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有“球王”之稱的著名足球運動員李惠堂在荷屬東印度影響最大的華文報紙《新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抗戰期間“尤不應忽視體育”，體育在戰時能“增厚國力”，在戰后可“重整國基”，“接辦世運大會的芬蘭小國，在火上眉梢、風聲鶴唳的危機下，仍未肯放棄主辦的權利，大必烈顛國在總動員的緊張形態下，還依舊保持著冬季足球賽會的大部份〔分〕活動，凡茲種種，都是抗戰期中不忘體育的大好明證”。作為中國體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在戰時不僅大聲疾呼“抗戰毋忘體育”，還身體力行地從事“體育抗戰”的實踐，將抗日戰爭與中國體育的發展聯結在一起。

體育與戰爭關系密切。體育既可服務于軍事訓練，培養國民的尚武精神，亦可傳遞制止戰爭、熱愛和平的愿望。作為社會文化事業的一部分，體育在戰爭中與軍事和政治密切相關。抗日戰爭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其與體育之間的關系值得探討。學界對于“體育與抗戰”這一議題的既有研究，多從體育運動發展史的視角出發，關注戰時不同區域體育活動的開展、體育思想的演進和體育機構的運作等情況。另有學者在民族國家構建的研究框架下，將戰時體育視為近代中國“強種救國”思想及實踐的產物，突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這些研究勾勒出戰時體育的主要特點和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若干缺失。前者將體育視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文化領域，側重描摹其本身的演進，弱化了體育與政治社會變遷的關聯。后者將體育視為政治思想或政治力量的衍生物或附屬品，較少關注體育的內在邏輯和主體性。對于抗戰時期中國體育的研究，應建立國際視野，將戰時日本的體育政策及其實踐，特別是中日之間圍繞體育展開的對峙與競爭，納入比較和考察的范圍。對于“體育與抗戰”這一議題的研究，自應進一步擴展視野，探索路徑。

本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展開，從政治社會史的視角出發，將戰時體育作為一個多方互動的領域，納入抗戰史的整體視野。同時嘗試打破既往研究局限于某一機構或區域的做法，選擇將視線聚焦在穿梭于不同政治環境和區域社會中的體育人物，以此透視體育在戰時的角色與功能。本文以“球王”李惠堂在戰時的活動為研究對象，利用報刊、檔案、回憶錄和文史資料等多種史料，敘述在全面抗戰爆發后，他以足球為“武器”，在香港、廣東和西南大后方從事抗戰活動的經歷，試圖對“戰爭與體育”的關系提出新的思考。

李惠堂雕塑

非常與日常：全面抗戰爆發后的李惠堂與香港足壇

1939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報》上撰文，言及戰時國內體育界的現狀時寫道，“現在，除了上海孤島里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躍外，體育之能保持常態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這里因為流亡者的麕聚，人材〔才〕的源源而來，體育的動態反覺加倍熱鬧，成了全國的重心”。香港是中國較早接受和傳播西式體育運動的地區。源自英國的現代足球，于19世紀晚期傳入香港，并逐漸成為華人積極參與的大眾活動。香港足球的競技實力在20世紀上半葉達到亞洲頂尖水平，以香港球員為班底組成的中國足球隊，在遠東運動會上贏得九連冠，并參加了1936年柏林奧運會，成為近代中國體育在國際賽場上為數不多的亮點。

在香港乃至亞洲足壇大放異彩的李惠堂，是近代香港足球及整個中國體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惠堂祖籍廣東五華縣，1905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他于1922年加入香港南華體育會所屬足球隊，幫助球隊于1923-1924賽季首次贏得香港甲組聯賽冠軍。在以國腳身份參加1925年第七屆遠東運動會后，李惠堂因家庭問題離港赴滬，受聘為復旦大學體育指導員，隨后網羅上海各大學精英球員，創建樂華足球隊并帶隊稱雄滬上，結束了西方人球隊長期統治上海足壇的歷史。1931年樂華隊解散后，李惠堂返港重回南華隊。1936年，李惠堂以中國足球隊隊長暨中國代表團旗手身份出席柏林奧運會，并于賽后率隊在歐洲進行巡回比賽，達到個人競技生涯的巔峰。

李惠堂素懷“體育救國”的理想，并在足球場上將其付諸實踐。九一八事變后，中日矛盾日漸上升，體育也成為雙方進行角力的戰場。1934年，日本提議接納偽滿洲國加入遠東體育協會，將體育議題作為操弄政治的手段。日方的做法，受到中國的堅決反對和抵制。同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期間的中日足球比賽，因中日兩國矛盾不斷深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矚目。在兩隊一度戰成3∶3的局面下，李惠堂頂住壓力，罰入關鍵的制勝點球，幫助中國隊奪得足球項目的錦標，成為捍衛國家尊嚴和榮譽的體育英雄。

李惠堂雖以體育成就聞名于世，但因家庭淵源與事業需要，與政商各界也有密切互動。李惠堂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李浩如為香港著名建筑商人，曾被張之洞奏保為粵漢鐵路工程特使，生意遍及省港。李惠堂早年在港就讀皇仁書院期間，一度承父命選擇休學，返家助理公司業務。在上海期間，極富商業頭腦的李惠堂利用自己作為體育明星的影響力，涉入各種商業活動。由滬返港后，除效力于南華體育會外，他還擔任瑞典洋行秘書，并曾代表華安保險公司前往荷屬東印度開拓業務。李惠堂與政界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叔父李大超為國民黨要人吳鐵城的重要親信，在政治上對李惠堂多有引導。在李大超的介紹下，李惠堂于20世紀30年代加入國民黨。1937年春，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后，在李大超的引薦和吳鐵城的安排下，廣州市政府出面聘任李惠堂為設計委員，委托其主持省城的體育規劃。吳還在李率南華隊訪問南洋之前，任命其為省政府的“考察專員”，冀圖借助體育交流的機會，擴大國民黨在東南亞華僑界的影響。李惠堂在香港體育界之聲望，在戰時亦為負責國民黨港澳事務的吳鐵城所利用。

日本全面侵華之后，香港華人表現出極高的愛國熱情，舉行義賣或捐款，以此支援祖國抗戰。國民政府積極利用香港這一重要窗口，募集并接收資金和物資。李惠堂與香港足壇也于這一時期加入抗日救亡的浪潮，其最為重要的舉動是發起、組織和參與各種體育義賽，以此籌款救濟淪陷區民眾以及受到戰事影響的傷兵和難民。有人分析稱：“足球比賽在香港，吸引力最大。豪紳顯爵，九流三教，踴躍看球。亦唯有這方面最能賺錢，有錢人亦最肯掏腰包，所以，以足球比賽的門票收入，來賑濟祖國傷兵難胞，實在是一個很上乘的辦法。”

七七事變后，李惠堂所屬的南華體育會創辦港僑體育界非常時期服務團，集合香港體育界愛國力量，發起包括足球義賽在內的多項活動。作為南華隊的旗幟人物，同時也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體育明星，李惠堂能否出場比賽，往往成為媒體和球迷關注的焦點。1937年李惠堂率隊出訪荷屬東印度時，在比賽中脛骨嚴重受傷，曾萌生退役之念。抗戰足球義賽興起后，各慈善機構為求活動成功，紛紛央求李惠堂參賽，“以厚收入”，使他展緩退役計劃。1938年下半年，李惠堂傷愈后重返足壇，成為轟動香港體育界的消息。“雙十節”當天，在加路連山南華球場舉行的“國慶日足球義賽”，由南華隊對陣西方人球會陸軍聯隊。這場義賽由香港兒童保育會、香港中國婦女會和婦女新生活促進會等機構聯合發起，備受社會各界關注。李惠堂于此場合復出，成為義賽的重要看點。《大公報》在為比賽進行預熱宣傳時，特別提到李惠堂“仗義出場”，鼓動港人“見義勇為，大開方便之門，踴躍購券”。比賽當天有近萬觀眾到場，氣氛極其熱烈。李惠堂在比賽中攻入一球，助南華隊以3∶0取勝。通過銷售門票和彩票，本場比賽為傷兵和難民募款3000余港幣。在以球員身份參加比賽的同時，李惠堂還多次應邀以裁判員身份在部分義賽中亮相。

除此之外，李惠堂亦發揮自身的領導才能，發起和組織足球義賽。1938年底，他領銜發起“滑稽化裝足球義賽”。他稱，此趣味球賽雖是“一出破天荒喜劇”，但“可不要只顧目前，別忘記了前線的忠烈將士們的浴血犧牲，戰區的難胞們的饑寒交迫”，呼吁球迷“加倍輸財出力，多多益善，使結果圓圓滿滿”。1941年2月，曾與李惠堂共同效力于上海樂華隊和國家隊的隊友陳鎮和，以國民黨軍飛行員身份駕機在蘭州上空遭遇空難，機毀人亡。消息傳至香港，令香港足壇備感悲痛。為紀念陳鎮和、鼓舞國人抗戰斗志，李惠堂和曾經的國家隊隊友、時任國民政府駐港代表隨從參謀的徐亨，共同聯絡香港體育界，與陳鎮和母校暨南大學的香港同學會一道，組織足球義賽。這場極具政治意味的足球比賽，得到吳鐵城、王正廷和杜月笙等在港國民政府要人和社會名流的積極響應。5月3日，舉行比賽的南華球場“高懸烈士遺像，兩旁分掛黨國旗，臺上挽聯花圈，琳瑯滿目，大會工作人員，一律臂纏黑紗”，氣氛悲壯肅穆。球賽開始之前，李惠堂發表演說，并領導全體到場者默哀3分鐘。本場義賽共募得港幣2000余元，社會反響強烈。

足球義賽的興盛，是七七事變之后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以籌募善款為目的的各種游樂活動，既反映時局的緊張氣氛，又體現社會的平穩心態。絕大多數港人雖關注戰事動態，但并不相信日軍會將戰火延燒至香港。李惠堂與香港足壇人士，雖積極參與各種抗戰活動，但也按部就班地從事體育與商業活動。香港足球聯賽與各項杯賽在此期間均順利進行，并未受到影響。華北和華東多地淪陷后，許多優秀的足球選手從天津和上海等地來港，使香港足壇一時匯聚了更多球星。作為戰時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香港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也延續戰前的做法，擔負著助力中國參與國際體育的任務。1938年，日本宣布放棄1940年東京奧運會主辦權。國際奧委會遂決定將賽會移至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在全面抗戰爆發的背景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下文簡稱“中華體協”）仍力主派代表參會。1939年3月，中華體協總干事沈嗣良到港，循例與李惠堂等香港足球界代表討論組隊事宜，得到港方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配合。

香港足球的對外交流，亦大體照常，特別是與東南亞之間的日常足球交流仍在延續。因當時香港足壇仍本“業余主義”精神，球員名義上并非以踢球作為主要職業，不得以獲取報酬為目的，所以在一個賽季結束后，香港各球會通常以“南游”的方式前往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等香港以南的華人聚居區進行表演賽，賺取額外收入。作為南華隊頭號球星，李惠堂的名字在球隊歷次“南游”中均被作為宣傳招牌。全面抗戰爆發后，南華隊無法北上比賽，“南游”的作用更為重要。李惠堂于1937年“南游”途中受傷，但次年復出后，并未缺席后續的“南游”賽事。在此期間，李惠堂還參與其他具有商業性質的活動。除原本所兼瑞典洋行秘書一職，李惠堂還擔任香港銀行業業余聯誼會顧問，并在賽馬活動中公開亮相，以此延伸自己的商業網絡。

全面抗戰爆發后，戰爭對于中國社會的沖擊從內地延伸到香港。體育作為與政商各界密切互動的社會板塊，不免受到影響。李惠堂一方面將組織和參與足球義賽作為其實踐“體育救國”理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將體育與商業相結合，保持體育活動在香港的正常節律。1941年下半年，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香港上空戰云密布，社會氣氛日益緊張。11月末12月初，香港足球聯賽被迫暫停改期。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次日對英美宣戰，發起對香港的攻擊，于圣誕節當天迫使在港英軍全部投降，李惠堂的體育人生亦因香港淪陷發生重大改變。

李惠堂

體育運動與地方政治：李惠堂與戰時廣東足球的交集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為粉飾殖民統治，將自身與各偽政權之間的足球交流作為其宣傳“大東亞共榮”的政治工具。在此背景下，李惠堂于香港淪陷伊始，即被裹挾入一場日偽勢力策劃下的政治旋渦。1942年上半年，日方發起“東亞運動大會”，邀集偽滿、汪偽等偽政權參加。汪偽政權以“中國體育協會”的名義召集“首屆全國體育代表大會”，宣布“復興民族體育”的若干政策，“其中尤以敦促香港足球健兒來歸最為扼要”。汪偽政權極其看重李惠堂的地位和影響，極力進行爭取。偽中國體育協會理事暨“東亞運動大會”籌備委員徐英攜帶汪偽政府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汪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褚民誼致李惠堂的親筆函件，于當年7月專程搭機前往香港，促動李氏北上。面對日偽的拉攏，李惠堂展開各種周旋。他托人帶給叔父李大超一封信件，告知拒不附敵，正在設計脫險。得知徐英來港的消息后，李惠堂以赴澳門踢球的名義離港赴澳，又“從澳門化裝到廣州灣”，成功脫離日偽的控制。

1942年9月，李惠堂返抵原籍五華縣錫坑鄉省親，在當地受到歡迎。他少年時曾在此居住，接受了早期的足球啟蒙。地方人士慕“球王”聲名，希望其留鄉擔任足球隊指導。李惠堂得此機緣，遂與廣東地方社會展開互動。足球運動在粵東地區的開展，與當地客家人的族群文化認同有著密切關聯。五華縣在清代屬廣東嘉應州，與鄰近的梅縣和興寧等地同為客家人聚居地。清末，當地士子對客家人的族群身份已建立起強烈的認同。辛亥革命以來，客家人在廣東政壇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客家人的族群意識進一步增強。20世紀30年代，足球成為廣東客家人用以構建其身份認同的重要工具。1934年和1936年，梅縣足球隊兩次在廣東省運動會足球比賽中折桂，這一成就不僅令客家人聚居地區倍感榮耀，也在旅居省港的客家人出身的政客、商人和學生中引發強烈反響。在旅港嘉屬商會的安排下，梅縣足球隊以省運會冠軍之名訪問香港，進一步擴大了這一成績的宣傳效應。

李惠堂在戰時返鄉，在整個廣東客家人聚居地區引起一股足球熱潮。在其宗族親屬的邀請下，李惠堂前往五華縣內各大圩鎮和鄉村進行巡回足球表演，又組織當地愛好足球的體育教師、學生、農民和商人合組五華足球隊。鄰近的興寧縣為增籌縣體育館經費，函邀李惠堂前往舉辦比賽，獲其應允。遠在臨時省會韶關的嘉應同鄉會也不甘落后。該會組織中山足球隊，通過李大超的關系，聘請李惠堂擔任教練。

最期待李惠堂來訪的，是足球重鎮梅縣。戰時的梅縣體育界亦如淪陷前的香港，時常舉行各種足球義賽，為抗戰募集資金和物資，以此彰顯地方對國家的貢獻。梅縣足球的影響力，在戰時也超越縣域范圍，成為更高級別官員用于展示地方文化和治理成績的工具。1941年，梅縣足球隊奪得以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之名命名的“漢魂杯”足球賽冠軍，其表現得到余漢謀、李漢魂和香翰屏等粵省軍政要員的贊賞。以梅縣球員為主力的廣東省體育訪問團足球隊，于當年出訪桂林，取得全勝。梅縣足球的表現，甚至引起時在江西從事“新贛南”建設的蔣經國的注意。

梅縣足壇人士懷著緊張激動的心情，期待著李惠堂的到訪。作為旅港客家人，李惠堂此前曾助力梅縣足球的發展。梅縣隊在訪問香港期間，獲得李惠堂的接待和指導。擁有體育明星光環和客家人身份的李惠堂，深受梅縣民眾的認可。外界對于梅縣，也產生此地為“球王李惠堂故鄉”的認知。梅縣體育界一方面仰慕李惠堂的球技和氣度，盼望與其建立友好關系，增強地方體育氛圍，另一方面也隱隱存有競爭意識，立志在比賽中拿出優異表現，捍衛梅縣足球在廣東客家人聚居地區的領先地位。

盡管梅縣足球具有一定實力，但對于球員生涯極為輝煌的李惠堂而言，與梅縣球隊交手，其競技意義遠不能與當年在香港、上海和海外參加的各種比賽相提并論。他之所以安排梅縣之行，系出于更為現實的打算。香港的失陷，使李惠堂失去之前的事業重心。返回內地后，他亟需以新的角色立足社會。除此之外，李氏還肩負著為故鄉五華縣拓筑運動場而籌款的使命。而梅縣作為底蘊深厚的足球重鎮，在省港淪陷后已成為華南足球的重要中心，對李惠堂而言無疑是需要聯絡的合作伙伴和富有潛力的體育市場。李惠堂對梅縣的訪問，顯系其開啟事業轉型的重要步驟。

李惠堂的梅縣之旅，在整個廣東客家人聚居地區引起轟動。除梅縣之外，鄰近的蕉嶺、平遠、興寧等縣民眾亦來捧場，使梅縣的旅館在開賽前幾天便被預訂一空。盡管球票價格遠遠超出以往比賽的票價，但仍有3萬多人到場觀看比賽，貢獻門票收入達27000元法幣。1942年10月18日，梅縣公共體育場座無虛席，出現“萬人空巷看球王”的盛景。李惠堂在比賽中展現了高超的球技，并打入一粒點球，但由于其所在的五華隊整體實力不強，最終以1∶3的比分敗北。對于比賽的勝負，雙方均未嚴肅看待，而是從更高的層面審視此次活動的價值。梅縣著名士紳、時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副參議長的黃枯桐從客家人族群認同的角度高度評價李惠堂率隊訪梅的意義，稱“這不但提高了我們梅縣的體育風氣，而且促成了我們今后客屬體育界的空前團結”。李惠堂在答詞中，以“客屬大家庭中的一份〔分〕子”的身份，希望梅縣引領五華共同進步。本場比賽的門票收入，分予一半用作五華體育場的建筑經費，李惠堂所負之籌款使命也由此完成。

首次訪梅的圓滿成功為李惠堂與梅縣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一個月后，在叔父李大超的授意下，李惠堂宣布再度組隊訪梅比賽。廣州淪陷前，李大超調任交通部廣東電政管理局局長，肩負維持通訊和交通暢通的要責。1942年11月開始，李大超到惠州、潮州和梅縣等地視察。除考察東江流域一帶電政外，李大超此行還負有推進廣東“獻機運動”的使命。由其擔任總干事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為落實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總會發起的“一元獻機”運動，預定廣東每縣至少捐款購買一架，使全省共達到100架之數。為達成此目標，李大超遂運用李惠堂之影響，命其組建廣東航建足球隊（以下簡稱“航建隊”），以“推進航空建設，提倡國防基本體育運動”的名義出訪梅縣和興寧等地，舉行足球義賽。航建隊開赴梅縣，既可助力獻機目標的實現，又可呼應李大超對東江的視察，可謂一舉兩得。

航建隊抵達梅縣時，正值1943年新年到來之際。李氏叔侄在元旦當天，與梅縣黨政官員在公共體育場公開亮相，并在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說。航建隊來梅后，舉行多場比賽。在最受關注的對陣梅縣足球霸主強民隊的比賽中，航建隊以5∶1取勝。李惠堂在下半場攻入一球，令觀眾拍掌叫絕。除到訪梅縣外，航建隊還赴興寧、五華等地舉行義賽，為“獻機運動”籌集到可觀的資金。對于這支球隊，李大超期待其發揮更大作用，計劃將其派赴桂林、柳州、成都和重慶等地訪問，將影響擴大至整個大后方。此舉雖因日軍空襲韶關及湘桂等地被迫擱淺，但李大超領導下的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廣東省分會，因成功“利用足球隊，推廣航建宣傳”而得到國民政府的贊賞，航建隊亦被蔣介石下令頒贈“熱心航建”的獎旗。通過組織和運用航建隊，李大超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運作。而李惠堂在配合叔父的同時，也利用足球義賽進一步提升了自身在廣東地方社會的聲望。

李惠堂的兩次梅縣之行，在梅縣乃至整個廣東客家人聚居地區掀起一股體育熱潮。與受到商業氣息和市民文化浸染的香港足壇不同，足球運動在廣東地方社會不僅是大眾娛樂的游戲形式，而且具有構建地方文化主體性的政治意涵。粵籍客家人的族群身份、運動員生涯的傳奇經歷，加之力拒日偽拉攏的愛國形象，使“球王”李惠堂在戰時廣東地方社會產生了超越體育領域的影響，使其得以在香港淪陷后建立新的人生支點，從而在廣東和大后方延續其“體育抗戰”的事業。

“抗戰建國”背景下的戰時體育：李惠堂與大后方足球運動的開展

香港淪陷后回到內地的李惠堂，就此完全融入全民抗戰的時代洪流之中。李惠堂后來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才有機會深入祖國的懷抱，和各地球迷球友結下香火緣”。除上文所述與廣東故鄉的這段“香火緣”外，李惠堂還曾在桂林、柳州、成都、重慶和自貢等地代表多支球隊出場比賽，參與了大后方體育事業的發展，配合國民政府的戰時體育政策。

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后，出于對戰時軍事和政治的考慮，對體育運動的開展體現出較為積極的姿態。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敗退的態勢，以及民眾被敵人蹂躪和屠殺的情形，促使一些精英分子從國民身體和精神的角度進行反思。1939年，沈鈞儒、梁漱溟等人在國民參政會發起“提倡尚武精神以固國基而利抗戰”的提案，要求政府推廣體育運動，培養民眾的自衛能力和尚武精神。次年，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陳誠亦向蔣介石上書，建議“提倡國民體育，使國家無孱弱之民，則軍隊自無孱弱之兵”。國民政府為此確立了“國民體育”的戰時體育方針，推廣體育運動的普及化，將體育視為軍事斗爭的輔助。1940年10月，蔣介石對軍事教育會議和全國國民體育會議的代表發表講演，闡釋體育在戰時的重要功能，提出“大家要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第一要注意體育”。國民政府戰時體育政策的確立與實施，為戰時國統區體育運動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1942年8月，李惠堂由香港抵達桂林時，正值大后方體育進入活躍時期。由淪陷區復歸的“球王”，“頗為各方所重視”，很快重返球場。大后方的足球比賽，既有支援前線抗戰、慰勞難民傷兵等目的的抗戰義賽，也有籌集建設資金、改善地方設施的普通義賽。作為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體育明星，李惠堂在大后方被各類義賽爭相邀請，為軍政當局和社會團體所借重。如李惠堂曾應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之邀前往柳州，為當地小學籌款。主辦方于義賽前在柳州的主要街道上遍貼“球王”的畫像和名字，作為吸引觀眾的招牌。李惠堂還應中央軍校教育長萬耀煌邀請前往成都，在華西協和大學足球場為中正學校舉行義賽。除下場踢球外，李惠堂還以其業務能力與聲望，協助地方軍政當局主導的體育建設。1945年初，愛好和重視體育的四川軍人楊森接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后，下令擴建貴州省立體育場，并發動省會政府機關公務員和市民捐款。在捐款“已有成效”的情況下，楊森宣布聘任李惠堂為該體育場場長，此舉得到李的積極回應。通過此類互動，李惠堂極大地拓展了自身在政界的人脈，將個人的事業版圖從華南延展至大后方。

1936年8月31日，英國倫敦，中國足球隊的球員與阿森納足球俱樂部的球員會面

除此之外，李惠堂還利用自身在對外交流方面的經驗與特長，投身到戰時的中外體育交流中，以此服務國民政府的外交戰略。1944年10月，李惠堂由蓉抵渝，受到重慶體育界的熱烈歡迎。作為大后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國民政府的直接領導和積極推動下，重慶此時已形成極為活躍的體育氛圍。戰時重慶體育的參與者，除當地人民外，還包括在渝之外籍人士。其中足球、棒球、籃球和網球等球類運動，在英美人士中有著極高的參與度。中華體協意識到，全面抗戰爆發后，“近我國與盟軍并肩作戰、盟友來渝者日眾，而盟國人士素有運動之習慣，愛好體育之精神早為世人所共聞”，故決定在重慶舉辦各類國際體育競賽，“以聯絡友誼，增進邦交，鼓舞奮發之精神，達成同盟國早日之勝利”。英國作為現代足球發源地，其外僑對足球極為熱衷。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在重慶組建足球隊，經常進行訓練和比賽。1943年5月，宋慶齡為賑濟河南洪災的難民籌款，通過重慶市體育協進會發起國際足球義賽，得到這支英籍球隊的積極響應。李惠堂來渝后不久，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即邀請李惠堂組織足球隊，與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足球隊（按當時媒體報道習慣，以下簡稱“英軍隊”）進行足球賽。

對于足球在中外交流中的意義，李惠堂早有認識。1937年3月，他在香港播音臺所作系列廣播演講中即提到，“足球隊實可視為我國體育公使，溝通文化，增進邦交，聯絡好感，屏祛隔閡，變換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國際地位，實非今日他項運動所能收同樣之美績”。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在香港足球裁判會年會的演講中也表示，“足球為聯絡感情最佳之工具，能由足球增進國際之友誼，及促進人類之諒解”。對于參加中外足球交流的邀請，李惠堂自然樂于接受。

1944年11月7日，由李惠堂領軍的“混合隊”與英軍隊進行的足球比賽在重慶復興關的陪都體育場舉行。該體育場于當年3月投入使用，為戰時重慶重要的地標建筑。蔣介石此前曾親自出席陪都體育場的命名典禮，借此強調體育之于“抗戰建國”的重要性。這場國際足球賽，雖屬友誼賽，并非國家層面的對抗，但過程極具儀式感。比賽之前先奏中、英兩國國歌，并由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開球。李惠堂在比賽中獨中三元，上演“帽子戲法”，其所率領的“混合隊”最終以7∶2的大比分取勝。此后，李惠堂又分別代表市警隊和蜀健隊，在重慶的球賽中數次戰勝英軍隊。李惠堂此前在港滬球壇成名，其中率華人球隊擊敗洋人球隊，令國人揚眉吐氣的事跡，不能不說是其中重要原因。此番在戰時再度代表中國球隊戰勝外國球隊，意義與過去已有顯著不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與英美已建立反法西斯同盟關系，這使得雙方的體育交流，更多帶有聯絡感情、密切合作的友好性質。如在香港淪陷后突圍至廣東休整的駐港英軍部隊，為感謝中國方面的幫助，曾在韶關與當地的業余球隊舉行“臨別足球友誼賽”。李惠堂在重慶與英軍隊的多次足球友誼賽，亦屬國民政府對英國援華進行示好的方式。

李惠堂在大后方各地的足球比賽，不僅成為國統區各中心城市的新聞熱點，而且得到部分淪陷區報刊的注意。上海淪陷時期，日偽出于募集戰爭經費、粉飾社會太平等需要，通過在滬的“日本足球會”“上海足球聯合會”和“上海市體育會”等組織出面發起各類足球比賽。淪陷區較為重大的政治軍事活動，也時常以足球賽為其點綴。香港淪陷后，汪偽政府拉攏和策動李惠堂等香港足球運動員北上，意在利用足球的社會影響，鞏固其對淪陷區的統治。李惠堂成功脫身，投入抗戰陣營，不僅直接打擊了日偽的圖謀，而且與日偽主導的淪陷區體育展開了一場不見硝煙的競賽。“球王”在大后方掀起的足球熱潮，與淪陷區體育的死氣沉沉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上海《力報》于1944年1月，從“內地歸客”口中聽聞李惠堂在桂林“組織足球遠征隊”，“一路長征”至成都，“計其大小比賽廿余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聲威遠震，每至一地，各界慕球王名而來觀者，更萬人空巷，情況之熱烈，得未曾有”，并感嘆李惠堂之前“因事相左，未能來滬”，“誠本市萬千球迷之莫大損失也”。身在大后方的李惠堂，仍牽動著淪陷區的人心。1944年4月1日，上海《東方日報》甚至刊發“李惠堂日內抵滬”的假消息，以博讀者眼球。該報的另一篇短評則慨嘆：“如果球王李惠堂來滬，風頭必不輸伶王梅蘭芳重登舞臺。”戰時活躍在大后方的李惠堂，聲望已超越其從事足球活動的具體地理空間，對社會產生著更加廣泛的影響。

李惠堂在大后方的足球比賽，不僅在資金籌募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對“抗戰建國”發揮著實際功能，而且為在艱難時世中堅持奮斗的國人提供著精神上的慰藉與激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至桂林，引起市民“如瘋如狂”的慶祝。桂林體育界發起慶祝勝利義賽，李惠堂出場表演，在比賽中攻入兩球。“賽畢球王受人包圍，幾有寸步難行之感，竟有人興奮過度以口吻球王射門的球鞋，也有人擁抱球王長吻，瘋狂的情形難以形容于萬一。”“球王”李惠堂的體育抗戰史，至此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結語

從七七事變到抗戰勝利，“球王”李惠堂在全面抗戰時期經歷了跌宕起伏的世變。他以足球為“武器”，寫就了一段體育抗戰的歷史。這一時期李惠堂在香港、廣東和大后方的人生歷程，折射出戰時中國足球運動的多重樣態，提示了解讀“戰爭與體育”關系的思考路徑。

現代體育在中國的興起，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進程緊密相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阻礙了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轉型，使正在蓬勃興起的中國體育遭遇嚴重挫折。以足球為例，在戰前執亞洲牛耳、具有國際影響的中國足球，在華北、華東和華南大片國土失陷的情況下，被迫畫下休止符，對外交往活動完全停止。在部分修史者眼中，“抗日時，足球運動比較沉寂，只一些城市有點競賽活動”。

日本侵華戰爭對于中國足球運動乃至中國體育的負面影響，自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本文所敘述的若干史事，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在戰爭期間極端困難的情形之下，中國足球運動仍以一種堅韌的姿態延續了下來。李惠堂在戰時參加的各類足球比賽，其重要性和影響力，雖遠不及戰前的各項國內外大賽，但在戰時的特殊情勢下，這些活動既發揮了聲援抗戰、鼓舞斗志的精神作用，也滿足了籌募資金、娛樂民眾等實際需求。以抗戰救國為底色的戰時體育，雖不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強國強種”的遠景、達致增強國防的目標，但體育比賽和活動的開展，卻可有效地安定社會人心，增強群體認同，并成為文化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戰時中日兩國圍繞足球運動展開的一系列活動，構建了一個觀念和行為相互對抗的文化戰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選擇與國際體育分道揚鑣，不僅放棄奧運會的主辦權，而且限制足球等西式體育運動在日本國內的發展。李惠堂在戰時的相關活動則表明，中國對于國際體育，仍一本以往積極參與的態度，不僅在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前進行組建奧運代表隊的相關工作，而且在戰時通過足球比賽等活動，增進與英美盟國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大后方足球運動的蓬勃開展，與徒具政治點綴功能的淪陷區體育，也形成鮮明的對照。作為現代中國足球運動的代表人物，“球王”李惠堂在戰火中輾轉多地，始終堅持推進足球運動，體現了現代中國體育積累的底蘊，成為鼓舞國民堅持抗戰的精神象征。戰時對待現代體育的不同態度，呈現出中日之間的文化分野，影響到戰場內外的人心向背。

在戰時體育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成為重要的驅動力量。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本官方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逐步加強對體育事業的控制，最終將體育完全納入國民總動員的戰時軌道。體育在同時期的中國同樣植根于復雜的政商結構和社會文化之中。橫跨政治、商業和體育三界的李惠堂，即是這一復雜關系的具體投射。無論是在各方勢力交織、商業氛圍濃厚的香港，還是在族群意識極其強烈的廣東足球重鎮梅縣，抑或是在軍政勢力統治下將體育視作“抗戰建國”工具的大后方，李惠堂的足球事業均需進行必要的轉換，以契合具體環境下的政治需要和社會氣氛。他亦通過體育活動配合特定議題的宣傳與上層政績的生產，并從這一體制中獲得相應的資源和回報。1944年國民政府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聘任李惠堂為青年軍體育總視導。出任軍職后的李惠堂，常坐軍機視察福建、云南等后方地區，與何應欽、龍云和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等軍政要人往來。在戰時因掌控國民政府情報和特務網絡而權焰熏天的軍統領導人戴笠，亦將李惠堂視為重要的結交對象。抗戰勝利后，李惠堂得到上海體育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要職，獲得接收和整理上海體育的權力。在戰時積極從事“體育救國”活動的李惠堂，逐漸從香港淪陷前集運動員和商人為一身的體育明星，轉變為在國民政府體制下具有官方身份的政治人物。

在戰爭的影響之下，近代中國體育進一步政治化。李惠堂角色的演變，正是這一趨勢的寫照。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保障之下，體育在戰時中國得以延續，甚至隨著國家政治重心的移動，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國民政府的西遷與戰時體育政策的出臺，使戰前集中于東部沿海和部分內陸中心城市的現代體育，在西部地區有了更多的普及和拓展。但政治對體育的控制，也使體育更多地受限于服務政治的工具屬性，影響體育各項社會功能的發揮，阻礙體育事業的持續發展。體育與政治的相互纏繞，既是抗戰時期中國體育的基本線索，也是近代中國體育歷史的重要主題。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2年第3期，原題為《 戰爭與體育：“球王”李惠堂與全面抗戰時期的足球運動》，作者趙崢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