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th Tone（第六聲）此前舉辦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以“世代”為主題向全球寫作者征稿，最終12篇稿件從來自全球22個國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脫穎而出，獲得獎項。獲獎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間的華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熱衷觀察世界的中國學生……他們以扣人心弦的筆觸寫下歷史潮流下的個體命運、對家庭傳承的復雜情感、國際交流中的碰撞和收獲，展現出當代中國與世界發生聯結的多元樣貌。

（本文獲第六聲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二等獎）

本文圖片來自于白雪電影《過春天》

作者：Rey

翻譯：方益、Rey

1

和爸媽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天花板。那是一塊用錫紙做的天花板，在夜晚的月光下，錫紙會變成銀色的波浪。我躺在它下面，在爸媽之間，聽雨水般的旋律從浮動的波浪中流出。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天花板上竄來竄去的老鼠。

我們住在一間平房，離我爸媽工作的單位只有幾分鐘的路。他們那時剛從大學的工程專業畢業。他們那代人比我們幸運的一點是，大學畢業能被直接分配到工作。于是，他們原本來自天南海北的兩個人，一起搬到了武漢城郊，就職于一家國有鋼鐵企業。

我們的平房共有兩個房間。兼作客廳的臥室里擺著床、電視機和黑皮沙發，臥室外是餐廳兼廚房，一端擺放著桌子，另一端架著爐灶和混凝土水槽。房子里沒有廁所，白天，我們用附近的公共廁所，到了晚上，我們就用痰盂，去公共廁所清理痰盂是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后來，爸爸拆掉了外屋的一面墻，騰出一小塊地方淋浴，它看上去像一個方形洞穴。

我們住在二村，一個由職工宿舍樓和聯排平房組成的社區。我們這一排的第一家住著一個讀六年級的姑娘，她是個好學生，總在彈鋼琴。隔壁還有一個比我年齡大些的女孩，她經常放學后來我家玩，但她的爸爸會罵她浪費時間。聽媽媽說，他會罰她跪在地上。

跟我玩得最多的是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像她媽媽一樣，她愛穿漂亮的裙子，甚至在大冬天穿著短裙在外面走。我們在平房前的小路上度過了許多個下午，我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白紙放在停靠在一旁的摩托車上，我們在上面亂寫亂畫，模仿大人寫草字的樣子。

平房的對面立著一堵高墻，它的另一邊就是工廠。工廠又大又藍，有一根粗管子蜿蜒在空中，連接著不同的廠房。早上七點，工人們穿著藍色的制服，騎著摩托車來上班。后來，媽媽告訴我，那時的她總是第一個到單位，而爸爸總是最后一個，進門時嘴里還叼著個啃了一半的饅頭。

因為她到得早，媽媽升職了。很快，她開始在電話里講起英語，所有的鄰居都說:“你媽媽可以和老外說話！”她有時回家晚，爸爸讓我先睡下，然后就出去找他的朋友們。有一次，他在我床邊踱步，我要他別走。“我等你睡著。”他說。我又說了一遍:“別走。”我閉上眼睛裝睡，等著他走。我等啊等，終于，門啪一聲關上，我睜開眼睛，放聲大哭，恐懼被盡情地釋放。

那晚，每當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我都屏住呼吸，外面壓根沒人。最后一次聽到動靜，是媽媽走了進來，她手里拿著一個金發洋娃娃，是她同事送我的禮物。

有段時間，我們計劃搬到三村，一個離工廠更遠、條件更好的小區。爸媽說，他們在頂樓五層買了一套帶閣樓的公寓。我一直向往有樓梯的房子，我說我想在兩層之間修上滑梯，他們同意了。

但我們沒有搬。有一次，好幾天沒見到媽媽，爸爸便帶我坐車去了長江對岸的市區。那晚，我們一家三口住在高樓頂上的酒店房間里。

媽媽在市里工作了，她走出那片藍了。

2

媽媽就職的德國公司將她調去了上海和北京。爸爸仍住在平房，我隨媽媽同去。

我對這些城市唯一的記憶，統統留在了當地的幼兒園里。媽媽在外出差時，我就在幼兒園過夜。慢慢地，我學會了系鞋帶和認時鐘。到了傍晚，小伙伴們一邊等他們的父母，一邊看動畫片，而我凝望著門口的大鐘——當長指針與短指針連成一條直線的時候，媽媽就會來接我了。

她有時并不會來，有時也會驚喜地出現。她最后一次來接我，是帶我一同去機場。媽媽把我送回了重慶老家，在那里，我與外公外婆度過了接下來幾年。

媽媽的老家是另一個鋼鐵小城。大躍進期間，舉國都如火如荼地發展工業，外公外婆就在那時從農村搬到了城鎮。外婆在工廠打工，擔任過鄉長的黨員外公當選了工會主席。政府出資為老干在廠房附近的小山丘上建了一批公寓房，外公外婆出了一點錢，買下了其中一套。

從山坡上下來走幾分鐘就到了大市場，外婆每天都在那里買菜。清晨，農民們分散在街道兩旁，把蔬菜和家禽擱在地上。我有時陪外婆一起去，路過剛被宰的豬牛羊和沾滿鮮血的水坑。周圍是各色各樣的聲音：母雞咯咯叫，婦女們討價還價，斬刀剁排骨，摩托鳴喇叭，擴音器里，小販操著一半土話和一半普通話奮力地叫賣著。

外公通常待在家里看電視。很多年來，他反復看同樣的幾部劇，以至于家里人都能將劇情倒背如流。有時，他會在屏幕前打盹，表妹便從他手里抽走遙控器。外公會突然驚醒，把遙控器要回來，還一臉嚴肅地說，正好到了劇情最關鍵的時候。

他最愛看講紅軍長征的幾部劇。士兵們在雪山上行軍前進，用樹皮與皮帶充饑，即便看上十次，外公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的鼻子紅紅的，嘴巴噘著，破舊的帽檐下，眼睛迅速眨去幾滴眼淚。我和表妹互看一眼，捂著嘴竊笑。

外婆給我和表妹做好吃的，外公則帶我們聽故事。他常在半夜把我們喚醒，叫我們一起看我們喜歡的劇。他也愛講故事，比如老鼠如何擊敗貓位列十二生肖之一，他如何在下山途中嚇跑一只老虎，以及他和鄉親們如何在戰爭時期拯救了一名美國飛行員。他的故事總是輕松愉快，充滿英雄色彩，他把真的講得像假的，把假的講得像真的，很難知道他講的事是否真實發生過。

隨著我長大，我開始讓外公給我講講真人真事。他會分享一些家鄉趣事，不過講著講著，注意力很快就會回到電視上。有一次，在我的追問下，他提到他的父親因為沒有鹽吃而去世。他的眼睛還沒來得及眨，他就轉移到下一個話題了。

大部分時間，我都和我表妹待在一起。表妹小我兩歲，是我那時最親密的伙伴。和我的父母一樣，她的父母也常在外面，但姨媽說，他們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找樂子。表妹是個羞澀的女孩，面對大人的批評，她總保持沉默，直到眼淚奪眶而出。我當時覺得，只有我懂她。

我和表妹喜歡在午休時間去陽臺上玩，途中，我們得穿過外公的臥室。外公有午睡的習慣，為了不吵醒他，我們手提鞋子，匍匐前行，假裝跋涉過沼澤地。但外公雷鳴般的鼾聲會突然間變成婉轉的哨音，讓我們忍不住咯咯笑起來。外公被吵醒后，用方言大吼:“我要把你們兩個小鬼給丟出去!”

夜里，我們和外婆一起睡。外婆會在鄰居家打牌到十一點，我和表妹先睡下。我們擠在床的半邊，以便給外婆留出足夠的空間。在輕輕轉動的吊扇下，表妹仰面平躺，我側臥在一邊，不停地在她耳邊小聲問問題，為了讓她醒著陪我等外婆回來。不過很快，我就會聽到她的呼吸聲變得沉穩，而我獨自一人，等待著外婆開門的聲音。

一天，我們正吃午飯，媽媽打來電話。她經常打電話來詢問外公外婆和我的近況，可這一次，她告訴我們，她在上海買了一套在二十九樓的公寓。

“二十九樓？”我和表妹在餐桌上反復念叨，它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對，二十九樓！”

那個學年結束，外公外婆帶著我和表妹去了上海。幾周后，我和媽媽在火車站給他們送行。我們站在月臺上，看他們從車廂里揮手。火車鳴笛，我放聲尖叫。外公后來告訴我，那之后的好幾天，他心里都不好過。

3

打我出生起，我有過許多保姆，但直到和媽媽搬來上海，我才看到保姆融為街景的一部分。在上海，人們稱她們為“阿姨”。公寓小區外的街上，隨處都能看到一排店鋪——面館，便利店，房屋中介，那隔壁，可能就有一群女人坐在一塊聊天，她們身后的牌子上寫著：“阿姨”。

新家在上海的市中心。我們的小區不如附近其他小區高檔，例如我們飯后散步時會經過的“東方曼哈頓”。但我們這里也有一家保姆介紹所，阿姨大多是外地來的。有一段時間，我們雇傭了其中一位，她打掃房間，準備晚飯，這樣媽媽一下班，就可以吃上熱乎的飯菜。媽媽出差的時候，阿姨會在家里過夜，睡在客廳的沙發上。

她的工作并不令人滿意，媽媽讓她離開了，又找到了其他幾位幫手：隔壁樓的家庭主婦，我同學的親阿姨，以及那個在垃圾站工作的小區維修工的親戚。但她們誰都沒在家里待上很久。

后來，媽媽的表姐來了。她來自重慶外公外婆老家的那個村子，近幾年放下了自家的田地，去了廣東的一家襪廠。我外婆，也就是她姑姑，打電話問她愿不愿意來幫我媽媽，她答應了下來。她來的那天，我和媽媽在市中心的地鐵站外接她，摩天大樓之間，她提著兩個碩大的麻袋從地下通道走上來。她扎著馬尾辮，黝黑的臉上布滿雀斑。

接下來的五六年，她都與我們住在一起。因為她是媽媽的表妹，也算得上是我阿姨，我就叫她“阿姨”。阿姨每天為我準備早餐，收拾屋子，在我的一本舊筆記本上詳細記下家里的每一筆開銷。

媽媽叫她“姐”，但在我面前談論她時，她則改口叫“你阿姨”。她常說：“你阿姨有點懶，”"你阿姨不會做飯。"我們三人一起吃晚飯時，有那么幾次，阿姨說了些什么，媽媽頭也不抬地應了她。

阿姨睡在我以前的小床上，我和媽媽睡大床。媽媽不在家的日子，我就和阿姨睡她的小床。多年來，她一直用同一床舊棉被，很軟和。在我閉上眼睛之前，我會問她：“你可以等我先睡著嗎?”她說好，然后我很快就會睡著。

即使媽媽在家，有時我也和阿姨睡。有些晚上，我會惹惱媽媽。可能是我在吃飯時說錯了話，她坐了一會兒，然后迅速把桌上的碗筷撤走，走進廚房洗刷。屋子安靜下來，只有碗碟碰撞的聲音。我靜靜地坐著，等待她的叫嚷打破沉寂。

她大罵道，我把她當奴隸，一個活該受罪的奴隸，而我是個沒用的布娃娃，虛偽、自私、哭哭啼啼。還小的時候，我畏縮在角落里躲她的拳頭，她忍住沒打我，但脫口而出的話像針一樣，一下接一下地刺過來。我捂著頭，上氣不接下氣地抽泣，眼睛緊盯著她那張哭喊的臉。

但不久后，我們中的一個就會道歉。媽媽把我攬入懷中，我們流著淚和好。有幾次外婆看到媽媽發火，她會安慰我說，無論一個母親做什么，她都是為她的孩子好。

“你媽媽不容易。”只有我們兩個人吃飯時，阿姨會說。我們促膝長談過幾次。我跟她講我的朋友們，她說起她的兒子與丈夫。我告訴她，爸爸和我們分開了這么久，一定是他已經不愛媽媽了。“但他們會一直愛你的。”阿姨說。

對我來說，阿姨不只是我們家的阿姨，而我們也不只是她的雇主。但有那么幾天，我從學校回到家，發現她坐在地板上看電視，一言不發。她簡單地應了我幾聲，眼睛不曾離開電視屏幕。

“你怎么看上去那么無聊?”我問。

“我就是很無聊。”她說。

有時，她講一句還不夠，還會接著說，她感覺像在坐牢，恨不得立馬回家。她的話讓我很惱火，我反問她:“說這些有用嗎?”然后撇下她去學習了。

一次，我們在小房間里聊天，我被她類似的話給激怒了，拿起一支鉛筆朝她扔去。鉛筆擊中了阿姨的眼睛，她哭了，這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在我面前哭了。我走回書桌前，留她趴在我的小床上嗚嗚地哭。

都怪她，我對自己說，都怪她的無聊。我痛恨她那無聊的樣子，更無法忍受她把它說出來——就在我家里，在這囚禁了她多年的二十九樓的牢籠里。

4

后來出國，我從籠子里解放了。幾年里，我跨越了三個洲，移居的習慣似乎已經在我身體里根深蒂固。

但同時，我被一股往回的力量拉扯。我從沒錯過任何一個回家的機會，回我外公外婆的家。它像是我生活中的一個定點，從未改變——鐵門哐的一聲響，那是外婆回來做飯了。

表妹長成了一個大女孩，除了睡覺，她很少回家。一次她邀請我和她的伙伴一起出去玩，摩托車呼嘯著穿過馬路，停在一家酒吧前。這是很多年后我們第一次聊天，她說自己又分手了，說老師幫他們考試作弊了。她手里的打火機旋轉著，嘴唇還像小時候一樣紅，慢悠悠地吐出一縷煙。

她的父母離婚了，外公外婆將她撫養大，我媽媽持續給予一些經濟上的支持。餐桌上，外婆問起學校的事，表妹閉口吃飯。外公啜一口米酒，眼睛盯著電視屏幕。

我們在上海的公寓還在，盡管那些年媽媽總說要搬去更好的地方。一年夏天我回到家，發現家里已重新裝修。舊家具統統不見了，我童年收藏的小物件與雜物一起堆進了新的儲藏室。

我問媽媽還會不會搬，她問我為什么問，我說我只是好奇，她說機會來了就搬。還小的時候，我試圖表示我希望留下來，我擔心搬家的過程中會丟了什么。會丟什么呢？媽媽說，她會把所有東西都收進箱子。我的多慮讓她厭煩。

終于，我最近一次回上海時，媽媽決定搬了。在市區逛了一天后，她簽下一份合同。新公寓更寬敞，但緊挨著一片廢棄工地。我對這次搬遷并不贊成，但媽媽已經下定決心——這是內環里為數不多的平價公寓，她看得到未來的增值空間。

我告訴媽媽，這次我不會再和她一起搬了，但如果我留下來，她則不能按原計劃將公寓出租。“那你付我房租。”媽媽說。我知道，她也知道，這事本身和錢無關，但我還是說了句好。

有一次，我夢見自己從太空降落。隨著我快速接近地球，陸地和海洋的輪廓逐漸浮現，包括我即將抵達的目的地，那公雞狀的中國版圖。

我坐在云端的一張椅子上，沒有什么把我綁在椅子上，也沒有什么把椅子綁在云上，只要向前邁一小步，我就會摔下去，但不知為何，我沒有摔。在我身后的是兩個女人，她們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同我共享那片云。

就在此刻，公雞的底部炸了開來。轉眼之間，一個大洞覆蓋了將近一半的土地，山巒河流都變成了黑色。我找到上海，它足夠靠東，剛好落在了大洞的外邊。

降落之后，我走進一所房子。與其說是房子，不如說是一個洞穴，里面光線昏暗，屋頂比我高不了多少。我和媽媽、外婆三人穿過一條狹窄的通道，她們想必就是和我一起降落的那兩個女人。

我仍然困惑我們為什么沒有從天上掉下來，我轉過頭問媽媽：“我們怎么沒摔下來？”她白我一眼，表示這個問題愚蠢，我理應自己想明白。我好奇是不是重力救了我，她仍然不肯解釋。

我愈發沮喪和氣憤：憑什么她知道的我都該知道？她憑什么因為我不知道就看不起我？我的后怕被她譏諷，被她踩在腳下。我朝她大叫，抓起她的一只胳膊，使勁掐下去。

她一動不動地看著我，什么也沒說，好像一切并不出乎她的意料。她任憑她的手臂被我掐住，我也沒有放手，直至胸中的憤怒從我的手臂傳到她的，終于離開我的身體。

我坐了下來，外婆走過來，在我身邊坐下。她摟著我的肩膀，用那種和善到近乎愚昧的眼神看著我。我不記得她說了什么，但她的眼睛在說：無論一個母親做什么，她都是為她的孩子好。

（為保護作者隱私，文中部分細節有所更改。）

作者簡介：Rey是一位來自上海的寫手，愛好創意非虛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