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67年，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在他去世后被公開出版，因其中言論與他在嚴肅著作中對當地人的態度反差巨大，而引發一場關于人類學家職業倫理和研究科學性的持久爭論。

相比人類學家坐在書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隨手記下的筆記也許能夠更真實地留存“此時此刻”的經歷和感受，進而引發學術性的思考。對于公眾而言，閱讀這些異鄉故事和記憶片段也將是一場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開設“田野調查手記”專欄，主要刊發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田野調查手記。我們期待通過講述田野故事，使讀者在收獲新知的同時拓展日常生活經驗的邊界。本欄目歡迎投稿，投稿郵箱：papertydc@163.com，郵件標題請注明田野地點。

S村的祠堂終于建起來了，仿古的樣式。一眼望去，三個牌匾格外醒目。最顯眼的是門樓上黑底燙金的四個大字：葉氏祠堂；再往下是鑲嵌在墻體的小一點的金色字體：三頭灣文化中心；再往下是祠堂門上方的橫批：南陽世家。

門的兩邊是兩根暗紅色的柱子，每根柱子上有一條自下而上盤旋的雕龍。這柱子支撐起的是整個祠堂的門面——一座大氣典雅的門樓，黑色的瓦頂、紅色的噴漆、金色的雕花，看起來傳統、時新，又有一點倉促，就像這個村莊本身一樣。

S村是位于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西北部的一個自然村，地處兩市三縣交界之地。該村現有家庭167戶、人口748人，田地430畝；全村為單一姓氏，均姓葉。村民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務農和務工兩部分，但是務農所占比不大，三分之一的家庭已沒有務農的收入。在有務農收入的大部分家庭中，務農收入也只是作為家庭輔助性的收入，收入主要來自務工。務工地點多為浙江省、廣東省和本省等地的城市，故S村的相當一部分村民“離土又離鄉”，待在村里的時間僅為春節期間。

可以說，這是一個典型的當代南方宗族村落。

新祠堂的資金來源

在新祠堂建立之前，S村人常覺得抬不起頭：“我們這么大的村子居然沒個像樣的祠堂，真沒面子。”

祠堂是傳統鄉土社會的重要空間，它通常是同一姓氏的村民共同建造的用于祭拜祖先以及辦理紅白喜事的場所，它不僅僅是一幢用于公共活動的建筑，更是鄉土村民的精神象征。

一幢氣派的祠堂往往代表一個村莊的門面。近幾年S村附近稍微有點規模的村子都興建了新的祠堂，S村覺得別人又不是比自己有錢，別人可以建，那他們也可以建。加之原來的祠堂既小又破，是一座磚瓦房，祭祀活動時無法容納太多人，滿足不了需求，于是興建新祠堂的事日益提上S村的議程。

2017年初的時候，幾個村民在村口的一塊空地上點燃了鞭炮，在“畢畢剝剝”的爆竹聲中，新祠堂的修建正式動工了。

作為一項公共工程，祠堂的建造極大地考驗著S村的經濟能力和組織能力，經費攤派不公可能引發沖突，另一方面，如何凝聚日漸原子化的村莊力量也是一件難事。幸運的是，S村人輕而易舉地破解了這些難題，秘訣是傳統力量的調動。

先說資金的籌集。在村民們的商討之下，新祠堂的籌集資金分兩部分：一部分為每個家庭必須出的資金，一部分為村民自愿捐助的資金。

必須繳納的錢以家庭為單位收集，具體規則為每棟房子收3000元，每個男丁收3000元。舉例來說，一個家庭如果有三位男性（不分年齡），那么應出的錢為3000（房子）+9000（三個男丁）=12000元。所以這里的按家庭出錢嚴格來說應是按房子出錢，“家庭”不是正式制度中的“戶籍”。相對于按戶籍出錢，按房子出錢是一種更公平且有效率的選擇。其公平性體現在占有村土地資源與所出費用的一致性。

S村是經過政府規劃、移民建鎮的村落，全村每棟房屋的占地面積都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且相差不大，不能隨意擴大。這就意味著每棟房屋占有村土地的面積差別不大，以房屋為單位收取費用是公平的。

還有些家庭父親和兒子擁有不同的房屋，但是戶籍卻沒有分開，或者有些家庭兩兄弟戶籍分開，但是卻居住在同一棟房屋。如果以戶籍為單位收取費用，那么意味著組織者要收集村民的戶籍信息，但是大部分村民因外出務工信息難以收集，且戶籍的變化相對于房屋的變化更迅速、更不易被人察覺，因此以戶籍為單位收錢費時費力，以房屋為單位收錢簡便易行，也符合村民感知村莊的方式。

而對于“每個男丁3000元”這項規定則更是體現了傳統父系血緣的邏輯，無論是年至八十的老年男性，還是剛出生的男嬰，這一規定均有效。女性不用攤派費用，這意味著祠堂更是男性的祠堂。對于這一規定，沒有一個村民表示異議，村民們認為兒子多是一件“好事”，即使要出的費用多，“那也是應該的”。

資金的另外一部分為村民的自愿捐款，即村民在繳納了必須出的錢的基礎上可以另外再多出一點錢款，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已經遷出村落的村民也可以捐錢。這些已經遷出的村民盡管在村中沒有房屋，生活也和S村聯系較少，但是他們依然會被視作S村人，“因為他們的名字在宗譜上”。

如某一葉姓男子，其從未在S村生活過，是名副其實的“城里人”，但是由于其父親是從S村遷出的村民，所以該男子和S村村民依然認為他是S村人，他也捐了2000元建造祠堂。但是這種捐款采取非強制的自愿原則，也有遷出的村民不捐款。即便如此，部分遷出村民的捐款依然體現了鄉土社會中由血緣關系產生的認同。

通過自愿捐款和必須攤派的錢，S村共籌集了17萬元人民幣，這已足夠在農村建一座不錯的祠堂了。

建造祠堂所需的組織體系同樣調動的是傳統的組織力量。這種組織體系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線索，將S村劃分成五個不同的團體。這些團體在村民的方言中叫作“股”，在普通話中為“支”的意思，意即不同的支派，五個“股”的祖先是兄弟關系。

“股”的現實作用主要體現在紅白喜事上，假若哪戶村民家中要辦紅白喜事，那么同一股的村民家中必須有人過來義務幫忙。辦紅白喜事的村民也必須邀請同一股的村民出席酒宴，每一股都有屬于自己的廚具，用于股里村民置辦酒宴。

在每一“股”中還有更細的血緣劃分，為“至親”。假如一戶村民認為另一戶村民是自己家庭的“至親”關系，那么這兩戶村民（主要指男性戶主）的太爺爺就是同一人。

本次祠堂的建造即以“至親”為單位，選出了13個代表，這13個代表均是每個“至親”團體內部推選出來的，這13個代表全權代表所有村民商討有關祠堂的各種事宜。

祠堂落成典禮

S村祠堂的落成慶典為期四天，從2018年2月21日至2月24日，即農歷正月初六至正月初九。前三天表演傳統贛劇，正式典禮放在“日子比較好”的最后一天。

S村為典禮搭建了充氣拱門，鋪設紅地毯迎接來賓，組建鼓樂隊、禮儀隊、治安隊等。在正式典禮的這一天，S村村民將本村內的小車悉數開去別的地方，以騰出位置給來賓停放車輛，治安隊負責引導交通及維持典禮現場的秩序。

當來賓到達祠堂前的廣場時，其帶來的煙花爆竹交由專人在煙花燃放區燃放，站在拱門前的前任村長與嘉賓握手表示歡迎。握手過后，嘉賓穿過拱門走在一條通往祠堂的紅地毯上，地毯兩旁是鼓樂隊打鼓表示歡迎，行至祠堂門口有禮儀小姐負責接待。嘉賓在送完禮金后會領到一張寫有就餐區域和桌號的餐券以及一個紀念水杯，嘉賓根據餐券對號入座，等待典禮和宴席的開始。

在祠堂內部，近一百張桌子分置在祠堂的一樓和二樓。舞臺燈光打在大廳里人們的身上，音樂在不停地播放。舞臺的大屏幕上顯示著“熱烈慶祝落成典禮”。典禮開始之前是歌舞表演，勁歌熱舞雖然吸引了來賓們的目光，但是大家對于女演員們暴露的穿著沒有過多的驚訝。

表演過后，典禮開始。舞臺的中央橫放一排桌椅，重要嘉賓在此落座，重要嘉賓包括鄉領導、從S村走出的干部、村長、S村輩分最高的人、其他葉姓村落的代表。舞臺左側為發言臺，領導干部、兄弟村落的代表發言，發言內容多為慶賀祠堂建成，之后是剪彩儀式。

我置身其中，如果不是聽到熟悉的鄉音，看到熟悉的村民臉龐，一定會恍然以為是在城市里的某場開幕儀式。典禮物品的陳設、流程、形式無不在模仿現代的典禮儀式。

相對于全國有些慶典刻意采取仿古形式，S村的祠堂慶典則刻意顯示了其與現代化的接軌程度。這或許是因為在S村人看來，傳統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貧困，故要努力擺脫“傳統”的標簽。還可能是S村人想對來賓展示雄厚的經濟實力。

無論是出于哪方面的原因，祠堂建造路徑和展示路徑之間的錯位表明：處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S村既不夠現代化，也不再是傳統的鄉土社會。

村民的利益沖突

雖然部分傳統價值觀在S村仍有一席之地，但已日趨淡化。祠堂本是宗族力量、祖先的象征，但是落成典禮上沒有任何與祖先崇拜有關的儀式。在祠堂二樓，我甚至發現一張打印好的祖先畫像被棄置在地上，無人看管。宗譜、香爐、香燭這些祭拜器具均沒有出現。

在典禮日的上午，正式的典禮尚沒有開始，人群卻迅速朝廚房的方向聚集。隨著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治安隊開始關閉祠堂的側門，防止更多的人圍觀。原來是發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和祠堂資金有關。

由于大部分村民尤其是青壯年村民常年在外務工，因此在資金籌集的時候，不少村民是將資金托付留守村中的某一村民代為轉交。祠堂建成以后必須要對資金進行匯總、核算，但是卻有代為轉交的村民不愿意拿出別人的錢款。

典禮那天有村民借著酒意與不愿意拿出錢款的村民起了沖突。沖突引起不小的騷動，聚集了不少人群，村民們疏散了人群，臉上表情各有心事，對打架事件不予置評。典禮上人們的歡樂遠比音樂和燈光營造的歡樂少。

沖突的解決是在典禮的后一天，村長召集男性村民們男性開群眾會，公布了建造祠堂的開支事宜，要求應交出錢款的村民交出資金。幾位村民并不買賬，拒不交出資金，后來在多方壓力之下，才陸續交出錢款。

另外在典禮舉辦的廣場上，有四個臨時支起的燒烤攤，除一個攤位來自其他村莊外，其他三個均為S村村民搭建。這個三個攤位所賣東西相似，意味著彼此之間是競爭關系。但三個店主之間沒有任何交流，即使有兩家店主是鄰居關系。

祠堂典禮上，村民顯現的對利益的追逐只是S村價值追求功利化的一個小片段。在日常的村莊生活中，巨大的貧富差距、攀比之風無不刺痛著村民們的神經，現代生活的物質享受也挑動著村民們的心，市場經濟和村內現實疊加，讓許多村民認為“這個社會就是要錢”。

新祠堂的建成并沒有喚醒村民們曾經的集體記憶，也沒有使他們變得更團結，反而帶來了沖突和爭斗。那場精心布置的落成典禮更像是展示給外人看的美好節目，而不是村莊解決自身問題的探索。

S村傳統的觀念、組織力量依然十分強大，另一方面，村民樂于模仿現代的城市文明。在傳統和現代的狹縫中，功利化的價值觀肆意地生長起來，拜金傾向正在破壞S村傳統的人際關系。

元宵過后，外出務工的村民基本已離開村莊，S村的祠堂如同附近其他村的祠堂，靜靜地、茫然地佇立在空心的村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