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注】：知名印度裔英國作家、《憤怒的時代》（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書作者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近日在英國《衛報》（2018年3月17日）上刊發長文，對于現代男性氣質危機的來龍去脈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指出，從莫迪的印度教至上主義到特朗普的核邊緣政策，各種有關男子氣概的復古想法被大肆渲染，導致全球范圍立場保守的男性群體體內的睪丸素激增，由此造成的后果十分危險。1969年出生的潘卡吉·米什拉被譽為是愛德華?薩義德的繼承人，他擅長以超越地域觀點評析政治和文學，他的寫作大多呈現西方文明下的東方世界變革，其犀利的觀點、別具一格的敘事和構思方式，經常引發轟動和熱議，曾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

1948年1月30日晚上，印度獨立及分治的5個月后，在前往他位于新德里的臨時寓所參加祈禱會的途中，莫漢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突然遭到近距離射擊，連中三彈。他應聲倒下，當場喪生。人們原先擔心刺客是穆斯林，事后證實是來自印度西部一位名叫納蘇朗·戈茲的印度教婆羅門。戈茲并未打算逃跑，他在法庭上聲稱，鑒于甘地和他女性化的政治政策正在閹割這個印度教國家——尤其是他對穆斯林的慷慨態度，他覺得自己不得不殺死他。今天，在這個已被印度教沙文主義者徹底改變的印度——《我的奮斗》成為了暢銷書，一場受到歐洲法西斯主義分子鼓舞的政治運動主宰著政治和文化，而被指控實施了大屠殺的印度教至上主義者納倫德拉·莫迪擔任了總理，戈茲變成了一位英雄。而他談及的所有印度教徒的天賦，都公然剽竊了歐洲種族沙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杜撰。戈茲幼年時曾被當做女孩來撫養，戴著鼻環，后來他試圖借助印度教至上主義獲得一種鋒芒畢露的男性認同。然而，對于今天許多正處于掙扎之中的印度年輕人來說，戈茲連同阿道夫·希特勒一道，代表著一種在個人和民族層面上成功實現了的男子氣概。

槍殺甘地的兇手所贏得的這種道德威望只不過這場似乎是全球性的男性氣質危機的諸多標志之一。即便在所謂的發達國家里，對于做一名男子漢意味著什么，各種被大肆渲染的復古想法也已經成為主流。今年1月份，曾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今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的加拿大勵志作家喬丹·彼得森哀嘆“西方已對男性氣質喪失了信心”，并譴責女性信奉的“殺氣騰騰的公平原則”（murderous equity doctrine）。

希望這只是一種夸張的說法。然而，富有爭議的是，自從9/11事件以來，狂熱地追求男性氣質已成為西方公共生活一大特征，并成為了那位吹噓自己的生殖器和核按鈕、多次向女性伸出咸豬手的美國總統當政的預兆。《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佩吉·努南在9/11事件發生數星期后欣喜若狂地寫道：“從9/11的灰燼中產生了男子氣概的美德。”今天欣賞彼得森“豪言”的努南，當年曾為“有男性氣概的男人、推拉各種物件的男人”的重新出現喝彩，比如小布什，她曾多少期望他“會撕開襯衫，露出胸口巨大的‘S’（超人標志——譯者注）字母。”雖然這類激情迸發在當時是極為尋常之事，卻幫助在9/11事件發生之初不知所蹤的小布什重新將自己打造成了一位有沖勁的總司令（他變得過度自信，以至于打扮成一位戰斗機飛行員，并夸贊托尼·布萊爾“有種”）。

隨著英美建制派內部睪丸素激增，許多書呆子氣的記者將自己幻想成了無所畏懼的勇士。彼得森的另一位仰慕者大衛·布魯克斯立下誓言：“我們會意外毀壞無辜的村莊，聳聳肩膀，隨后繼續戰斗。”

在西方，隨著男子氣概的美德聲勢看漲，針對女性特別是女權主義者的攻擊，其兇猛的程度，變得幾乎不亞于為解救不幸的穆斯林少女而在國外所發動的戰爭。在《男性氣概》（Manliness，2006） 一書中，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譴責職業女性，稱其暗中破壞了男性的保護性角色。自稱為新帝國主義者的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則哀嘆“女孩子們不再玩玩偶了”以及女權主義者造成歐洲人口數量下降。更不加掩飾的是，芭芭拉?金索爾弗寫道，諸如卡莎·波利特、蘇珊·桑塔格和阿蘭達蒂·洛伊等少數公開對這種好戰性提出批評的女性“被綁在柱子上被眾人鞭打”，用“像婊子、傻瓜、蠢貨、白癡等詞語”。與此同時，《名利場》雜志刊發的有關處于反恐戰爭時期的布什政府的圖片故事則對這位美國總統具有男子氣概的沉著冷靜大加贊揚，并盛贊他的副總統迪克·切尼堅如“磐石”（The Rock）。

毫無疑問，部分后9/11時代的性能力主義（cocksmanship）是被奧薩姆·本·拉登對于美式男子氣概的毀謗——即自由和勇敢已變得“柔軟”和“虛弱”——所激發起來的。在越南戰場上所遭受的恥辱也催生過諸如西爾維斯特·史泰龍和阿諾德·施瓦辛格那樣的男性氣質的卡通式想象。歷史上享有特權的男性由于覺察到來自于女性、同性戀者以及不同種族和宗教團體的競爭而深感不安，這也是事實。在1990年出版的《性的無政府狀態：世紀末的性別與文化》一書里，伊萊恩·肖瓦爾特就描述過19世紀末女權主義者所取得的為數不多的成果在許多男人當中所引起的這種巨大恐慌：“對倒退和墮落的擔憂、對圍繞性別、種族、階級和國籍之類的定義實施嚴格的邊界控制的渴望。”

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就已經警告要留意女性這種“不斷擴張的、富有侵略性的力量”，“像攻無不克的軍隊那樣攻占新領域。” 作為肌肉自由主義（muscular liberalism）最初倡導者的施萊辛格，出于對“被閹割”的美國男性及其對“受壓迫者的女性化迷戀”的憤怒，渴望美國歷史上“是男子漢且從不對此進行反思”的“拓荒者”。

今天，現代西方這些威嚴的男性制造者們正被迫反思很多事情。較之于以往，男女同性戀者更加自由地愛其所愛并與其結婚。女性期望在職場、家中和床上獲得更多的自我實現。特朗普的手里或許握有最大的核按鈕，但是中國在人工智能以及舊式大規模制造業領域處于領先地位。而且，技術和自動化可能帶來淘汰那些推拉各種物件的男人的威脅——這在西方是最具破壞性的事情。

很多白人直男覺得自己受到“傲慢的”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權主義者的圍攻，更不用提及同性戀健美運動者、男性化女人和跨性別人士了。毫不奇怪，他們很容易被彼得森“傳統家務分工”的明顯破壞已造成“各種混亂”的觀點所影響。在現代兩個占據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大國里，對于男性成為少數的恐懼和不安全感已經導致人們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里。在英國，象征著受到控制的帝國力量的自命清高處亂不驚的英國式紳士，已經讓位于諸如鮑里斯·約翰遜那樣口無遮攔的脫歐派。右翼記者道格拉斯·默里，給英式男子氣概寫挽歌的諸多作者之一，哀嘆“被閹割了的廣大意大利人、歐洲人和西方人”，并因其“提醒西方注意到我們自身的偉大之處”而推崇特朗普。而實際上，無論是用核焚燒威脅朝鮮、貶低殘疾人，還是對女性伸出咸豬手，這位美國總統都在證實現代歷史中的某些贏家為了維持自身的特權感將不惜做任何事情。

不過，在西方，對野蠻男子氣概的盛大展示，以及對另類右翼分子們稱之為“綠帽男”（cucks）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的瘋狂嫌惡，不僅僅是對上述傲慢的懦弱者的回應。這類對超男子氣概（hyper-masculinity）的狂熱維護在現代歷史上再次重現。它們也已經深刻地塑造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文化。本·拉登相信穆斯林“被剝奪了男子氣概”，通過摧毀美國力量的陽具象征即可恢復。和聲稱維京武士是其祖先的挪威大屠殺兇手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一樣，以哈里發名義實施斬首行動和強奸無辜俘虜的伊斯蘭國披黑頭巾的青年志愿人員顯然是走向了精神失常的男性氣質的一個案例。上個月，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對本國女性反叛者聲稱：“我們不會殺掉你們。我們只會射擊你們的陰道。”通過折磨不幸的少數群體，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義頭領們似乎癡迷于證明——如他們中有人在1998年印度進行核試驗后所宣稱的——“我們不再是閹人了”。

今天，對于去勢和閹割的各種病態想象、文明的沒落和衰敗，將戈茲、施萊辛格、拉登和特朗普以及其他眾多負隅頑抗的大男子主義的倡導者們聯系了起來。他們易受關于“軟弱”和“被動”的女性氣質、“硬朗”和“主動”的男性氣質的各種陳腐隱喻的影響；他們懷戀那個男人們對于做男子漢無需反思的時代。而且，無論是印度教沙文主義者、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還是白人民族主義者，他們的自我形象都建立在對女性的鄙視與排斥之上。仿佛幻想中的男性優勢唯有在和幻想中的女性弱點進行比較時才能被最令人滿意地衡量。因將女性等同于性無能和被淪為綠帽男的恐慌攫住，這些充滿怨恨的憤怒的男人成為一場正在蔓延且看似無解的男性氣質危機的癥候。

這場危機始于何時？它為何似乎不可避免地是全球性的？在撰寫《憤怒的時代：當下的歷史》一書時，我開始認為一場持久性危機正悄悄接近現代世界。它始于19世紀，伴隨著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轉變：農業和農村社會被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所取代，這種秩序由工業資本主義所規定，而后嚴格按照新的性別和種族分工被組織起來。而這場危機今天之所以看來是普遍性的，則是因為在世界其他地方經歷自己的社會經濟革命時，西歐和美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織成的限制性的性別規范之網已逐漸覆蓋了地球最遙遠的角落。

做一個男人或做一個女人，總有許多種方式。來自世界上極為多元的前工業社會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持續揭示著生物構造與行為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鏈接，男性氣質與充滿活力的男人之間，或者女性氣質與被動的女人之間，也不存在任何聯系。英國殖民主義者憎惡地發現，印度人尊崇諸如迦梨（Kali）那樣好戰而且性欲極為旺盛的女神，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像克里希納（Krishna）那樣吹長笛的游手好閑者。大量的印度文學作品為性別無常的男人和女人作證，精英和民間的傳統都不乏雌雄同體和同性性愛的題材。

這些自然的傳統在19世紀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當時，由剝削和排斥所構成、并按照性別和種族分層的社會成為世界最強者；而諸如國家建設、城鄉遷移、帝國擴張和工業化這類現代性的深刻沖擊急劇改變了人類所有感知模式。一種由男子氣概的和非男子氣概的所構建的人類等級制度在許多社會里早就存在，但此前并未成為中心。19世紀期間，這種等級制度開始被普遍強加，男性和女性被限制在各種特定的角色之中。

在西方至上主義版本的歷史里，現代西方成為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保證人。實際上，正如瓊·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別與世俗主義》（Sex and Secularism）一書中所闡明的那樣，一種基于生物差異的性別（和種族）不平等觀念與“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社會基礎”并無二致。伊曼努爾·康德以缺乏實踐理性、個體自律、客觀性、勇氣和力量為由輕視女性。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之子拿破侖相信女人應留在家里生兒育女。他頒布的《拿破侖法典》曾為全球許多國家制定臭名昭著的要求女性服從父親和丈夫的法律提供了靈感。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贊揚女性，“她們有著重視家庭幸福高于一切的良好見地”，而且，她們“太聰明以至于不會為政治皺起眉頭。”在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中，這類偏見幫助排他性的男子氣概理想取代了傳統父權制。

基于這類理由，女性被剝奪了參與政治資格，被迫在家庭和勞動力市場中居于從屬的角色。流行心理學家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堅稱，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哀嘆彼得森所謂“傳統”分工的喪失，卻拒不承認資本主義、工業和擴張主義的社會都需要一種新的分工，或監督社會的白人直男認為女性由于她們身體或智力上的劣勢而不適合于從事領土擴張、國家建設、工業生產、國際貿易和科學創新等任務。女性的身體應該是用于生兒育女以及捍衛家庭、種族和民族的未來；男性的身體則應用于勞作和戰斗。做一位“成熟”的男人意味著要調整自身以適應社會，并且履行自己作為養家者、父親和士兵的職責。正如西奧多·羅斯福所說，“當男人害怕工作或者害怕正義的戰爭，當女人害怕當母親的時候，他們就在滅亡邊緣戰栗。”隨著19世紀繼續向前推進，許多有關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定演變成了永恒真理。正如彼得森粗暴的粉絲們所展示的那樣，較之于同樣以“天性”或偽生物學為基礎的關于種族不平等“真理”，上述基于性別的“真理”在今天獲得了更強有力的支持。

斯科特指出，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界定的這些性別差異模式事實上有助于確保“西方各國相比于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他者們’的種族優越性”。“白皮膚與各種‘正常’社會性別制度相聯系，黑皮膚則與不成熟和性變態相聯系。”英國人由此斷定崇拜迦梨女神的印度人是一個缺乏男子氣概的孩子氣的民族，因而不應為自治的想法皺起眉頭。中國人，包括生活在西方各地唐人街的中國人，被普遍認為是梳辮子的懦夫。在帝國主義全盛時期，即便是基督教徒強大的老牌對手穆斯林，也被嘲諷為可憐的“女性化的”。

甘地明確地顛覆了歐洲帝國主義者們（以及他們在印度的模仿者們）的這些性別偏見：即女性氣質就是缺乏男性氣質。拒絕像西方那樣將統治者等同于男性至上，將從屬性等同于女性的順從，她提出了一種基于嚴格的自我反省和母性柔情的行動主義政治。這種拒絕最終讓他付出了生命。但是，他能夠看到男性的權力欲多大程度來源于將女性他者作為退化的人的幻想——某個被壓制、被支配的人——以及這種病理學多大程度上感染了現代政治與文化。

這種偏見最為陰險的表達，是對被視為女性化而不配為人者的征服與剝削——這種暴力在19世紀里已變成常態。對于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來說，要做一個真正的男人就是要成為一位狂熱的帝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即使是眼光敏銳的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也期盼他的法國男同胞們實現他們“尚武的”和“陽剛的”的本性，在北非徹底擊敗阿拉伯人，讓女人們去處理那些家庭生活瑣事。

隨著19世紀的推進，對陽剛的追求因為諸如工業化、城市化和機械化等不可控制的、去勢的現象而精神上連遭打擊的男性中引發了廣泛的反響。一種強壯、無畏的男性理想逐漸在強健的自我、民族、帝國和種族中浮現。實現這一艱巨理想需要消滅所有女性化的怯懦和孩子氣痕跡。失敗激起自我厭惡——以及對恢復暴力的渴望。戈爾·維達爾曾經指出，由于被人用“懦夫”“奧斯卡·王爾德”等這類無男子氣概的綽號嘲笑，羅斯福試圖通過“具有男子氣概”的活動來克服“他身體的脆弱性”，“而其中最激動人心又最高尚的便是戰爭。”任何時候對同性戀者的憎恨和對諸如王爾德等的獻祭犧牲者的狩獵，都不如歐洲帝國主義發展最猛烈的這個階段那么邪惡和具有組織性，這絕非巧合。

一種形象在所有恢復自我和民族喪失了的男子氣概的嘗試中變得極為重要：不壞之身——在我們的極端年代里以大量服食類固醇、凸起的肌肉組織為代表。實際上，體形在今天的重要性遠遠不如過去；越來越趨于久坐的工作習慣和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多少肌肉。盡管如此，但是對于強壯肌肉和龐大身軀的癡迷仍在塑造著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噓自己身體部位的尺碼之前，弗拉基米爾·普京早就秀出了他的胸肌——作為對被軟弱的酒鬼鮑里斯·葉利欽“閹割”了的俄羅斯進行重新男性化的廣告。不過，在戈茲“崛起中”的印度，光膀子猛男也是引人注目的新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正當印度國有化進程駛入快車道，從前那些骨瘦如柴或者胖乎乎的寶萊塢明星開始炫耀閃光的腹肌和鼓起的二頭肌；《羅摩衍那》里瘦胳膊瘦腿的英雄羅摩（Rama）開始在日歷藝術和政治海報里變得像蘭博（Rambo）。流行文化里各種壯碩體格為莫迪上臺掌權做了鋪墊，他吹噓自己56英寸的胸圍，并向失業的年輕流浪者們許諾真正的國家力量。

這類復仇心重的男權主義者民族主義是德國人在19世紀初首創的，他們首先勾勒出打造極度健美的人民或者優等民族的愿景，并熱情擁抱諸如體操、健美操和瑜伽等典型的現代體育鍛煉形式，以及諸如裸體主義的時尚。但直到19世紀結束，腫脹的人體才作為一種力量的顯而易見的、排他性的男性美德的“自然”化身出現。隨著西方各個社會工業化、城市化和官僚化程度進一步深入，擁有財產的農民和自雇工匠們迅速變成為缺乏個性的上班一族和專業工作者。馬克斯·韋伯在1909年曾警告說，由于“理性計算”被奉為新神，“每個人變成了機器上一個小齒輪”，而且可悲地癡迷于變成“一個更大的齒輪。”現代性鐵籠里的工人階級男性越來越喪失其原有技能和自主權，所以他們試圖用大塊肌肉來體現它，從而確保自身的尊嚴。

歷史學家們多次強調，受到諸如自動化和時間管理等壓抑性行業慣例羞辱的男性勞動者也開始通過咒罵、酗酒以及在職場里對少數女性進行性騷擾來維護他們的男子氣概——這是一種侵略性的保守工人文化的開端，這種文化在新自由主義當政的數十年間已經深入藍領工人的工作場所。在19世紀結束前，大量男性擁抱了運動和健身，并成立了各種好斗的足球運動員和拳擊手的粉絲俱樂部。

不只是職業男性。美英上流社會的家長們開始送他們的兒子上寄宿學校，希望他們的身體和品格在不會受到腐化的女性影響的情況下獲得恰如其分的強化。最早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組織競技體育成為了一種預先阻止娘娘腔和大量培養具有男子氣概的帝國主義者的備受青睞的手段。人們當時普遍相信，這些未來的帝國建造者們將會因為他們在伊頓和哈羅公學運動場上耗費過多的精力，以至于累得都不會自慰了。

但男性氣質，一種權力的夢想，往往人們越是狂熱追求，它就越是變得令人難以捉摸，由各種難以理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所催生的去勢恐懼繼續加深。它驅使19世紀末的許多歐美作家和政客陷入種族民族主義的超男子氣概迷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民族、種族和個人被概念化為生物實體，可以被打磨成無懈可擊的有機體。隨著這種僵化的現代性別差異觀念擴散到非西方社會，對“種族自殺”的恐懼、對體育教育的狂熱崇拜以及對打造一種“新人”的幻想，連同針對自慰的各種苛評一道，走向了全世界。

接著，歐洲殖民主義者推行把惡毒的同性戀恐懼癥奉為神圣并推廣異性夫婦生活和父系秩序的法律。他們的偏見在西方以外也通過受害者們得以確立，印度批評家阿希斯·南迪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歐洲帝國的臣民對過于娘娘腔的指控認罪，并決定拿出男人的樣子從而趕上他們的白人統治者。

這解釋了一種令人吃驚卻幾乎從未被探究的現象：為什么所有主要宗教團體中的男性——佛教、印度教、猶太教以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19世紀末開始不約而同地哀嘆他們所失去的陽剛并敦促練就一副強健的、不可侵犯的體格，不論是個體的男性，民族還是烏瑪（Ummah，阿拉伯語音譯，本意為民族，早期麥地那穆斯林政教合一的政權。——譯者注）都不例外。這些成員包括了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馬克斯·諾道，他夢想強健的猶太人——“肌肉猶太人”）、亞洲反帝國主義者（斯瓦米·維韋卡南達，莫迪心目中的英雄，他勸告印度教徒練出“二頭肌”，以及阿努伽里加?達摩波羅，他幫助發展出的強悍佛教在緬甸近期實施的種族清洗中被可怕地展示）以及諸如童子軍運動創始人羅伯特?巴登-鮑威爾等狂熱的帝國主義者。

在20世紀前幾十年里，這種模擬的男子氣概最致命后果逐漸顯露出來。男性氣質研究的先驅、歷史學家喬治·莫斯所寫到的那樣，“之前或之后，男性氣質都從未被抬高到法西斯主義時期那樣的高度。”像羅斯福一樣，墨索里尼也把自己從一個娘娘腔的男人轉變成了一個噴火的帝國主義者。另一個其貌不揚的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則宣稱：“弱者必須被清除殆盡。”自封為雅利安優等民族成員的人們在與懦弱的猶太人的對比中定義了自己，并在大屠殺行動中發現了他們的鋼鐵之軀。

在21世紀，對男子氣概的狩獵繼續毒害著世界各地的政治和文化。在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里，經濟、社會和技術的快速變化，已經使得成倍增長的被連根拔起而不知所措的男人陷入了一場注定要失敗的對男子氣的確定性的追求中。老式帝國主義擴張和打造優等民族的施展余地可能消退了。但在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時代世界各地畸形不平等的社會里，對男性認同有著無數多的無法實現的要求。各種自我造就的成功男人的神話迫使全球各地的男性陷入于對個人權力和財富一種不間斷的而且常常是勞而無功的搜尋之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女性與少數族裔想象成競爭對手。更多的男性則試圖以貶低和排斥女性的方式來顯示某種被認為是他們的生物特性所固有的統治權。

對女性化的沮喪和恐懼已經助長了各種蠱惑人心的運動，就像白宮更衣室霸凌所釋放出來的那樣。戈茲關于超男子氣概的陳詞濫調已壓倒了甘地所贊成的雌雄同體傳統——而且不僅僅是在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輕男性推崇由紈绔子弟變身為政客的伊姆蘭·汗為大男子主義的救贖者，對批評他行為輕率的人充滿敵意。在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追隨者眼里，作為成功男性象征的埃爾多安不可能做錯任何事。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則以無恥的頻率開著與強奸有關的玩笑。

厭女癥現在之所以在公共領域里盛行，是因為和現代化過程中的歐洲和美國一樣，許多辛苦工作的人幻想著重新回到一個原始的過去：真正的男人高高在上，而女人則明白自己的身份。對似乎正在篡奪男性領域的“獲得解放的”女性的厭惡，不僅在社交媒體上而且在各種露骨的人身攻擊里都表現得十分明顯。這些行為獲得了諸如印度教至上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偽傳統意識形態的認可，它們為亞洲和非洲許多遭受挫折的男性提供了一種補償性的男子氣概：以舊式父權制取代新自由主義關于平等機會的虛假承諾。

蘇珊?法露迪認為許多美國人試圖利用9/11襲擊縮小女權主義的成果，并將女性重新推回到被動角色中去。彼得森的傳統主義是近年來在西方所進行的旨在恢復男性權威或者使得社會重新男性化的諸多嘗試中最新的一次。這些嘗試包括動用“威脅和震懾”的暴力，仇恨綠帽男、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把布什那樣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裝腔作勢的男人重新想象成超人，以及最后對一位多次對女性伸出咸豬手的男人的政治神化。

在粗鄙的男子氣概中反復尋找安全感證實了現代男性氣質的歷史就是一部幻想的歷史。它描述了對于一個穩定和有序的世界注定失敗的追求，必然導致向無法壓抑的人類存在的多元性開戰——這是一場盡管遭受毀滅性失敗但總會周期性地重新開打的戰爭。對女性和柔弱的古怪恐懼也許與男性長期以來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所占據的統治地位有關。他們自身權利的受傷害感，或是對慣常要求的權力和特權遭到拒絕的憤恨，將有可能繼續使得許多男性極易受到諸如特朗普和莫迪這類虛假男子氣概販賣者的傷害。然而，若是帶著同情心對這些男性的憤怒和絕望做一番分析的話，那么將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男人和女人一樣都被人為的性別規范所囚禁。

西蒙娜·德·波伏娃寫道：“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 她也可以對男人說同樣的話，“正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明造就了這樣一種生物。”并且迫使他對權力展開毀滅性的追求。與女人相比，幾乎每個地方的男人都更多地暴露在酗酒、吸毒成癮、嚴重事故和各種心血管疾病的危險里，他們的預期壽命明顯更短，自殺的可能性更高。不管是在學校操場、辦公室、監獄還是戰場上，對神話般的男性性能力的追求的首批受害者大概就是男人自身。這種恐懼和創傷的日常體驗在很多方面將他們和女性捆綁在一起，但由于身陷在剛毅男子氣概的神話里，大多數男性往往不愿意承認。

當然，如果男人否認或者輕視他們在這個本身面臨滅絕危險的星球上跟女人共享的脆弱性經歷，那么他們將會浪費掉這場最新的男性氣質危機。男性力量將依舊令人惱火地難以捉摸，傾向周期性危機、崩潰以及恐慌性的重復認定。在一個所有堅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哪怕表面上有權勢的人也被喪失和取代的幽靈糾纏的世界里，這是一個根本實現不了的理想，一種命令和控制的幻覺，一種駕馭天下的幻想。男性氣質這件由繁重角色和不可能達到的預期制成的緊身服，已經變成為巨大痛苦的來源之一——對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明白這一點，不僅僅是為了理解眼下這場全球性危機，這也是為了看到解除這場危機一種可能性：即從擔心自己不夠男人這種荒謬但又造成嚴重后果的恐懼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