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th Tone（第六聲）此前舉辦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以“世代”為主題向全球寫作者征稿，最終12篇稿件從來自全球22個國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脫穎而出，獲得獎項。獲獎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間的華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熱衷觀察世界的中國學生……他們以扣人心弦的筆觸寫下歷史潮流下的個體命運、對家庭傳承的復雜情感、國際交流中的碰撞和收獲，展現出當代中國與世界發生聯結的多元樣貌。

（本文獲第六聲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優勝獎）

作者：熊陽

翻譯：智煜

201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本科期間，我找到了“新中國發型屋”。我不想在理發上花太多錢，又擔心隨便什么店處理不好亞洲人發質，于是就去唐人街碰運氣。

披露街和宰也街共有十來家理發店。當年曼哈頓唐人街還只是小小一片少數族裔飛地的時候，這兩條蜿蜒的小路就是它的中心，現在它們則組成了T字型，地處延展開來的唐人街邊界，跨過去就是市政府或聯邦大樓了。步行其間，感覺跟游歷唐人街的其他地方一樣，令人仿佛置身于一個凝結在過往時代的中國。

街邊的理發店大多亮著霓虹燈牌，上書繁體中文，艷麗的光打在白墻、瓷磚和熒光燈組成的樸素背景里。店內的靠背椅并排擠著，兩邊巨大的落地鏡相對，映出無數椅子、理發師傅和顧客的倒影。

懷舊外觀的背后，是多年來人口結構變遷給這些理發店造成的壓力。顧客們大多是老一輩的華裔移民，歲數大了，有的已經無法再出門理發。新移民更喜歡皇后區和布魯克林的唐人街，那里有穩定的人口遷入，租金相對便宜。這也就導致曼哈頓唐人街的新客源越發稀少。

新中國發型屋跟街對面的怡芳發型屋一樣，已經開業近三十年了。怡芳旁邊就是唐人街歷史最悠久的理發店之一，新香港男女理發店，營業有六十來年，過去叫“僑眾理發廳”。盡管門鋪林立，但這兩個街區宛如一個大家族，理發師傅們互相串門打趣，或者借用微波爐熱熱午飯。

新中國發型屋外景

中國經濟經歷了指數級的增長，GDP 從1999年的3600億美元躍至2021年的15萬億美元。而曼哈頓唐人街的理發店，倒是一直基本沒變。在武漢做一個“洗剪吹”，已從90年代的兩毛錢漲到了如今的三十塊，翻了100多倍。相比之下，新中國發型屋的價格則連一倍都沒有漲到，在2022年，男士理發依然在10美元。在曼哈頓其他任何地方通常都比這里貴至少一倍。

店主黃東明（音譯）和他的妻子蔣鳳敏（音譯）都40出頭，據兩人講，最近漲價2美元的決定，也是再三考慮疫情導致成本上漲和客源減少后才做出的。他們常穿連帽衫配運動鞋，看上去明顯比店里的師傅們年輕。

長年在新中國發型屋工作的余燦炎師傅六十多歲了。他說：“我們掙的錢只勉強夠老板墊成本的，像租金、用具用品之類，所以不漲價不行。”稍一停頓，他朝黃那邊瞟了一眼，尷尬地笑了笑，“但還是特別便宜。”

余師傅身材瘦削，看天氣冷熱，他要么穿一件藍色襯衫，袖子卷到肘上，要么穿一件銀色的薄羽絨馬甲。我第一次踏進新中國發型屋時，他正好空著，就給我剪了發。后來我就一直找他。

這里的賬都很好算。每理一個，他自己掙一半，給老板一半，抵運營成本。小費全歸自己，這讓師傅們很高興。

2017年，黃、蔣夫妻倆從上一任的三個主人手里買下了店面。其中兩位前店主現在還在店里做師傅，一位的椅子在余師傅旁邊，另一位在他對面。大概得益于這種流動的所有權結構，師傅們跟店主之間關系平等。店主更像是合作社的頭頭，而非一般企業老板。師傅們多知進退，有的準備冒更大風險掙更多錢，有的則打算退守更平靜的生活，壓力也小。

除了黃、蔣夫婦外，其實新中國發型屋還有第三位店主，此人很久前曾在對面的怡芳做師傅，現在同時也是披露街宰也街的交叉口嘉麗發型屋的主人。嘉麗的店面——披露街19號——過去多年也曾是一家理發店，叫“中華發型屋”，現在搬到披露街7號去了。權屬變動，人員互相流轉，從來如此。

“有的人喜歡當老板，讓別人給自己掙錢。有的則不，” 余師傅說。“不能只有一種人。那不行的。”

在余師傅的人生觀里，每個人一生中都有那么幾次機會，關鍵時刻得把握住，才能成事。被問及想沒想過自己當老板時，他怯怯地笑了下：“我的機會可能都已經錯過了。”

余師傅在廣州長大，父親和弟弟都做理發師傅。他們家住一棟二層騎樓（結合了中式拱廊和西式游廊的建筑），承重的外柱就矗在街邊，在亞熱帶季風氣候下，底下的空間剛好能在夏天遮陽擋雨。

他們的店開在一樓，一家人住二樓。生意規模很小，所以兄弟倆有一個來承繼就夠了。1990年代，余師傅把它讓給了弟弟，自己則加入了求職大軍。當時正逢國企下崗潮，很多國企競爭不過引進外資和技術的現代工廠，因此倒閉了。

“找工作很難的，新工廠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余師傅說。“我很多朋友原先的工作沒了后，很久都沒活干。有段時間大家都避開校友聚會，因為覺得自己境況不好，沒面子。”

余師傅在當時廣州最大軟飲生產商之一的流水線上修設備，做了三年。不過他后來也沒逃過失業，因為公司跟百事合作辦廠，1993年裁掉了很多人。

余師傅的姐姐嫁到紐約后，全家人最終都從廣州移民過來。26年前，余師傅到了紐約，在宰也街另一家理發店干了11年，然后跳槽來新中國發型屋至今。

余師傅在新中國發型屋的15年里，到黃、蔣夫妻倆已經是第三任店主了。2017年買下這里前，這對夫婦就已經在布魯克林的唐人街理發。他們接手時，以為只要十個師傅每人每天進項100美元，那租金和其他成本都不是難事。

但他們沒算到2020年初開始的新冠大流行。多個變種接續出現，生意至今還沒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大多數師傅每天顧客寥寥。“計劃沒有變化快，”黃說，“每次生意稍有起色，就來一個新變種。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每天盡力。”

除了疫情，唐人街人口的老齡化對理發生意的打擊也尤其嚴重。隨著游客逐漸回歸，餐館、商店都能受益，但理發師傅就不行，他們的客源幾乎完全是本地的華裔居民，大多數年紀大了，感染新冠的風險也更高，所以不太愿意出門。

“很多老人要住養老院了，里面有理發服務，也就不用來這兒了。”余師傅說。

“我也不想把情況形容得多衰朽凋敝，但很多老顧客只會越來越老，總有一天要去世，”黃說。“這生意全靠回頭客，基本沒有新客源的。2017年我們買下店之后的新顧客，我大概兩只手就數得過來。”

“我的常客里本來有一些中國大陸、港臺的留學生，但很多畢業后回家了，或者去別的城市工作，”黃接著說，“所以現在又回到原點。”

紐約像我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增多，以及偶爾一些非華裔客人光顧，緩解了老年顧客減少的部分影響，但遠遠不夠逆轉趨勢。

農歷新年，循例要理發。于是在那之前的周末，我又去了新中國發型屋。那是個星期六，陽光明媚，但暖意尚未存蓄，就被一陣陣的風吹散。

重大節日前的唐人街，活力撲面而來。摩比利街和堅尼街上，果蔬攤位扎堆，你來我往，人流不息。平時步行去理發店15分鐘，現在好像半天都走不到。

上午11點，新中國發型屋里坐滿了人。自它2020年6月重啟營業后，我還沒見過這種場面。幾位顧客坐在門口耐心等待。在頭發和鏡子之間，師傅們前后打量，保證客人們以最完美的發型迎接新年。

每進來一位客人，黃就轉頭看一眼，幾秒鐘內就能認出，并告知對方，平時負責此人的師傅什么時候可以服務。

“大多數客人都光顧多年了，還有幾十年的，”黃說。“我到這兒也就四年，但已經能認出多數老顧客。比如你，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你要找余師傅。”

新中國發型屋每位理發師與顧客的關系都久經時間的考驗。一有新客人上門，幾位師傅就會趕忙起身，用手勢示意對方到自己的臺位來。但來上幾次后，關系固定了，別的師傅就會坐回去接著看書、看劇，不再起身。

新中國發型屋，2022年3月于紐約曼哈頓

我進門的時候，余師傅剛安頓一位菲律賓裔的老婦人坐下。他左手拿好梳子，右手在推子、剪子、打薄剪之間快速切換，腳步靈活，如同舞蹈。余師傅的英語不太好，所以兩人交流都很簡短。“這么短，行嗎？”他看向鏡子，請她確認。他這樣停頓幾次，彼此微笑數次，就這么理完了。

扶她起來后，他立刻進里面拿出她的外套。他展開衣服，女人慢慢抬胳膊穿上，他輕輕拍著她的背，小聲道謝。

新中國發型屋服務講究，想來好笑，也令人欣慰。盡管能看出設施缺乏維護，瓷磚都沒貼正，水龍頭也有壞的，但店里用兩個臨時掛衣架組成了寄存處，外套有序掛放。而且，從洗頭到修剪胡須，服務周全。

趁著余師傅遞給老板幾美元的空當，我跟黃說，店里這么忙挺好的。他笑了笑，俯下身把一個快要散架的插線板粘牢。“過年肯定是我們最忙的時候，”他說，“但以前快過年的時候，我們一天就能掙一千多美元，現在一半也到不了。房東要是不打算繼續房租減免的話，我就只能關張了。”

幾天前，黃剛接到通知，租金可能要漲。新中國發型屋不會是第一家因為租金問題關門的理發店。就在疫情前，街對面的上海美發廳關張，因為那棟樓倒了手，新房東不想再以同樣的價格出租。

在它旁邊，宰也街19號的新香港男女理發店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據怡芳的一位師傅講，原址可能計劃會開一家咖啡店。

唐人街的理發店里，不光是客人們在老去。余師傅和他的多數同事都已經到了做祖父母的年紀，退休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說，只是時間問題。

這里的社區有著幾十年歷史和共同語言——粵語。說普通話的新人是極難拉到多大的客源的。反過來，新來紐約的師傅如果去以普通話為主、亞洲發型時尚傳得快的皇后區法拉盛，找顧客就會容易得多。

“我剛來的時候，這里欣欣向榮。理發店，餐館，雜貨商，哪里生意都好。唐人街里各種店都更集中，人們大老遠過來，什么需求都能滿足。”余師傅追憶著曼哈頓唐人街的黃金歲月。

曼哈頓唐人街在紐約的華人生活圈中心地位，早就開始衰落了。分支出去的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唐人街華人數量現已遠遠更多。紐約市的五個區共有197個街區，在2020年的人口調查中，只有曼哈頓唐人街的三個主要街區，亞裔人口減少了超過5%。

“布魯克林第八大道和法拉盛的理發師、發型師數量明顯比我們這里多，因為我們人口數就比不過，”華埠共同發展機構的執行總監陳作舟說。這家非營利組織致力于通過清理街道、開設信息臺等服務，提升唐人街的經濟潛力。

“2009年搬到紐約后，我就沒在曼哈頓唐人街住過。這里工作是方便，但房租高，居住條件也不行，”同為新中國發型屋店主的蔣鳳敏說。

“9·11是曼哈頓唐人街的一個轉折點，”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做移民融入研究的學者Van Tran說。他關注城市社會學和移民話題。“巴特里公園及其周邊的街區復蘇之后，唐人街便真的開始了第一波‘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注：巴特里公園與唐人街都離世貿中心不遠）

照Tran的說法，9·11之后，紐約市為了提振經濟，出臺強勢政策面向全球精英和投資開放，但代價則落在了工薪階層街區上。他認為理發店如今的凋敝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我們不過是在見證幾十年來街區變遷的后果。

“我們曾經熟悉的唐人街會消亡。事實就是這樣。不過同時，我覺得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紐約市的街區都有個特點：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Tran補充道。

并非所有人都認為中產階層化是這里社區面對的主要挑戰。新建住房少，維護基礎設施的資源不足，同樣也在令曼哈頓唐人街變得越來越不吸引人。

“人們在這兒什么都不敢干，”華埠共同發展機構的陳作舟說。“在唐人街傳統意義上核心地帶，已經50年沒蓋過住房了。”

“沒有人到美國是來住廉租公寓的。這里很多樓沒電梯，沒消防通道。家得寶（家居公司）不給往頂樓搬貨，所以各種家具、用品要靠自己往上運。人們會用腳投票，所以愛爾蘭裔、猶太人、意大利裔如今都走了，”陳補充說。

他認為政府在增加唐人街住房供給、改善基礎設施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唐人街多數大規模的住房項目都有至少一部分政府投資，比如孔子廣場公寓，就有70年代“米歇爾-拉瑪住房項目”的幫助。

至于基礎設施老化，政府補貼可以幫助房東分擔一些煤氣管道、鍋爐、窗戶修繕的成本，這樣他們就不用單純依靠一樓商業租戶的租金——二樓往上的住房經常受租金管制或租金穩定政策制約，要漲一樓商用房的租金相對更方便一點。

盡管人們還說不清楚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改變曼哈頓唐人街的樣貌，但理發師傅們看起來愿意向未知的未來騰出自己的位置。“中產階級化”一詞至今沒有朗朗上口的中文譯法，可能是因為在中國，政府執著于經濟發展，類似的爭論比較邊緣化。我向余師傅描述老店的消亡，以及新的非華裔店鋪取而代之時，余師傅看起來很冷靜，基本認為正常發展就該如此。

“我們自己的年輕人也在流失，”余師傅說。每當話題轉到年輕一代身上，他就忍不住提起自己的甥孫，在一家做彈性工作空間的房地產公司當軟件工程師。

“他今年光年終獎就有五位數，”他笑著說。我能聽出笑聲中的驕傲，但同時也帶有一絲傷感，可能是他錯過了自己人生機遇的緣故。

那天我要離開的時候，正好一個中年男人進來。他似乎沒來過，也就是說，誰都可以爭取他。坐在余師傅旁邊的理發師不等嘴里的飯下咽，就連忙示意他到自己的椅子這里來。

作者簡介：熊陽是一名獨立記者，曾從事管理咨詢，現居紐約。他關注移民、餐飲行業，以及這兩個話題的交叉地帶。他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并獲2022年度Louis Winnick 紐約市報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