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于1865年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Rockford）。他的父母均為虔誠的新教徒，崇尚新教倫理，布雷斯特德有些無奈地稱這種生活方式為“過度精神緊張癥（americanitis）”。布雷斯特德于1988年從位于伊利諾伊州的西北學院（North-Western College）畢業，專業是藥學。可能是立志為人提供精神方面的醫療，布雷斯特德隨后進入芝加哥神學院深造。

在閱讀原文版的《圣經》時，布雷斯特德發現英文譯本中有不少錯誤，不準確之處則更多，遂決定深入和系統地學習和研究《圣經》及相關語言、歷史、文化。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布雷斯特德于1890年轉到耶魯大學專攻希伯來語。其時，耶魯大學是美國少有的幾座開辦希伯來語及相關課程的大學，而且希伯來語教授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是這一領域最為優秀的教師和學者。1891年，布雷斯特德在耶魯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并有意從源頭入手、用第一手資料研究《圣經》反映的社會歷史背景。當他向哈珀征求意見的時候，哈珀建議他赴德國攻讀埃及學博士學位。哈珀此時受洛克菲勒委托籌建芝加哥大學，因此暗示了布雷斯特德學成回國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可能性。

1891年秋天，布雷斯特德遠赴德國柏林專攻埃及學，師從埃爾曼（Adolf Erman）。柏林當時是國際埃及學的中心，不僅有柏林大學埃及學研究所，而且還有眾多的埃及學家在柏林埃及博物館和普魯斯科學院從事研究。萊比修斯于1846年被聘為柏林大學埃及學教授，他不僅是德國第一個埃及學教席的擁有者，而且同時擔任了柏林埃及博物館館長職務。萊普修斯從實質上補充和發展了由法國人商博良創立的象形文字解讀系統，而且在古埃及語言、宗教、藝術和建筑等領域都進行了開拓性的工作。埃爾曼于1892年接替了萊比修斯的埃及學教席，在接下來的數十年研究中，埃爾曼奠定了科學地分析埃及語和系統地解讀古埃及文獻的堅實基礎。埃爾曼系統地建構了象形文字語法，把象形文字在古埃及發展演化的過程分為古埃及語、中埃及語、新埃及語三個階段，辨析埃及語在三個不同階段的特征，編寫了《新埃及語語法》。不久，埃爾曼又提出倡議，收集所有尚存的古埃及文獻并編纂埃及語-德語詞典，以便為深入研究古埃及歷史和文化提供急需的工具書。埃爾曼及其弟子推崇從文字入手研究埃及歷史的主張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后來稱為柏林學派。

在埃爾曼這位良師益友的細心指導下，布雷斯特德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在短短三年的時間里，布雷斯特德不僅獲得了碩士學位，而且用拉丁文撰寫了博士論文，論文的內容是解讀阿肯那頓宗教改革時期的《阿頓頌歌》。布雷斯特德具有語言天賦，他不僅精通德語、法語、阿拉伯語等現代語言，而且熟練掌握了象形文字、科普特語、亞述語、希伯來語、拉丁語等古代語言和文字。這些都為他后來把其學術重點放在碑銘、碑文的抄寫、整理、解釋和翻譯奠定了基礎。當然，布雷斯特德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他在讀書期間認識了在柏林學習德語和音樂的美國女學生弗朗西絲·哈特（Frances Hart），并且于1893年與其訂婚。1894年，布雷斯特德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是第一個拿到埃及學博士學位的美國人。同一年，布雷斯特德與哈特結婚，然后一起遠赴埃及。雖然名義上是蜜月旅行，第一次到埃及的布雷斯特德比在柏林時更忙。首先，埃爾曼囑咐他盡其所能在埃及抄寫、臨摹第一手文獻，以便用于不久著手編纂的埃及語-德語詞典。其次，哈珀委托他在埃及購置古物，以便它們能充實剛剛創建的芝加哥大學博物館。為了節省開支，布雷斯特德夫婦在埃及租了一艘尼羅河上的船，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活動的旅館。夫婦二人乘船逆尼羅河而上，到了白天，布雷斯特德抄寫河岸神廟墻壁上的銘文，他的妻子則在旁守候；到了晚上，船就變成了休息的地方。

五年以后的1899年，布雷斯特德受埃爾曼邀請參與普魯士科學院的埃及語-德語詞典重大項目。因為之前未曾有類似的詞典，編纂埃及語-德語詞典意味著參與者要收集所有古埃及人留傳下來的文獻，以便從中整理出詞條和例句。為了這一目的，布雷斯特德從1899至1901年跑遍了歐洲的博物館和其他擁有古埃及文物的機構，目的是把館藏的文物上面的象形文字抄寫下來。在此之后，布雷斯特德斷斷續續地在埃及從事田野工作，抄寫神廟和墓室墻壁上的銘文，制作墓碑、石棺上經文的拓片。之前游歷埃及的歐洲人以及拿破侖遠征軍的隨軍學者都曾經抄寫了大量的銘文，不過那是在象形文字尚未破譯之時，布雷斯特德在抄寫過程中發現，此前的許多抄本漏洞和錯誤百出，許多根本無法作為參考文獻。他深切地意識到由精通象形文字的學者在現場重新抄寫古埃及文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布雷斯特德此時萌生了日后把抄寫的象形文字整理和翻譯出版的年頭。

1906年至1907年，五卷本的《埃及古文獻：從歷史初期至波斯征服時期為止的歷史記錄》（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全部出版，八開本的書合起來近兩千頁。第一卷收錄了第一王朝至第17王朝的歷史文獻（約公元前3050至前1570年），第二卷收錄的文獻全部來自第十八王朝（約公元前1570至前1293年），第三卷專門收錄了來自第十九王朝的文獻（約公元前1293至前1185年），第四卷包含了第二十王朝至第26王朝的文獻（約公元前1185至前525年）。第五卷由各種索引（主要由布雷斯特德的學生托夫滕O. A. Toffteen編制）構成，其中包括前四卷當中出現的神的名字、神廟的名字、國王的名字、其他人名、地名、頭銜、官職、官銜等，方便讀者尤其是尋找特定信息的人根據冊（用羅馬數字標注）和段落（用阿拉伯數字標注）的標碼到正文中查閱。起初，布雷斯特德計劃編纂七部收錄經濟、宗教等其他文獻的譯本來補充五卷本的歷史文獻譯本。可惜，一系列未曾預想到的事情使得這幅宏偉藍圖一直停留在構思狀態，先是哈珀不幸過早去世，若干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不久，布雷斯特德又全身投入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的創建工作之中。

《埃及古文獻：從歷史初期至波斯征服時期為止的歷史記錄》

《埃及古文獻》收錄的銘文主要是歷史文獻，它們均由布雷斯特德親自在埃及或歐洲博物館抄寫或核對。他的譯本涵蓋當時所知的所有古埃及涉及歷史的文獻，翻譯是在熟練掌握了埃及語語法并積累了豐富的古埃及詞源學和詞匯學的基礎上完成的。可以說，這部著作標志著埃及學發展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說埃爾曼為埃及學領域進行科學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那么自從布雷斯特德的《埃及古文獻》誕生以后，學界擁有了遵循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依據。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布雷斯特德的譯本仍然是規模最大和最為詳實的現代語參考文獻。這套書不僅方便了埃及學同行們查閱和核對所需的信息，而且為其他領域的學者和廣大讀者了解古埃及政治、歷史和文化提供了便利和權威的資料庫和讀本。出版后不久，《埃及古文獻》便受到歐洲同行和相關領域學者們的充分肯定和贊揚，他們認為書中收錄的文獻非常全面，不僅依據的原文精確和可信，而且譯文準確且可讀性強。一句話，原文的可靠性和譯文的準確性是布雷斯特德譯本的兩大優點，也是它們得以在一個多世紀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參考價值的根本原因。這套書為布雷斯特德確立了在學術界的地位。在布雷斯特德去世半個多世紀之后于1995年出版的《埃及學人名錄》中，布雷斯特德的學術貢獻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這套文獻集不僅收錄了保留在埃及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當時所知法老時期全部歷史性文獻，而且其中有許多迄今為止仍然是唯一可參考的譯文。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書并非單純的譯文集，布雷斯特德對收錄的文獻細致地整理和相互補充，根據時間順利加以編排；每篇文獻之前都有一段與之有關的歷史背景及其歷史意義的文字，而且每篇文獻被分成數量不等的段落并標注阿拉伯數字（在同一冊中連續排列），每段之前有涉及該段的主題以及它在原來載體上所處的位置。譯文附有詳細的注釋，其中不僅有語意、語法、字詞方面的討論，而且還提供了有關原文承載物的性質（墓碑、雕像、方尖碑、神廟墻壁）、材料（紙草、石頭、木頭、金屬）、規格、所在地、保存狀況以及相關的二手文獻等方面的信息，相當于對該文獻做出的校勘和考證。因此，許多譯文不僅對不懂象形文字的人構成唯一的參考資料，而且也是專業人員進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正如布雷斯特德在其前言中所說，在他之前尚無人嘗試如此浩繁的工程。布雷斯特德的著作出版以后一個多世紀的事實證明，在大量新的文獻出土和對原有文獻獲得更好和更全面的理解的情況下，布雷斯特德的著作亟待得到補充和更新，更何況布雷斯特德略去了波斯征服之后的大量歷史文獻，盡管如此，無論是個人還是機構都不敢啟動類似的大工程。

對一個現代人來說，讀懂幾千年前的象形文字已經是很困難的事。《埃及古文獻》收錄了從象形文字誕生到波斯人征服埃及為止，約兩千五百年之內形式不同、內容各異的文獻。在此期間，象形文字的書寫方式及其語法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加棘手的是，古埃及政治制度、官僚系統和管理機制不僅與今天不同，而且有一套非常繁瑣的稱謂，并且一直處在變化之中。不少在古王國時期具有實權的官職，到了中王國時期完全成為虛職，而且因為古埃及是典型的等級制和官本位社會，在敘述生平的時候，古埃及人必定把曾經擁有過的實職和虛職不加區別地放在一起，不少官吏的名字前羅列了幾十個官銜。事實上，一個官吏生前何時、何地、如何獲得哪些官職，對真正了解其仕途至關重要，但是，當它們混在一起時便讓今人無從下手。另外，在幾乎沒有對應詞的情況下，如何用現代語言把所有這些官職和官銜前后一致地加以表述，實在不是簡單的任務。

布雷斯特德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為愛斯基摩人翻譯《圣經》的人在如何表達“牧羊人”之意時絞盡腦汁。我們同時需要考慮的是，在布雷斯特德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時候，幾乎沒有可供他參考的工具書。遑論彼時剛要開工的五卷本埃及語詞典，簡單的難詞匯編、專有名詞詞典、手冊之類都非常罕見。如果再考慮到當時距離電腦的誕生還很遙遠，譯本中有些專有名詞的譯法前后不一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布雷斯特德在其前言中明確地說，他盡可能采取了直譯而不是意譯的方式，而且也很少使用英語習語。他的目的是讓讀者了解原文的本意，借助他在腳注中提供的各種相關信息，確定古埃及寫作者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布雷斯特德在許多專著和論文中直截了當或者委婉地暗示，古埃及文明重新被發現和建構之后，不能再不加區別地把古希臘和古代以色列視為萬能的分水嶺，似乎之前盡是野蠻和落后，之后才開始有了輝煌的歷史和理性的思想。在布雷斯特德看來，應當公正地評價重新被發現的古埃及歷史和文化，因為在這段時間里，人類已經完成了沖破蒙昧、創造文明的業績，為人類文明之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布雷斯特德傾注多年的心血，以令人難以想象的熱情和毅力完成這部鴻篇巨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為了令人信服地說明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