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談論的中國史，只是半部”

記者：關于《樞紐》的爭議，目前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關于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解釋，二是中國處在世界樞紐的說法。你怎么處理這兩點質疑？

施展：當今對于中國問題的討論，一大難點就是直面問題的勇氣。懸置任何角度的立場先行（指左的、右的或其它），正對問題，尋求解釋，然后再下判斷，這本是學術的本分，但眼下恰恰很難。

早些時候看到一些關于這書的爭論，感覺很多是基于立場先行的判斷形成的，這樣的爭論并不能帶來新的知識或者理解，更多是意氣之爭――它們是在跟現實環境的互動當中形成的，這我也理解。但反過來想，學者不就更應該擺脫這種束縛，松動自己可能已經固化的立場，用新的理論敏感去面對真實的處境和問題嗎？否則，許多問題你沒法解釋、回應。最近這段時間，能看到一些比較嚴肅認真的討論和批評出來了，這讓我振奮，因為有可能把一些問題域慢慢打開了。

記者：據劉擎老師說，在大觀研究小組的討論里，你就有整合一套關于國史新敘述的念頭。

施展：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在大觀學術小組很多年集體討論的氣氛中成形的，很多觀點是在與伙伴們的討論中形成的。我們從2009年開始一塊兒做研究，探討問題，就快滿9年了。我們共同研究和思考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就是中國從近代以來一步一步怎么走過來的，內在的動力機制是什么，演化邏輯是什么，外部的約束條件（也就是國際秩序）是什么，未來可能的規范性方向是什么，包括觀念與現實的互動關系，影響各種現實秩序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學邏輯，中國的超大規模所具有的特殊效應，所有這一切如何落實為一套法權秩序……它是問題導向的，不是觀念或學科導向的。我們小組里有幾位學界前輩，也有十多位青年學者，橫跨多個學科領域，這些年把問題一個一個啃過來，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對中國問題的整體性理解框架。這本書是嘗試，這就是所謂的國史新敘述。

記者：講中國通史的，從錢穆、黃仁宇、許倬云、內藤湖南寫的，到費正清編的，不下百種，你想“重新整合”，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滿足對吧？

施展：中國通史的寫作，實際上是對中國的自我意識的表達。這里涉及兩個角度的理解，第一，對中國與自身關系的理解，第二，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理解。第一個角度的困難在于，有兩個需要消化的問題，一個是近代革命史的敘述，一個是邊疆與中原的關系。它們分別從時間上和空間上，對理解現代中國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果不能對這兩個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那么中國的自我意識就始終處在一種撕裂狀態。

再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中國代表的東方世界在與西方世界相遭遇時，究竟是一個僵死的、有待被西方激活的狀態，還是一個有著勃勃內在生機的存在，只不過它本來的發展路徑被東西方的遭遇所改變？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還會直接影響到對近代革命史的理解。以往的闡釋都傾向于，近代中國呈現為一種僵死狀態，但對中國歷史的重新研究讓我意識到，這樣的理解是對真實歷史過程的一種遮蔽。

要說對以往的中國歷史解釋有不滿足，可能有的是在闡釋力度上讓我覺得不滿足，有的是只對其中某個問題有解釋，其它問題就放一邊了，但所有這些問題是彼此關聯的，要完整地解釋中國，就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處理。我嘗試給出一個整體的解釋，這個解釋框架當然要經受各種檢驗。

書快寫完的時候，跟朋友聊，我說這書出來之后，可能會遇到各個陣營的攻擊；那會兒也料到，豆瓣上的評分會特別地兩極化，果然，最初的一周里，一大堆五分，一大堆一分，但捧也好，踩也好，基本上都是情緒化的。差不多過了三周，一些嚴肅認真的評論出現了，我期待更多這樣的討論。

記者：不同思想派別的反饋，區別大嗎？

施展：對我來說，這些區別實際上并不是很重要。中國任何思想派別都一樣，都必須對剛剛說的幾個基礎性的問題給出有效的回應，否則所有的討論都是架空的。比如，面對革命史的問題――那段歷史的邏輯，整個過程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能含糊，也不能是背對的姿態。拒絕正對，就意味著這百年歷史的成果永遠無法真正被收獲，這百年歷史的傷痕也永遠無法真正愈合，也意味著未來，中國思想界無法找到和解的路徑。看看各個陣營都推崇的曼德拉，他終究是對白人的統治給出了一個解釋――即便是在批判的意義上，然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才成為可能。

邊疆問題也一樣。假如學者想維護各自理論邏輯的自洽性，想對社會有理論貢獻，就必須面對難題，剝繭抽絲，把問題理清。我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發現，中原與邊疆是在復雜的多元互構過程中共生演化出來的，缺了邊疆視角，對中原的理解是有大殘缺的；對邊疆的理解，意義遠遠超越邊疆本身，實際上是對于中國自身的立體性理解；以往單向度的中原史觀，是對真實中國歷史的一種遮蔽。

2013年8月，在一位名叫王文鋒的局外人的奮力撮合下，中國學界的18位代表人物聚在牛津大學，坐在一個圓桌上商討中國未來的走向，形成了一個簡稱《牛津共識》的858字文本，也是學界公認“任何人看了都不會反對”的文本。我采寫了那個故事，記得王文鋒抱著那兩頁打印著共識的A4紙哭過，也記得他對我說的：真正能促成思想界各路人士心平氣和走到一起，形成溝通對話的氛圍，形成共識，以便為未來中國盡一份責任的，是大家的見識和胸懷。

對于牛津共識的努力，學者劉擎說，精神內戰已久，需要尋找彌合之道。牛津共識是一次善意的嘗試，但問題在于：在什么東西之上達成共識？在你的、我的既有的那一套敘述中，尋找明顯稀薄的重疊交叉部分，恐怕很難如愿以償，在重要的問題上彌合分歧。是不是應該創生性地重新思考，看看有沒有可能在一套新生長出來的東西中達成共識？它需要打開想象，啟動新的思路、論述和方案。

記者：還是想弄明白，為什么學界很多人會繞開這些問題？

施展：大概跟兩個原因有關吧，一個是我們前面談到的，現實環境會形塑人們的問題意識，也會遮蔽掉一些東西。另一個原因，中國的成長確實是個有著巨大特殊性的事情，很多既有的理論框架都無力解釋它，它溢出了過往的經驗和常識。比如中國經濟的成長，該怎么解釋？怎么看清真實的歷史過程？怎么把它與此前的一段段歷史接起來？怎么把內在的動力、外在的約束想清楚？怎么讓構想的那個規范性方向落地？我們可能需要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機制，來解釋這一系列問題。

記者：好，再問，比如“何謂中國”這類題目，國內好幾位歷史學者做過，他們是怎么處理革命史和邊疆史問題的？

施展：這些學者的研究各有精妙，都帶給我非常大的啟發。我在書里也引用了大量前輩的、同行的研究。但是，從空間上，有的老師自覺地對于邊疆問題不太多發表意見，從時間上，有的老師自覺地把研究范圍劃在近代以前，放棄或者僅僅粗略地處理近代以后、尤其是革命史的問題。我很尊重他們出于學術嚴謹性的考慮而做的這種選擇，但這樣也有代價，就是對于中國問題的解釋不是統一連貫的，這也是我嘗試著在前輩們研究的基礎上尋求突破的地方。這個嘗試未必一出手就成功，期待它能激發更多建設性的討論。

記者：看到你的一個說法：平時談論的中國史，只是半部。

施展：以往的歷史敘述，基本上局限在中原視角，展示帝王將相的權謀功業，沒有展現真實歷史所依托的那個更加宏闊的時空結構——一個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個亞區域構成的多元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元。它們彼此互為條件、互相生成、共同演化，始終是一種共生狀態，并逐漸從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關系（如漢匈對峙、宋遼對峙），歷經幾千年的互動互構、演化積累，發展為內部均衡關系，形成了超越多元的大清帝國――“多元”成為“一體”，鍛造出今天“中國”的基礎。從這個邏輯出發，可以說清朝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完成態，這是對“何謂中國”更立體、更完整的理解。

“因為仔細去讀霍布斯”

記者：其實，中國不論哪派，面對歷史和現實都有相同的尷尬。

施展：中國目前的每一個思想派別都遇到自己難以處理的問題，所以我主張先擱置派別的立場，這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打破目前的僵局。

前段時間跟一位學界朋友聊這本書，談到有人批評我立場模糊。立場當然重要，但我認為，對學術作品而言，立場應該是在了解、辯駁了作品主題之后的嚴肅判斷。我對他說，非說立場的話，你認為霍布斯是什么派，我就是什么派，你認為霍布斯是自由主義我就是自由主義，你認為他是保守主義我就是保守主義，你認為他是專制主義我就是專制主義――取決你怎么理解霍布斯。

霍布斯，咱們國內政治思想史的教科書上，都把他解讀成一個專制主義的辯護士。對霍布斯的這種寫法，是對他的一種巨大誤解。霍布斯實際上代表我所說的“自由主義必須有力量”那個力量的真正來源?；舨妓瓜胍ソ獯?，在已經徹底失序的狀態下，秩序如何成為可能，以及建立新秩序的規范性方向何在。那個完全失序的狀態，就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

霍布斯強調，任何價值你都不能抽象談論，必須可被日常操作，就是可以被法律化處理，而可以如此處理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先得有法。霍布斯又進一步說，有了法，假如不可被執行，就等于沒有。法律如何才可能被執行呢？那就必須得有個執法者。

這個執法者是怎么出現的呢？霍布斯在《利維坦》這本書里給出了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契約的結構，咱們教科書上基本上沒有討論過。它是說，自然狀態中散沙般的眾多個人聚在一起，先立一個社會契約，一個contract，契約的內容是我們把最高權力交給一個主權者――主權者不一定是個人，也可能是個組織，甚至是人民整體都有可能。但從主權者這邊，它跟這群人之間的關系不是contract，是covenant。covenant跟contract的區別在哪兒？contract的義務責任是雙向的，我履約，條件是你也履約；covenant是單向的，主權者要求這群人無條件履約，我履不履約你管不著。因此，很多人都批判霍布斯是一個專制的辯護士，但實際上他的邏輯極為嚴密強大――

假如你要求主權者也履約，那么意味著，一旦主權者違約了，要找到一個能對主權者執法的執行人，那么那個人才是真正的主權者，可是這個真正的主權者違約了誰來執行？又得找到一個能夠執法的力量，它才是真正的主權者……最終總會追溯到一個終點主權者（因為不可能無限推導），根本沒人能對他/它執法。

記者：如果一開始就規定這必須是一個contract，責任和義務必須雙向對等呢？

施展：在霍布斯看來，一開始規定了也沒多大用。對等的contract有個前提，就是得有人能擔保其可執行性，一旦締約雙方有人違約，受損方不用自力救濟，否則就還是在自然狀態嘛。如果沒人擔保，那么contract就根本不成立，也就是說，contract成立的前提是先得有個執行人，所以從自然狀態中浮現出來的第一個contract的內容，就是要把執行權交給第三方，也就是主權者，形成一個covenant；但是在主權者出現之前，這個contract根本就不成立，那個covenant也就沒有根基了。這就尷尬了，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所以霍布斯的理論在這里有個循環論證，就是在邏輯意義上，主權者先于contract，但在時間意義上，contract先于主權者。所有的近代政治哲學尤其是國家學說，都內在地包含著類似的循環論證，這是近代政治哲學的一個深層奧秘，里面蘊含著人民主權論最重要的基礎，但也蘊含著政治風險，就是僭主也能自我證成；這種風險是現代性當中內蘊的痼疾之一，不能指望僅僅依靠政治哲學就能克服，還需要更多的東西，這個問題我在書中也有所討論。

我們很容易把主權者想象成一個人，一個君主，于是看到霍布斯說主權者不用履約，就認為他是在為專制辯護――這種判斷是亂講，假如我們說人民不受法律約束呢？為什么聽著就不覺得不舒服了呢？在霍布斯那里，這個主權者完全可能是人民。實際上整個追溯過程中你會發現，自由主義的起點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不自由，而是一個無法用自由與否衡量或刻畫的狀態。一旦對事物命名，就意味著你把它跟其他事物進行了區分，區分的邊界才是起點。自由與不自由的邊界一定不是自由，如果認為自由是自由的起點，那一定是還沒達到邊界。自由主義的起點是一個與自由與否無關的、更高一階的狀態。要理解這一點，需要擁有我一開始說的那種，直面問題的理論勇氣。

去年特朗普大選獲勝之后，我跟周濂有一個辯論，后來在網上傳。辯論里，周濂著力在談自由應該是怎樣，應該怎么美好，我說你這些我全認，但我還是要追問一個：這么美好的自由，如何有力量保衛自己？這就要求自由主義必須得有力量，那是自由得以存活的基底，然后用這力量對現實進行馴化，把它導入某種規范性方向，此時的自由才是能夠自我保衛的，是能夠向外傳播的東西。假如自由只是一種需要精心呵護、長在溫室里的花，誰一摧毀，它馬上廢了，那還值得期待嗎？

記者：這個點你怎么發現的？

施展：因為仔細去讀霍布斯啊?；舨妓沟睦碚撓喈斢谑菑淖杂芍髁x的最底層問題開始發問的，這是現代政治哲學當中國家學說的基礎起點。仔細地去理解霍布斯，就一定會觸碰到這些問題。

記者：我記得邁斯特（約瑟夫·德·邁斯特，法國大革命之后法國保守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施展第一部學術著作是《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鮮血、大地與主權》）是嘲弄契約論的。

施展：對，邁斯特嘲弄契約論，因為契約論本身是一個反歷史的東西，邁斯特拒絕這種反歷史的假設。有人說邁斯特是政治社會學的奠基人，也有人不認，因為他保守、反動，所以又往后追到孔德，其實孔德深受邁斯特影響，而契約論屬于政治哲學，不是政治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研究的起點是，擱置任何價值判斷，先說清問題是什么。那政治哲學干嘛使的？它是提供一套敘事邏輯，使得未定型的現實被導入某種規范化的秩序，讓各種具體存在都獲得統一連貫的意義和判斷標準，它并不負責對現實給出一套真實的刻畫跟解釋，但卻能為現實賦予確定性。

假如現實的邏輯跟政治哲學的路徑不匹配，那政治哲學就只是個理想的目標，但沒法解決怎么達成那個目標。這時候，你就需要一套政治社會學的分析工具，把現實跟政治哲學連結起來。但因為政治社會學只關注現實，擱置價值判斷，有可能導向某種很強的價值相對主義，所以需要政治哲學為它充當一個終極的錨，來錨準這個方向，但這個錨本身，并不負責解釋現實，否則錨就不穩定了。這也是康德的一個基本理論前提，在他的道德準則里，一定要排除掉特殊的、經驗性的要素，才能確保道德準則真正具有普遍性。

記者：康德的“絕對”。

施展：康德的理論可以構成一個無瑕疵的、不會錯的判準，但你不能指望通過它來解釋具體的歷史邏輯和歷史過程，它不擔負這個責任。

我在研究中想同時達成兩重意圖，先把價值判斷、政治哲學擱一邊，從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這一系列角度，從古代到當下，把整個中國歷史演進的邏輯盡量完整地梳理出來，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種政治哲學的敘事邏輯有可能馴化這樣一個歷史邏輯，因為政治哲學有多種敘事邏輯，N多派別。

但用這個方法的代價是，我所調用的政治哲學跟政治社會學，有可能會相互影響對方的理論邏輯。假如有人從這個角度來批評我，那我是認賬的，并且愿意深入討論；但如果拒絕去理解政治社會學的那部分，那種批判對我來說就是無意義的。

記者：為什么《樞紐》也表現出對國家概念的重視？

施展：西方近代政治哲學最初出現的就是國家學說，從霍布斯那兒開始的，由此開啟了政治哲學的各種路徑。到后來，西方國家的state-building問題差不多已經解決了，政治學說的理論重點才轉向了對國家主義的警惕，但人們往往因此忘了最初的問題由來。

就中國的情況，如果我們討論問題時直接就跳過國家學說，實際上會讓政治理論變得沒有力量，或者沒有方向，因為這樣就等于跳過了任何一種學說轉入實踐時所依憑的政治前提。

記者：寫作過程中，哪些篇章或節點讓你興奮？

施展：從空間角度來說，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的層面上，找到了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各個方向彼此之間深刻的相互塑造關系――那種脫離開一方完全無法解釋另一方的關系，在比較堅實的基礎上把中國史定位成一個體系史，這樣一種框架讓我興奮。

從時間角度，找到古代歷史與現代歷史之間的銜接關系，在“新遭遇論”的視角下對中國的革命史給出了全新的解釋邏輯，這樣一種邏輯也讓我興奮，因為它可以把中國從古到今這幾千年歷史的闡釋給連貫起來。

實際上，我在研究里并沒有發現什么新的史實，我調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顆顆散落的珍珠，每一顆都非常有價值，一旦找到一個好的論述框架，把它們串起來，不僅每一顆珍珠的價值會被充分表達，并且由于它們進入到了一種結構性的觀念秩序當中，每顆具體珍珠的意義也可能會發生深刻變化。我努力在找串珍珠的辦法，最后找到歷史哲學的寫法。

記者：前人的珍珠，也是珍珠粉捏合起來的。《樞紐》串珍珠的方法，跟前輩們的捏合法有什么顯著區別？

施展：要說區別，大概是問題意識上的區別，我的問題意識就是，要對中國與自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給出統一連貫的解釋，從而才可能消除掉這個民族的精神內戰，這幾千年的歷史和上百年的革命史，才真的有可能獲得安頓，并被導入一種規范性的秩序，中國才能走上一種更具有建設性的未來之路。

模仿黑格爾的筆法

記者：我聽了一位學界朋友對這本書的評述。他認為有兩點是值得大家認真對待的，一是你的問題意識，另一個是你的史觀，當時我插了一句，什么樣的問題意識，什么樣的史觀？當時我們都還沒有讀過它。

施展：一個最最基礎的問題意識就是，中國的轉型如何可被導向一個建設性、規范性的方向。要回答這個問題，新的史觀是必要的組成部分。

記者：你不覺得我們的轉型是那么復雜，它有可能被導入某一個規范性方向嗎？

施展：那接下來怎么辦，就等著命運把我們拋到不可知或虛無的漩渦里？我們這些做學問的能做什么？有個朋友說過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話：在實踐的延長線上，思想本身就是實踐。只不過要進一步追問，什么樣的思想才是實踐？現在的多數思想表達，顯然不是。

記者：那是什么呢？

施展：難以名狀……

記者：能感受到的，是一種情緒。

施展：可以這么說。古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書生真的無用嗎？咱們看西方的一個例子――中世紀的法國（我研究法國史出身的），它的政治形態跟咱們的周朝差不多。法蘭西國王就跟周天子一樣，他一共有倆封地，巴黎跟奧爾良，這倆地兒不連著，他輕易都不敢從巴黎到奧爾良去，因為得路過手下那幫兄弟、也就是貴族封建諸侯的地盤，有可能被綁票，還得花錢贖身。那幫兄弟不服法王，就像春秋戰國時的諸侯不服周天子一樣，法王拿他們根本沒有辦法。

那會兒，也沒有今天這種意義上的自由或權利，人們所重視的是privilege（特權）。包括國王在內的封建貴族們經常性地PK、博弈、打架，最終磨合出一個個力量均衡的結果。那些結果被人們記錄在案，形成某種條約、契約，成文的、不成文的，各種各樣。而這些，就形成疊床架屋的privilege，這些privilege被那些當時的歐洲人稱為“封建自由”。Privilege也不止貴族有，上自國王，下至農奴都有，只不過身份地位不一樣，privilege的內容不一樣。

這種封建自由是人們結結實實、真刀真槍拼出來的。你敢動我的privilege，我拿刀跟你拼命，你一看動真家伙了，這事不上算，于是我的privilege就會得到尊重。

那會兒所有人都有各自的封建自由，國王也不能破壞，這不是因為國王愿意尊重封建自由，而是因為國王打不過那些貴族。軍事能力取決于財政能力，中世紀的財富形式主要就是農業莊園，那意味著土地占有面積可以大致成比例地兌換成軍事能力，國王的直屬土地面積并不比貴族更大，所以國王也搞不定貴族。直到地理大發現、遠洋貿易發展起來之后，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財富形式，商人們可以一寸土地都不占，卻積累起巨額財富。國王注意到了這筆新財富，找到了新的辦法，終于能打得過那些貴族，就把這幫家伙全給平掉了――沒能力的小貴族扔在鄉下自生自滅，有能力的大貴族，全都給弄到凡爾賽宮，天天晚上歌舞飲宴，不讓你回家，你的社會影響力也就沒了。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privilege保不住了，因為國王的力量可以碾壓一切人。

保不住之后意味著什么？從中世紀所有人都有自由，進入到所有人都不自由的狀態，包括國王自己。貴族都成了國王的奴隸，國王并不因此變得更自由，國王成了他手里那桿槍的奴隸，他知道只要一松開槍，所有人都會撲上來把他撕碎。為了防止這一點，國王不得不時刻攥著那桿槍，晚上睡覺都不敢撒手，成了槍的奴隸。槍的邏輯決定了國王所有的行為邏輯，他時刻處在高度焦慮、恐懼的狀態當中。

如何打破這個狀態呢？把國王推翻嗎？能推翻國王的人多半比國王還壞，否則根本打不過他，你能指望他上臺后給你自由嗎？不可能。

那么接下來只剩一條路――理論。這時候，思想就是實踐。當時的法國出現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主權論，它把所有人不自由的困局給破了――它重新定義了國王，把國王的身份拆解成兩重，一重是主權者，主權者的職能就是立法，立對所有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誰敢不遵守，國王手里有槍，會幫助你遵守。另一重身份是最高行政長官，就是進行具體的行政工作。主權者制定的法律對所有人具有普遍約束力，這個“所有人”，包括國王的最高行政長官那個身份在內。一旦這個身份拆解完成，國王就變成可以被反對了――用主權者立的法來反對最高行政長官的亂作為。我反對國王作為最高行政長官身份的違法行為，正是證明我忠于國王作為主權者所立的法。“國王陛下忠誠的反對派”，這個概念由此得以成立。

一旦國王變得可以被反對，那么國王就能睡安穩覺了，因為他不再擔心反對者是奔著他的槍來的了，甚至反對者越反對他，就越要借助于國王的主權者身份所提供的正當性依據，那么國王的位子就越穩固。整個秩序邏輯全變了，人們的行為邏輯也全變了。剩下來就是區分國王的行為，何時是主權者行為，何時是最高行政長官行為。判斷標準很簡單，只有立法行為是主權者行為，除此之外都屬于最高行政長官行為，都要服從于主權者所立的那些法律。人們可以依據主權者立的法律，一條一條來指責最高行政長官，你做錯了。更進一步，這個身份拆解工作，是政治學家和法學家完成的，它的解釋權并不在國王的手里，因為國王不懂這套理論技術。如果國王非得要把解釋權奪走，他便無法保證對其行為正當性的解釋始終是邏輯連貫的，那么這個理論也就破產了，國王就再次陷入睡不著覺的狀態。

這種理論出現之后，一個全新的現象就出來了，所有人都重新獲得了自由，只不過此時的自由，是被主權者所立的法重新定義過的，它當然不如之前的那種自由更牢靠，但還有更好的辦法嗎？想要從前那種牢靠的自由，唯一的辦法就是所有人手里都有槍，但那種日子已經不可逆地成為過去時了，人們可以期待的秩序，只能是另外一個樣子。

記者：嗯，思路打開了。這樣一種理論，本身就是實踐。你書里有幾章，的確讓人耳目一新。比如在世界結構當中來定義中國，這樣一種重新觀察、定義的方式，感覺上就挺有實踐氣質的。

施展：過去，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世界的結構和秩序會塑造中國，使得中國的轉型路徑必然受到一種外在約束。很長時間里，我們對這種約束的理解要么是不自覺的，要么是消極的，對融入世界甚至是抵觸的。所以，在世界秩序與中國的互動中來理解中國的現代轉型問題，是我們“大觀”小組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

任何一個宏大的轉型時期，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怎么樣穩定地走向目標，而不要在過程中迷失目標。這就涉及對一種可操作、可檢驗的目標的理解，這又需要一系列新的理論來對它進行解釋和表達。所有這些新的理論努力，都要用一套可論辯、可操作的社會-法律秩序加以收束，使得它和具體的歷史過程能夠切實地關聯起來。最終，要實現人民的自我立法，把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關系牽涉的利益，以最明確的方式確立下來，讓所有的關系都獲得自己穩定的法律形態。這樣，政治關系和政治力量就從革命時期的機變靈動，轉化成穩定的構成國家的諸要素。大觀小組把1949年以來的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叫做“社會主義改革時期”；能夠引導這個時期朝向最終的人民自我立法前行的社會-法律秩序，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革時期基本法”。大觀小組有好幾位從事憲法學和國家理論研究的小伙伴，他們對這個基本法的框架進行了深入分析，對構成國家諸要素的原則和運行也做了細致的設計和模擬。

記者：這些聽著都有很深的西方思想史的背景。西方思想史上這么些大家，你喜歡哪幾位？

施展：若干位吧，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休謨、康德、黑格爾、韋伯。我哲學上真正的啟蒙人是休謨，但是最后給我刺激最大的是黑格爾。另外還有幾個人，給我的不是整體性的刺激，比如科耶夫、施特勞斯、施密特、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涂爾干，都在某一塊、某一點上照亮了我。

記者：黑格爾哪部給你刺激最大，《精神現象學》？

施展：對！《精神現象學》。假如你熟悉那本書的話，你會發現我整本書幾乎都是模仿《精神現象學》和《歷史哲學》的筆法在寫。

記者：說說你這書的缺點？

施展：推出得還是有些匆忙，而要處理的問題太過龐大。有些部分的思考還沒足夠成熟，只能大而化之地談一下。這些部分還得進行更細致的錘煉，只能等以后出修訂版的時候再彌補了。

我向施展請教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導言中關于清末由于經濟“內卷化”，“中西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持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顛覆了以往“船堅炮利，轟開國門，中國被迫現代轉型”的論述；二是關于“中國超大規?！钡膬群c外延，施展都給出了更充分的基于歷史哲學的解釋。限于篇幅，不在此展開。

1月31日，姚大力、魯西奇、關凱、李磊；梁治平、任劍濤、包剛升；王人博、孫歌、趙汀陽、劉擎；高全喜、周林剛、李筠、翟志勇等學者聚在北京，就《樞紐》展開激烈討論――激烈程度，是陣容決定的。施展如何應對學界同人更學理化的詰問，一部學術著作該從哪些角度商榷，將在近期的《探索與爭鳴》雜志上呈現。

“我們找到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機制”

記者：你們大觀小組的會怎么開的？你書里說“截然不同”，怎么個不同法？

施展：我們稱之為林肯論辯式的討論。美國南北戰爭之前，林肯的對立陣營有個非常重要的論敵叫道格拉斯，他倆進行過非常復雜的論辯，看上去討論的都是非常古典、抽象的知識，像神學的、哲學的，也有些法律的，但實際上都圍繞一些非?，F實的問題：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共同體的秩序根基究竟是什么？它的精神內核是什么？恰當的制度安排是什么？為了深刻地回答這些實踐性的問題，他們回到非常學理化的、深刻的古典學討論里面去。有兩本很有名的書，雅法的《分裂之家危機》和《自由的新生》，講的就是這場精彩的辯論。

我們用“林肯論辯”指代這樣一種討論：問題的發現和提出，一定是跟現實、跟“去做”有緊密關聯的；問題的討論，一定要進入到深層學理；得出的結論，要再經受實踐的檢驗。大觀小組的會，都不是凌空蹈虛。

記者：你們第一次談的是科耶夫對吧？

施展：對，2009年4月，討論他的“新拉丁帝國”。1945年二戰快結束的時候，科耶夫向戴高樂提交了一篇長文，叫《法國國是綱要》。里面說，二戰已經證明，單個民族國家在現代的技術條件下，已經無法作為國際政治中一個提得起來的玩家存在了；納粹德國是當時最強大、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國家，但它也玩不下去了。因此，戰后的秩序，只能是帝國的秩序。什么是帝國呢？就是以一種超越于民族、國家之上的精神秩序為價值訴求，以某個政治體為主導性載體，形成遠超于單個國家之上的一種普遍秩序安排。當時已經有兩個能看得見的帝國：共產主義-斯拉夫帝國，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帝國，它們將是戰后世界秩序的主導者。民族主義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出現的，所以科耶夫說，如果法蘭西想在戰后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不能再固守民族國家的舊夢，必須自我超越，以拉丁-天主教文明為依托，聯合歐洲的其它拉丁國家，建立新拉丁帝國。

當時我們的議題是，中國如何超越民族主義？它的制度安排和精神內核應該是怎樣的？中國需要一種怎樣的視野胸懷、精神結構、對世界和自身的想象力，才有可能在當今世界找到具有建設性的位置？會上討論非常激烈，跟科耶夫縱橫捭闔氣象磅礴的思考，剛好形成某種共振。我們隱約就感覺到，這像是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機制，這個生產機制在第二次會議（“碳與新帝國秩序”）上就基本成型了――通過對生產秩序中碳的研究，發現了全球新秩序生成的特殊機理，這在兩位參會者的對話錄（《碳對話》）中有詳細介紹。

隨后不久，邊疆問題以一種深刻的、悲劇性的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這個議題就更刺激我們要拿出一套學理性的東西來解釋現實。用這樣的方式，開了大概七八次會之后，我們才逐漸摸索出一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中國的思想框架，當然每次都是激烈爭論。

記者：會不會吵起來打起來呀？

施展：會啊。吵起來是常事，倆人辯著辯著火氣上來了，這邊說“你不讀書”，那邊說“開玩笑，這都是我看家本事”。有一次我跟一哥們兒吵起來，一把把他摁回椅子上：“聽我說！”因為他站起來跟我辯，特激動。當然都是平時關系特別好的朋友，才可以這么無所顧忌。

我們是這樣，連著好幾年，每個季度開一次會，每次指定一位青年學者做主持人。一期剛結束就交給另一位青年學者下一期的主題，都是有著高度現實關注和實踐取向的題，他會分頭找專家開多次預備會，琢磨從哪幾個角度切入，怎么破題，這大概要花一個半月到兩個月；鎖定幾個角度之后，給小組里哥幾個派活兒。這幾個人呢，誰都不是研究這個主題的專家，但都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思考力強大（組里還有幾位是高度跨學科的），他們會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指定的主題惡補相關基礎知識，然后結合自己的學科和研究領域，給出解法，提交論文。這論文的惟一功能就是樹一個靶子，供大伙兒圍攻。

每次開會，正式發言人不超過8位，每人至少40分鐘，足夠把各自的觀點和論述充分表達。他一講完，所有人都會上來圍毆，打得他體無完膚，當然他也會各種抵抗啦，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已經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完了下一位再上，也會被大伙兒輪流虐一遍，剛才被虐的那位上這兒“報仇”來了……反正圍繞這個題目，大伙兒從各種角度進行高強度的思想操練，開兩整天的會――挺罕見的，一般這種8個人的會就開半天。會上還會請兩位相關領域的真正專家，來給我們的天馬行空提供必須的錨點。兩天會議結束之后，每一次都能發現一些我們（包括那兩位專家）之前從沒想到過的思路或框架，得出一些我們沒有想到過的、也是國內學界從來沒有過的結論。

2010年7月，劉擎第一次應邀參加大觀的學術討論會，那次的主題是韋伯。

“我也是很驚訝：這個會怎么是這樣開的。晚上沒點的，會一直一直討論下去。一般學術會主題發言15分鐘，它是非常充分地展開講。爭論起來，平時悶聲不響的，都顯出各自厲害來。這個小組里有中國最優秀的青年學人，有研究霍布斯出身的，有博士論文做施米特的世俗化和中立化、列寧主義和中國司法關系的。他們平時很少在公共平臺上發聲，卻對中國問題有著相當深刻的思考。”

記者：很有意思啊，這跟國內國際一般的學術會議不太一樣。

施展：確實不一樣。就我所知，目前國內就大觀小組這一個群體是這樣思考和討論的?？偟膩碚f，一個是問題的發現機制、檢驗機制不一樣，一個是會的開法不一樣，當然最后的思想成果也不一樣。

《樞紐》就是成果之一，是這個學術共同體關于“中國”的歷史哲學的表達。接下來還會有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重構，小組里另有幾位，正在做高強度的思辨和寫作。其實我們的很多討論都結集成書了，就叫《大觀》，但好像市面上不大買得著。

記者：可見酒香還嫌巷子深。說說你跟“得到”的合作？聽羅振宇年會上說，是“8個月的合作”。

施展：這事兒也是機緣巧合，是經徐小平老師介紹，我跟羅振宇認識了。第一次見面，我足足侃了三個多小時，羅胖聽得極為興奮。本來只是想跟他商量，把《樞紐》放在他那兒賣，但他直接就提出要做音頻產品，想讓書里的發現和思考進一步形成科普化傳播。接下來就是半年左右的制作時間。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不舒服？（哎，我為什么這么問吶）

施展：（笑）沒有。

新技術-知識裂解-新傳播

記者：為什么一下就接受了“得到”？在老派讀書人眼里，這是賣“知識膠囊”的。

施展：對這一輪互聯網技術推動的知識傳播新方式，我一直很關注。歷史上每一次大的知識傳播技術的變遷，都會帶來巨大的社會變化。歷史上因為忽視新技術而讓自己被淘汰的例子也多極了，比如，還是法國的事兒，有人向拿破侖獻上新發明出來的鐵甲船，拿破侖拒絕了，他認為只有木船才能在海上浮起來，結果這個鐵甲船的技術就被英國人接過去了。

在過去，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渠道大致是單一的，生產就是寫書，傳播就是賣書；執行者又是分離的，寫書作者是不摻和賣書的。但是在互聯網加移動客戶端的時代，知識本身開始發生裂解，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一種是對傳統知識的再加工和再表達。在這個裂變過程中，你慢慢就看到，大眾傳播跟非大眾傳播的差別從沒這么大過。而且，知識裂解是以過去完全無法想象的速度實現的。

“得到”代表了新的知識傳播技術。如果知識不能結合于這種新技術，便會讓自己遭遇問題，它總那么高冷，不容易接近，那只能待在書架上落灰塵。

過去由于技術的原因，知識的傳播不是真正意義上大眾化的；現在，技術讓它可以了。問題是，我們能生產出適合大眾傳播的知識類型（或者說配得上稱為知識的東西）嗎？

記者：知識為什么非得大眾化？國外在地鐵里安靜看書的那些人，是不是大眾？大眾是誰？如果說，在資本的推動下，有人努力要把大眾這個盤子做大，你怎么回應？

施展：知識大眾化是個必然趨勢，因為傳播技術變了。這個盤子不用太使勁兒，它自己在那兒長。你看從印刷術、工業革命到互聯網，幾次技術大革命的結果是，少數人的權利變成多數人的，效率越來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某種對知識本身的新要求。歸根結底是技術把盤子給撐大了。

推薦你看一本書，《啟蒙時代的生意》，那里面討論的關于啟蒙學者和書商之間的互動、博弈，以及所有這些與時代的關系，對今天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記者：“50講”音頻都在2017年末提前發齊了，聽眾的留言和提問我仔細看了一些，好像學生居多。每一期的打開率、收聽的完整率怎么樣？有這個數據嗎？

施展：看了幾期我自己的數據，也沒仔細統計過，打開率只能大致地說，課程中越往前的內容打開率越高，大約在一半左右，越往后越低，大致是四分之一吧。我這個產品有些特殊，未必具有代表性。聽眾的話，直覺上各種職業都有，各年齡段都有，海內海外兩岸三地也都有；出身邊疆的人，比例也比我想象的要高不少。

記者：你在社科院待過，見過老一輩人是怎樣傳授知識的，后來研究法國，對雷蒙·阿隆、加繆、薩特這些公共知識分子肯定也熟。這回你也試著從象牙塔里跨一只腳出來，感覺怎么樣？

施展：你知道老一輩學人們完成知識生產，使命完成，轉身就回書齋了，像錢鍾書說的，不必認識下蛋的雞。完了這些知識就在那兒靜靜等著，等著有心有緣的后來人?？蛇@些知識跟普羅大眾之間，是有很多級臺階的。有人愿意出門當趟導游，領一領，有人不愿意。我算是碰巧導游了一回。

互聯網傳播可以帶來影響力和經濟回報，這些當然有吸引力，但是讓自己的智力心血跟更多的人相遇，讓他們聽懂，明白你想表達什么，完了還跟你討論一下，這里頭的意外和喜悅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在這種大范圍的面對中，我有又創作了一遍的感覺，而且可以搭到人群真實的脈搏。

記者：你真幸運。舉個沒導成的，汪丁丁老師寫的。他說羅老師和“得到”CEO花老師去年也去找他了，在湖畔居喝的茶。他也關注了“得到”的商業模式并提供道義支持，“可是，我無法忍受這一商業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復改變自己的表達直到商業團隊認為大眾能夠理解?！蓖衾蠋熞蔡岢隽嗽诖蟊妭鞑ミ^程中知識不得不稀釋、降解的問題。這篇標題是：“為什么付費買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識”。

施展：我個人覺得用一流與否來衡量付費知識，并不是很合適，這里首先涉及一個知識表達的問題。尖端知識，一定包含著對常識本身的反思，它的表達通常是借助一種非自然語言，這沒轍，因為自然語言只夠用來表達常識。而那種非自然語言，就構成了咱們平常說的學術話語，對于學術圈外的人來說，它們近乎黑話，聽不懂。比如德國哲學，我剛讀的時候感覺里面就沒一句人話，但那顯然是人類智慧的頂級精華，你得長時間浸潤，熟悉了那套黑話，才能體會其中的深刻與精妙――這些黑話其實是以更加精確，或是更具包容性的方式，表達出對世界的全新理解，也是構成人類進步的根基；而創造這些知識的人，在其中享受到純度很高的智識上的樂趣。

但是，其中最尖端的內容未必需要形成傳播，公眾也未必需要了解那個東西，而另一部分（比如基本的問題意識）可能非常需要獲得廣泛有效的傳播，因為它們會深刻影響到時代的精神氣質，這就涉及好知識的公眾傳播。那怎么才能實現對公眾的傳播呢？必須找到辦法，把那套學術黑話翻譯成自然語言。舉個例子，在啟蒙時代，牛頓力學對理性主義樂觀精神的發展至關重要，許多法國啟蒙思想家都拿它奠基，但實際上這些思想家沒幾個真的啃過牛頓那本《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因為那里面全是黑話，這些人主要是通過幾本科普性的著作來了解牛頓力學的。那么這時候形成傳播的是不是好的知識呢？從歷史效果看，當然是，但它跟牛頓的原著（一流知識）顯然又不一樣。這個例子說明什么呢？在掂量向更廣泛人群傳播的知識時，單用知識本身的成色這一把尺子是不夠的，恐怕還得加上長程的歷史的眼光。

羅胖和他的平臺在做的，就是把他們認為的好知識進行科普化轉譯，從而形成有效的公眾傳播。這種傳播很可能會對時代的精神氣質產生影響，也很有機會起到建制化教育起不到的社會作用。

記者：汪丁丁老師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由誰來進行大眾傳播。從前于丹在央視講《論語》的時候，朱維錚先生提過同樣的問題。這一輪是互聯網情境，我在想，商人在其中的角色。

施展：把人類歷史捋一遍，你就發現，有兩種技術變遷一直在對整個社會秩序的重構起重要作用，一種是生產技術的變遷，一種是知識傳播技術的變遷。這兩種技術之所以有生命力，必定是因為有商業回報，有回報，才能運轉下去，否則這技術很快就廢了。商人在這些變遷過程里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當然，我說的是有創新精神的商人。商人可以扮演的另一個角色，我想大概是伯樂，就是識貨，從巨量知識中篩選出好東西來。

接下來就是對知識人提要求了，你能不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識轉化成自然語言進行二次傳播。在這個層面上，確實不是每個人都擅長并能適應的，但不擅長并不代表就沒有干貨，只能說明科普化的轉譯的確需要一些技巧。我這回嘗試的體會是，需要付出不止多一倍的精力。

記者：好知識太濃太稠，確實是需要“化”的。問題是，好些人買了節目，很少打開啊，買一感覺。后臺都有真正的打開率數據，估計會嚇咱們一跳。這不糟蹋錢么，買保健品呢？

施展：坦白說，我相信勒龐《烏合之眾》里的說法，大眾，即便是有頭腦的人聚成的大眾，能讓他們行動起來的并不是頭腦，而是情緒。你說買一感覺，就類似于情緒驅動，大眾就是這樣的。

人群里還有各種情緒。所以知識傳播者要做的是，用相對平和、理性一點的情緒，置換掉那些糟糕的情緒；用對未來有點兒建設性的情緒，置換掉那種戰狼式的情緒。這是我開音頻課想做的，跟寫書不太一樣。

還是有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會認真聽完，我這音頻課的后臺數據是這樣。這些人里有不少對我的思考感興趣，就會從音頻課進一步被引到讀書上去。我不是開了個微信公號“施展世界”嘛，就能跟讀書的那些直接互動，這又會推著我進一步深思或完善原有的思考和表達，這在過去完全是無法想象的。這時候你就覺得，裂解的知識又慢慢合攏來，而且，還激發出新的東西。

記者：真有意思！我認識一位搞科技創新的朋友，叫董潔林，清華的。（施展：我也認識她。）那天聊起來，她說，我們現在知道的很多常識，比如1+1=2，六千年（也許更久遠）以前也是金字塔尖的原創知識。她說，原創知識、一手知識、二手知識……可能這么分比較合適，后面的“手”都是在做傳播；知識創造者能夠勝任一流大眾傳播的，也十分稀少。她同意汪丁丁老師的是：一個社會必須留幾尊象牙塔，有人在里面用艱深晦澀的語言跟很少幾個人，安靜甚至孤獨地對話，今天的人未必領會和在乎他們說了什么，但總有一天，其中的一部分會轉化為1+1=2，讓全人類理解。

但是這種轉捩點突破點，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你知道計算機最早進入中國，風平浪靜，直到滿大街“電腦算命”，才開始走進千家萬戶。往往科學家哲學家嘔心瀝血一生，一點動靜沒有，不經意間，也許一個巧合，突然被幾個“小人物”引爆，從此家喻戶曉……所以現在下結論還早，事情還在變，只有去試，去平衡－－需要有頭腦的大眾，更需要出色的傳播者。

施展：所以，對于新媒體時代的知識傳播，不能單向度地理解，里面有著非常復雜的多種向度，有些我自己也還沒想清楚。跟你討論，我也理清了不少。

記者：這書原來不叫這名吧？

施展：叫《重述中國――一個世界歷史民族的生成》。

記者：怎么改成《樞紐》的呢？

施展：一系列的考慮，主要是傳播有效性的考慮。羅胖說你必須找到一個簡潔明快，能一下子擊中人的關鍵詞，“重述中國”，他說這不構成一個關鍵詞。在獲得影響力，達到傳播效應上面，他肯定比我有經驗，當然過程中我會各種反抗，包括取標題啦，怎么濃縮提煉啦，爭半天，最后多半還是他的意見占上風，因為他比我有經驗。

記者：你跟羅老師打交道下來，覺得他……

施展：非常聰明，對未來極有想象力，做事很有分寸感，而且很仗義。當然毫無疑問，他也有非常精明的一面，這是一個成功商人的前提。

余音：“我腦袋里始終有張地圖在”

記者：你本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是學管理的對吧？

施展：管理工程，約等于系統工程。

記者：怎么會轉去社科院、北大學歷史？

施展：本科的專業不好玩，沒法解釋我一直困惑的問題。我一直思考中國為什么變成今天這樣，上大學的時候就想把它搞明白，但是北航不能幫我解釋這些問題，我就自個兒去找答案唄。

記者：法國大半年是在哪個學校？

施展：巴黎一大，就是原來的索邦大學，六八風暴之后被拆成巴黎一大、二大、三大好幾所大學。索邦大樓你一進去，五層是巴黎一大，四層是巴黎二大，三層是巴黎三大，都在一個樓里。我是在巴黎一大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所。

記者：怎么會選邁斯特作為研究對象？

施展：剛說到本科的時候，我就一直想弄明白中國為什么會變成現在的樣子。在當時，我能夠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就是馬克思，于是就得出結論，因為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就發展成當時那樣，所以我就想理解資本主義到底怎么回事，碩士就去學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歷史。但是學了三年英國史之后，我發現光用資本主義這個東西解釋中國問題是不夠的，尤其整個20世紀中國史，實際上是被革命所籠罩的，所以我得去理解革命，于是博士就到北大跟著高毅老師研究法國革命史――法國大革命是革命的老祖宗，俄國革命是法國革命在20世紀的升級版。

我是從思想角度切入對法國大革命的思考的，想要回答一個過去自己一直不理解的問題――你看過去咱們對革命的解釋，革命總是非常暴烈，暴烈就意味著反革命非常猖獗，它不猖獗怎么會逼得革命那么暴烈？可是反革命猖獗，我就有幾個不明白，第一，這幫人怎么會那么壞呢？第二，他得能動員足夠多的人一起使壞，否則光靠幾個壞人他也搞不定，可怎么會發展出那么多壞人的呢？我就想，除非這些反革命者自個兒思想上有些玩意兒，否則他動員不起來人。那他的玩意兒究竟是什么，我想把那個搞清楚，反過來對理解革命可能會有幫助，于是我就找到了邁斯特。

記者：好淳樸的思想鏈。邁斯特沒讓你失望吧？

施展：沒有，他讓我獲得了很多意外的啟發。

記者：伯林也研究過他。但他寫的那些東西，我覺得挺陰暗的，讀著心情不太好。

施展：我倒沒有。邁斯特對人性抱有一個悲觀的態度，是一定會走到那步的。我可能也是對人性不那么樂觀的人，所以我讀邁斯特，心有戚戚。

記者：但你學生說，施老師待人處世蠻陽光的。

施展：骨子里悲觀的人，笑容都燦爛。

見面前，我采訪了正在讀研的陳玨同學，她本科在外交學院上過施展開的幾門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文化史論、宗教與國際政治。

“我是大一開始上施老師的課，經學姐推薦。那時候他就挺受歡迎的，但我感覺還是在比較喜歡學術的一小部分學生當中。到大三，他在新校區開課，就比較大范圍有名了，有人叫他男神。他很聰明，頭腦極其清楚，講話/上課很有魅力，不是那種需要長久接觸和浸潤才有的，而是一節課就能感受到的非常強烈的魅力，用大白話就是：這些東西竟然可以這樣講？而且講得很有道理的樣子！而且竟然還很有趣！雖然很有趣，但大腦也是高度緊張的，應該說，聽他的課令人興奮。大概跟他學過法語有關系，漢語里的h這個聲母，他基本都是發r的音，就是會有小舌音，特別明顯。那時候，他課上常提的：韋伯、施特勞斯、黑格爾、盧梭、霍布斯，哦，還有奧古斯丁和阿奎那。

“大一時候思想史課科學革命那一節，講開普勒埋頭三十多年算出三大定律，完善了日心說，應該是印象最深的課之一。我現在都記得他說：科學革命的開端是什么？是理性戰勝了信仰嗎？不，是信仰戰勝了理性；是常識戰勝瘋狂嗎？不是，是瘋狂戰勝了常識。只不過，獲勝的信仰，又找到辦法把自己成功地包裝為新的理性而已。你能理解一個小屁孩聽到這種好像很反常規的話時的興奮吧，但更吸引人的是這背后有一整套很有邏輯、很有解釋力的闡釋。聽他的課，我有一種‘啟蒙’的感覺。我問過施老師，他表達過這樣的意思：點亮一個是一個?！?/span>

記者：說說你小時候吧，還記得的事情，在這些事情上，你跟別的孩子不太一樣……你不會打小就琢磨“中國怎么會長成這樣”的吧？

施展：小時候哪會琢磨這些。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可能特別喜歡看書吧，去奶奶家，去姥姥家，都要帶一本書，那會兒都是《十萬個為什么》這種。對了，小時候有個愛好，至今受惠的，就是特別愛看地圖。那時候家里書都看過一遍了，沒意思了，就帶本地圖冊出門，到哪兒坐下就翻著看，愛看。我畫畫不行，但是我大致可以手繪一個世界地圖出來，山川河流湖泊，國家和首都，基本不會錯。

記者：我是在聽音頻的時候，聽到“400毫米等降雨線基本就是中原和草原的分界線”，講稿里配了張地圖，從大興安嶺沿著內蒙、經甘肅，一直穿過西藏，一目了然。我把那張圖拷下來了，漂亮。

施展：小時候特別喜歡地圖，可能帶來一個比較特別的思維方式吧。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琢磨表達的時候，腦子里一直就有張地圖在那兒，我知道該怎么在空間意義上結構性地思考它。甭管是討論中國歷史，還是討論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時候，我腦袋里始終有張地圖在。

（本文獲《289藝術風尚》雜志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