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11月，曾被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贊譽為“國內研究中國海關史的重鎮”。戴一峰教授現為廈大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主任。近期，我們請戴教授介紹了海關史研究的相關情況，得知這一領域前景廣闊，大可作為。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與海關史研究結緣的呢？

戴一峰：我是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后，有幸進入大學求學深造的首屆大學生。1981年底完成本科學業后考取研究生，跟隨陳詩啟先生攻讀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業，是為陳先生的開門弟子。當時，陳先生已經開始將其研究重心轉向中國近代海關史，先后發表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引起學術界關注，好評如潮。

1984年底我完成學業留校工作，一邊延續求學時的興趣開展區域經濟史和對外經濟關系史研究，一邊在陳先生的引導下開始步入海關史這片領域。最初的成果是兩篇命題作文，即與陳先生合作撰寫了《中國近代海關和長江的對外通商》和《清季海關與外債的關系和列強爭奪海關的斗爭》兩文，收入陳先生出版的第一部海關史專著《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此后，又接連發表了一批海關史論文。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成立后，隨即與廈門海關合作整理該關檔案室收藏的舊海關檔案資料。我被指派負責此項工作，開始一頭扎進這個誘人的汪洋大海中。于是在海關史研究這個領域越走越遠了。

澎湃新聞：能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治學理路和經驗？

戴一峰：治學理路和經驗之談有點宏大，我還是簡要說說我在這方面的治學情況和心得吧。陳先生無疑是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的開拓者。他在80多歲高齡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中國近代海關史》（合訂本）大作，對近代海關做了一個全景式的考察，提出許多真知灼見，堪稱一座里程碑。

我在陳先生引導下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后，主要開展以下幾項工作。一是開展近代海關的專題性研究。多年來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并出版了《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一書。我力圖朝兩個方向努力：其一是對近代海關做細部的深入的考察，其二是對近代中國榷關體系的制度變遷作全面、深入的把握。二是開展海關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如主持整理了廈門海關檔案館所藏的舊海關檔案資料，編譯了數百萬字，并出版了由近代廈門關的年度貿易統計和貿易報告以及十年報告匯編的《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況》，和由廈門關稅務司與海關總稅務司來往半官函，密函匯編的《廈門海關歷史檔案選編（第1輯）》等。同時還整理了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海關與中英關系檔案資料。三是利用海關檔案資料開展經濟史研究，尤其是在近代海外移民、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區域社會經濟變遷、近代城市演化等方面，力圖有所開拓。四是培養這一研究領域的博士、碩士人才。

總的說來，我多年來的研究均圍繞著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這一宏大命題。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發生在全球化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即發生在西方新興資本勢力全球擴張，世界各國、各地區間的人口流動、商品流動、資本流動和信息流動提速、加遽，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也不斷拓展、深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實行外籍稅務司管理制度，素有“國際官廳”之稱的中國近代海關，是彰顯和影響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典型樣板和核心組織，值得深入探究。海關因涉及近代中國社會諸多領域、范圍廣泛的活動而留存的規模龐大的海關檔案資料，又為這一研究提供了極其有利條件。這是我們一直以來重視整理、利用海關檔案資料，從事海關史以及其它近代史專題研究的緣由。

澎湃新聞：海關是一個國家的進出關境監督管理機構，執行監管、征稅、緝私和統計等職能。據說晚清海關的檔案資料紛繁復雜，數量眾多，內容幾乎涉及到近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是為什么呢？

戴一峰：我們現在所講的晚清海關檔案資料，是指19世紀50年代以來建立的中國近代新式海關形成的檔案資料。晚清海關的主要制度特征是實行外籍稅務司管理制度，海關管理權旁落，成為晚清中國一個極其特殊的組織。身處西方新興資本勢力全球擴張，晚清帝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執掌海關總稅務司要職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英人赫德，試圖將海關打造成改進所有帝國各個行業應有的核心組織。因此，與一般的海關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條約的相關規定以及海關制定的規章開展監管、查私、征稅和統計等四項本體業務外，晚清海關還挾其優勢，先后兼管常關和厘金，兼辦大清郵政、海務、新式教育，以及籌辦參展世博會事宜等；海關總稅務司以及部分高級關員甚至參與清政府的許多外交活動，插手清政府的財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軍的創辦；由此在晚清的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均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

與其承擔的諸多業務內外職能相匹配，晚清海關的組織架構頗為龐大復雜，外人不易洞察其詳。縱向上，可分為中央機構總稅務司署和地方機構各口海關稅務司署兩個部分；橫向上，則可分為征稅、船鈔、教育和郵政等四大運行系統。四大系統中以征稅系統為海關之本體，其余則系海關為兼辦海務、教育和郵政等設立的附屬部門，系隨著海關勢力的擴張而依次逐步形成。故此，晚清海關的組織架構縱橫交錯，相互聯結，形成一張龐大的組織網絡。這張組織網絡的中心是總稅務司統領下的總稅務司署。

整個海關系統實施垂直的統一管理，總稅務司憑借在清朝同治年間便已逐漸建立的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統轄各口海關，調度四大系統運作，有效開展海關各項事務。是故，晚清海關留下了數量極其可觀，涉及領域極其廣泛的檔案資料。值得指出的是，民國以降，晚清海關的上述制度特征基本上延續下來。

澎湃新聞：您既然曾經主持相關檔案資料的整理和編譯出版工作，對晚清海關檔案資料一定十分熟悉，可以給我們做一番介紹嗎？

戴一峰：晚清海關檔案資料可以大致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類是海關內部往來公文、函件與電文。它包括總稅務司署與各關往來的一般公文，總稅務司署與各關稅務司往來半官函、密件，總稅務司通令，總稅務司機要通令，副總稅務司遍發各關之通函，以及電報、代電與海關發布的調令等。

第二類是海關各部門業務文件。具體包括總務類、緝私類、財務類、人事類、稅務類、海務、港務類、雜務類等。

第三類是海關與外部關系的文件。包括海關與海關監督公署往來文件，海關與政府機構往來文件，海關與各種社會團體、企業往來函件，海關與政府官員、社會人士、商人等往來函件，以及海關發布的布告。

第四類是海關監督衙門檔案。包括海關監督與主管部門往來函件，海關監督與所屬各關卡的往來函件，海關監督與地方政府部門的往來函件，海關監督與海關稅務司的往來函件，海關監督與地方機關團體、商行、商人等的往來函件，以及各種稅收賬冊、關務登記簿等業務檔案。

第五類是海關官員個人檔案資料。如首任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的私人信函，第二任總稅務司赫德的日記及其私人函電（與家人、友人、海關官員、駐華領事、公使、外交官員、議員等），以及其他海關職員的檔案資料，如包羅、包臘、費士來等人的私人信函。

第六類是海關出版物。海關出版物是一個非常龐雜的資料寶庫，林林總總，內容豐富。具體說來包括統計叢書、特種叢書、雜項叢書、關務叢書、官署叢書、總署叢書和郵政叢書七個系列，以及未列入叢書類的出版物，如魏爾特編輯的共計7卷的《中國海關起源、發展和活動文件匯編》。

誠如前面我已指出的，民國時期，晚清海關的制度特征基本延續下來，因此，民國海關的檔案資料也大體包括上述六大類，只是下屬小類有所變化。

澎湃新聞：看來近代海關的檔案資料確實豐富且多樣。那么，如何充分有效地認知和利用這些珍貴史料，您在這方面有什么想法和建議嗎？

戴一峰：我想先談談解讀、利用史料的方法論問題。我們都知道，“歷史”一詞具有雙重含義，即“歷史實在”和“歷史建構”。歷史實在就是指過去發生的事情，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它有三個基本要素：時間、空間和人物。因此，歷史實在具體可表述為：人在一定的空間范疇下，沿著一個時間軸運動所留下的痕跡。但歷史的過去、現在、未來又是勾連在一起的。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歷史主要不是意指過去之事這一意義上的“過去”，而是反映出自過去的淵源。歷史意味著一種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聯系和“作用聯系”。

至于歷史建構，我將其劃分為“歷史建構1”和“歷史建構2”兩種類型。所謂歷史建構1，指的是歷史記錄。史學工作者每天面對的林林總總的文字史料，便屬于這一類。所謂歷史建構2，又可分成歷史編纂與歷史認知兩個層次。因此，所謂歷史研究實際上大體經歷了“歷史本體——歷史建構1——歷史建構2”這樣一個過程，由此實現一個從歷史本體到歷史話語的轉變。其中，歷史本體作為研究對象物，就是歷史實在，而歷史記錄與歷史重構則是混入建構者思想的文本，它們對應著歷史建構的兩種類型與兩種層次。

據此，我認為解讀史料可以有以下三種不同方法。第一種是史料學的方法。這是我們歷史學傳統的解讀方法。它的基本理念就是：作為史料的文本（文獻）是歷史研究的媒介，它包含著歷史事實；經由對史料的考證、辨析，追尋源流、辨明真偽、考訂謬誤，可以獲得真實、可靠的歷史信息。正是如此，它也形成一整套方法論，即匯集古文字學、銘文學、年代學、世系學、考古學、語言學、版本學、訓詁學、考據學等知識和技術，形成一套公認的史料考訂準則。因此，史料學也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在西方，與之相關的有我們熟悉的蘭克學派。在國內，則有傅斯年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斷言。

第二種是闡釋學的方法。其基本理念就是：作為史料的文本是文化和社會建構的產物。它涉及本文、敘述者、閱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它滲透了敘述者及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的主觀意志，并非歷史的自然話語。也就是說，它不等同于歷史的實在。所以文本所包含的信息（語言符號）與所指事物之間存在著距離；對文本的理解也并非用空白的頭腦去被動接受，而是以頭腦中預先準備好的“前理解”為基礎，用活動的意識去積極參與理解；所以，文本的意義并非敘述者給定的“原意”，而是由閱讀者參與建構；文本是體驗和理解的過程，不存在對一個文本的規范性解讀，對于同一文本，總有新的不同的理解。據此，“人類闡釋學”的創立者格爾茨提出了“深描”的概念，即在理解基礎上的理解，在解釋基礎上的解釋。

第三種是后現代主義史學的方法。它的基本理念是：所有的歷史文本，基本上都是建構在敘述者的“詩性行為”之上，歷史和文學、實在和虛構、事實和想象之間并無特定的區別，無刻意區分之必要，虛構化的文本，或許具有更高的價值。我并不完全贊同后現代主義史學試圖完全消解史學與文學、實在與虛構、事實與想象之間差異的理論建構。但這種強猛的解構意識促使我們認知兩者之間既區別又滲透的復雜具象；其提出的“虛構化的文本，或許具有更高的價值”的觀點，則無疑為我們的解讀史料展示一種新的可能性。就如同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在其力作《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一書中所顯示的。

澎湃新聞：您的三種史料解讀方法論很有啟發，也很有意思。您能否再結合海關檔案資料進一步談談如何利用這些檔案資料開展研究嗎？

戴一峰：好的。我想，這大概包括三個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對海關檔案資料自身的研究，即對文本本體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為正讀和反讀兩類。所謂正讀，指的是對檔案資料內容的介紹、考證，對其價值的辨識、評議等等。比如鄭友揆先生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發表的《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制方法及其內容之沿革考》一文，以及近年來發表的一些評介海關檔案資料的文章。至于反讀，指的則是從海關檔案資料的虛構中揭示虛構文本建構背后的心態與文化邏輯，這不同于單純的考證，而是將檔案資料作為本體進行研究。我曾在《晚清海關（洋關）設立問題考辨》一文中討論了海關《總稅務司通令》中有關文本的虛構性，由此探究身為總稅務司的赫德虛構文本背后的緣由。學術界以往對海關檔案資料的真實性頗為信賴，其實海關檔案資料也多有居于種種原由的建構成份，值得重新仔細探究。

其次是利用海關檔案資料從事的海關史研究。自從上一世紀80年代以來，30余年間，中國近代海關史這一研究領域已有多達數百篇的論文和數十部專著問世，涉及海關通史、海關人物、海關制度、地方海關等諸多方面。與所有學術研究一樣，歷史研究也總是在不斷的深化中。隨著海關檔案資料的不斷披露、挖掘、整理和出版，隨著文本解讀方法與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斷豐富，研究視野的不斷拓展，研究者對近代海關的認知也不斷全面、深入、細致，不斷更新。況且，中國近代海關身處近代中國社會急劇變遷、轉型和全球化進入第二波高潮兩者交錯影響的特殊時期，作為一個“國際官廳”，它首當其沖，涉及領域廣泛，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諸多領域都留下深淺不一的印記，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眾多，是一片有待深耕細作的沃土。去年剛剛問世的、英國漢學家方德萬的《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中譯本就是一個明證。

海關史的各種專題也有待深化。比如海關人物研究。前期的海關人物研究大多聚焦于海關總稅務司等主要官員。上一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在撰寫海關研究評述時曾呼吁拓展這一研究領域，將研究視野擴展到海關洋員群體。此后，詹慶華在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時，選擇了這一議題，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并出版了《全球化視野：中國海關洋員與中西文化傳播（1854-1950年）》，受到好評。近年來，日本著名漢學家濱下武志進一步倡導開展海關洋員生活志研究，并將其視為第二代海關史研究。他所任職的中山大學著手編譯了《海關洋員傳記叢書》，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或許，借鑒新文化史學理論，海關人物研究可以有望結出新穎的豐碩果實。再比如地方海關史的研究。多年來在中國海關學會的倡導和組織下，各地海關均開展了海關志的編寫，但深入的研究卻一直未見有效展開。事實上，地方海關及其成員，尤其是洋員，以各種方式介入當地社會，留下許多值得挖掘的歷史。如何將其放置于區域社會變遷的動態畫面中，探究其歷史活動具象，不僅有助于深化海關史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區域史研究。

再次是利用海關檔案資料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豐富多彩的海關檔案資料為我們研究近代中國的許多領域都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以往學術界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無論是在近代工業史、手工業史、商業史和金融史等部門經濟史方面，在中外關系史，尤其是中外經濟關系史方面，還是在人口史、城市史以及區域史方面，都可以見到對海關檔案資料的不同程度利用。我自己多年來也利用海關檔案資料做了一些海外移民史、華商跨國網絡、城市史，以及福建地區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從中體會到海關檔案資料的價值。

澎湃新聞：從您的介紹中，我們確實看到了近代海關檔案資料的史料價值，看到利用海關檔案資料開展相關歷史研究的廣闊前景。最后，您能對我們談談您對今后開展相關研究的展望和建議，以及您自己的研究計劃嗎？

戴一峰：我在2015年舉辦的紀念陳詩啟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曾在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如今我國的近代海關史研究領域后繼有人，前景璀璨。

一是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初具規模的研究隊伍。這支隊伍由兩個群體組成：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業研究人員和來自海關系統的業余研究人員。兩個群體各具優勢，他們的合作潛力無限。而且，這支隊伍中，老中青的梯隊已經形成。令人可喜的是，一批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的博士、碩士構成了中青年群體的中堅力量。

二是問世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學術成果。尤其是一批由博士論文修訂發表和出版的論著，從中國近代海關的洋員與中西文化傳播、新式海關建立與榷關制度演化、海關總稅務司和稅務司個案研究，以及海關人事制度等諸多方面，深化了對近代海關歷史原貌的探究，提出了諸多新穎的見解。

三是海關檔案資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取得了突出的進展。不僅由京華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國舊海關史料》，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而且由中國海關出版社出版了《歷史鏡鑒：舊中國海關戒律》、《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通令選編（1861-1942）》（3卷）、《中國近代海關高級職員年表》和《中國舊海關稀見文獻全編》等一批海關檔案資料。由此可以預期相關研究前景的向好。

至于我個人，近期內考慮做兩件事。一是聯合各地的研究人員，舉辦一場學術總結和交流會議，在“新視野、新方法、新史料”標識下，及時總結已有的研究成果，探索開拓和深化相關研究的可能性。二是準備匯集我們歷史系同仁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一套海關史研究叢書。目的同樣在于與學術界同仁的交流，推進相關研究的發展。總之一句話，期望能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