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金生：大奇大好，《植物名實圖考》

2022-11-14 19:3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光從《植物名實圖考》的書名看不出它的奇和好，但事關植物名實研究的巨著卻出自清代狀元、封疆大吏吳其濬一人之手，這算不算奇？

吳其濬（1789—1847）出生于河南固始官宦之家，嘉慶二十二年（1817）中狀元，妥妥的儒生出身，卻素來關注植物。在他入仕后不久，因父母相繼病故，得以歸里丁憂，長達8年。這期間吳其濬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植物。他在家鄉史河之堤上“種桃八百株，載柳三千樹”，又筑小園，名曰“東墅”，以便種植觀察植物，并大量收集植物相關資料。在他服除為官，尤其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后，先后巡撫湖南、浙江、云南，總督云貴，他每到一地，則留心查訪當地的植物。

固始在長江以北，故吳其濬對江南植物見得不多，也因此他特別下功夫實地訪察植物，解惑辨疑。他在植物“鬼臼”條下記載：“此草生深山中，北人見者甚少。江西雖植之圃中為玩，大者不易得。余于途中，適遇山民擔以入市，花葉高大，遂亟圖之。”據此可見他即便走路，也不放過所見植物。“亟圖之”則說明他寫生繪圖功夫了得。

又，當今活血祛瘀的名藥“三七”，首見于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李時珍只識得三七藥材，卻沒見過原植物。吳其濬認為李時珍說的“葉似菊艾者”乃土三七，因此在他巡撫云南時，就寫信咨詢廣南守官，從而獲知真品三七的形態，還得到千里之外郵寄來的數盆種植三七。可惜收到的“三七”已經“葉脫不全”，惋惜之余，吳氏只好“因就其半萎之莖而圖之”。這半萎之莖，也足以鑒定三七的來源。

吳其濬為官清廉，頗有政聲。他從事植物研究，用現在的話來說屬于跨界客串。他熱衷植物不是為了獵奇或消遣，而是出于對地生植物知識的探求。有鑒于此，他研究植物的視角與眾不同，既不受乾嘉學派繁瑣文獻考證的束縛，也不像藥家、農家那樣以植物是否有用為取舍標準。其研究方法固然也包括文獻考證，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野外調查，獲取實物與相關信息，繪制成圖，因此《植物名實圖考》才能取得許多重大成就。

《植物名實圖考》收載南北19個省區的植物條目1738條，比《本草綱目》的植物藥條要多出671條。全書配有植物圖1805幅，其中大部分為寫生圖。我國古本草雖也有部分精美繪圖，但其數量與質量都無法與《植物名實圖考》寫生植物圖媲美。該書植物圖注重繪制最具鑒別特征部分，講究植物各部分的比例，尤其注意花、果的描繪。因此其中很多經細致觀察與精準描繪的植物圖可以鑒定出植物的科屬甚至植物種。

在近現代西方植物學傳入中國后，該書就成為溝通我國古本草與西方植物學的橋梁。故我國現代植物學奠基人之一的胡先骕前輩稱《植物名實圖考》“誠舊日植物學書籍中之不朽著作也”。現代植物學界的許多前輩都非常重視借助《植物名實圖考》的記載與繪圖，來考定植物的科屬種，并大量采用該書的植物名稱作為植物科屬種的名稱。據王文采院士介紹，我國植物科學繪圖先驅馮澄如先生，潛心鉆研《植物名實圖考》的繪圖技法，開創了特殊的軟筆白描法。

要之，該書為我國傳統中藥學（本草學）、農學、園林園藝學等與西方植物學接軌發揮了巨大而深遠的作用。《植物名實圖考》的學術價值如此之高，說它是部好書，毫無疑問！

但僅憑以上植物學成就，該書還不足以稱為大奇、大好。更令許多不同行業人士欽佩的是該書中“雩婁農”的許多高論！“雩婁”是春秋地名，在河南固始東南，正是吳其濬家族定居之地。故吳其濬在書中某些植物條下，以“雩婁農”的謙稱來表達自己的所見所思。

吳其濬故居

吳其濬飽讀經史百家書，他不像古本草中某些醫家藥家那樣循規蹈矩，不談藥物之外的“無用”之事。除了辨析植物名實之外，吳氏只要有感，一定盡情抒發己見，不管是否與植物名實有關。《植物名實圖考》在現代常被劃歸本草書或農書，這大概是因為其中有部分從本草、農書中收集來的素材甚至藥圖。但實際上吳其濬并不是專為百藥、五谷而寫此書，其著眼點是整個的地生植物。當今多數中醫藥人員并不熟悉《植物名實圖考》，因為該書并非每種植物都載有藥用。

筆者為中醫藥研究人員，之所以被該書傾倒，是因為其中有許多古醫書、藥書難以見到的中肯之論。例如該書“常山”條下，“雩婁農曰”：“常山以治瘧著。” “瘧”即瘧疾，俗稱打擺子。但民間醫家用的常山卻有好幾種，怎么辦？能治“瘧”的就是常山嗎？須知民間認定的“瘧”，不一定是真瘧疾，也包括勞作蒙受寒暑，飲食不按時等原因產生的“寒熱往來之疾”。偽常山固然治不了真瘧疾，但真常山是有毒的“悍藥”，古人認為其截瘧靠的是“劫痰”。若非真瘧疾而用真常山，也會傷人。

所以“雩婁農”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常山偽者宜慎，真者尤宜慎。”偽常山宜慎是它治不了真瘧疾，真常山有毒，若不是真瘧疾，用下去更危險，所以更要謹慎！說到這里，“雩婁農”還補充了一句話：“古之用君子者必辨真偽，若小人，則唯防微杜漸，勿輕試而已。”那意思用藥如用人，用好人（好藥），你可以考察他是否真好。但若知道他是“小人”（有毒之藥），只有小心著點，別去輕易試用！可見吳其濬雖非醫家，但他對藥物真偽以及藥、病關系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

那么，其他行業的人又如何看待該書中的“雩婁農”之論？《植物名實圖考校注》的校注者欒保群先生的評價是：“這是一本任何文史愛好者都不應該錯過的好書。”除該書文辭優美，讀來口角生香之外，欒先生還提到：“吳其濬寫植物的文字峻潔、準確，寥寥數字就能把一種植物的神態提出紙面，已經為汪曾祺先生所表出。”其中，“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往往引申出一些感慨和議論，或談政事，或談事理，文采斐然，并時時加以韻文，詩詞騷賦，幾乎遍及各種文體。這正是此書的特色：有著作之體，成一家之言”。可見此書的魅力絕不限于其植物學、藥學、農學等方面的成就，也同樣可以成為文史愛好者關顧的好書。

我對欒先生以上評價深表認同，并由此想起了十幾年前的一件事：我主編的《中華大典·藥學分典》在成都巴蜀書社進入編輯階段時，書社請了5名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作為特約編輯，參與審校編輯《藥學分典》中各種與本草相關的古籍，《植物名實圖考》自然也在其中。這些原來沒有涉獵過古籍的年輕人，也因此埋頭審讀醫藥古籍。我原以為枯燥的審校會讓這些年輕人發煩，沒想到她們竟然被《植物名實圖考》打動，紛紛對我說：狀元郎（吳其濬）寫的書就是好看啊！他在談植物辨認之外的許多言論，議題廣泛，妙趣橫生，特別有味道。有一位特約編輯還表示以后考研究生，當以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的論說為題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