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建筑史》，一般讀者可能會想到梁啟超之子、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的著作。但事實上，還有一位日本學者先于梁思成寫出了同名之書，只不過長期不為公眾所知。

香港大學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濤在2014年出版的《梁思成與他的時代》一書中舊事重提，指出梁思成的名著《中國建筑史》并非完全原創，而是間接“借鑒了”日本學者的《中國建筑史》，一時間輿論嘩然。

這位不該被遺忘的日本建筑學者的名字就是伊東忠太。

伊東忠太的開創性考察

關于伊東忠太的論述是否真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借鑒”，中國建筑學界自有公論。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伊東忠太作為最早來華實地考察的日本學者之一，集20余年之力出版了《中國建筑史》，首次以大量實證材料將中國建筑確立為一個獨立、穩定的本源性建筑體系，無疑為梁思成及其同仁后來的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伊東忠太是近代日本建筑學科的創始者，也是東亞建筑研究的先驅性人物，他一生來華調查不下十次，著有大量建筑學著作，《中國建筑史》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部較為全面系統的中國建筑通史，在學界影響極大。早在1937年，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由陳清泉補譯、梁思成校訂的中文版本。

伊東忠太的《中國建筑史》寫于1925年。此前，他已對中國進行了六次實地調查，時間分別是1901年、1902-1904年、1905年、1907年、1909-1910年和1920年。然而伊東忠太的目的其實并非純粹為了中國，而是希望通過研究中國建筑確定日本建筑的起源，他主要關心的是中國建筑對日本建筑產生影響的時期，因而只論述到南北朝。

在伊東忠太的第二次考察中，他興奮地發現了大同云岡石窟，證實中國六朝藝術在吸收犍陀羅、印度和希臘的影響后傳入日本，直接導致日本以法隆寺為代表的飛鳥時代建筑樣式。

在《中國建筑史》的開篇，伊東忠太提及從19世紀末開始的國外探險家對中國新疆的探險考察，并且對日本考察活動的成果進行了反省：

“日本人關于中亞探險的權威著作只有大谷光瑞一行的《西域考古圖譜》而無其他，關于中國內地的探險報告也都流于只言片語尚無系統總結式的著作問世。不過，事實上日本人已經在中國很多領域進行了探察，如在軍事、政事、商業、科學、藝術等領域以及抱著各自目的的各界人士進行的各種專業性的探險。但遺憾的是，這些探察活動都相對孤立，沒有綜合性的聯系，沒有研究系統，而且日本人的探險總是小規模進行，成績也不顯著。加上日本人對發表研究成果多少有些不夠大膽、不夠積極的傾向，又有不少人很難得到發表的機會，這就是日本人難出世界性的著作的原因，實在令人遺憾。”

伊東忠太先后六次前往中國。第一次主要考察北京和周邊地區。第二次從北京啟程、途徑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北、湖南、貴州、云南后進入緬甸。第三次去東北奉天地區。第四次去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第五次去到廣州。最后一次是考察山東。

盡管伊東忠太所到之處遍及中國主要省份，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并謙虛地寫道：“僅山東一省，想要探察其全部遺跡都有難以想象的困難，更不要說全中國范圍了。要成就中國探險，成就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大業，究竟要到多少年后，大業的完成，恐不是吾輩人能夠等到的。”

除了撰寫成體系的《中國建筑史》之外，伊東忠太還寫下了諸多旅途隨筆，并于后來編輯成冊出版（《伊東忠太建筑文獻》第五卷，龍吟社，1936）。“此著述所記內容并不僅限于自己從事的建筑專業領域，而且也將旅途中的各種奇聞、趣事雜糅其中。”

中國畫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國紀行——伊東忠太建筑學考察手記》就是這部旅途隨筆集的首個中文譯本。相較專業的建筑學術著作，這些帶有記錄性質的“海外軼聞”無疑更能反映中國大地上的風土人情，以及百年前清末社會的種種世象。筆者現僅就書中“海外軼聞”的部分作一介紹。

糟糕的住宿

伊東忠太在旅行考察開始之前，對中國歷史與地理進行了充分研究，旅行開始后每到一處，他基本都能對當地的概況和典故了然于胸。他總結出在中國旅行的三大困難：度量衡不統一、通貨不方便和路況差。當然還有中國各種方言的交流問題，不過好在對于深受漢字影響的日本人來說，一旦溝通不暢，筆談往往可以救急。

讀伊東忠太的旅行手記，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一路上對住宿條件的吐槽。

“說是旅棧，在中國，其實屬租房的一種，從食物到寢具、燈火、湯水、一應所需，住宿者須自行解決，只交房東些許房錢即可。若是由房東提供湯水、油燈，則還須另付湯水費或油燈錢。至于下榻處，則可以說是臟污不堪，其景其狀，難以言喻。”

“筆者整個白天都在順德城中對古建筑進行考察，回到下塌處，天已很晚，直到半夜才就寢。但四周聲響不斷，耳邊頻頻傳來馬的龁嚙聲，以及驢叫聲，通宵難眠。此類事時常有之，有時則是受臭蟲騷擾，徹夜未合眼。”

“日暮時分，來至一處叫‘南米莊’的村落。此處荒村的貧寒凋敝，實是超出常人想象，我等一行的過夜之處，比豬圈還要污穢不堪。雖然對投宿之地棲身之處的臟污早已見怪不怪，并已經習慣將就對付，但此處的臟污卻實在是太過不堪，于是，一行人只好尋一古寺叩門求宿。想不到寺中可宿夜之處亦與豬圈一般無異。”

需要說明的是，伊東忠太的住宿地點并非全程難以忍受。因為他選擇的旅行方式是辦理護照并向中國政府申請特別保護。這樣的好處是，旅行中可沿途提前告知當地官府衙門，地方官員就會為他提供住宿，并且通常都是驛站中最好的房間，不少地方還能提供晚餐和車、馬等交通工具。

除了抱怨住宿之外，令伊東忠太頗為反感的還有清末民初外國人來華旅行常見的遭遇，即被當作動物一樣圍觀。這是由于彼時國門未開，大多數中國人從沒有機會見到他鄉異國的來客，因而產生的一種好奇捉弄心理。

“最不堪忍受的是全村人盡出，層層圍觀，喧騷中還夾雜叫罵聲。一行人只好輪番驅趕圍觀的村人，不勝疲乏。要說我等一行為中國人圍觀，又何止一次，被圍觀時的身心疲乏實在難以言表。”

“聽說有洋人經過，村人盡出，圍而觀之，且罵聲不斷。轎夫去吃飯之際，此時轎中只剩筆者一人，有一惡漢從后面偷偷襲來，將筆者頭發猛揪一把，然后大聲叫喊并逃之夭夭。筆者平生從未受過如此侮辱，著實氣得咬牙切齒，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催趕轎夫盡快上路離開此地。”

官場百態

伊東忠太攜帶護照旅行，雖然可以享受“國賓待遇”，貌似能夠省去諸多旅費開銷，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如果是由官府免費接待，則對相關吏員、差役不能不略表心意。比如，對方免費提供住宿，但對驛站吏員、打掃房間的差役卻都要行賞送錢。若是免費提供晚餐，則對送來飯食的差人、工役也要賞錢幾文。若是有兵丁護衛隨行，則是每人每天賞錢百文，此錢數已然成為一固定價碼，無處不是。如此這般，旅費的開支自然是只會多不會少，實無節省可言。”

伊東忠太因此接觸了大量的地方基層官員，在有些地方，百姓生活的貧苦與官府衙門的奢華排場形成鮮明對比。

譬如在磁州（今河北邯鄲市磁縣），伊東忠太遇到知縣出行，“儀仗極為堂皇，坐的是冠冕考究的4人抬官轎，另有4名轎夫跟前附后，以便隨時值換。此外，還有兩名屬員在其左右徒步扈從。開路在前的乃是一高擎的大紅羅傘，知縣的行李分別馱在五六匹馬上，1名隨從押后照看。區區知縣，論其官位大小，也就相當于日本的郡長而已，沒想到出行卻是如此排場，簡直就像日本舊時的大名出行。”

到華陰縣（今陜西省渭南市轄縣級市），伊東忠太被邀請至知縣館驛下榻，看到房間的設施裝修一新，于是感嘆道：“看來，民間流傳‘百姓皆餓殍，官吏獨撐足’并非誣言。”而且當地官員還給伊東忠太送來一瓶德國啤酒，詢問之后才知道是知縣從天津帶回的。晚飯時豐盛的菜肴又令伊東忠太印證了“百姓皆瘦，知州獨肥”。

伊東忠太來華的前五次考察，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大清帝國行將崩潰。通過伊東忠太與某些官吏的交談，我們也能夠窺得清末變局下地方精英的現實關切和知識結構。

譬如南鄭縣（今陜西省漢中市轄區）的知縣大人并不十分理解伊東忠太遠道而來的考察目的，他甚至認為“中國歷史十有八九造假，所謂古跡，幾乎都不可信”。在知縣看來，研究不可相信的假歷史毫無用處，還不如去開采對面南山地下埋藏的豐富礦物獲利更多，甚至還問伊東忠太對采礦一事是否感興趣。

在新都縣（今成都市轄區），伊東忠太受到了咖啡、餅干的招待，顯然是專為外國人準備的。伊東忠太本想即刻前往縣衙拜會知縣，不料差役告知現有日食，知縣正在“祈天救日”，于是只好等待日落之后。晚上見到知縣談及此事，知縣向伊東忠太介紹：“天變可畏，何況天上太陽為天子之象，故天上日食，則恐人間天子有異變，是以祈天救日。”然后知縣又反問伊東忠太日本在日食的時候有何舉措。伊東忠太答曰：“日本只有天文愛好者一類才會觀測日食。”知縣聽后，神情困惑。

古都和國民印象

由于事先準備充分，所以伊東忠太每到一地，都會像古建筑普查一樣，羅列出那些值得考察的遺跡。洛陽和西安作為最能代表中國歷史的悠久古都，對伊東忠太來說自然是重點，更何況這兩個城市的古建筑與日本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過當時的洛陽顯然使伊東忠太頗感失望，因為大部分遺跡都已在歷次戰亂中被毀。“慕名而來的人們只能面對亙古不變的浩浩長空，黯然追憶那曾歷經千年的帝都春秋……于今，映入人們眼里的洛陽城，只是那些備受與糞水同流合污的泥濘與沙塵肆虐的陋巷，是行將傾圮的歪倒破屋，是在如此凋敝破敗的景象中留一長辮、穿著長衫馬褂的中國人，看似悠閑，卻又是惶惑不安。”

相比之下，西安的古跡則遺存較多，伊東忠太的考察成果也非常豐富。“若要細加考察，至少要花半年時間，并需歷史學家、佛學家、地質學家襄助其成，如要圓滿完成對西安之地歷史故跡考察，非有如此豪華陣容不可。”

不僅如此，伊東忠太甚至在西安感受到了現代文明的氣息。他發現除了能買到西洋貨物和相機所用膠片，還能買到來自日本的香煙和包袱裹布。另外還有一名曾在日本游學的閻姓革命黨黨魁造訪，并送給伊東忠太一瓶日本酒，無疑令人驚喜。

在西安最熱鬧繁華的城隍廟中，伊東忠太幾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于是便評論說：“中國自古有一陋習，即對婦女禁限甚嚴，故于如此熱鬧所在卻難得尋見花枝招展的夫人、小姐倩影。城隍廟內，倒是不乏乞丐及同是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實在是大煞風景。除非廢棄對婦女禁限甚嚴的習俗，否則中國的畫面永遠都是色調陰冷，即便是春來也無花開，就算是秋高亦無月圓；不改變對婦女歧見，中國就永遠改變不了其行為殘忍與性情冷漠。”

總體來看，伊東忠太對清末老百姓的印象可謂不佳。例如在南溪縣（四川省宜賓市轄區），他正好遇到一位囚犯遭受笞刑后的尸體被游街示眾。“過往行人，亦連婦孺，見此令人恐怖的慘死之狀卻依舊神情自然，猶如平日里見到死豬死狗一般，人人氣定神閑。筆者發現，原來人們竟然對人的死亡表現得如此冷漠與麻木。”

唯在貴陽城內發現兩家福利機構后，才使伊東忠太對中國人的評價轉為積極。“尚節堂”專為守貞操名節的寡婦提供生活幫助，還有一處“幼老堂”，專門收養無人贍養的老人和無人撫養的孤兒。對中國人身體力行的慈善事業，伊東忠太表示“感佩甚多”。

繼伊東忠太之后，日本人關野貞和常盤大定也先后來華考察，并且終于寫出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受此刺激，中國營造學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創立，這才開啟了一段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古建筑考察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