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今天和大家交流城市數字治理的韌性。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如何應用數字化的手段，來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

近些年，我們不斷利用技術，對城市服務進行管理。在上海，有一個詞叫做“一網通辦”，還有一個詞叫“一網統管”。“一網通辦”幫助老百姓辦事，讓人可以少跑路少帶文件一次辦成；“一網統管”就是更多利用數字化的手段，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在這里，我們重點從“網”這個詞來思考。也就是說，用“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一下，古人用網打魚，是否有一些智慧，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網是縱橫相連的。如果只有單條的一根根經線，或是一根根緯線，那么網是分散的，是無法打魚的。我們在上海，思考城市治理的時候，要想想哪些問題可能只是一個單線部門在管，跟其他部門之間沒有協同；或是一個層級在管，跟別的層級之間沒有打通；或是一個地區在管，跟別的地區——區縣之間或街鎮之間沒有打通。要在同一張網上，能夠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實現協同管理。這就是我們一網統管的初衷。

我們再看這張圖。一張網有很多個節點，不僅是一個節點。如果所有指令、所有決策，都需要通過一個節點來做出，那么信息傳送或指令下達的路線可能會很長——基層要一層層往上報，上面一層層往下發出這個指令——一個來回下來，一天或幾個小時已經過去了，但現場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也就是說，上下之間如果只有一個中心節點做決策，那么基層和其他部門就只能干等著。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聽“一網統管”的領導介紹過，去年上海外灘光影秀時，現場的管理做過一個調整。過去一線發生情況，可能要一級級往上報。當時有個方向調整，叫做一線管戰、二線管援，也就是說，把指揮權交給外灘的派出所的所長，由前方做決策，市政府、區政府這一級在后面援助。

光影秀每半小時有一場。本來安排七點開始光影秀。現場發現，六點半時，人擠了很多。從城市大客流治理的角度說，最危險的是開場前，因為所有人都往前涌，等待開場——前面的人還不撤，后面的人要往前走。開場之后，這個問題就不會再出現。到時候，前一批看完的走掉，后一批上去；再過半小時，走掉一批，又上來一批。而在六點半時，他們就要做個決定：光影秀是否要提前開始。那時，前面的人等了兩個小時，為了站在第一排，他們五點鐘就來了，干等到七點鐘。是否可能在六點四十五分開一場，讓他們先走？

要做這個決定，過去得一層層往上報。而在外灘現場，是讓“聽得到炮火的人”指揮，派出所所長就可以決定，讓燈光秀早點開始，提前15分鐘開始后，讓這些人可以早點疏散，后方的公安、交通等部門，包括市政府等，為前方賦能，來支持這個決定。

這其實就是多節點的決策，而不是單個節點的決策。如果我們都等這一個節點來做決定，可能整個系統無法及時作出決定，決策太晚或無法有效應對情況，甚至造成崩潰。

所以，一個城市要有韌性，需要多節點分布式的決策和管理體系，而不是單中心或集中式的模式。

還有，要打到魚，要用柔性的網，還是剛性的鐵絲網？我再舉一些例子。外灘的客流管理，大家可能聽過一些說法，叫做“開關式過馬路”、“拉鏈式的過馬路”，是由交警手牽手形成圍障，根據數據傳遞的信息，做出決策，決定往哪個方向開，怎么導流。后臺有技術支撐，前臺是人手拉手來開關。那么，如果做成固定的分隔欄，和手拉手比，哪一個更好？

從市民角度說，我們是看到有人拉著手來管理好，還是看到鐵絲網攔起來更好？哪一種會讓人更舒適，而不是緊張？另外，哪一種方式更有彈性？如果是人的話，馬上可以根據數據判斷，往這邊或那邊導流，把人墻打開或關上。如果是固定的欄桿，搬動都來不及。真正要有韌性地、及時應對現場變化，就要用柔性的手段來進行管理，而不是剛性的、僵硬的手段。

還有另一個故事。去年臺風天，上海浦東浦西之間的輪渡關閉了。有很多外賣小哥，乘坐輪渡在兩岸之間通行。當時把輪渡停掉，有些快遞和外賣，就過不了江了。恰恰在臺風天，市民更需要這些快遞和外賣服務。這時怎么辦？相關部門采用了一個護航過江的方式。當有足夠多的助動車在隧道口聚集，就由交警在前后導航，當時機動車都停下來了，把一批助動車護送過江。這也是一種柔性手段，仍然留一個通道，而不是用僵硬的手段，讓浦東浦西兩邊割裂。

網上還有一些智慧，叫留有一些余地。網上有孔洞。我們在打魚的時候，把大魚打起來，讓小魚小蝦漏下去，讓水漏下去。這樣有什么好處？第一，成本－收益更成比例，而不是大問題小問題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從小魚小蝦當中，把真正要的魚撈起來，留有一定余地的話，水也會下去、小魚小蝦也會下去。

第二，用數字手段管理時，要思考是否要給人留一些隱私空間，而不是把所有數據都撈起來。這時對人造成的傷害可能比帶來的收益還大。利用數據有一個原則，叫做最少必要原則。就是說，如果出于必要的管理或服務的需求，需要一些數據，那么要盡可能用更少的數據，一些沒有必要的數據，不必采集，更不能濫用。這樣留有一些空間，保證市民的合法權益和尊嚴。

也就是說，該管的管起來，而不是用塑料布打魚。塑料布打魚，會有什么結果？成本－收益不成比例，打起三條魚，連帶三噸水。首先，更多的魚漏到外面去，效果并不好；第二，這張網隨時會被水的重量撐破，塑料布打魚一場空，負擔大成本高；第三，破壞整個生態，比如剛說的隱私泄露、數據安全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這些平衡。

我們去年看到，有些城市發生水災后，對它的批評是，建了那么多所謂智慧項目、智慧隧道、智慧大屏，但那時為什么完全沒有起作用？反思總結出的一個原因是，建了大屏光是拿來看的，線上和線下組織管理的力量沒有協調起來。

大屏不只是用來看的。上海“一網統管”里，有句話叫做“觀管防”——看到、感知到問題后，要管理，還要預防。要有線下的管理和組織體系，一直到基層各個部門。哪怕這個網織得再好，網自己也不會打魚。把網扔在水里，只會隨著水流飄浮，什么魚也打不到。需要組織力量操作，判斷水流和地點，然后根據水勢撒網、收網。

我們強調網手合一。不能僅靠一張網，靠技術本身，去解決問題。上海“一網統管”有一句話，叫做線上線下協同高效處置，要強調人機協同，而不是只強調線上。

我也講到，利用工具時，要順勢而為，要判斷水勢和地勢。對城市管理來說，我們要判斷整個城市大的形勢，包括外圍的、大的趨勢，以及老百姓的期望。要了解人的需求，了解真正的問題和痛點，而不是根據自以為的方式、一刀切地撒網捕魚。這樣，你捕到的魚不是人們需要的，或是捕魚方式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能跟大勢、跟大家的需求保持一致。

還有，要量力而行，需要有成本－收益的考量。很多地方一聽說數字治理，就要建大屏，要上各種技術，最后數字治理會變成炫技治理。關鍵時候不解決問題，卻搞了一堆技術，只是拿來看的，錢還花了很多，還折騰老百姓和基層，讓大家圍繞這個數據轉。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城市數字化轉型，是讓技術圍繞人轉，還是用技術把人搞得團團轉。我們可能已經觀察到，生活當中有些情況下，是技術把人搞得團團轉——不僅把老百姓搞得團團轉，把基層工作人員也搞得團團轉。

這個時候要思考，我們到底面對的是什么問題，什么樣的技術更合適，正正好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還不折騰人，而不是一味炫技。

量力而行，不僅是成本－收益的問題，也是要適度的問題。這一兩年，很多應急狀態下，民間的小應用起了大作用。去年，在一個水災城市中，有一個叫“救命文檔”的文件，救了很多人。那是一個實時在線共享文檔，老百姓可寫可讀。一邊很多人提出需求，哪里需要救人，哪里有人有危險；一邊有人可以看到，進行救助。每個人既是讀者也是書寫者，既可以把需求交上去，也可以去解決問題，而不是等著中心節點派發任務。

今年上半年的上海，有些團購的團長，利用一個非常小的接龍軟件，就能了解居民的各種購物需求，把這些需求統計起來，然后快速下單分發。所以，民間小辦法也可以解決問題。我們要各顯神通，讓各種社會力量、市場力量來參與解決城市問題。同時，用一些更敏捷靈動的方式，而不是什么都搞大屏大系統，有時輕應用、小應用反而可以起大作用。

總結一下，在解決城市問題中，我們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技術上，總覺得有了技術，治理水平就可以提升。但高級的技術不等于高級的治理。在技術之外，還要有配套的制度跟上。要看理念和管理方式，是否跟技術相匹配。

我用劃槳為例。劃過船的人都知道，如果左邊的槳劃得飛快，右邊的槳不動或慢一點，最后船繞一圈，會回到原點。我們在二十年前的管理中碰到的問題，用當時的技術期望可以解決，但沒有解決；二十年來，技術已不知上升多少代了，現在我發現，想解決的問題，還是二十年前的老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思考一下，是否把重心放在了左邊。左邊來了個新技術，叫做區塊鏈，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又來了一個新技術，叫做人工智能，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問題還是這個問題。就要問，右邊這個槳，有沒有發力？

我們要數字化轉型、數字化改革——上海叫數字化轉型，浙江叫數字化改革——是要用數字化，推動改革，推動轉型。而不是用數字化，固化過去的流程、過去的模式和過去的理念。這樣的話，我們可能繞了一圈，回到原點。

我們要蕩起雙槳，要雙輪驅動。上海數字化轉型文件里，有一句話很關鍵，叫做“技術制度雙輪驅動”。否則，我們就會回到原點。一輪驅動，不停轉圈。二十年來，我們很多老問題，還是在轉圈。這就是我今天的演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