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隨著德國政府代表同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發源于歐洲、以歐洲為主戰場的一戰只是歐洲的戰爭嗎？它與相隔遙遠的亞洲有著怎樣的聯系？

一戰風云叱咤百年，東亞格局滄海桑田。4月7日，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東亞秩序的變遷”學術工作坊在復旦大學舉行，本次工作坊也是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18年系列學術活動的第二期。與會學者有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臺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啟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俊義、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編審焦兵。出席此次會議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金光耀教授、高晞教授、馬建標副教授、皇甫秋實副教授、朱聯璧副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陳康令博士。眾多青年學子也旁聽了此次會議。

與會學者合影

工作坊中，與會學者從1915年中國參戰案、一戰與日本的東亞戰略、一戰前后東亞的持續失序等不同角度，闡發了一戰與東亞秩序變遷之間的內在聯系，為我們重新認識一戰、關注世界與亞洲的聯系打開了新的視野。澎湃新聞將本次工作坊的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徐國琦：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徐國琦以《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在“共有的歷史”視角下，關注一戰中的中國、日本、印度、越南、朝鮮五國。

日本將一戰視為“千年一遇的機會”，通過一戰，其在亞洲的地位得以鞏固，日本從地區大國成為世界強國，報了“三國干涉還遼”之仇，實現一舉多得。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中國成為進入西方主宰的國際秩序中的民族國家，1912年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對中國來說，一戰爆發是名副其實的“危機”——危險與機會——列強在中國的爭斗與中國救亡圖存在這一時期并存。印度被稱為英國“皇冠上的寶石”，印度派了100萬士兵和勞工派到歐洲、中東和非洲，“這是印度歷史上第一次出兵出錢幫白種人打白種人，心理是非常復雜的。”甘地一直到1919年都支持英國的戰爭行為，印度的精英基本上是“一邊倒”的，他們認為一戰的爆發是“印度機會”，其考量是幫母國打贏戰爭，之后贏得自治。相比于印度的積極行動，越南顯得比較被動，但仍派出5萬士兵、5萬勞工奔赴歐洲。朝鮮的民族主義者以李承晚為代表，認為威爾遜所提倡的建立國際新秩序是一種機遇。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百萬人的游行要求民族獨立，這不僅是亞洲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族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綜上，五國盡管地位和處境不同，均或多或少將一戰視為機遇。

徐國琦認為，應關注印度支那人和中國人在歐洲“血染的風采”，即在歐洲戰場上，非白種人與白種人作戰。中國人至少有3000人死于歐洲或者去歐洲的路上，100萬印度人、14萬華工、10萬越南人參與到戰爭中時，歐洲文明正處于轉折的緊要關頭，對于曾被視為“下等人”的亞洲人而言，參與一戰對民族自信心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代表的是國家而非個人，這也引發了他們對國家命運的思考。

從戰后國際秩序的形成而言，五國在巴黎和會上經歷了巨大的希望和失望。印度政治精英實現自治的目標并未實現，在英國帝國體系中還是處于二三等地位，甚至英國對殖民地的管理和統治更加變本加厲，印度遂開始尋求新的出路。阮愛國（即胡志明）向巴黎和會提交了8項要求獨立和自治的提案，而西方列強置之不理，他不再相信西方所謂的公義和真理，隨即前往蘇聯，越南之后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與一戰關系密切。與其他國家類似，朝鮮的“三一運動”也體現了朝鮮的民族覺醒。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戰爭爆發之后，日本的三個目標是青島合法化、成為世界大國、作為唯一非白種人的國家被西方國家接受，進入排他性的帝國主義俱樂部——這些目標在戰后并未完全實現。1933年日本政府退出國聯，這與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三次拒絕種族平等、日本的民族心理受到傷害關系密切。

徐國琦認為，一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總體戰（totalwar）。“亞洲對一戰的歷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況且亞洲對這場歐洲的‘內戰’貢獻良多”。亞洲士兵和勞工是重要的人力資源，亞洲人在歐洲與歐洲人其并肩作戰，對外交和政治宣傳均產生了直接影響。“正值一戰一百周年，作為亞洲國家，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一戰帶到亞洲歷史，把亞洲帶到一戰歷史，然后把一戰真實的記憶還原。”

唐啟華：洪憲帝制與中國的參戰

與徐國琦從國際關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待一戰不同，唐啟華以“1915年中國的參戰案”為切入點，將洪憲帝制與中國的參戰放置于英日東亞爭霸中進行考察。

唐啟華認為，在以往對中國參與一戰的研究中1915年11月的參戰案討論較少。當時的背景是英國在歐洲戰場西線、東線陷于僵持，時任海軍大臣丘吉爾提出從南線突破，一方面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給俄國提供軍火，另一方面則逼迫土耳其盡早退出戰局，拉攏保加利亞、支持塞爾維亞。

英國希冀盡早結束戰爭而開展加里波利戰役，這場戰役從1915年2月開始，歷時9個月。在此期間，英國曾有在中國購買軍火的兩次嘗試，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軍火案（其后證明為騙局）以及梁士詒講14000支步槍送到香港。此外，山繆爵士（Sir Marcus Samuel）也曾提出使用中國兵工廠制造軍火的計劃。

與此同時，中國仍為中立國，中國租界中的德僑正醞釀著在亞洲顛覆英國、法國與俄國的陰謀，甚至有煽動印度人反英的各式各樣的計劃、德國間諜欲破壞西伯利亞鐵路的計劃等，英法俄三國對德僑陰謀案密切關注。

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在洪憲帝制的進行時期，諸多國內外事件由此緊密串聯起來。隨著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條”結束，7月袁世凱派顧維鈞擔任駐美公使，使其肩負在美宣傳帝制的任務。8月籌安會成立，此后出現請愿運動，10月6日已經決定推動“國體投票”，洪憲帝制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日本反對袁世凱稱帝，10月14日內閣決定干預，聯合并領導各國向北京政府提出《勸告暫緩帝制案》，這對袁世凱及帝制派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此前，除日本外的主要列強基本都支持袁世凱稱帝，袁世凱意圖在稱帝同時參加歐戰，使中國成為世界大國，壓制日本，對此他信心滿滿，認為帝制必成。

1915年的11月成為關鍵時期，袁世凱與日本進行了激烈的正面交鋒。英國盡管支持袁世凱但是在加里波利遭到重大挫敗，因而唐啟華認為“袁世凱可能敗于加里波利半島上的一位土耳其年輕師長凱末爾的奮戰，他擊敗了英國軍隊，然后蝴蝶效應造成地球另外一邊英國無法在亞洲支持袁世凱，讓日本取得東亞外交主導權”。

日本認為英國要求中國參戰的背后其實是中國自己的意愿，他們以新聞攻勢、散布謠言等方式展開反擊，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承受了巨大壓力。而就在此時，英國在加里波利戰役宣告失敗，11月23日英軍撤退，英國急需日本的支持，不得不拉攏日本。11月29日，英國發表聲明，表示沒有經過日本同意不會與中國達成任何協議，其直接后果便是東亞外交主導權從英國轉移至日本。12月3日，中國政府稱自始至終都沒有參戰之意。6日，日本正式通知英國、法國、俄國，日本拒絕讓中國參戰，但是同時，袁世凱在12月12日接受推戴。

在此期間，中國利用參戰令日本將主要精力投入與英國的交涉之中，轉移日本對洪憲帝制的壓力，從而為帝制的推行獲得了緩沖的時間。期間，中國、日本、英國以不同方式上演了精彩的外交攻防戰，最終形成平手。

臧運祜：一戰與日本的東亞戰略

臧運祜的報告題目為《一戰與日本的東亞戰略》，他宏觀考察了一戰期間日本的東亞政策，肯定徐國琦“一戰是從1895年至1919年”的觀點，認為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不僅改變了中日兩國關系，對東亞和世界格局的格局影響更大。

臧運祜介紹，日本東亞戰略的正式形成是1907年帝國國防方針的制訂，其影響直至二戰前夕。國防方針由1907年4月4日形成的《帝國國防方針》、《國防所需兵力》及《帝國軍隊用兵綱領》三份文件構成，確定了日本國防的基本的綱領，“以自衛為宗旨，維護國權國利，貫徹開國進取的國是”，以“速戰速決”為方針，將俄國、美國、法國作為假想敵國，制定了對三國的作戰綱領。方針確定了20世紀初日本在東亞的基本的戰略，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之為“明治大帝的遺策”，其影響延伸至二戰。

一戰對日本來說是天賜良機，日本在明治后期已經開始充分準備。在如何承認中華民國問題上，英、法、俄在日本的帶頭下以“承認換承認”的方式實現——以對民國的承認迫使袁世凱簽訂“滿蒙五路秘密換文”。1913年10月6日日本承認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這一名稱從一戰延續至戰后，是日本官方的公稱。日本參與一戰是根據日英同盟參戰，此后日本欲通過“二十一條”的交涉獨霸中國，同時派兵南進，根據《國際盟約》施行“委托統治”，設置“南洋廳”，形成“內南洋”地區。一戰時期的“內南洋”與二戰時期的“外南洋”（今天的東南亞）是日本“南進”的范疇。

相比于其他國家，日本比較早意識到要考慮一戰后的安排。日本在1918年和1923年兩次修訂帝國國防方針：第一次修訂基于一戰后的形勢，以中國取代法國作為假想敵國；第二次修訂則對假想敵國再一次調整，將美國視為主要的對手，這也體現日本戰略方針調整是一戰發生的結果。日本在最后一次（1936年）修訂中，將美國和俄國同時作為目標，同時對美俄開戰，南北并進。

1921年第一次東方會議召開，討論內閣關于滿蒙政策、山東問題及西伯利亞交涉的方針及實施問題，為華盛頓會議作準備，因此這一次會議也被稱為“滿鮮會議”。5月17日，日本內閣正式決定了對張作霖的態度，即在滿蒙地區“扶植我方勢力”，戰略收縮同時在滿蒙地區繼續擴張。1927年第二次東方會議中日本仍著重討論滿蒙問題，意圖將其從中國分離出來，也進一步體現了日本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外交重點就是滿蒙。

臧運祜認為，一戰留給日本的遺產主要為華盛頓體系的影響。日本在一戰后的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并非偶然，《四國條約》廢除英日同盟、《五國海軍協定》對日本海軍力量的限制、《九國公約》對日本擴張的限制都是對日本稱霸東亞的束縛，所以對于打破華盛頓體系日本志在必得。正如入江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起源》所指出的，戰后日本學者無論是左派學者所寫的《太平洋戰爭之路》抑或右翼學者所作《大東亞戰爭的總結》都對這一問題看法一致，認為華盛頓體系束縛了日本在東亞的擴張。

工作坊現場

馬建標：一戰之后美蘇在中國的政治競爭

馬建標的報告題為《反赤與反帝：一戰之后美蘇在中國的政治競爭》。在他看來，“反帝”與“反赤”政治概念的出現，體現了美國的意識形態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俄國的列寧主義令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受到挑戰，而雙方在思想領域競爭主要的戰場卻是仍處于分裂之中的中國。這一國際背景也是中共成功的因素之一。

從美國國內來看，隨著1919年共產黨組織的出現，思想界開始出現擁護共產主義的聲音。在1919年美國出兵西伯利亞之前，資產階級國家召開反赤大會，出兵西伯利亞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赤”的體現。美國在中國的“反赤”則主要通過建立華盛頓體系來實現的，意圖將蘇俄排斥在外，形成東亞的新體系，對共產主義進行消極的抵制。

1919年，蘇俄成立“第三國際”，支持中共創建，提出“反帝”口號，以民間名義指導和輸出革命。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蘇俄的“反對帝國主義”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即蘇俄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而當時美國從美西戰爭以后就開始反對帝國主義，提倡自由的秩序和貿易。此外，從“反帝”口號在中國政治動員的效果來看，在1922年到1925年五卅運動之前，均不能看作成功。

因此，從美蘇一戰后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來看，俄國利用中國的分裂和列強勢力范圍之間的裂縫建立革命組織；而美國強調國際秩序，相對來說競爭力較弱。

朱聯璧：《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

朱聯璧就《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一書進行分析和評價，揭示了全球視角中世界大戰的不同面相。《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為過去40年研究情況的總覽，對一戰研究是很好的導引，其主編Jay Winter將該書視為“第四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學者的集大成”。本書形成于80年代冷戰結束的背景，由此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全球性和跨國史作為其核心理念。

該書共分為三卷：全球戰爭（Global War）、國家（The State）和市民社會（Civil War）。朱聯璧指出，這一著作的撰寫特點為“跨國史、全球史和復合年代記”：跨國史主要論述國家如何介入和主導戰爭；全球史強調空間上的超越，更多討論人口之間的互動形成新觀點；而“復合年代記”具體指的是對緊湊的年代不采用單線敘事而是更多面相的敘述。

在“全球戰爭”卷主要討論四個方面：首先是戰爭的主線；第二、三部分則是戰爭的全球的范圍，世界的其他地區如何卷入戰爭，以及這一過程中民族意識，尤其是非洲和亞洲民族意識的覺醒；最后則著眼于戰爭罪行和戰爭法的問題，提出平民和士兵界限的模糊性，因而戰爭調動了整個社會和世界。值得關注的是，第三卷“市民社會”關注被忽略的普通人的戰爭體驗，呈現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朱聯璧認為，《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呈現的全球性主要體現為：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超越歐洲的空間界限、展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全球化進程之間的聯系。他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些很多新的研究，也包括群體之間的活動和觀念的流動的研究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推動的全球化所形成，未來也是會有更多拓展和研究的問題。”

陳康令：一戰東亞的持續失序

陳康令的報告以《禮失萬邦：一戰東亞的持續失序》為題，運用國際關系理論與史料相結合的方式，分析中西、古今差異，歸納一戰前后東亞國際格局的不穩定性產生的原因。

如果說一個國際秩序是穩定有序的，那就意味著它的持續性、整合性與和平性三個方面整體表現良好。而一戰前后的東亞正處于這三個因素均失序的歷史時期。陳康令通過數據統計，將這一時期的東亞與古代對比，認為1760-1840年東亞“禮治下的和平”，整體上處于穩定的秩序中。從歐洲來看，2018年不僅是一戰結束100周年，也是“三十年戰爭”爆發300年，對國際關系學科意義非凡。從一戰前后一百年來看，1814-1914被視為“百年和平”，在此期間主要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陳康令指出，東亞秩序對西方的啟發在于“天下禮”的概念，在理、利等的實心連結下形成的穩定結構，可以解釋為什么東亞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可以實現穩定與和平。他通過“4Li穩定模型”的建構，認為以禮、理、力、利的互動與組合，形成象征傳統東亞禮治最穩定狀態的理想結構，實現著持續的穩定。

從一戰前歷史來看，值得關注的是殖民地代替了中國周邊的朝貢國家。所謂中國“禮儀之爭”，“爭”的背后體現出融合，沖突和碰撞則是由于權力結構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從明末清初天主教傳入之初，西方對中國教徒仍祭孔祭祖難以理解、忍受，到教皇與康熙帝通信爭論是否祭孔，宗教禮儀的背后體現了東方和西方兩大權力中心的較量。

此外，陳康令認為“禮儀之爭”還伴隨著西方學者引進中國著作，并認識到中國悠久的歷史及強大的文化實力、穩固的政治基礎和對外關系的獨特模式。馬可·波羅之后的啟蒙時期，中國對西方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爭斗同時伴隨著交流和溝通，而最終導致東亞“失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實力的下降。

工作坊現場

討論環節

報告環節之后，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的提問和討論。

金光耀首先發言，他認為唐啟華的報告是以往外交史研究中所忽視的案例，同時提出問題：英國的戰敗與其外交的退縮有多大的關聯度？張俊義也提出，英國與日本最終交惡是因為袁世凱還是一戰后外交政策的改變？唐啟華認為，當時英國的內閣與外交部認為絕對不能失去日本的支持，而對幫助袁世凱則感到無能為力，最理想的狀態是讓日本同意中國參戰。他也提醒要注意日本內部的力量復雜性對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徐國琦則關注古德諾與帝制的影響，以及梁士詒提出“以工代兵”計劃，是否可視為中國間接參戰。唐啟華認為古德諾可能一定程度上被中國利用，梁士詒則長于謀略，希望“以工代兵”來拉攏英國打擊日本，支持帝制。

徐國琦在報告中提出的“共有的歷史”概念同樣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金光耀認為這一研究有助于從更為寬廣的視野加深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徐國琦認為“共有的歷史”概念本身即包含同和異，歷史已是客觀存在，應當尋找亞洲對一戰解讀方法，并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在這一觀念的引導下，不難發現一戰期間影響最大可能并非戰爭本身，而是造成更大規模死亡、目前證實起源于堪薩斯州的西班牙流感。對此，高晞指出，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戰爭中的軍事衛生問題，醫學科技的進步與戰爭存在互動關系。一戰期間戰壕戰和細菌戰與醫學史研究有密切聯系，而士兵日記與信件作為檔案資料出現，使這一領域存在進一步深入的空間。從“共有的歷史”和跨國史的視角來看，目前“戰壕藝術”已經成為國外一戰史學者新關注的議題，而類似的、細化的題目，國內學者相對關注較少。

此外，學者們還對一戰與東亞秩序的變遷中各國的戰略考量有所討論。結合美國在二戰期間的對華經濟情報活動，皇甫秋實提出，美國與日本是否早在一戰前后就開始在中國展開角逐？對此唐啟華認為在1915年的參戰案交涉中，美國作為中立國，主要采取支持袁世凱的立場，但并未在交涉中產生重大影響。就皇甫秋實提出的日本在二戰期間的戰略選擇問題，臧運祜認為日本的“南進”戰略主要在二戰期間形成，一戰期間日本的戰略重心為滿蒙，主要的對手是蘇俄。而對于日本“北進”抑或是“南進”，又與日本內部陸海軍的對立有關，情況較為復雜。馬建標認為，美國對北京政府“反赤”行動的介入非常有限。對此，徐國琦建議作進一步研究，可以關注經歷“五四運動”及中共成立的杜威在華期間的活動，以及他受美國政府委托所寫關于中共的報告及其家信中的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