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4月2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秦暉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的學術演講。

秦暉教授認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中國這里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這樣，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的現象。秦暉教授提醒聽眾，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后，如果我們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么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趨向于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于劣幣驅逐良幣。

澎湃新聞記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了部分演講內容，該文本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個別表達依據上下文略加調整。分上下兩部分刊出，以下是上半部分。

今天晚上我們講的是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當然也可以說是困境。

從兩三年前開始，就是2016年吧，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本來的估計是大家會反對脫歐，但結果在脫歐公投中，脫歐居然就是成為多數的民意。再就是，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奇葩總統，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臺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也非常令人吃驚，不管是傳統的左派還是右派，不管是民主黨的主流派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沒有想到過會這樣。

什么叫“民粹”？

那么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呢？而且不管是導致英國脫歐的那些思潮，還是特朗普代表的那些想法，我們到底該怎樣來名之呢？以前我們經常講，左派上臺右派會罵，右派上臺左派會罵。可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派來稱之。于是這兩年出現了一個詞用來描述這一類現象。當然這并不是一個新詞，但是這個詞在最近這幾年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那么什么叫做民粹呢？雖然現在大家都在用這個詞，但是實際上沒有什么人對這個詞給出很精確的定義。實際上，照我看，人們現在用這個詞來描述那種既不是傳統的左派，又不是傳統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險，但又有強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這個詞本身就很有意思。Populism這個詞，如果你查外語詞典你就會知道，詞典里會說，這個詞源自俄國的民粹派，就是俄語中的narodnik。而這兩個詞在俄英詞典和英俄詞典里都是可以互通的，就是說，俄英詞典里解釋narodnik時，就說那是populism；反過來，英俄詞典里解釋populism時就說那是narodnik。以前西方文獻中的populism，我們經常譯成“平民主義”，譯成“平民主義”的時候好像貶義就不是太強，譯成“民粹主義”就帶有強烈的貶義。但實際上是一個概念。

但這個詞以前的貶義并不是很強。因為我們知道，narodnik和populism的詞根都是農民。我們中國人把它翻譯成“民粹主義”，這個“粹”字，我覺得是漢語生加上去的，populism本來就是“人民主義”的意思。

之所以英語中有這個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世紀末期美國出現了人民黨。在美國傳統的兩黨政治中，它是屬于民主黨的一翼，或者說是比民主黨主流還要偏左一點的一翼。它當時主要是代表農民的利益，當時的人民黨反對大資本，主張社會平等。但是人民黨人講的社會平等是以尊重個人自由為特點的，這一點和俄國的民粹主義是不一樣的。民粹主義后來成為一個貶義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國民粹主義造成的不良影響。

俄國民粹主義也講平等，也講打擊資本，但是俄國民粹主義有個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特別強調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凌駕于個人之上。這里我要講，很多人認為民粹主義或者平民主義是反精英的，這個說法我覺得是不對的，因為確切地講，俄國的民粹主義其實是反個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也就是說，它認為，個人必須服從于整體，或者以整體利益的名義可以剝奪個人自由。這個所謂的個人自由不僅僅是精英的個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個人自由。

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人民”奉獻出一切，盡管所謂的“人民”就是我們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這個“人民”犧牲，那等于就是我們都犧牲掉了，那這個抽象的“人民”在哪里呢？實際上就沒有了。

俄國民粹派有一個特征，就是非常崇拜農民。大家知道，19世紀的俄國還是個農民國家，實際上那個時候沒有什么無產階級。俄國民粹派給俄國農民非常高的評價，說他們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體現，擁有至高無上的品格和道德。而且說，知識分子應該跪倒在農民面前，因為知識分子很骯臟。

俄國民粹主義者高度評價農民，實際上他們評價的是農民整體，尤其是，俄國實行土地公有制，搞農村公社——請大家注意，這是俄國傳統的集體組織，不是后來俄國共產黨搞的集體農莊。如果人們要離開村子，必須經過公社的同意，否則你就不能離開；如果你要蓋房子，必須蓋在一個地方，你不能單獨分開蓋，分開蓋就叫單獨農莊，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不良傾向。如果一個農民個體離開這個整體，它馬上就變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一個所謂的單干戶，這被認為是一種背叛。俄國民粹派講的這個所謂的人民也好，農民也好，實際上是在整體意義上講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背離了這個整體，不管你是精英也好，你是農民也好，他們都是要仇恨的。

美國的人民黨同樣以農民為基礎，可是大家知道，美國的農民和俄國的農民是不一樣的，美國農民當時基本上都是獨立的，不是俄國式的村社社員。美國的平民主義本身也是強調個人自由的，因此當時人們并不覺得它是一個不同一般的東西。雖然人民黨后來合并進了民主黨中，成為民主黨中比較激進的一翼，但實際上人們也認為它并不是一個非常出格的東西，甚至平民主義還被認為是一個好詞。

有不少學者談到美國的特征。比如七十到八十年代間成為美國政治學界泰斗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寫過很有名的一本書，叫做《美國例外論》，其中列出五種美國的民族精神：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粹主義和國家不干涉。這里的民粹主義當然是中文翻譯的，就是我剛才講的populism，李普塞特是當作褒義來用這個詞的。他實際上是把美國特有的一些精神當作是一種光榮，或者說是值得美國保持的一些東西。因此這里提到的五個詞其實都是褒義。

“民粹主義”何以成了貶義詞？

那么populism這個詞怎么會變成一個貶義詞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們剛才講的俄國民粹派造成的。它變成一個負面的名詞以后，到底是什么含義？沒有人能夠說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按照我從現象中歸納的，這個詞之所以變為貶義，就是因為它的主張是以人民的名義破壞了當時西方主流社會認定的兩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民主和自由。

這里我要講，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說它們是矛盾的，實際上，在經典意義上的西方生活中，它們是各有所指的。所謂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領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務上要多數決定。所謂自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個人領域中要個人自由，不能要求個人服從整體。比方說，一個人有什么樣的言論，有什么樣的思想，想嫁給誰，想吃什么，這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有人來干涉，甚至也不需要集體來干涉，這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個國家需要建立一種什么體制，需要選哪個人來領導，這種事情就不能個人說了算，而必須要大家說了算。這兩者是不能互換的，你不能說，由誰來做總統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反過來講，我愿意跟誰結婚，可以由大家說了算。這樣就把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顛倒了。

但是通常認為，民粹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特征是破壞了西方價值觀中很重要的“群己權界”。大家都知道，嚴復在翻譯《論自由》的時候，把這個書名翻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謂“群己權界”，就是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的分界。

民粹主義在公共領域破壞民主，主張以人民領袖的身份來指揮一切，尤其是把程序性的民主拋棄了。人們經常談到的民粹主義現象是，一些政治領袖不承認選舉結果，然后組織游行示威、街頭運動，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選舉的結果。然后在個人領域，它強調人民的整體含義，比如宣揚說，人民認為你這種思考錯誤，或者人民認為你是什么，然后你的個人自由會被剝奪。以整體性的人民的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和自由，并不僅僅是侵犯精英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又以街頭運動、集體暴力破壞民主程序，以人民領袖的名義來壟斷公共決策，這就被認為是民粹主義。具體的理論皈依是各種各樣的，有右翼的民粹主義，也有左翼的民粹主義。

但是，這個詞為什么在今天變得很流行呢？這個詞以前也有，為什么不像現在那么流行？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出現了很多西方的有識之士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但是他們無法以傳統的左和右等詞匯來描述那些現象，所以需要民粹主義這么一個名詞。那么實際上，用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來衡量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現象，我覺得是不夠的。

比如說特朗普當選。特朗普這個人的確思想很不連貫，很多主張也是非常讓人大跌眼鏡的，他的很多政策、很多主張，我們可能都不喜歡。但如果他是民粹主義，我覺得其實是不太沾邊的。用民粹主義來形容特朗普的當選，實際上反映了西方知識界對特朗普當選這件事的解釋力的貧乏。他們講不出一個更確切的道理。

實際上美國歷史上是有過民粹主義的，有右翼民粹主義，有左翼民粹主義。美國歷史上最經典的右翼民粹主義就是麥卡錫主義。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國掀起過一場以人民的名義抓蘇聯代理人的運動。當時把很多人說成是共產黨，是蘇聯的代理人。當時的流行說法是，蘇聯的代理人滲透進了美國，在美國的知識精英當中無孔不入，很多愿意和蘇聯做生意的資本家也是蘇聯的代理人。當然還有一些左翼文人，比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卓別林，也被認為是蘇聯的代理人。

請大家注意，麥卡錫主義在反對上述這些人的時候用的名義都是人民。而且我們以前有一個說法是不對的，我們以前說，麥卡錫主義既然是右翼的，那么一定有大資本、壟斷資本在背后撐腰。其實恰恰不是，麥卡錫主義其實是一場草根的運動，是以美國人民的名義，主要向精英施加壓力。這個壓力顯然已經造成對那些精英的人格、人權、言論自由的壓迫。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

在美國歷史上也有過左翼民粹主義。最明顯的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大家都知道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一支強調黑人和女性權利。還有激進的一支，以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聯合創始人牛頓（Huey P. Newton）等人為代表，這些人的一個特征是，喜好用街頭政治沖擊民主程序，不承認選舉結果，主張推翻現存秩序。

特朗普的勝選很難說和“民粹主義”有什么關系

但這兩種現象，不管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在特朗普當選的這件事情上，實際上我們都沒有看到。

因為在特朗普當選前和當選后，我們既沒有看到多少街頭運動的影子，也沒有看到他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有什么樣的打壓。特朗普當然很不喜歡有些傳統媒體，比如說他和《紐約時報》的關系就很糟糕，但所謂糟糕，也僅僅是不喜歡，他沒有能力去封閉那些報紙。而且在他當選引起的一些后續反應中，你也看不出來他特別擅長于煽動街頭示威。如果說特朗普當選之后確實出現過一些傳統的民粹主義行為，比如街頭運動、校園暴力，這些事情其實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點。比如，特朗普當選之后，有一個比較右翼的人士要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演講，結果因為發生不明人士引發的暴力事件，演講被迫取消了。像這樣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是民粹主義了，但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并沒有搞這樣的事情。

長期以來，對美國的選舉制度或者對整個西方民主，一直有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強烈批評。左翼的批評是說，我們要真的民主，美國這種選舉民主是假的，為什么呢，因為選民是會被操控的。那么被誰操控呢？一個是被金錢操控，就是說選舉是要花錢的，誰有錢，誰愿意花錢，誰就能贏得選舉。第二是說，選民比較容易被媒體操控，這也是有人說西方民主虛偽的所指。

可是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過程中，我覺得恰恰在這兩點上都相反。我們知道，特朗普本人在選舉過程中花的錢遠遠沒有希拉里多，只有希拉里的六分之一。假如美國選舉是金錢操控的，希拉里花錢更多，她應該當選才對，但結果是特朗普勝選，你怎么能說美國的選舉是金錢操控？再說到媒體，大家知道，美國媒體基本都是反特朗普的。此外，美國的政界，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主流派，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商界，不管是東海岸的華爾街還是西海岸的硅谷，基本上都是反他的。美國的學界就更不用說了。

也就是說，特朗普是在競選資金和媒體支持這兩方面都處在劣勢的狀態下，在美國主流的政界、商界和學界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當選總統的。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況下，美國老百姓還是選特朗普為總統。你能說他們是被誰操控的呢？如果你要說美國選民是沒有主見的，純粹是被別人忽悠的，那我覺得，你說別的選舉是可以的，這次選舉就很難說了。

另外一種批評不是說民主虛偽，而是說民主本身就是要不得的，獨裁就是比民主好。因為老百姓都是傻瓜，在道德上本身就不完善。老百姓不是智者，也不是圣人，在智性和德性上都不適當，所以根本就不應該享有民主，本來就應該是獨裁，就應該由大人物說了算。這樣一種對民主的批評應該說是一種右翼的批評。

當然，這里所講的左右，是西方意義上的左右，和我們中國語境中的左右不一樣。

特朗普當選之后，對特朗普不滿意的人，更可能是從右翼的角度批評。他們不會說民主虛偽，而更可能說民主本身就是不好的。但是，假如民主本身是不好的，那么真實的民主比虛偽的民主就更不好了。假如你說老百姓本來就是傻瓜，那么他們被操控就算了，因為既然他們都是傻瓜，那么他們被操控不就是合理的嗎？不操控反而不合理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看特朗普勝選的全過程，我們真的很難說，他的勝選和民粹主義有什么關系。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占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了總統寶座。

但是，不是虛偽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們可以說，特朗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你又可以說它是民主的失敗，或者說是民主派的失敗。因為選出來的這個人，不論是美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不喜歡。講的簡單一點，他們認為選出來一個壞總統。

那么這個事情該怎么理解？民主的勝利同時又是民主派的失敗，有人提到歷史上已經發生過類似的現象，比如1933年希特勒以民主的方式上臺，很多人認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敗。但實際上，特朗普的勝選和1933年希特勒贏得選舉是不一樣的。

首先，希特勒當時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特朗普在大眾投票中得票率不到一半，但獲得的選舉人團選票遠遠超過一半。希特勒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選票，為什么還能當選呢？因為當時的德國左右派斗得非常厲害，雙方都認為對方是頭號敵人，于是希特勒作為一匹黑馬，就在左右鷸蚌相爭中得利了。但美國不是這樣的，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氣氛和1933年德國選舉的氣氛是不一樣的，美國不存在德國那種左右雙方勢不兩立的緊張狀態。

其次，德國1933年的選舉本身當然是合法的，但當時德國各個政黨在選舉之外已經有不正常的舉動了。比如最明顯的就是納粹黨派出民兵力量，組織沖鋒隊，搞一些暴力活動，這在1933年以前就形成了。但是在2016年的美國是沒有這種現象的。特朗普當選后的很多作為可能不正確，但迄今為止，沒有權威意見認為他超越了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界線，認定他有違憲的舉動。

因此，說穿了，人們對特朗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滿意，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意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反映。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彈。

皮凱蒂指出了問題，但解釋無力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困惑呢？我們的話題就從特朗普當選到底是不是民粹主義，轉向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當下這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我們知道，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曾經是非常樂觀的，最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講的所謂“歷史的終結”了。民主陣營在一戰、二戰之后又贏得了冷戰，他們認為自己贏得了最終的勝利。但是二十五年之后，他們似乎又從極度的樂觀，變成了深度的悲觀。

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現象。1918年，一戰剛結束，包括中國人比如陳獨秀在內，當時的人們也是非常樂觀的，但是后來變悲觀了。一戰后，幾大帝國紛紛解體，整個歐洲地區出現了大片憲政民主國家，但到三十年代，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成為“民主失敗”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樣變為左派極權國家，就是像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樣變成右派極權國家。

這些現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比如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原來大家認為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民主的大潮，實際上演變為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比如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出過一本書叫《21世紀資本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本書提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方的貧富分化在重新加劇。這個問題，以前人們都認為是不存在的，至少不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很長時間里，七八十年代時，人們認為西方已經演變為工會強勢、高福利、低基尼系數，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競爭又有社會保障的一種社會。但是現在，皮凱蒂這本書說，西方內部的不平等、兩極分化又開始嚴重起來。

這本書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論，這個爭論還是在知識界，可是特朗普的當選和這本書引起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為什么呢？因為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美國的窮人，當然特指白種窮人。少數族裔不太支持特朗普，部分華裔除外，黑人、墨西哥人大多也不支持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的確主要是藍領白人。這些人對特朗普的支持起了這么大的作用，確實令人感到，皮凱蒂當年提出的問題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那么，不管是布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使得西方原來的主流理念——這里講的主流理念，包括左翼和右翼的主流理念，也就是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同時遇到挑戰。我們知道，長期以來，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簡單地講，在公共領域，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右派強調市場競爭，這是最主要的；他們認為競爭能帶來效率，帶來經濟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會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認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國家來給大家提供社會保障。

像這樣一些爭論，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左右政黨輪替的一個基本線索。大體上就是，左派當政一段時間，選民會抱怨福利國家養了太多懶漢，導致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然后就選右派上臺。 右派上臺后，搞自由放任太厲害了，大家又會把左派選上來。

可是，無論是特朗普當選還是英國脫歐，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勝利，也不是右派的勝利。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為他非常反感福利國家。他上臺以后，就把奧巴馬的醫改都給廢掉，而且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說他是右派嗎？傳統上，西方的右派是傾向自由貿易，傾向自由市場的，可特朗普同時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主張取消自由貿易。他既仇恨福利國家，又反對自由貿易，在傳統的西方左右派的劃分中，你是找不到這種人的。但不論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英國脫歐，都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仇恨福利國家這兩種東西的結合。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西方從八十年代以來再度出現兩極分化，原來已經基本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又再重新強化。皮凱蒂的書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他提出的問題完全是真的問題，反對他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右派，他們認為皮凱蒂書中講到的西方貧富分化的現狀夸大其詞，實際情況沒有那么嚴重。總而言之，他們主要針對的是皮凱蒂所講的事實。

從皮凱蒂的書到特朗普當選，我覺得有些事情已經不能回避了。因為特朗普當選本身就和這些事情有關。如果不是美國窮人特別是白種窮人的強烈訴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但是，皮凱蒂本身是怎么解釋他指出的貧富分化問題的呢？我們可以講，皮凱蒂等于沒有解釋。他的那一大本厚書，主要是要證明，西方的貧富分化很嚴重，但這種貧富分化到底是怎么來的，實際上他并沒有做出論證。他的論證依據的是一個很武斷的公式，就是說，資本利潤率通常情況下一定高于經濟增長率。因此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國家不嚴厲地節制資本，那么這個社會肯定就會越來越不平等。他說，為什么以前我們一度以為這個問題好像不那么嚴重呢，那是因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經濟都處在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所謂不正常的高增長狀態，就是所謂奇跡狀態。

我們大家知道，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我們說是奇跡；日本的高增長，我們說是奇跡；中國的高增長當然也是奇跡。大家知道，二戰以后三十年內，歐洲其實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中，也是從廢墟中很快復蘇，出現奇跡般的增長。皮凱蒂認為，如果增長率異乎尋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暫時不成立。也就是說，資本收益率一般來講是高于經濟增長率的。但如果在奇跡式的高增長狀態下，可能資本收益率的增長就不會更高了。如果經濟增長率更高，那么這個社會就會趨于平等。但是皮凱蒂認為，這只是個奇跡，而奇跡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奇跡一過去，社會就回歸正常，而這個正常在他看來，兩千年以來都是不變的。

皮凱蒂對當代西方貧富狀況的描述主要依據大量統計數據，我覺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證明兩千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那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因為要找到兩千年以來的統計數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可以說就是一個假定。

我認為，他的這個解釋顯然是不行的。他的這個解釋就等于說，以前的平等，或者說以前相對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嚴重的狀況，純粹就是因為高增長造成的暫時性現象。但是高增長是奇跡，而奇跡是不能持久的，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不了。

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劇

但我們也看到，實際上以前的高增長也不見得都會帶來平等。比如比如說，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處在高增長狀態。那個時候中國媒體提到墨西哥奇跡、巴西奇跡，它們當時都是高增長。但是拉美的高增長伴隨著不公平的非常嚴重的擴大。

很重要的一點是，拉美當時的高增長和東亞的高增長是不一樣的，當時拉美執行的是所謂進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長不是出口拉動的。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世界各國吸引資本，招商引資，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勞動力生產，再向世界輸出大量的廉價商品。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高增長。那么這種高增長是外向型的高增長，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長能帶來基尼系數的降低，能夠帶來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局面。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確是這樣的，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臺灣省，包括韓國也的確是這樣的。當然它們現在都已經超越了這個發展階段。大家知道，像亞洲四小龍也好，日本也好，現在已經不是吸收資本、輸出商品了，現在恰恰相反，它們現在已經是輸出資本、進口商品了。當然貧富問題也就重新建立起來了。

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長，我們可以證明，它在國際上的確可以帶來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簡單。從市場的角度講，勞動和資本在一個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誰能占優勢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取決于哪一種要素更為稀缺。假如資本稀缺，那么資本在國際要素市場談判中就占據優勢；假如勞動力過剩，那么勞動力就不具備議價能力。但如果是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就像我們前些年出現所謂的民工荒，當時我們的經濟是高速增長，這就有利于勞動力在市場上提高要價。

所謂外向型經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勞動輸出到世界。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于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里，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們從這里。

那么為什么原來它們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它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后，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里來了，那么對它們來講，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甚至于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資本稀缺的狀態。資本不過剩，什么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高了失業率。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特朗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么他要為美國人爭取飯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于勞工階層的博弈。那么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系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它們面對中國大陸時是很自豪的。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的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當時它們的基尼系數是很低的。當時在臺灣是國民黨執政，當局說那是三民主義的功勞。老實說，亞洲四小龍里的其他三個經濟體其實都是這樣，它們并不信仰三民主義。我覺得這和三民主義沒有關系，純粹就是因為它們當時的經濟發展處在高增長階段，這個階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

可是這里碰到一個例外。其實不光是一個例外，應該說是兩個例外。一個是1990年以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當時的南非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但同時又是當時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國家。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中國。我們在過去三十年里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系數是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在減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當然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中國之所以也出現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于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夠正常發揮。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里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里，還是在他們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邏輯上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內部，要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確實出現了分配不均的問題。我們今天形容一些無良資本家不好的一點，往往會這樣描寫：資本家會對勞工說，你愛來不來，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兩條腿的人有得是。這實際上形容的是勞動力過剩狀況下，勞動者沒有辦法和資本家討價還價。

其實經濟全球化是應該有利于改變這種狀況的。我們也看到過這樣一些現象，比如說， 民工荒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比如說，我們改革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收入確實提高了，而且社會福利——我這里講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窮人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國也有福利，但那種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權掛鉤的，基本上不是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為強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農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們的福利以前就是這樣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窮人的福利還是在這三十年里實現的，這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這些好處本來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明顯得多。這些好處實際上是被壓抑的，被壓抑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這樣一來，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個不平等加劇的現象。這就使人們感到非常擔憂，也對21世紀本身提出了一個挑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