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6年，我收到佛羅里達的一個年輕人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寫到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十幾歲時，被時任大都會歌劇院音樂總監的詹姆斯·列文性侵了。我要求確認事實，然后收到了另一個人的消息。這兩人都飽受創傷，并要求匿名。在那種情況下，我能做的只有在《誰殺了古典音樂》一書中列舉他們的陳述，但并未指明侵犯者和受害者。作為當時唯一一本記述音樂行業精英史的書，業內幾乎人手一冊。許多人認出列文很可能就是侵犯者，我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認。

不久前，我從一個列文的公關那里聽說，列文曾經在倫敦被逮捕過，當時他在一個公廁里騷擾一位男士。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送到機場并強制離境，在錄音棚里等著他錄完某張馬勒作品唱片的樂團樂手們被告知此事。此后十七年，列文沒有再來過倫敦，但并沒有人過問此事，當然他也不會解釋。

1998年，針對列文與慕尼黑愛樂樂團價值120萬美元的合同，慕尼黑的一位市議員提出質疑。這位議員引述了關于列文對年輕男性的不當行為的傳聞。市議會對此的辯論是公開檔案，也有若干報紙報道了此事。2000年時，維爾比耶音樂節任命列文執掌其青年樂團。

到了2018年3月，大都會歌劇院及其律所普士高進行了對列文的調查。而其結論是：在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大都會歌劇院的所有高層管理者和董事會成員都未曾懷疑過列文有任何不法行為。普士高調查報告的概要只有一頁紙，讀起來就像是為大規模的洗白行動刷上底漆。普士高采訪了70個人，但都沒有列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有沒有質詢過列文的弟弟湯姆，或者他的音樂助理野田健？在私人隨從不在身邊的情況下，列文從不單獨行動。如果在正確的條件下提出正當的質詢，這些人能夠有效地幫助調查。

最近一位廣受尊敬的美國藝術從業人士告訴我，他年輕時在大都會歌劇院工作過，而當時列文也曾接近他，并且不請自來地“把手插進我的褲子里”。當這位年輕人表明他對此并無興趣，他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隱身”了——被逐出了音樂總監的圈子。這就是大都會歌劇院四十多年來的運作方式，而正如普士高的聲明，列文在這段時間內“參與了性虐待和性騷擾行為”。吉米（詹姆斯的昵稱）在大都會可以為所欲為。告知我這個事情的當事人只有兩種選擇，給吉米他想要的，不然就滾出這個歌劇院。

如果說人人對列文都視而不見，這也過度簡化了當時的情境。大都會歌劇院的很多人知道這樣的情況，而他們的選擇是假裝不知道。列文對歌劇院貢獻巨大，將其表演水平提升至世界一流。作為一位夏天在薩爾茨堡音樂節工作的世界名流，他的地位可謂不容侵犯。沒有哪個管理人員敢于冒險爆出令他辭職的大丑聞——直到現在才有所不同。

那份調查報告概要一經公布，大都會歌劇院的總經理彼得·蓋伯立刻解雇了列文，剝奪了他的所有職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還包括青年藝術家計劃的藝術總監。

列文對此的回應是起訴歌劇院不當解雇和名譽毀謗，要求賠償580萬美元。大都會歌劇院表示：“列文先生拒絕為他的行為承擔責任，這令人震驚。”而余下的事情就由雙方的律師來解決了。

盡管如此，從這一事件中還是能總結出三條重要的教訓。第一條是一個無聊的問題，歌劇院董事會到底應該由哪些人組成。美國的趨勢是那些捐贈最多的人，在歐洲則是一群通常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的社會政治名人。這樣的情形需要改變。每個歌劇院都需要一個擁有實權的管理者來單獨負責道德問題，還需要另一位類似人物來處理職員和參演者的投訴。當人們感覺到自己被不當對待時，他們應當能夠有路可走。如果歌劇院自己不指定這樣的人物，就應該由外部監察員擔當此責任。

第二條是，不應讓音樂總監再享有像列文在大都會歌劇院那樣的權力。像他那樣的濫權情形并非獨一無二。捷杰耶夫在慕尼黑，多明戈在洛杉磯都擁有無人質疑的地位，盡管并未發生任何針對他們的道德指控。在21世紀，這是一種不健康的情況。當藝術事務和人事決策發生嚴重失誤的時候，每一位指揮大師都應當被追究責任。

最后，媒體應當反思自己的奉承諂媚行為。在執掌大都會歌劇院的四十年間，列文被《紐約時報》奉若神明，與這家報紙面對其他公眾人物時候不同，列文從未被刁難或嘲諷。無論上演的歌劇演員陣容多么差勁，在樂評中列文得到的只有贊美。美國或其他地方的媒體也沒有更好的表現。他在1990年代錄制的唱片獲得的評論現在讀起來簡直卑躬屈膝。必須停止這種盲目的偶像崇拜。

音樂家和音樂總監們都是人，他們在某些晚上表現良好，某些則很糟。記者們必須認識到這些不同之處。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紐約時報》正在將列文的繼任雅尼克·涅杰-瑟貢塑造成某種超人。這對音樂是不利的，對雅尼克也不好，而對社會大眾更加糟糕。如果想要在未來仍然被人重視，音樂新聞必須洗心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