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arina Sabados 

你如何在海洋一樣廣闊的地方展開調查？

新冠大流行期間，位于亞洲的記者網絡“環境報道聯盟”（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在發布海洋漁業犯罪相關的系列報道時正面臨著這一挑戰。這組報道由14間新聞機構和來自13個國家的多名記者合作挖掘，調查的范圍從南中國海跨越到了南極洲附近。

這個系列調查《海洋有限公司》（Oceans Inc.）獲得了2022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的卓越環境報道獎，評委稱贊這組報道對漁民進行了 “有力的個人敘述”和對存在可疑記錄公司進行了“深入報道”。

“印尼漁民在中國漁船上死亡的事件之前就有報道，但這組報道更深入——多名記者采訪了在同一家公司運營的 14 艘船上工作過的水手，揭示了一種虐待和疏忽的普遍模式。” 評委們寫道。

這篇報道的記者深入挖掘了非法、瞞報、無管制捕魚（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也稱“IUU fishing”）造成的人權侵害和生態系統破壞。GIJN 與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編輯和記者進行了交談，以了解他們如何處理數據、信源和跨境合作。

《海洋有限公司》（Oceans Inc.）報道主頁：

https://www.oceansinc.earth/

對數據的創造性使用

來自環境媒體 Mongabay 的 Philip Jacobson 說，他使用“全球漁業觀察”（Global Fishing Watch）的衛星數據撰寫了報道《工作至死》（Worked to Death），這個故事是關于印度尼西亞工人在一家中國公司的船只上遭遇的勞工虐待。

“有一件事在我們采訪這些漁民時變得清晰，那就是 2019 年秋季的某個時候，這支船隊中的一些船只停止了正常運行，”他解釋道。

漁民告訴 Jacobson 的團隊，這些船在那時停止了捕魚，Jacobson 就用船舶監控網站來檢查這是否屬實。

“你可以看到船只的運動模式（和以往）非常不同，”他說。“然后我讓全球漁業觀察的人檢查了這些圖像，并確認這意味著這些船只在 2019 年 9 月之后就只是在漂流。”

“這告訴我們該公司可能存在財務問題，這也構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他補充道。

記者 Richa Syal 調查了無處不在的磷蝦捕撈，它們是魚油產品的主要材料。圖：Syal 提供

對于報道《捕獵磷蝦的油》（ Krilling for Oil ）的記者 Richa Syal 來說，在這篇最初設想以魚類產品供應鏈故事的報道中，使用網絡抓取工具是第一步。Syal 是一個數據記者，她從亞馬遜和沃爾瑪等零售商處收集數據，以了解魚油產品的原產地分布情況。當她將數據轉化為電子表格時，她發現許多頂級產品來自南極的磷蝦——一種小型甲殼類動物。

“在我原本的預想中，這是一個正面的故事，但當我深入研究磷蝦捕撈，卻發現盡管它被視為世界上最可持續的漁業，但實際上在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被嚴重過度捕撈，” Syal 說。

世界上只有 1% 的磷蝦用于生產磷蝦油產品，但 Syal 一直在挖掘，以弄清楚為什么過度捕撈磷蝦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你調整角度到南極時，就會意識到那 1% 恰好與企鵝覓食的地方、鯨魚覓食的地方、海豹所在的地方重疊，”她解釋道。“所以那關鍵的1%恰恰是南極生態系統最脆弱的一部分，這敲響了警鐘。我與許多研究人員進行了交談時他們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觀看《捕獵磷蝦的油》短視頻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euvH0K3lsQ

策略性的合作

幾位記者參與 《海洋有限公司》項目的記者都向 GIJN 提到了環境倡導者和專家在解釋漁業復雜狀況時的重要作用。

作為《工作至死》（Worked to Death）一文的統籌編輯和記者，Jacobson 提到了與研究人員來回對話的重要性，正是他們的實時分析為進一步的調查提供了依據。

起初，他的策略是研究一家中國公司經營的漁船上的強迫勞動，據說這家公司是日本刺身級金槍魚的最大供應商。參考其他行業定義勞工虐待的方式，Jacobson 檢查了隔離勞工以及沒收證件的跡象。

《海洋有限公司》（Oceans Inc.）截圖。

“當我將捕魚業的強迫勞動指標拿給一些專家分析時，他們帶我了解了這個問題的細微差別，我有點意識到這個角度或許不是最好，”他回憶道。

這些記者還與“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合作，后者向他們提供了對 11 名印度尼西亞漁民的采訪記錄，這些漁民在屬于同一家中國公司的另外 6 艘船上工作。Jacobson 說，這種伙伴關系擴大了調查證人的范圍，并進一步證實了他們的報道已經揭示的內容。

這種跨部門合作增加了資源。在一篇揭露一家有權勢的公司如何嚴重侵犯人權的報道中，這種合作也強化了報道中的事實部分。

“這帶來更可信的分析，它強化了這些發現，”Jacobson 指出。

挑戰預設，尋找不太可能的信源

《海洋觀察員之死》（Observational Hazards）報道的統籌編輯陳映妤（Alicia Chen）說，翻出不太可能的石頭，可能會找到最好的消息源。

在這篇報道描述了海洋觀察員這一職業的脆弱性，他們的工作內容是報告海上船只的非法捕撈活動。在制定更嚴格的法律保護海洋觀察員和充足的魚類供應時，各地政府面臨著壓力，因為這（報告非法捕撈）影響了船長的盈利能力。陳談到記者是如何透過一名船長的角度來了解這個故事。

記者陳映妤與她的團隊實地報道了針對臺灣高雄的公司非法、瞞報、無管制捕魚的調查。圖：陳映妤提供

“他很樂意與我們交談。他覺得政府試圖修改法律時，自己也受到了影響，”她回憶道。“所以他們覺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他們需要賺錢，需要獲得足夠的利潤來覆蓋成本。”

雖然這名船長沒有承認非法捕魚，但陳很清楚他的觀點很重要。“這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問題的復雜性，”她說。

同樣，了解同事間的不同文化觀點是跨境調查中進行良好合作的關鍵。

同一議題在一個國家的現實狀況可能與另一個國家不同，尤其是當這個主題像海洋一樣模糊時——因為海洋的邊界、相關法律和監管有時是模糊的。在一個單一的調查項目中出現關于是非的對立敘述并不少見。

《前線漁民》（Fishers on the Frontlines）的統籌編輯寧卉（Lulu Ning Hui）告訴 GIJN 推進項目并與同事保持尊重溝通的最佳方式。

觀看《前線漁民》短視頻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BRCubd5E

“我們有定期的通話。我想如果我能夠提供什么建議，那就是你必須真的記錄你的童話，”她說。“很有可能不同人對溝通結論的理解并不相同。”

寧卉說分享每次會議的記錄有助于其他人為下次會議做好準備。最重要的是，跨境合作也是跨文化的合作，牢記這一點有助于培養積極的工作關系。

“這聽起來可能有些陳詞濫調，比如平等看待彼此，保持開放和透明，準備好被人挑戰，”她說。

“人們可能存在不同意見，”她補充道，“但記者們用他們的既定觀點相互交鋒的第一步，也正是讓故事交織的第一步。”

Katarina Sabados 是長駐溫哥華的多媒體記者，目前在全球報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負責供應鏈新聞。她的報道和研究出現在 NBC、Canada’s National Observer、The Tyee、The Toronto Star 和“有組織犯罪與貪腐調查計劃”（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OCCRP）。

原標題：《跨境調查遠洋漁業，《Ocean Inc.》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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