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央視引進了美國科幻電視劇《大西洋底來的人》，該劇掀起的西方潮流席卷中國。那一年，29歲的《時代》雜志駐華攝影記者劉香成，在云南景洪的街道上遇到三個青年，他們穿著相似，清一色戴著電視劇主人公經常佩戴的復古蛤蟆鏡。“在歐美，我經常聽到人們說‘中國人穿得都一樣’，然后我就遇到了他們。”劉香成按下快門，而這幅標注為“中國朋克”的照片，成為劉香成的代表作之一。

很長一段時間內，劉香成是外媒當中唯一的駐華攝影記者。上世紀80年代前后，在西方世界發表的有關中國的照片中，有超過一半出自劉香成之手。1976年，劉香成受《時代》雜志委托拍攝毛澤東的葬禮，后因故滯留廣州，他記錄了沉浸在哀悼中的廣州市民。1978年，他再度赴京，并在中國待了五年。期間，他先后為《時代》雜志、美聯社工作。

劉香成認為，在中國創作時，要思考兩個問題：其一，是否把中國人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其二，對中國之前走過的路、之后又會走向何方，有怎樣的理解。

與戰爭、自然災害等沖突強烈的影像不同，政治經濟類題材相對平淡，比較難以進行視覺呈現。而劉香成擅長用生動有趣的日常生活細節描摹歷史的濃墨重彩。如在大連理工大學校園，一個青年在毛主席塑像前自如地溜旱冰，象征著個人崇拜的瓦解；而另一位青年穿著軍大衣，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著瓶裝可口可樂，評價飲料“馬馬虎虎”，可口可樂第一次在新中國開設生產線。

1981年，大連理工大學校園內，一個青年在溜旱冰。劉香成 供圖

這或許得益于劉香成貫通中西的文化背景。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福建度過了童年時光。十年后他回到香港生活學習，接受了英式教育。之后又赴美留學，在大學主修政治學，并接觸了新聞攝影。這種“三分之一中國、三分之一香港英式、三分之一美式”的多元經歷，亦成為劉香成工作和創作的優勢——既不陷入外籍記者對“他者”異國情調的片面追尋，也不困于中國本土攝影師對壯觀大場面的本能偏愛。

1981年，北京，在故宮拿著一瓶可口可樂的青年。 劉香成 供圖

“很多中國人看了我的照片后都覺得很親切，”劉香成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而外國人也能感受到我有多貼近拍攝對象。”他的照片中，有公園里相互依偎的年輕情侶，有借著天安門廣場燈光徹夜復習高考的市民，也有南京路上挑著扁擔經過巨幅索尼廣告的青年。

但選擇了不同于傳統中西創作思路的劉香成，發現自己不僅經常需要向外國同事解釋，也時常需要跟中國同行表示：“不，中國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劉香成認為，很多中國本土攝影師喜歡尋求一種具體的模式。而在他看來，“攝影是沒有模式的。我們都說攝影客觀，但實際上攝影也十分主觀。相機記錄現實，但是你選擇聚焦的區域卻是非常非常主觀的。”

一張照片何以不被歷史塵埃淹沒而得以流傳，其中沒有套路。但好照片似乎有共性：能夠打動人。劉香成陸陸續續記錄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他的照片中可以發現，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如何從一個集體主義社會，走向更加多元與個性化。

1980年，北京，在照相館拍攝結婚照的夫婦。為了節省開支，新娘選擇了只有上半身的婚紗。 劉香成 供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長安街上身著同樣的工裝、騎自行車下班的工人，到預算有限、只能穿上半身婚紗照相的新婚夫婦，再到新世紀開著敞篷車在浦東陸家嘴兜風的新女性，或倚在欄桿上一臉驕傲的郭敬明，這些見證中國發展的景觀中，透著細膩而又微妙的變化。

劉香成的攝影職業生涯并非僅限于中國，他后來擔任美聯社駐南亞的首席攝影記者，見證了東歐劇變。他和同事在蘇聯解體前后拍攝的一系列照片，獲得1992年普利策新聞獎。功成名就背后，卻出現了類似軍人戰后應激障礙的心理壓力，劉香成稱這種壓力為“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他此后離開了美聯社。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經歷過多少戰爭。”劉香成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除非你不全身心投入工作，否則很難免于這種疲勞所累。很多人都說攝影師很機械、很專業，就像鋼鐵一樣——實則不然，恰恰相反，我們是人類。”

劉香成目前在上海生活，并創立了非營利性的上海攝影藝術中心（SCoP）。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劉香成致力于推動攝影文化的發展，鼓勵藝術家和攝影師創造更出彩的作品。

（明曄、季韻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