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北京、“魔都”上海……在當今的中文互聯網上，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稱呼。比起北京那名副其實的“帝都”稱謂，上海被稱為“魔都”倒是帶上了幾分語焉不詳的奇幻色彩，以至于“魔都”的本義卻與這個名詞的發明人——日本作家村松梢風——一起湮沒在歷史中。

二流作家

這位村松梢風（1889年-1961年），他出生在靜岡縣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求學，但他將學生時代的大好光陰都耗費在紙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產也被他變賣得所剩無幾。“少壯不努力”的村松日后當過教員、記者，自己也曾辦過雜志，直到28歲時仍籍籍無名。只是在1917年，他試著將處女座小說《琴姬物語》投寄到當時著名的《中央公論》雜志。這部實際上是以作者大學時代尋花問柳的親身經歷改編的作品，卻意外地得到了總編輯的賞識，從而令其一舉登上文壇，并以一位小說家的身份載入了史冊。

村松梢風

村松梢風的代表作當屬《殘菊物語》，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講述的是明治時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說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處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著他走向藝術的巔峰，為了讓他回歸演藝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離開。1939年，著名導演溝口健二將其搬上銀幕，大獲成功。《殘菊物語》此后又兩次被改編成電影，這無疑是對小說原著的一大肯定。

1956年版《殘菊物語》海報

村松梢風既是一個寫故事的好手，也是一位業余圍棋高手。1926年，當時的日本圍棋第一人本因坊秀哉名人（當時唯一的九段棋手）與宿敵雁金準一（七段）進行了一場決戰，村松梢風受連載棋譜的《讀賣新聞》邀請撰寫“觀戰記”。他的生化妙筆加上棋盤上的龍爭虎斗使得此一“殺棋之名局”奪盡讀者眼球，《讀賣新聞》的發行量居然因此暴漲三倍。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在同時期群星璀璨的日本文壇上，村松梢風的光芒自然無法與川端康成或是芥川龍之介這樣的名家相垺，大約只能稱得上是一位二流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是止于通俗小說的層面。

在這方面，“一二八事變”之后，在時任日軍駐上海參謀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攛掇下，村松梢風寫出了一本風行一時的暢銷小說，《男裝麗人》。這部小說以一個沒落王朝出身的名為“滿里子”這樣一個女性為中心展開：她受過特務訓練，16歲時返回中國，時而以舞女的姿態出現吸引了人們的注目；時而又接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命令，參與了破壞淞滬抗戰的地下活動等等。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大小“事變”中，仿佛都有“滿里子”的身影。

身著偽滿軍服的川島芳子

明眼人一看即知，所謂“滿里子”的原型就是當時臭名昭著的日本女特務川島芳子（金璧輝）。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村松梢風后來直言不諱，為了寫作這本小說他曾用兩個月時間專門采訪了川島芳子。據說在此期間兩人住在一個房間，“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來說，每天晚上兩個人的被褥都是并排鋪著就寢的”……這話是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就不得而知了。盡管村松梢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一再蒼白無力地辯解，“（《男裝麗人》）情節完全是空想的、內容是虛構的”，但他的這部小說還是在國民政府對漢奸的審判中成為坐實川島芳子罪行的鐵證——“日人村松所編《男裝麗人》小說，為其具體說明”，“該書前部，詳細敘述了被告在滬活動情形；后部，則為其在‘滿洲國’建國前之功績。”結果，罪有應得的川島芳子“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自己的小說反成了故事原型人物的“催命符”，對此，作為小說家的村松梢風恐怕是不曾想到的。

滬上見聞

從創作《男裝麗人》這點來看，村松梢風似乎完全不了解中國人民堅定的抗日意志，竟自甘墮落而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吹鼓手。事實的詭異之處在于，在當時的日本，村松梢風偏偏是以“支那（中國）通”聞名的！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說句老實話，我有點幾近瘋狂地喜歡支那（中國）。喜歡也有好幾種，我是戀愛的那一種。支那（中國）是我的戀人”。

這是因為他來過中國。

說起來，少年時并不熱衷漢學的村松梢風之所以會想到來華，是受到了另一位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影響。1921年3月22日，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踏上了訪華的旅程，于30日下午4點抵達上海，在中國開始歷時三個多月的訪問，這也是芥川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海外行。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自幼愛讀《唐詩選》等中國古典文學，漢學素養很深。但這次上海之行卻令他產生了一種幻滅感。他所看到的上海并不是一個充滿中國文化意味的地方，也不像外人所說的是一個近代化的都市；相反，是一個“粗鄙的西洋”。芥川回國后在報上陸續發表了《上海游記》等多種游記，許多人因而認識了作為“野蠻都市”的上海。

村松梢風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文壇，村松梢風是被稱為“用腳寫”的一類作家，他經常需要各處走動去收集直接用于創作的素材。他不是那種具有豐富想象力的作家，自謂“我的想象力還是僅限于身邊幾尺范圍之內”。他需要“用腳”來擴展自己的想象力。因而，在讀到《上海游記》之后，當時正陷于有種“走投無路”的創作窘困感的村松梢風，決定一訪中國，去看看那“不是古典的現實”的古老國度，從中尋找寫作的生活素材。他在1923年4月1日到達上海。

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獲是使得村松梢風成為首位與中國“新文學”的年輕作家們（郭沫若、田漢、郁達夫等人）有過交往的日本訪華作家。其中，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來自日本這一點令村松梢風影響尤為深刻，“聽說夫人是仙臺人。來到我所敬重的外國人家里，而他的夫人卻是自己的同胞，這使人有種奇跡般的感覺。總之，我沉浸在一種感動的氣氛中，異常興奮”。

佐藤富子

但更重要是，就像村松梢風在幾十年的《回憶中的上海》活靈活現地描繪的那樣，這位初次來到上海的日本作家結識了浙江省定海（今舟山）出身的“青年紳士”朱福昌。他們是經由虹口日本人俱樂部的一個叫作山田的新聞記者介紹而認識的。初次見面就對對方的印象極好，產生了好感。之后村松幾乎每個夜晚都被介紹去上海的歡樂街（紅燈區），兩人關系很快就變得很深。在朱福昌的引導下，村松梢風游遍了被分割成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的復雜的有著異國色彩的上海大都市。

滬上餐館、妓院、茶館、戲園，都是他喜歡涉足的地方。當時的福州路上有一家著名茶館“青蓮閣”，在村松梢風筆下，它足可以容納幾千人。這或許有所夸張，不過“青蓮閣”的確堪稱近代上海的一個象征，不僅因為它的規模，而是因為它的“雜揉”：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在此交匯，是參與，也是旁觀，是觀眾，更是舞臺。有人就專門在青蓮閣茶樓上泡上一壺清茶，臨窗而坐，觀賞妓女出局、馬車飛駛。其實馬車沒有什么好看的，好看的是馬車上的俊男靚女，“飛車擁麗”成為一景。至于聞名上海灘的“大世界”，在村松梢風看來，

則是“將什么都包容在一個地方，極其通俗，極富大眾氣味且又是大規模的，這里反映了全中國的傳統，又體現了中國的眾相世態，有美麗，有丑惡，有矛盾，這樣的娛樂場便是大世界和新世界。說得準確一點，就是這兒是上海人（中國人）的生活體現，中國這一國家的縮影”。

大世界

“魔都”誕生

就這樣，村松梢風被上海的紛雜、喧鬧和異樣所迷惑，“暈眩于它的華美，腐爛于它的淫蕩，在放縱中失魂落魄，我徹底沉溺在所有這些惡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歡樂、驚奇、悲傷，我感到一種無可名狀的激動”。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既閃耀著遠東第一國際都會的奪目光彩，但處于帝國主義壓制下，畸形的半殖民地悲慘景象也隨處可見。這種對比鮮明、魔幻般的景象，讓他感受到巨大的魅力。

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風在滬逗留了兩個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風立即撰寫了一篇近5萬字的長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刊載在1923年8月號的《中央公論》上，其中寫道，“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人們自由的生活。（上海）這里沒有傳統的束縛，也沒有任何約束。人們做什么都很自由，只有任性的欲望在生動而又露骨地蠕動。”

第二年，村松梢風又將其余幾篇記述上海的文字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將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復雜的意象，用自創的“魔都”一詞來加以濃縮，用于新作的書名。在《魔都》的自序里，村松梢風寫道，“上海……是從某個角度來看實在不可思議的城市……是一個龐大的國際世界主義俱樂部。在這兒文明的光明閃爍輝煌同時，各種各樣的秘密和罪惡如魔鬼樣出現。極端自由、眩惑的華美生活，胸口堵得慌的淫蕩的氣氛，像地獄樣的凄慘的底層生活……既是個天國，又是個地獄。我高高興興地跳進其中去了……”簡而言之，在其看來，“魔都”的“魔”實際同時表示“摩登”的“摩”與“魔鬼”的“魔”。

“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

在日本文壇當時的“上海物（以上海城市為主題的書的總稱）”中，《魔都》一書最為出名。由于作者非常生動地描寫了上海的魅力，所以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日本作家中興起里一股上海旅游熱。也是伴隨著《魔都》的出版，在許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此成為了一座繁榮與罪惡并存的“魔都”。

大概村松梢風自己也不會想到，十幾年后，自己創制的“魔都”一詞竟會成為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者大肆撻伐的對象——“上海究竟屬于東洋，還是屬于西洋”、“上海到底還是給人以‘魔都’的印象”……日本人在上海創刊的報紙《大陸新報》從1943年7月11日起開始舉辦以“歸還租界與今后的上海”為題的系列研討。最后一次討論的題目就是“再建上海的覺悟——一掃‘魔都’的惡名”。這些座談會和討論會的目的自然是妄圖通過日本的占領政策，一舉消滅“英美化”了的“魔都上海”。當然，恐怕更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近一百年后的當今中國網絡社會，由日本作家創始的“魔都”一詞竟然成了“上海”的代名詞，其使用頻率早已遠在日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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