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版歙縣地圖，其地域范圍頗像袖珍型中國版圖的主體部分，雖然并不完全規則，但各個部分似乎也還是可以相互對應——東北的杞梓里區，猶如“雄雞”的頭部；而西部的黃山區、巖寺區，則約略相當于新疆和西藏……另外，倘若將整幅地圖朝西略微傾斜，則其南面的璜尖、札源，猶如孤懸陸地之外的海南，頗具幾分神秘色彩。

民國《歙縣全圖》，王振忠收藏

與海南島隔著瓊州海峽不同，璜尖、札源一帶與其“母體”——歙縣，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

在清代，璜尖、札源隸屬于徽州府歙縣的二十五都，該飛地于1949年由歙縣劃入休寧，從而結束了飛地的狀態。1956年，當時的札源鄉又被劃入浙江省遂安縣（繼因新安江水庫之興建而被并入淳安）。原先的飛地區域隸屬皖、浙二省，主要包括今安徽省休寧縣璜尖鄉全部和浙江省淳安縣中洲鎮西部之札源和木瓜兩個行政村。

舊地圖中的黃[璜]尖、扎[札]源（民國《歙縣全圖》局部）

暨南大學黃忠鑫副教授最近完成了一部書稿——《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歙縣廿五都飛地研究》，就聚焦于此一隸屬于兩省三縣的交界地帶。在傳統時代，由于該處地屬插花錯壤的飛地，地理環境自成一體，故其宗族結構、民間信仰以及社會關系網絡變遷等，都具有行政區劃關照下的學術意義。

（一）廿五都飛地的村落社區

在書中，作者首先探究了皖浙邊界的文本敘述及其地理認知。他通過對行政管轄之文字記錄、圖甲賦役運作實態的分析，溯流尋源，勾勒出廿五都飛地逐漸被世人認知的過程。從中可見，當地的土地開發與聚落成長，是徽州腹地向浙西山區方向移民過程的一部分。皖南、浙西山區自唐代中葉起便形成一級政區的邊界，自西向東的新安江因南北走向之邊界被一分為二。同時，低山丘陵的破碎地貌中，存在著較多插花錯壤的現象。璜尖、札源一帶的居民就遷自徽州休寧，但其戶籍賦役卻隸屬于歙縣，這與山區地理觀念之模糊以及賦役制度密切相關。此后，歷經一定時期的土地開發和人口繁衍，尤其是在明萬歷年間的土地清丈和清雍正朝之順莊法等賦役改革之后，皖浙邊界逐漸從模糊的界限開始向較為明晰的界線轉變，這使得廿五都飛地之地域性逐漸凸顯，最終呈現于近代地圖之上。

歙縣二十五都飛地形勢圖，黃忠鑫繪制

在廿五都飛地上，宗族組織之出現，是村落社區不斷完善成熟的結果。飛地內各村落宗族組織之形成，最早可上溯至明代中葉，而其普遍形成則要到清代前、中期。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札源吳氏，該家族是飛地內最早的定居者，他們在此處創業拓地，開枝散葉，較之其他族姓，吳氏制定了更為完善的譜牒以及相關規條。在這些譜牒中，支派榮枯，房分隆替，皆有具體而微的詳細記錄。盛清時代，札源吳氏還開始統合皖、浙交界各支派，進而形成了更高層次的宗族聯盟。

作者認為，從祭祀祖先的物理空間，可以很好地考察廿五都飛地宗族之塑造及其形態?！白嫦饶沟厥蔷S系宗族力量的重要場所。建造、修整和祭拜墳塋，可以顯示對周遭土地、林木的所有權，也可以通過儒家祭祀禮儀聯絡各個宗支”。當地祭祖空間較為多元，除了祠堂、墳墓之外，個別神廟也有一定的祖先紀念色彩。其中，墓地尤其受到重視，而祠堂則未必占據重要地位。這表明，廿五都飛地的宗族觀念較為原始而務實。

（二）文化資源與社會網絡

隨著人群的匯集，各類民間信仰亦在此交融、碰撞。據調查，皖、浙交界的札源村，仍保留了較為濃厚的九相公崇拜。在迄今尚存的民間文獻中，有內容頗為豐富的乾隆《札溪吳氏宗譜》及其道光年間的續修版本。從這些譜牒中，可以找到不少九相公崇拜的生動史料。為此，黃忠鑫結合口述調查，考其源流，敘其本末，細致探究了地方宗族對九相公崇拜之建構過程。

札溪九相公祠，王振忠攝

根據當地的民間傳說，九相公系唐朝越國公汪華的第九個兒子，名叫汪獻。其人自幼聰穎過人，詩書過目成誦。某日，他與皇帝對奕，幾局下來皆大獲全勝。翌日早朝，皇帝對越國公開玩笑：“貴公子如此了得，以后天下恐怕要歸卿家所有了！”其時，汪華位居宰相，為人一向謹小慎微，聽罷此言如坐針氈，他認為皇帝起了疑心，自家日后會因謠諑日加而禍生不測。回家之后，汪華痛責兒子，震怒之下，竟將汪獻一腳踢死。汪獻死后，皇帝頗感愧疚，遂賜一沉香木雕的汪獻像，供其家中祭祀。及至南宋，有奸臣上書，指責汪獻系屬犯上，不該受人祀奉。于是，皇帝下令查抄汪獻雕像。情急之下，駙馬吳恩義將雕像偷偷地藏在家中。某年，駙馬返鄉省親，遂將汪獻雕像帶回札源。從此，札源人就奉汪獻為“九相公老爺”，歲遠年深，世代相傳，九相公遂在札源等地受人廣泛崇拜。

《札溪吳氏宗譜》中有關駙馬爺吳恩義的記載

根據作者的分析，札源村九相公崇拜之形成，與里社體制乃至更為久遠的社祭傳統密切相關。此后，日月推遷，通過地域分化與相互聯合，形成了頗為周詳的祭祀規制，從中可以反映出札源吳氏所構建的社會網絡與地方秩序。上揭九相公與吳駙馬的傳說故事，實際上反映了札源吳氏利用民間信仰強化其宗族組織的努力，他們殫思竭慮地將其家族人物嵌入國家大歷史的敘事框架，以期增強本族在地域競爭中的實力。

當時，九相公崇拜不僅在札源立足，其廟宇成為札源吳氏全體有份的神廟，而且還影響到周邊的若干村落，從而形成了一個“信仰圈”。休寧縣的汊口、商山、浯田等村落，也輪流前來迎請、供奉，這些村落與札源一起，制定了迎神賽會的基本規則。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于商山村之“雕假易真”，雙方聚訟紛紜。所謂雕假易真，迄今在札源當地還有與之相關的口碑傳說：札源吳氏派人欲將九相公迎回之際，卻發現商山人刻制了九尊（一說九十九尊）一模一樣的神像擺在一起，讓吳氏自行認領。如何確定真身，讓人頗費周章。據說，九相公當晚托夢給札源吳姓，讓其在每尊神像前都點上一炷香，哪尊神像前的香煙筆直朝上，哪尊便是真身。正是得益于神明的啟示，札源吳氏順利地迎回了本尊。

迎神賽會的合同議約

在徽州，類似的傳說并非絕無僅有，它實際上折射出地方社會對于有限的文化資源之激烈爭奪。此類爭奪的結果，便是札源吳氏形成了一定的社會網絡，體現在民間信仰的秩序上，則是“有份”與“無份”的區別。在包括了位居徽州腹地之汊口、商山以及浙江寄莊田產所在村落等地，札源被置于“信仰圈”的中心，這顯然折射出吳氏宗族在皖浙交界地帶的社會經濟地位，從中反映出由邊緣山區的“名族”力量、土地產權共同編織出的利益網絡。

（三）等級身份、山林經濟與租佃關系

作為插花錯壤的飛地，其上的人群來自不同地方，遷居之時間亦各不相同，經濟實力更有很大的差異，由此，遂形成了社會身份上的差別。大致說來，在廿五都飛地上，存在著大姓-小姓-棚民三個層次的社會關系結構。隨著時代之推移，“土著”與“客民”的矛盾逐漸凸顯，械斗事件亦時有發生。自明嘉靖迄至清代同治年間，歙縣廿五都飛地上的札源吳氏與木瓜坦洪氏，彼此礪齒磨牙，曾展開以主仆糾紛為名義的長期對抗。大姓一方尋根拔樹，勢欲踏盡落花；而小姓則若閑藤野蔓，枯而復榮……此一對抗，始終以山林經濟矛盾為基礎，涉及等級身份、社會網絡等方面的全方位對抗，糾紛過程時如繁弦促調，風雨驟集，煞是驚心動魄。黃忠鑫指出，在這一邊緣山區，等級身份之訴求可能只是一種策略，其背后的焦點仍在雙方的山林經濟利益。而族姓對抗的基礎，則取決于彼此之間的社會力量與經濟實力。

璜尖的契約文書

在最后一章，作者探討了飛地山林經濟之開發歷程與棚民的進入。該書以相當翔實、生動的史料，為我們分析了棚民進入、定居之后飛地社會關系在空間上的變化。從中可見，廿五都飛地的山林經營，主要包括木材、竹筍、茶葉之成片種植以及水稻、蔬菜等的零星栽種。十八世紀后期的清代中葉，棚民開始出現于廿五都飛地，他們主要來自于長江北岸的安慶府和浙江、福建等地。

此后，除了維持杉木、竹木的出產之外，玉米、雜糧也在此處得到大規模種植，由此，租賃關系遂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由于山地經濟價值的不斷提升，特別是玉米具有貨幣功能，從而在租佃和信貸領域逐漸得到普及。此后，山場開始作為抵押物進入信貸領域，以獲取急缺資金。民眾在訂立契約時，也更傾向于采用明確表示信貸功能的“當契”。換言之，十八、十九世紀山林經濟之變動，引發了契約文書在書寫上的變化。

具體說來，1780年以前，山場以蓄養林木和茶葉種植為主，山林土地交易市場發育并不顯著，土地交易以沒有回贖期限的“活賣契”為主，而“當契”僅止局限于田地交易之中。1780年以后，大批棚民入居并長期租賃山場茶園，種植玉米等雜糧，帶動了此處山地的開發，提升了山林經濟價值，土地流轉頻繁。此后的山地交易開始流行具有明確回贖期和利息的“當契”，“活賣契”也開始增添了明確將回贖期限作為是否向“絕買契”轉變的內容，“典契”和“活賣契”的內容趨于一致。此一個案表明，“活賣契”脫胎于賣的行為，仍保留了基本小農生存倫理的原則；而“當契”則適應不斷商業化的市場邏輯，并對“活賣契”書寫細節之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邊緣山區建構的幾點新探索

《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一書由數章集合而成，每一章皆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呈現，這使得全書的研究頗為細致、深入，較好地論述了飛地內部村落社會的諸多側面，在總體上又自成系統，盡最大可能地揭示出邊緣山區社會建構的發展歷程。

數年前，作者曾將其收集到的一些資料圖片發給我，其中有不少契約文書都是相當破爛、品相極差的資料，乍看瑣屑纖微，令人興味索然。要在類似于此近乎“斷爛朝報”的文獻中尋找研究線索，具有相當的難度，需要有很強的綜合研究能力，更需要極好的耐心。稍后，作者曾向我提交讀書報告，其間概述了該批文獻的學術價值，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他認為：“似可從‘界限’觀念下的社區空間入手，考察政府治理從粗線條的‘界限’到細線條的‘界線’變動與當地社區的多方面互動過程，進而討論都圖里甲體系在這一過程中的實際地位?！笨梢?，他最早主要關心的仍是都圖里甲體系問題（這是其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主題），而非整個山地小區域社區的歷史地理。此后，隨著對資料閱讀的深入，作者逐漸有了更大的學術企圖。于是，目前展現在我面前的專著，較先前的設想有了極大的拓展，舉凡都圖里甲體系、宗族建構、外來棚民、佃仆小姓、民間信仰、山林經濟、訴訟糾紛和契約書寫等問題，皆有專節涉及，此類成果，觸及歷史地理、明清社會經濟史、文化史研究的諸多前沿領域。

在我看來，《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一書，在以下三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民間信仰是社會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在徽州，隋末唐初的汪華，被塑造成當地最為重要的地方神明，并在皖、浙各地受到廣泛的信仰。南宋以來，汪華不僅被稱為“汪王”、“越國公”或“汪公（大帝）”等，而且還衍生出一些附屬的神明崇拜，最為常見的就是汪公九子之傳說。在歙縣民間，直到現在仍然流傳著唐太宗追封汪華九子為“一、二、三太子，四、五、六諸侯，七、八、九相公”的說法。通常認為，一、二、三太子神像極小，四、五、六諸侯并無塑像，而七、八、九相公則因其神像高大，而受到更多的關注。

此前，學界對于汪公崇拜的研究較多，但對九相公信仰之探討則尚未有專文，這當然是受制了資料的零散與不足。如今，黃忠鑫結合地域開發過程中社會關系的建構、土地產權之變化等要素，透過具體、翔實的個案分析，推進了傳統時代徽州重要的民間信仰——九相公崇拜的研究。此外，他還試圖透過這一探討，回應學術界有關“祭祀圈”、“信仰圈”等的相關討論。他認為，無論是社區性的“祭祀圈”還是區域性的“信仰圈”，都與里社制度有著密切關系。在民間信仰組織呈現出此類地域色彩的背后，是宗族力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札溪九相公神位，王振忠攝

除了民間信仰之外，作者對大、小姓紛爭的研究亦頗值得關注。明代中后期，徽州的各個宗族加強了內部的同族統合。在我看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休寧名族志》等綜合性譜牒文獻的出現，是對既有強宗巨族狀況的客觀反映，與此同時，它們又在徽州劃定了一個“名族”或“大族”的標準，從而奠定了徽州一府六縣境內宗族分布的基本格局。不過，在一些偏遠地區，各個族姓之升沉隱顯尚未可知，相互之間的關系仍然極不穩定，各個族姓能否成為該地域中的“名族”或“大族”，除了憑借自身的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亦取決于他們能否成功地與明代中后期業已存在的“名族”或“大族”相整合。

歙縣廿五都飛地留存有乾隆《札溪吳氏宗譜》、道光《續修札溪吳氏宗譜》、同治《金山洪氏宗譜》等譜牒，較為集中地反映了此一邊緣山區的大、小姓糾紛。其中，不僅有大姓一方的《札溪吳氏宗譜》末卷之《跳梁記事》等，還有作為佃仆一方的木瓜坦洪氏譜牒文獻。通過對兩造敘述之對比與解讀，作者從較長時段考察了徽州邊緣山區村落中的大小姓關系演變。此一成果，與近年來相關研究的學術趨勢頗相吻合——隨著徽州文書史料的大批發掘，傳統的佃仆研究課題，被置于歷史社會地理、宗族社會和地域社會競爭等領域予以重新審視，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作者的此一研究，正是在前人討論的基礎上累積了新的個案，并提出個人的見解。

此外，作者對于契約類型嬗變之研究，亦頗令人矚目。此前，在土地契約的類型上，“賣契”與“典契”之關聯和區別一向備受關注。有鑒于此，他利用清代迄至1950年代出自同一家庭的璜尖契約文書，以較長的時段，將文書內容與類型之變化過程，與邊緣山區山林經濟結構的變動相聯系。在他看來，在璜尖收集到的數戶契約，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在內容上則有較強的系統性，藉此所看到的山林經濟變動與契約文書在書寫上的變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盡管璜尖的個案能否涵蓋更大范圍內的契約使用歷程，仍有待于學術界的檢證，“但此一個案在方法論上提醒我們，打破內在聯系（地域和人戶歸屬）討論契約文書的類型、樣式固然有可取之處，但集中觀察某一地域各類文書內容的變化，以及為何被當地民眾所選擇或放棄的原因，同樣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書類型的本質，對于深化古文書學和民間歷史文獻學的相關認識頗有助益”。

（五）徽州文書與歷史社會地理研究

《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一書，是利用田野調查所發掘的徽州文書展開的歷史地理研究，較大程度上凸顯了徽州文書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重要性。

1997年，我最早提出開展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倡議。在我看來，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具體研究內容應包括歷史時期社區及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在資料方面，應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文學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等方面的史料，研究各類人群的淵源流布、特征、經濟、文化等。此后迄今的二十年，國內學界無論是在理論建構還是具體研究方面都頗有進展，但從總體上看，歷史社會地理仍處于探索階段。在這方面，黃忠鑫認為：“歷史社會地理關注的核心問題應當是社會關系的空間結構。承載社會關系的是社會人群，因而社會地理應該關注各個區域環境下的所有社群及其活動空間……社會關系通常表現為融合和矛盾兩個層面。落實于地理維度上，整合方面具體體現在共同社會風俗、社會生活和社會心態等塑造的地理單元，即社會關系網絡和‘社區’的形成與擴展歷程；矛盾方面則是各種歷史時期的社會問題（如流民、溺嬰）與社會群體沖突（如民變、械斗、訴訟等）產生的地理原因、空間分布及變化過程?！睆倪@個角度上看，《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一書，較好地利用了豐富的徽州文書，提供了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一個具體成果。

在此，順便應當提及的是，對于徽州文書的認識，目前在歷史學界，仍有一些人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誤解。在他們的印象中，徽州文書不過只是一些土地契約，而且其中的絕大多數皆是通過市場買賣輾轉而來，缺乏系統性的脈絡，從而使得其學術價值大打折扣。其實，此一臆斷成證，完全是不了解迄今為止徽州文書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現狀，他們的錯覺仍停留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而在事實上，徽州文書是迄今所知國內為數最多的民間文書群，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還以其類型多樣、內容豐富、持續時間長久而聞名于世。雖然說在最近二十年，各地的民間文書層出疊現，但可以斷言，沒有一個區域的文書質量可以與徽州文書相提并論。就像廿五都飛地的這批文獻一樣，新近發現的徽州文書，有相當多皆有著很好的系統性脈絡。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在于——與其他區域不同，豐富的傳世文獻，使得徽州有著極好的“史料環境”，任何一種文書的新發現，往往很快就能在整體史料環境中尋找到相應的坐標，從而發揮其獨特的研究價值。因此，與其憑恃臆見，對現有的文書史料多所責難，還不如面對客觀現實，清楚地了解作為歷史學者的擅長與局限。在我看來，通過實地考察可以增加感性認識，于傳疑傳信之間發現富有價值的歷史線索，真正讀懂手頭的民間歷史文獻，而這，才是我們的目的所在。

在另一方面，雖然說徽州遺存有目前所知國內為數最多的民間文書，但各類珍貴的歷史文獻之發現卻是可遇而不可求。以我在徽州二十余年的考察經驗，有幸收集到與區域研究匹配度上好的資料，一半靠個人的學術敏感，另一半則需要冥冥之中的運氣。從這個角度上看，黃忠鑫是相當幸運的。作者最早出自華中師范大學歷史學基地班，2007年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從我攻讀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在政區與社區之間：明清都圖里甲體系與徽州社會》，所探討的課題關乎明清史研究核心的制度史問題，在這方面，前人研究的學術起點較高，因此具有相當的難度。他通過多次深入的田野調查，利用第一手的民間文書，對縣以下基層社會與地理單元、地緣組織等諸多側面，展開較為細致的研究。畢業之后，他并不急于將其出版，而是在此基礎上潛心鉆研，做更為精深的探討。

璜尖民居

作者聲稱，有關“歙縣廿五都飛地”的研究，是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副產品。的確可以想見，倘若沒有對明清時代經濟制度有過較為深入的探討，他顯然不可能如此敏感地意識到璜尖文獻的重要性。數年前，在徽州友人的幫助下，他曾多次前往皖浙交界處的璜尖、札源一帶調查，并走訪徐家、喬亭、清坑、木瓜和樟村等地，收集到民間遺存的各類文獻多達200余件（冊），這些文獻，包含有家譜、契約、信件、產業簿冊等多種類型。在此基礎上，他還口頭采訪了當地村民，從而加深了對此一特定微觀地域之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理解。在他看來，這塊歷史上插花錯壤的飛地，因其地處兩省三縣交界，故而有著別具一格的研究價值。于是，他考索于契約殘蠹，咨詢于故老通人，全情投入此一邊緣山區的研究，通過對小區域的細致分析，藉以觀照十六世紀以后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大趨勢。這是豐富的民間文獻對于明清史研究的獨特貢獻，也從一個側面彰顯了徽州文書對于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性。

（六）余論

數年前，筆者亦曾由屯溪出發，獨自包車前往璜尖、札源一帶實地考察，在迢遙道遠之地登山度嶺，于山蹊野徑間坐看云起……沿途的山麓蔥翠、幽巖密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札源，我看到相當完好的一處“九相公祠”，廟內香煙燎繞，求簽問卦者絡繹不絕——這大概是皖浙交界山區現存唯一完好的九相公祠，也是迄今仍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一座廟宇。由此看來，黃忠鑫的研究，既是對久遠年代的學術追尋，也是對當代社會鮮活歷史的生動剖析。

皖、浙交界處的九相公崇拜，王振忠攝

在我想來，“歙縣廿五都飛地”之所以令人矚目，原因還在于此一區域的開發較晚，較之唐宋時代已開始發展的歙、休盆地，此處是十六世紀以后山區再開發的一個典型。從總體上看，皖南地處萬山之間，及至明代中、后期，隨著低山丘陵的腹地膏腴開發殆盡，人地矛盾進一步尖銳，過多的人口壓力，使得民眾理性地通過兩種渠道加以紓緩：一是外出務工經商，二是進軍深山的遐陬僻壤。前者表現為徽人紛紛窮途遠涉，在全國各地居廛列肆、服賈經商，從而開創了“無徽不成鎮”的局面；而后者，則是在鄰近深山鋤云犁雨、辟土殖谷，靠開墾更高的山地（即“種山”），開拓新的生存空間。這些山高林密之區，處處危峰峻壑，猿徑鳥道，生存條件相當惡劣，原本一向人煙稀少。十六世紀以后，隨著美洲作物的引進以及逐漸推廣，深山之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在當地，來自各地的人群履危涉險，在此僻壤一隅朝起暮息、披星戴月，從而開創了深山間的一片新天地。于是，宗族組織的建構，人際、群際關系之重新塑造，大、小姓紛爭的展開，里社制度與社祭傳統之變化，祖先紀念與神靈崇拜的相互交融，地方文化資源的形成及其爭奪，棚民的移徙與山林經濟結構之嬗變……一幕幕的悲喜劇于此漸次上演，形形色色人群之頻繁互動與沖突，為明清社會史、歷史社會地理和歷史人類學的綜合性探索，提供了極佳的個案。

我特別注意到，在清初的契約文書中曾出現過“璜川”的地名，由此讓人不禁聯想——從歷史地名變遷的社會地理背景來看，此處的地名大概也經歷了由“黃尖”至“璜尖”再到“璜川”的演變過程，這應當反映出與徽州的其他低山丘陵一樣，原本路歧荒僻的地名亦經歷了逐漸雅化的過程。這就像札源一帶流行的九相公崇拜與“雕假易真”之類的傳說，實際上與山下的歙休盆地之相關信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類似于此的滄桑變幻，從諸多側面反映了深山區域開發的成熟，而由此類“挺進深山”的動態過程，遙遠年代各地人群對山地社區歷史的建構軌跡，遂得以清晰呈現。

看來，地處深山僻塢的廿五都飛地，其山遙水隔雖無萬態千變，但曾經的鳥啼花落、流水浮云，卻亦別有故事……

（黃忠鑫著：《明清民國時期皖浙交界的山區社會：歙縣廿五都飛地研究》，將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文中所插圖片，凡未特別出注者，皆由該書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