匆忙吃完，才能在下午一點準時到達另一戶人家。

永蘭的第一任雇主是一對中國夫婦，在新加坡從事科技工作，待人和善。他們的兒子也在新加坡長大、成家，待兒媳懷孕后，永蘭便轉到他們的新家，繼續舊日的工作。

為了不暴露黑戶的身份，大多時候，她會說自己是陪讀媽媽或單親媽媽，辛苦勞動是為了孩子的學費。到了年輕女孩家，永蘭就強調自己是隨丈夫來的，男人在身邊。她稱之為“善意的謊言”，說多了便習慣，但有時也容易混淆，有一回，她忘了自己是單親媽媽還是陪讀，在雇主前說錯了話，回去后，她告誡同伴，謊話不要編太多，認準一個就好。雇主常常會被她們騙倒，直至警察打電話來通知，他們才恍惚地問：“謊言講得那么美，怎么會是假的？”

新加坡的熱浪如海，纏繞不絕，人同被單一樣曬著。從三十歲邁進四十歲，永蘭發現自己變得更怕熱，尤其在掃廁所時，白凈的瓷磚映出她被汗打濕的影子，像云投下的陰影。朋友笑永蘭笨，為什么不開電扇，一直對著馬桶吹。她連說不行，這是在別人家干活，開電扇不就成了享受。到了春節，永蘭還會把女兒寄來的家鄉特產——魚丸和紫菜送給雇主，再給小孩塞一封紅包。

找她的人漸漸多起來。永蘭曾給一戶印尼人家做清潔，只去一次就拒絕了。她走進廚房，看見墻壁上粘附厚重的油污——他們愛炸東西的痕跡，氣味很重，永蘭擦起來太累。在新加坡的中國人，有許多繁瑣的講究，雇主警告她：小心家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別摸柜子上的包包，很名貴的。永蘭的手連忙停在空中，心里默念一句：“去你的”。有一回，她在熨衣服時燙出一個洞，女主人拉住她，說衣服是在香港買的，真絲材質，得賠兩百新幣。永蘭上門，每回只收一百，她干脆搭上這次工錢，再也不來了。她很懷念在新加坡當老師的英國夫妻，總和她保留禮貌、合適的距離。每當工作開始，夫婦二人就會把孩子帶到室外騎腳踏車，到結束時間再回來。有需要叮囑的，他們便寫張英文紙條放在柜臺，永蘭半蒙半猜，實在看不懂的，就帶回去讓男友杰哥翻譯。

永蘭和杰哥是在一場卡拉OK上認識的，剛到新加坡，女伴把認識的朋友叫出來一塊玩。搖晃的彩燈下，男男女女，永蘭顯得比較沉默。第二天，她接到了杰哥的電話。杰哥是新加坡本地人，比永蘭大12歲，他的妻子早年過世，留下兩個女兒。杰哥有一家汽車修理廠，雇了一位馬來西亞工人。杰哥在電話那頭，問道：“我要養你，可以嗎？”她愣了一下。

永蘭知道身邊兩個女伴，都找了本地人作男朋友，這也是她們的生活支柱。她們備著兩個手機，可以不留痕跡地和多個男人保持聯系。曾經留學新加坡的女作家九丹，在小說《烏鴉》中寫過被新加坡人稱作“小龍女”的中國女人，她們的天地在夜總會、酒店、床單和浴室內。來錢快，也更容易被警察覺察。

二

永蘭同意了兩人搭伙過日子的請求，杰哥又問她需要多少錢，永蘭算過國內家人的開銷，提出要五千人民幣。聽到后，女伴笑她笨，說沒有人像永蘭這樣，“一棵樹上吊死”，來新加坡還過安穩日子，直至2019年末，新冠肺炎席卷，大家又羨慕起她的安穩。

沒有身份無法進出醫院、打疫苗，領口罩，她們的生存空間在不斷收緊。永蘭一邊做工，一邊學習打完疫苗之后的感受，并盡可能講得真實細致?！按蛲隂]什么反應”，她這樣對雇主說，“就是有點犯困”。

一條短信在她們間流傳，那是有工作準證的人的疫苗記錄，上面具體有接種的時間、地點，種類，她們保存好，將姓名換成自己的，展示給雇主看。永蘭還會把緊缺的口罩送給雇主，以表示自己也能從政府處領到。

2020年的早春，因為房東欠債賣房，永蘭不得不搬離居住了十年的屋子。生活好像自那一日開始滑坡，變得劇烈而危險。

四月，新加坡頒布封城令，人們進入公共場合需要追蹤碼。商店、菜市場、百貨公司門前立著保安和檢測儀器，永蘭無法進去。兩個月來，她的餐桌上幾乎沒有葷菜，只有吃素，以及雜貨店里賣的干糧、馬鈴薯、地瓜。她偶爾會去杰哥家住，讓杰哥多買一些食物，順便給獨居的朋友送去。

街上巡邏的警察更多了，她將習慣的夜跑改成一周一次，晚上幾乎不出門。

唯一不變的是做工，將口罩系緊，永蘭仍舊是一家一戶地跑。沒想到連公寓也開始檢查證件。她索性坐在門外邊，看見推兒童車的人家開門，趁機跑進去。進入家中，永蘭和雇主抱怨幾句：“今天又查我，好嚴格啊?！?/p>

杰哥的小女兒是護士，偶爾會回杰哥家住。2020年9月29日晚上，永蘭做了三菜一湯，三人圍坐著吃飯，永蘭發現杰哥的女兒有些咳嗽。睡前，她敲開杰哥女兒的房門，提醒她注意身體，還遞去一杯熱水，就像往常平淡的夜晚。

次日清晨4點，杰哥的女兒打來電話，說自己確診了，按新加坡的政策，永蘭和杰哥需要居家隔離。

家，這個詞對永蘭而言很模糊。永蘭考慮了四小時，覺得無處可去，決定要自首。同時，她清晰地感到，無論是回去還是留下，自己都會后悔。

假如，永蘭想過許多可能。假如她在杰哥家隔離，即便感染了也無法進醫院治療。假如她去移民廳自首，或許有接種疫苗的機會。疫情爆發以來，白天的警力也在加強，她們建的許多微信群，不斷因為共同好友入獄而解散、彼此刪除。有個朋友被抓到遣返回國后，勸永蘭去自首。

“去自首，起碼還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迸笥颜f道。

九月的新加坡，偶爾飄來很短暫的涼意。下午，永蘭挑了一件黑白條紋衫換上，橫豎看了看，也沒覺得多漂亮。她的衣服都是兒子從國內淘寶轉寄來的，整理過后，又扔掉不少，最后只剩下一個行李箱，再加上一個背包，像一名簡單、輕松的游客。

在進移民廳前，永蘭和家人撥了一通視頻電話，母親、女兒、兒子，濃縮在屏幕的四方格里，永蘭簡述自己的決定和安排。女兒從她盡量保持的冷靜語氣中，聽出一絲死亡的寒意。女兒哭了，讓她拍一張自己的照片。永蘭打開了美顏相機。

她的身形清瘦，大概是堅持跑步的原因，眉毛理得很纖細，雙頰飽滿。黑色口罩上方一雙眼睛明亮，仿佛被水洗過，安靜地看向家人。

被送進樟宜女子監獄前，移民廳的長官向永蘭拋來一個機會。一男一女站在審訊室，嚴肅地問道，永蘭認不認識像她“這樣的人”。他們早查過永蘭的手機，還有幾個沒來得及完全刪除的回信。長官問她，要不要來當警方的線人。只要以工作為名，把這些人叫出來就可以了。

永蘭搖了搖頭，說自己做不來。女長官換過溫和的語氣，說假如給她線人準證，能讓她在新加坡正常打工，做不做線人？

男長官用英文竊竊問道：“有這樣的準證嗎？”

永蘭接著問：“有嗎？有假如的嗎？”

男長官很驚訝：“你會講英語？”

永蘭說：“我不會，但你們就是這個意思?！?/p>

女長官只好承認，確實沒有這樣的準證，不得已讓永蘭出門去了。

她知道做線人的誘惑力，有人拿到十年的工作準證，不必再為身份發愁。有人拿了八千新幣，附加一張回國的機票。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被線人舉報才抓進去的，在監獄內感染了疫情，至今仍沒有治好。

三

做完核酸檢測，永蘭需要先隔離十四天。她領到一個箱子，里面裝有牙刷牙膏、一塊香皂，兩卷廁紙，這是一周的用量。獄警還給每人分發一張草席，兩床被子。每日清晨5:30，她們起來整理床鋪，輪流洗澡，穿戴整齊，等待長官巡房。到了晚上九點將被褥鋪好，再等待檢查。盒飯按點從門下的窗口遞進來，大家席地而坐，吃完再遞出去。后方用隔板擋住，形成一方衛生間。

監獄里，永蘭認識了林姐，她們有共同的好友，共同的家鄉。隔離間內，有新加坡阿姨，印尼女孩、印度女生，五人語言不通，都顯得有些沮喪。

唯有林姐是快樂的。逾期逗留的十四年零六個月，林姐通過放貸款，攢下兩百五十萬人民幣，她待夠了，很輕快地到移民廳自首，隨身行李多得讓打包的長官發愁。林姐手一揮，大氣地說，回國之后，要請全村人吃自助餐，再買幾件好的大衣。

看印尼女孩長得美，林姐想讓她當兒媳婦，拉永蘭來作翻譯。她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問女孩：“林姐有很多money，你要不要嫁給她的son？”不知道怎么表達金額，永蘭寫了個二，加上許多零，五人笑成一團。

林姐又問，印尼女孩怎么會到這里來，犯了什么事。女孩不語，林姐再去問別人，眾人沉默。

永蘭攔住林姐，說：“林姐，每個人到這里來都有他們的心結，不要再問了。”

約莫到了第十天，印尼女孩才開口，說自己做女傭，在雇主家遭到虐待，所以想去報復小孩，結果被攝像頭拍到，于是被關進來。

隔離期滿，永蘭發現自己沒有感染的癥狀。隨即，她被換到監獄的四人間，她驚喜地看見，林姐和自己在同一個房間，她剛想慶祝兩人的重逢，一位坐在旁邊的老太太，做出縫住嘴巴的動作，又一個人開口了，用英語解釋道：“少說話，不要問”。

永蘭看出來了，那位老太太，應該就是監獄里的“大姐”。

大姐是一位娘惹毒梟，在獄中已經待了四十年，獄警很照顧六十八歲的大姐，常常會來她們房間問候，有事情一叫就到。大姐身旁是一位馬來人，身形很胖，信奉回教，常窩在一角念詞、做禮拜。

永蘭私下和林姐商量，她們初來乍到，不如承擔打掃的責任。由林姐拿飯，抹地，永蘭打掃廁所。永蘭還會順便把大姐的拖鞋從門外拿進來，再替她拿出去。被林姐看見了，很生氣地說，永蘭太積極了，搞得自己也要這樣做。

永蘭耐著性子和林姐解釋，算了，大姐年紀老，我們讓著她。林姐沒有擦干凈的地板，永蘭就拿出自己洗澡的肥皂，重新擦一遍。

讓一點，再忍忍，永蘭總抱持這樣的態度。在新加坡的十三年，她看見太多破碎的生活，混亂的感情。永蘭的同鄉阿敏，因為沒有錢，不敢離開酒后施暴的新加坡男友。陪讀媽媽阿芬，在新加坡待了23年，在工作的菜場感染了新冠疫情，一天下午回到家，阿芬發現房東把她所有的衣服都丟在門口。她只好自首回國。永蘭也有快要忍不下去的時候，尤其當她和孩子吵架，隔著手機，怒氣就快突破那層束縛的，名為母親和長女的道德薄膜，她說自己明天就要拎著東西回國， 永蘭話音一落，電話兩頭的人都安靜下來。

十三年過去，永蘭堅持在新加坡工作，直至為家人買下一套商品房，供女兒出國留學，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日子似乎有了希望，就像她擦過的地面，變得更加明朗。她正打算再攢一些錢，卻走到告別的時刻。

高中輟學的永蘭，在監獄里讀了四本書，她印象最深的是九把刀的愛情小說，情節起伏，里面的人物一會愛一會恨。每天，大家能出門活動一小時，那是她們唯一不用戴鐐銬的時刻。監獄兩層的鐵門都被打開，永蘭看見女人們身穿白色囚衣從鐵門內走出來，一間間、一排排，又融成一團，淡綠色的墻壁上，影子重疊，又分開。公共電視上輪流播放馬來和印度的影視劇，聽起來很陌生。永蘭還瞥見一個很像男生的囚犯，常常與另一女孩貼得很近，每當此時，獄警就大聲斥責兩人分開，身邊傳來奚落的笑聲。永蘭漸漸明白，隨后和大家一起笑起來。

查房開燈，睡前關燈，時間就在一明一暗中流走。十四天滿，獄警叫她們收拾東西，準備出去。沒想到，娘惹大姐忽然起身，送給永蘭一個擁抱。大姐指指地板，比出稱贊的手勢。

在獄中二十八日，永蘭學會說幾句英語，例如向長官問候早午晚安，讀手腕上的四位編號，喊到時要大聲說Yes。直到她在移民廳聽見別人字正腔圓地喊“到”，很響亮，她才醒悟過來。她小聲問林姐：“我們要講中文吧？”反倒是林姐，擺出輕松的表情，讓她直接講yes。

林姐說：“現在學了不用，以后什么時候用？”永蘭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戶籍問題，永蘭的護照始終辦不下來，她在移民廳住了幾天后，被暫時放出去，等待消息。林姐則在出獄兩天后，踏上了回國的飛機。走之前，林姐問永蘭回國的安排。

她想了想，說：“我兩手空空的，推個三輪車，去賣肉骨茶算了。”

永蘭又想到，自己還不會騎三輪車，變得更沮喪了。

林姐很詫異地問：“怎么從新加坡回來，還要推三輪車？當然是開小車?！?/p>

“你開小車吧，我騎三輪車就好?！庇捞m笑著回嘴。

“她們這種人”，沒有身份的人，那么相似，又那么不一樣。

從樟宜女子監獄出來之后，永蘭覺得自己仿佛失憶了，變得很笨，很多東西都不會。阿芬女兒告訴她：“沒關系，我媽媽也是這樣?！卑⒎业闹笜艘呀涋D陰，回國隔離，留在新加坡的女兒，則盡力幫助母親身邊的朋友?；貒氖掷m變得更為繁瑣，直至11月16日，永蘭的護照才批下來，她留在杰哥家，進行十四天居家自我監測，兩次核酸通過后，她便可以申請綠碼，登機回國。

這也是永蘭在新加坡最后的十四天。倒數的日子里，杰哥變得很焦慮，凌晨四點便醒來。他拒絕了來修車的客人，收入幾乎停滯。胃口也在減縮，打包回家的面吃不下，只能用吞的。永蘭聽移民廳的長官說，新加坡的政策變了，她還有機會重回新加坡，只要有人擔保，給移民局寫信。她決心回國后辦離婚手續，遷出孩子的戶口，把房子轉到自己名下，再申請到新加坡的簽證。但她始終無法對杰哥做出承諾，像他曾經那樣。她不知道自己多久才能再到新加坡，三年，五年？她能抓住的太少。

臨走前，她對杰哥說：“我們來談一場異地戀吧?！?/p>

2021年11月底，永蘭返航，跨越海峽，落地廈門，她是第一個下飛機的人。入境的小黑屋內，海關問了她不少問題，她請求海關不要在筆錄上寫“非法”。

永蘭說：“大家都用逾期逗留，好聽一點?！?/p>

“好吧好吧”，海關人員答應了。

直至12月，永蘭結束隔離，終于回到自己的家。她看見自己買的商品房，小區嶄新，一幢幢高樓從綠化帶中長出來，圍住天空。廚房的窗格中露出遠方的山影，接近黃昏，燈光從山頂的寺廟傾瀉下來，她曾在廟里祈福、祭拜。

似乎不太適應福建的冬季，回來后她幾番感冒，變得很愛睡覺。家里添了一只叫春春的狗，瞥見生人會迅速地跑來。母親的飯菜較她在新加坡吃的厚重，她們坐在沙發上，于新年當晚拍了一張合照。永蘭沒有去賣肉骨茶，也沒有急著去工作，她想休息了。

她還想到，該給十年前逝去的父親上一炷香。不料母親拒絕了，說要問問別人，合不合適。依鎮上風俗，只有長男才能祭拜先祖。她愣了一下，兩人的距離在光線中無限延長。

作者簡介：段文昕是一名小說和非虛構寫作者，就讀于復旦大學學習創意寫作。2022年她關于移民的小說獲得了廣州青年文學獎。

英文譯者Wang Jiyuan是一名口譯員，立志從事文學翻譯。他在英國華威大學獲得文學翻譯研究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