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4月2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

秦暉教授認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中國這里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這樣，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的現象。秦暉教授提醒聽眾，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后，如果我們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么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于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于劣幣驅逐良幣。

澎湃新聞記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了部分演講內容，該文本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個別表達依據上下文略加調整。分上下兩部分刊出，以下是下半部分。

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2009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后，東德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制造業基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制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后，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么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里的制造業，東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業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業就應該過去更新。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愿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愿意跑到中國投資。兩個德國統一以后，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們可以想象，西德資本跑到東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結果就導致東德那里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東德現在雖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標都比統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們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很重要的一個抱怨就是，那里失業率比較高，而且老齡化比較嚴重，因為凡是年輕力壯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于人口老齡化，由于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這個差距并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說，福利供養人口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我去過東德的汽車城艾森納赫（Eisenach）。艾森納赫是非常有意思的案例，那里生產的瓦特堡（Wartburg）牌汽車在中國很有名。東德時代的艾森納赫，人口有4.8萬，幾乎所有人都在汽車城上班，號稱是沒有失業的。汽車城生產多少汽車呢？當時年產5萬輛，雇員是一萬人，基本上解決了那里的就業問題。

兩德統一以后，這個汽車廠就垮了。之后當地人就想找西德的汽車廠商比如大眾、奔馳什么的，過去接盤，結果那些汽車廠商都不愿意過去。等了十幾年以后去了一家美國的汽車廠，就是那個歐寶（Opel）。當時有過一個約定，去接盤的廠商必須保證產能規模不比原來低，這是為了保護當地的就業。就是說，你不能把一個大工廠搞垮了，然后去辦一個小工廠。歐寶就按照這個約定去接盤。今天歐寶在艾森納赫的工廠，產量是6萬輛，比原來的5萬量只多了1萬輛。其實按照歐寶的實力，它要在那里生產600萬輛都有可能，但是它只生產了6萬輛。而且它生產這6萬輛車需要多少工人呢，只需要1600人。

于是艾森納赫那里失業率就很高。統一以后，1992年它的失業率曾經達到20%，現在它的失業率還有6%。而且它的人口也比原來低，原來4.8萬人，現在只有4.2萬人。這4.2萬人的人均收入六倍于統一之前，但是比西德的平均水平還是低了10%。你可以設想，那里的人現在并不是和以前的東德比，而是與現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當然就很憤怒了。

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你現在到了東德，如果你是一個旅游者，你的確會發現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帶，現在變成了高檔住宅區。兩德統一后，德累斯頓這樣的城市，與其說更現代化了，不如說更古代化了，因為原來的工業都沒有了，原來的教堂都修復了。但是，老百姓還是有抱怨的聲音。尤其是巨變之前的共產黨，后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現在的左派黨的領導人，當然對現狀很不滿。因為當年他們也是擁護統一的，但是統一使他們不再掌權，成了反對派。反對派總是要提意見的，他們的一些反對意見的確有理由充分。

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統一以前最后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非常羨慕。

我問他，你當年是不是可以采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他想了想說，不可能，當時東德沒有改革的條件。我說那你假如不改革、不變，會不會比現在好？他想了想說，也是不行的，我們原來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繼續搞那一套是沒有前途的。

我又問：兩個德國統一，是西德統一了東德，你作為東德總理，有沒有想過，東德去把西德統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說，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原來那一套體制是失敗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統一西德。而且我們有1600萬人，西德有6000萬人，光是投票就投不過西德。

后來我再問，有沒有第三種可能？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那位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假如他把那個事情平息了，柏林墻沒有倒，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有一點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轉了一圈之后，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也就是說，柏林墻還是有，政府要搶誰的土地照樣搶得到，想把工人攆走就直接攆走；農民的農會、工人的工會，誰都不能討價還價；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提供的最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一來會是什么狀況呢？

漢斯?莫德羅先生根本就沒有想過還有這回事。他說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告訴他，東德當年要是那樣搞了，你就不會擔心現在東德沒有制造業了，因為西德所有的資本家會一窩蜂地把工廠移到東德，把整個東德變成一大片血汗工廠，把所有的東德人都變成農民工，然后生產大量的商品覆蓋西德的市場。這個時候，所謂的去工業化，所謂的失業問題，就都不會出現在東德，而是會出現在西德。然后西德人會抱怨，我們現在制造業沒有了，工作機會沒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戰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強勢工會為代表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就根本不可能維持了。因為資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誰談判呢？你工會還有什么談判力量呢？資本家沒有了，稅基沒有了，你的高稅收、高福利怎么維持呢？整個就會發生嚴重的危機。

那么西德會怎么應付這個危機？照我看無非就是三種方案。

第一種，既然一體化帶來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墻砌起來。從西德的層面來講，主要就是搞貿易保護，也就是說，我的資本不準過去，你的商品不準過來，我們還是各搞各的。這實際上是去一體化。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是這種選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自由貿易也好，加強交流也好，本來是你西德提倡的。現在你要是開始搞貿易保護，自己閉關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何況，東德可以搞柏林墻，誰敢翻墻就予以擊斃，可以搞閉關自守，西德可以搞嗎？假如有西德資本家要去東德投資，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來槍斃嗎？這條做不成，那怎么辦？

可以試想第二條方案。西德要想與東德競爭，它就必須向東德學習。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資，不能有那么強大的工會，是吧？東德人成了農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變成農民工，否則你就沒有辦法去跟東德工人競爭。你所有的這些都要向西德學習。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在體制上西德就被東德統一了。

但這種情況也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在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下，這樣一些情況一旦出現，老百姓是很難接受的。包括延長退休年齡、緊縮債務在內的很多措施已經引發抗議，比如說在希臘，歐盟要求它緊縮債務，一緊縮就引發抗議，鬧得不可開交。

如果西德采取了第三種方案，就是強行大規模削減福利，在西德引發的反應會比現在在希臘要激烈十倍，西德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正常情況下，東德不可能統一西德，但一旦西德發生大亂，出現不可控的狀態，東德用非正常手段統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設想的。

我問莫德羅，假如真的出現了這種狀況，一個極右派會怎么看？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作為一個左派，是怎么看這種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演變的話，那顯然是東德戰勝了西德。但這能說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這能說是儒家文明誕生了西方文明嗎？照我說，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1世紀的資本主義，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

這種現象右派贊成不贊成我不知道，作為左派，你能贊成嗎？莫德羅先生很誠懇，他說他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就一直說肯定不可能這樣。

我最后和他說，我只是講了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叫“昂納克寓言”。因為這個寓言并沒有發生，所以它只是一個寓言。這個寓言在德國沒有發生，但是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發生呢？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我剛才講了三種方案，特朗普實際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種。他就是想要豎起一道柏林墻，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出現赤字財政

上面說的是國際經濟平等層面的問題。在國家層面，我們知道，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國家能力危機。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經很樂觀，但是他現在憂心忡忡，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國家能力危機，就是說，有很多事情國家想辦但是辦不成。他到中國來，很羨慕中國，認為中國具備超強的國家能力。所以他說，民主制度還是很可貴的，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國家能力的問題，將面臨嚴重的局面。

可是，所謂的國家能力是什么意思？在我看來，國家能力無非就是兩個含義。一個是制度，就是說你這個制度是讓你這個國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那么在制度上，為什么現在西方各主權國家的能力出了問題呢？現在它們是民主制度，以前它們也是民主制度，它們的制度并沒有發生變化。那么憑什么說，以前它們那個國家有能力，現在它們國家都沒有能力？

那么好了，第二個含義，就是財政。不管你是專制制度還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財力的。一個窮得叮當響的政府，不管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你都做不成什么事。你要做成事，你政府要有充裕的財力。如果說它們以前是民主制度，現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沒有變化，但是在財力這個問題上變化很大。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都是債臺高筑，債務危機非常嚴重，因為給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們的債務負擔是剛性的，沒辦法維持。那么債務問題怎么來的？講的簡單一點，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左右兩派馬上斗得不可開交。左派說，都是因為你們右派講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過度自由化，過度發放房貸，最終造成資金鏈斷裂。右派說，為什么會有次貸，就是因為你政府想讓窮人買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實行一種超級福利制度；歐洲福利制度使窮人有房住，你美國還不滿足，要讓窮人不但有房住，還要鼓勵他們也當房主，最終引發次貸危機。爭論的結果還是，左派認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認為福利搞得太多。

2009年，我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提出，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我說你們左右派在這里爭得不亦樂乎，但實際上問題至少是你們共同造成的。

為什么呢？因為道理很簡單，為什么你們的國家財政會形成那么大的一個債務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論應該實行高福利、高稅收，按照右派的理論應該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無論是低稅收、低福利還是高稅收、高福利，理論上講各有利弊，但是都不應該造成債務負擔。實行高稅收、高福利，你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養懶漢；實行低稅收、低福利，你可以說貧富分化很嚴重。但是債務窟窿到底從哪里來的呢？因為你不管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財政都是可以平衡的。

講得簡單點，就是有多少稅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臺，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須搞高稅收。右派上臺，你想減稅，首先要減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難做到這一點。

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老百姓對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是只喜歡一半的。他們為什么會選左派呢？因為喜歡高福利。但是他們不喜歡高稅收。所以左派上臺，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稅收就比較困難。那么為什么老百姓會愿意選右派呢？因為右派可以給他們減稅。但是老百姓喜歡減稅，并不喜歡減福利。所以，右派上臺減稅很容易，但減福利很困難。那好了，左派上臺福利增加，但稅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臺稅收減少，但福利減少的不多。這樣，債務不是就越來越多了嗎？

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當權，也不會造成這種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稅收還是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這樣。從源頭上講，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張會造成這種結果？很簡單，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競爭，都要討好老百姓，那結果當然就是這樣。要取消這一點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討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討好老百姓的話，還是民主制度嗎？不是了。

比如說，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討好皇上，因為皇上總是既喜歡收費又不愿意承擔責任，所以假如左派說皇上就應該橫征暴斂，那么皇上肯定很高興；假如右派說皇上就應該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不必為他們太操勞而影響健康，那皇上也會很高興。

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這樣。倒不是說左派沒有良心，在那種民主體制下，因為左派的手段要能實現，你就必須有多數的支持，右派的主張也一樣。通常我們說，勞苦大眾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選舉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呢？

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肯定就會出現赤字財政。假如說民主制度從來就是這樣，從來就會造成赤字財政，為什么還能延續兩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為什么以前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為什么以前不是這樣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這種訴求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能力會因債務不可控而惡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在最近二十年看到就是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右派要求緊縮，要求減少福利，然后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后來上臺的是激進左派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領導的政府。你說齊普拉斯是左派嗎？從他反緊縮、主張維護福利來講，好像他是左派。可是齊普拉斯并不主張高稅收。為什么他不主張高稅收？因為主張高稅收的話他就上不了臺了。老百姓是讓他維持福利，不是讓他來加稅的。他不主張高稅收，又要維護高福利，他能怎么辦呢？就只能向歐盟賴賬，只能說我現在就是欠賬不還給你。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么沒有現在這么多的債務問題？我覺得很簡單，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講得簡單一點，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既不想交稅，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會使國家財政破產。國家財政破產，就會亂印錢，亂印錢就會發生惡性通貨膨脹，老百姓就會覺得這不行了。老百姓覺得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老百姓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會不撞南墻不回頭。出現問題，他們體會到了，是會改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稅，實際上他們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么嚴重。為什么不那么嚴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這個貨幣就是德拉克馬。

歷史上德拉克馬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后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后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使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美國的國債多，這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志。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它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么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愿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就是愿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么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剛才已經講了，美國這種體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極，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們的主張都是從西方來的，但是他們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戲的平臺和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極，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討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的情況。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來越富。完全是兩回事。

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的。不但不一樣，而且還越來越不一樣。

為什么？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里，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么這個問題該怎么解決？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我覺得也是很難逆轉的。但是這里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從理論上講應該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也的確給我們中國帶來了好處。我這里講的好處不只是說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增長，我們在體制上也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們中國人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從縱向的角度看都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后，如果我們說，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么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于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于劣幣驅逐良幣。（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