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事務之所以“敏感”，是因為當前中東的亂局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在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打亂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生態，導致了伊拉克及其周邊鄰國原有秩序的瓦解，而美國所主導的“民主”戰略，在伊拉克和其他中東世界似乎成為了投錢的“無底洞”，讓美國賠了美金又折兵；而中東事務之所以“迫切”，是因為美國如果還想通過自己一家獨大的姿態來留駐中東、影響中東，勢必會讓美國繼續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員，不僅要直接介入各個國家內部政治團體、地方部落乃至家族之間的紛爭，還需要美國加大在中東關鍵地區的駐軍數量，而這也意味著美軍士兵傷亡風險的增加，以及在伊斯蘭世界“異教徒入侵者”形象的持續。

因此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特朗普，其在中東政策的大趨勢，就是一個字“撤”。奧巴馬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大量駐軍，并且在2013年敘利亞化武危機中猶豫不決，在2015年與中東“勁敵”伊朗簽署了核協議，其目的在于通過盟友和外交的力量，來抵消或者減輕自己軍事硬實力撤離中東之后，地區政治力量博弈的失衡趨勢。

與奧巴馬相似，精于在金錢上“精打細算”的特朗普早在競選總統期間，就多次抱怨美國中東政策失敗，認為美國投了大量的資金和援助，結果沒有換來中東世界的“感恩”。所以特朗普的一系列中東政策，比如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減少對負責幫扶巴勒斯坦難民的“聯合國近東處”的援助，再到敘利亞問題上的“克制”和對敘利政治亞反對派游說活動的“冷淡”，都顯示出特朗普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自己決心“抽身中東”的意愿。

想走又得留

特朗普想要從中東“抽身”，并不代表著美國對于中東事務，尤其是中東地緣政治競爭不再關注。事實上，無論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身邊的軍事政治顧問團隊，還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政治盟友，如沙特、以色列和阿聯酋，都對于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擴張憂心忡忡。特朗普身邊的政治軍事顧問們，大多直接經歷或者間接關注了伊拉克戰爭后伊朗在中東地區，尤其是在伊拉克的影響力的崛起；而以色列和沙特，對于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相對提升，更加警惕和敵視。因此，在中東地區以色列、沙特和伊朗博弈的最前線，如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美國都需要做出一定的戰略安排，來遏制伊朗的擴張勢頭。而特朗普也因此希望能夠通過修改甚至廢除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來重新遏制和孤立伊朗。

既“想走”，又“得留”，特朗普在敘利亞問題上的決策，也就顯得搖擺不定。而事實上，敘利亞當前的客觀局勢，也讓美國試圖介入的舉措顯得尷尬而無力。當前敘利亞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部分：敘利亞中央政府所掌控的敘利亞中部-大馬士革-西部沿海地區；敘利亞庫爾德人政黨“民主聯盟黨”及其主導的“敘利亞民主軍”所控制的敘利亞北部幼發拉底河以東地區；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自由敘利亞軍北部分支”掌握的伊德利卜省和北部幼發拉底河以西地區；“自由敘利亞軍南部分支”活躍的蘇維達省和德拉省部分地區。

在敘利亞，美國無法通過空襲等手段削弱敘利亞政府實力，更不可能通過軍事手段直接削弱伊朗在敘利亞的影響力。一方面，敘利亞政府和伊朗在其控制區內有著較強的實力，而且受到來自于俄羅斯的空軍保護，美國任何大規模的空襲行動，不僅難以撼動敘利亞政府控制區的現狀，而且也可能會激化與俄羅斯的關系，這并不是特朗普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國在敘利亞缺少信得過的“反對派”，從敘利亞內戰一開始，美國所希望支持的就是世俗的，或者是溫和伊斯蘭政治軍事團體，但當前敘利亞反對派中絕大多數都秉持著相對保守甚至極端的伊斯蘭教義，而庫爾德人“民主聯盟黨”的政治藍圖僅僅是敘利亞北部庫爾德人傳統區域，對于敘利亞其他地區并沒有太大的野心，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即使發動軍事打擊驅逐敘利亞政府軍，也面臨著“誰來接盤”的問題。

美國這種既想走，又走不了，既想介入，又“無從下嘴”的尷尬境地，導致了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態度。而今年的敘利亞戰局并沒有因為美國的猶豫不決而和平，無論是北部土耳其及其支持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攻擊庫爾德“民主聯盟黨”，還是中部敘利亞政府軍與東古塔地區反政府武裝的交戰，都似乎顯示著敘利亞當前戰局的敏感與停火協定的脆弱。

美國介入的有限影響

在解決敘利亞內戰的國際努力中，當前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軌道。第一個軌道是由聯合國主導的、美國和俄羅斯聯合組織的“日內瓦和談機制”。“日內瓦和談機制”發起的初衷，是為了能夠集合敘利亞政府和敘利亞反對派，通過“政治對話”的努力，來解決敘利亞內戰和紛爭。“日內瓦和談機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和談的主持方來自于聯合國，因此有著巨大的國際影響力；而且“日內瓦和談機制”涵蓋眾多國家，因此使得這一平臺成為了相關各方表達立場的重要途徑。在“日內瓦和談機制”上凝聚共識，代表著國際社會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努力。

第二個軌道是由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主持的，由敘利亞政府、敘利亞部分反對派參與的“阿斯塔納和談進程”。盡管該進程是從2016年才開始出現，相比“日內瓦和談機制”而言較新，而且是以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為主導，涉及的相關當事方較少，但是因此凝聚了相關各方的共識，能夠代表敘利亞內戰主要的外部力量。因此從2016年到今年，在“阿斯塔納和談機制”的推動下，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與美國、約旦等國家先后合作，在敘利亞境內成功推出了四個“沖突降級區”，幫助穩定敘利亞國內局勢，成功的推動敘利亞國內和平進程。

第三個機制是近日開始的，由俄羅斯主持的“索契會議進程”。“索契會議進程”的特點是由俄羅斯召集相關當事方，由俄羅斯向各個內戰當事方或者影響相關當事方的國家，通過勸說和協調，來幫助各方凝聚共識，推動會談的進展。

盡管存在三個外交協調機制，但是都無法解決一個根本問題：未來敘利亞政治結構究竟是什么模式？傳統阿薩德家族領導下的“威權體制”已經難以持續，而反對派所倡導的西方“民主”模式似乎也由于當前戰場力量對比而難以實現，加上國際和地區國家之間立場差異，導致敘利亞國內各個政治力量都有著自己的“小算盤”。所以當各方重建藍圖的共識仍然難以出臺，戰場上兵戎相見也就成為了最有吸引力的解決方式。

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一方面受制于自己“抽身中東”的意愿，另一方面又受到特朗普自己“遏制伊朗”的決心影響，使得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了“戰和不定”的情況。而事實上，即使美國決心在敘利亞問題上進行干預，也由于當前敘利亞戰場上各個政治軍事集團實力對比顯示的影響，而難以對敘利亞未來戰場和政治進程施加決定性影響。精于算計的特朗普，恐怕還要在敘利亞問題上好好算上一算。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全球化智庫特約研究員，亞太智庫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