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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重讀《?;萑珪罚菏走x必讀的“吏治”典本

廣陵書社近期推出由周保明整理的校點本《?;萑珪?,對中國史愛好者是個好消息。據我所知,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劉秀生曾經做過標點本,因故未能面市,劉氏稱該書為“清代縣政管理的百科全書”。其時,此類“吏治”私人文本的史料特殊價值,史學界還只有少數人意識到,進入二十一世紀,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與史學研究重心下移、轉向深入考察地方基層政治、經濟、社會實態的新氣象密切相關。
政治制度史向為中外史學研究的重頭戲,具有悠久歷史經歷的中國傳統政制,無疑是其中最值得況味體驗的。它有存活了兩千年以上的生命史,說明內在必有許多機制機理是抗得住風雨飄打、江湖變道的,其秘密何在?有些什么特色?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嗎?
中國傳統政制,文獻資料浩如滄海,研究述論郁如鄧林,其間有厚有薄,有密有疏,缺陷也明顯。以政制文獻而言,看《四庫全書總目》收錄,以詔令奏議類、政書類規模最大,數量最多;職官一類,有官箴與官制兩屬,官箴一屬僅有六本,不堪冷寂如此。從深層次說,這恰恰反映出重中央(“國家”),輕地方(“社會”);重官樣文章(令典),輕實際操作(權變),是帝制時代中國的一種通病,造成了自古迄今許多政治家、史學家治國治史眼光的偏隘和短淺。直到晚近有所突破,大約到二十世紀末,研究者逐漸意識到,對帝制中國應該深入到州縣地方的“吏治管理”層面,才能解釋世界上少有的“大國政治”如中國者,最具特色的“生命密碼”。只有到了這種時候,官箴、吏治書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該類型書籍的發掘與重版,也就呼之而出,漸成規模。我個人認為,1997年黃山書社《官箴書集成》的出版,應該算是個標志性事件。該《集成》總收錄一百零一種,其中不乏少見的稀本和善本,為研究者以前不易見。惜乎《集成》不作標點,也未有版本由來與??币活惖恼碚f明,但推動史學研究的功效已經彰顯出來,有目而共睹。后續的效應之一,就是推動了如廣陵書社這樣的再接再厲,對廣大史學愛好者不啻是種有利于閱讀理解的福音。
細加推敲,“官箴書”與“吏治書”兩大類,在文本內涵方面也有所區別。“官箴書”主要講述朝廷對各級官員履行相關職務的正規要求,重點強調忠誠于中央統一規制(在“忠君”主題下,以恪守各種法律文本為依據)以及官員應有的道德倫理操守(俗稱“官德”),類似于權威的“官員讀本”。“吏治書”,當然要基于上面的“規范”,但側重于講述程序、規則以及個人積累的從政經驗(包括權變機巧的運用),突出實用性。這種區別到明清兩代就非常鮮明,“吏治書”雖也有六部、督撫級文本,但是少數;多數為府縣級長官“經驗之談”,還往下延伸到了佐貳、幕僚、師爺一級,更像是官吏的“職業指導書”,應用對象廣泛。因其實用,明清商人便趁時介入,競相刻印,居然形成了一種“吏治書”市場;而在銷售市場的推動下,“吏治書”的種類和數量也迅速增長,呈互動之勢。據有人估算,有清一代刻印的各類“吏治書”即有兩百余種之多。因此,以個人之見,黃山書社出版的《集成》,較準確的定名似應為《官箴吏治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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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自唐宋以來,中國官僚制度之完善,令推崇西方“科層制度”的韋伯也不得不為之驚嘆。但韋伯不可能理解,這是一個君主獨制、大一統的“大國官僚體制”,機構之繁復,人數之龐大,為西方“文官制度”望塵莫及。在幅員遼闊的領土上,要讓各級政府變得有效率,不腐敗無能,是世界獨一無二的難題。中央政府制訂出一系列“規范”(如《大明律》《大清律》及其衍生的各類管理文件),雖已補苴罅漏,堪稱周密嚴苛,到府州縣乃至都圖、堡寨,不致成為具文,仍是個大大的問號。由科舉制公平考試選拔出來的各級官員,文化程度都夠得上“標準”???,一個小小縣令,不只詩詞賦曲出口成章,各處刻碑題字,在今日看來,給個“書法家”的頭銜亦不為之過。在傳統中國,沒有足夠的文化學歷,即使管一個縣,鄉紳土豪也瞧不起,并不買賬。反過來說,有了足夠文化學歷,就一定能做好縣官?讀史閱事多了,就知道文化學歷不等于管理水準。
其間有兩個坎,必須跨得過去。這種坎,既是官員良莠、做人做鬼的分界,亦為官員治績高下優劣的分界。
第一個坎是道德操守。所有“官箴書”強調的重中之重,都是宣揚“道德至上”、做人第一,皇上諄諄教導,作者念念叨叨。有文化的官員也早把這等教條背得爛熟(孔孟程朱的書都入了考試內容),奈何心里有“貪”(財富欲)與“暴”(權力欲)兩個魔鬼糾纏,口是而心非,心存僥幸,不懼惡報者時有;《官箴書》里的一些話,如“明生公,公生廉,廉生威”,被置之衙門正中當座右銘,亦或成場面擺設。
第二個坎是操作得法,辦實事,出實績。這需要經驗,更需腳踏實地走基層,深入考察人情地情,非“本本主義”能濟事。說到犯“本本主義”毛病,大概率說,中央層級官員高于府縣官員,府縣長官高于幕僚胥吏?!氨颈局髁x”有不犯規矩、“去越軌之心”的優點,但最易滋生低能庸官,治政缺乏原創性,效率低下;甚者成為懶政貪瀆的盾牌、媚上凌下的利器。歷代有一些明主很不喜歡這類庸材。擅勝于經驗之談的“吏治書”,正是瞄準了大批剛從科舉出身的官吏(包括數量更眾的“儲備干部”)缺乏治政實際經驗,在供求規律驅使下,大行于世,亟補“官箴書”之短,市場銷路因此火熱,以致還出現了警告盜版和偽劣必究的知識產權“聲明”,明載于《?;萑珪房瘫局小?/p>
感謝胡鐵球癡心做《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版),伴讀之際,倒把黃山書社整套《集成》前后泛讀個遍。一百零一種書,內容大同小異,讀時感到冗復厭煩是難免的。想做研究,里面反映民情、社情的東西,是社會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值得細心挖掘。至于一般讀者,包括今日現任與候任的官員,我認為《?;萑珪肥鞘走x必讀的“吏治”典本,理由有二。
其一,如想挑選一本書精讀,而大致能囊括其他一百種書的大意,我就推薦《福惠全書》。張養浩《為政忠告》、呂坤《實政錄》當屬權威精品,尤其是《實政錄》,作者歷仕府、縣、省乃至中央監察機構,經歷特別豐滿,境界較高,論事覆蓋面廣,也不落虛空,時有不凡的政治見解和吏治舉措,確實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不像黃六鴻,黃氏把州縣一級長官,從吏部遴選到離任交代的全過程,相關規則、操作要求無一遺漏地講述得清清楚楚,特別實用于“習吏”階段的官員,這是《?;萑珪藩毦叩拈L處。
其二,黃六鴻能把官箴與吏治融通一起,講求操作技巧,但不丟官場大原則;既把官箴精神化為吏治實踐,又能不拘泥于官方教條,實施變通權變。沒有因“實用”而喪失良知,墜入油滑佞巧一途;尚能維持官德為先、實效為上的“循吏”遺風,堅持以民為本的思想,鮮為難得,故應列為這類書中的上乘作品。
《?;萑珪穬热菔稣?,詳參校點本整理者《前言》,不再重復。舉兩個為人注目的事例,聊申以上評述決非為廣告而有意溢美。
(一)“筮仕部·謁選”
明萬歷二十二年起,吏部選拔縣令實行掣簽之法,清代沿襲奉行。無論是科舉、捐納,或是由薦舉(黃氏即由舉人薦送)候選縣官,先經吏部銓選,七項考核程序合格,每年單月選或雙月選,在吏部抽簽掣籤;抽到哪兒就在吏部領取委任告敕,奉敕上任。故《?;萑珪氛?,即以“筮仕·謁選”開篇。
“官箴書”體現的是中央政府對官員質地素養、職業道德的看重,講了許多大道理。俗話說大道理管小道理,黃六鴻則補充小道理也決定著大道理能否落實不走樣?!叭f里之程,必始于跬步,千仞之峻,必積于培塿”,官德之能否善始善終,在乎種種過程、細節之克謹克慎,“其志不先自定矣,求其后不為境遇邪說所惑,幾何乎?!”
例如第一環節“候選”,黃氏叮囑的事項非常細致。在京住哪兒?“居停宜清靜梵宇,或獨院閑房,毋近閨聲,以撩旅思?!苯煌⒁馍??“浪游狎客,引誘閑情,且為他日累,遠絕之?!绷碛幸豁椛俦蝗俗⒁猓骸笆筹嫹艔暮喖s,勿輕借京債。苛折重息,逾期疊滾,朝抵任而債主夕至,地方上司聞之,甚非雅便。”京債一事,我也是從《清史檔案叢編》第五輯讀到《呈控徐乾學炙詐婪臟逼死父命狀》,才對明清間科舉士人盛行借“京債”印象深刻。太倉人張恂如為遷調候選縣令,向同鄉徐乾學兄弟借錢,兩年間高利盤剝,逼債勒索,釀成張氏“破家身亡”,恰如黃氏所警戒的那樣。
(二)“蒞任部·革陋規”
被秦暉提名的“黃宗羲定律”,實指宋元明清“稅外有稅,鞭上加鞭,費外增費”,公眾財政負擔年加一年,代甚一代?!奥帯奔礊椤百M外增費”之一。黃六鴻以下見解,堪稱冒天下之大不韙,然細味其意,不能不為黃氏求實的膽識點贊。照錄原文于下:
凡所云陋規者,乃地方歷來之成例,而非自我創始者也。然為吏者,升斗之祿有限,而應酬之費無窮。若一切舊規盡為裁革,固屬美事,但冰蘗之需后此者難為繼也。迨其捉襟肘見,而復易轍更弦,未免來鮮終之誚,奈何?愚以為陋規有可不必革者,有斟酌其間而因革相半者,有斷斷乎必宜革者。如火耗一節,每兩三分五分,銖積而黍累之。出之者未覺其難,取之者原因乎眾。以及牙雜諸稅,稍有贏余,猶遺秭滯穗之利也,得之寧為貪乎?此可不必革者也。如沖劇之區,供應浩繁,車驢派之地方,芻藁輸之戶畝,照部核開銷,亦不得已之需也。但不可借端苛斂,染指其間,使百姓得以藉口。此斟酌其間而因革相半者也。至于僉糧里有饋名曰茶果,報庫書有賄謂之買免,編審有儀謂之酬勞,甚至迎春扮會有折干,鄉飲酒禮有致謝,不知糧里之茶果攘之窮民,庫書之買免蠶其富戶,編審受賂則開報任其不公,迎春折干、鄉飲索謝則刮行戶之臭錢,實為可恥,辱朝廷之盛典,大負吾徒,所謂厲民黷貨,有玷官箴,此斷斷乎所宜痛革者也。
明嘉萬年間“清官”海瑞,曾在縣令及后巡撫任上,頒布過“興革條例”,涉“陋規”四五十項,不斟酌當革與不當革、可革與不可革,朝夕間盡廢罷?!扒骞佟焙么笱裕瘫O端,博一時聲名,視人情民情若糞土,古今不乏其人,恰如黃氏所言,“未免來鮮終之誚”,沒好結果,沒好下場。黃氏有一段議論,直指“上級”多好事,“督撫露章時形貪黷,部寺繩例每掛處分,是豈盡天資頑鈍不愛功名之士哉?其弊由于心攖利欲而無慈惠之為懷,治乏精明而鮮區畫之悉當,所以穢跡貽譏,罣誤致累,而百姓并受其摧戕也”。
《福惠全書》一直沒有標點本,一般讀者深以為憾。究其原因,文字并不古奧艱澀,因內容太多涉及地方官場運作,基層都圖里甲管理,乃至財賦司法操作諸多細節,不少專用術語早經“死亡”,非專業人士會感到生疏難懂,點校有一定難度,故少有敢問津者。廣陵書社找到長期從事此項研究、著有《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的周保明,正可謂事得其人、事盡其功矣!
點?!肚把浴?,除家世經歷實證、全書內容概評外,還對版本源流、中外傳播等方面的情況,廣為搜羅材料,特加考訂介紹。書內公牘、判詞、告示等,均保持上、平、下格式,使讀者得窺古時“原貌”,用心良苦。在我看來,從古籍整理與史料解讀兩方面說,《前言》都是一篇頗有水平的高質量“論文”,不可視作一般業務交代。如果能增加些必要的注釋,有助于掃除普通讀者閱讀的知識性障礙,更臻完美。似乎有點得隴望蜀了,至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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