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7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首屆“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之后，今年3月24—25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再度聯手，在蕪湖合作召開了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的32名學者與會，共提交論文27篇，就徽州文書及相關問題，展開了較為細致的探討。

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我于會前先行拜讀了所有的參會論文，并全程參與了會議的討論，頗多受益。從總體上看，此次提交的論文皆相當扎實，基本上都是用一手文獻（特別是徽州文書新史料）說話，在一些方面具有相當的突破，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制度運作與民間應對

制度運作與民間應對，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此次會議上，有多篇論文聚焦于制度史相關問題的考察，特別是對較長時段制度史源流的探索。譬如，欒成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發表《魚鱗圖冊起源考辨》一文，對“魚鱗圖”之稱的首現時間、紹興經界與所造圖籍、砧基圖與魚鱗圖等，都做了頗為細致的考證。他指出：“魚鱗圖冊起源有各種說法。魚鱗圖之稱在紹興年間已然出現。紹興經界繼承了北宋方田法清丈土地之策，而有新的發展和突破。紹興經界緣起于按圖核實。打量步畝、畫圖供帳為紹興經界的核心和關鍵。以保為單位的魚鱗圖帳，是紹興經界的基本帳籍。砧基簿與魚鱗圖不應混為一談。紹興經界是先攢魚鱗圖，后造砧基簿。魚鱗圖帳以地為母，以人從地；砧基簿以人為母，以地從人，二者屬性有所不同，其演變結果亦不盡相同。紹興經界有關魚鱗圖冊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各種魚鱗冊籍雛形已經顯現。后世魚鱗圖冊實起源于紹興經界的魚鱗圖帳，不是從砧基簿演變而來。”此一研究探源竟委，就魚鱗圖冊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黃忠鑫副教授（暨南大學）在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富溪程氏中書房祖規家訓封坵淵源合編》中找到多份標明為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的文書，他結合其他史料，介紹了跨越政區與朝代的訴訟案卷、南宋后期的戶帖，試圖探討明初土地賦役登記制度之轉變、文書中的錢糧代理人員等問題。該文辨正了砧基簿與戶帖的關系，可以與欒成顯的前揭研究比照而觀。黃忠鑫認為，這批資料具有較強的連貫性，對于認識長時段的土地賦稅制度、地方社會人群關系等問題頗有助益。

阿風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明代史料中經常出現的官文書“白牌”之嬗變，作了細致的探討，他指出：“明代史料中經常出現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質‘信牌’。作為一種官文書，廣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傳遞政令，同時也是享受國家驛傳服務的憑證。明代中后期，隨著紙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廣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圍逐漸減少。入清以后，在行政事務中，‘白牌’被紙質的信票、憲牌（票）取代。在驛傳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有明一代廣泛使用的‘白牌’退出了歷史舞臺。”此一研究，涉及明清之際行政事務中官文書的淵源流變，他以第一手的文書史料，厘清了此前脈絡不清的一個重要問題。

上述這些，都與南宋以來制度史上的一些問題密切相關。除此之外，也有文章涉及民間社會的應對措施。劉道勝教授（安徽師范大學）考察了明清徽州賦役戶籍和基層職役的“朋名”現象。所謂“朋名”，是指在賦役戶籍登記以及基層職役呈報中所存在的因循故祖姓名、合眾串合名稱、虛設眾存戶籍等，亦即以虛應之名僉報官府的做法。這些名稱循名責實，乃村族社區利益攸關者的共有名號，并非當時的實際人戶。他利用萬歷《程典》、道光《鼎元文會同志錄》等珍稀文獻，對圖甲總戶與子戶以及圖正、鄉約、保長、保正、族正等基層職役之朋名僉報現象，分別作了細致的勾勒，并分析了產生此種現象的原因。他認為：“賦役戶籍和基層職役的朋名、朋充在明代徽州即日趨普遍，并作為基層社會清承明制之一重要方面長期延續。由明至清，‘編造戶籍’、‘僉報職役’是明清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規范和要求，然而，這種強制規范經歷了由國家‘實征’趨向民間‘虛應’的發展歷程。從而在基層社會，普遍存在的朋名立戶和朋充應役現象，某種程度上說，是國家與社會博弈的實際結果，也是明清基層治理從制度到契約的集中體現?！迸竺F象之廣泛存在，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對契約文書的研究中，應慎重區分契約書寫中虛擬人戶與實在人名的差別。

（二）更為精細化的徽商研究

在“徽學”研究中，無遠弗屆、通財鬻貨的徽商一向備受關注。在此次會議上，也有多篇論文涉及徽商的相關問題。日本學者大田由紀夫教授（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聚焦于明清時期徽州“名族”之一的率東程氏，在他看來，對于屯溪發展頗具貢獻的程維宗雖然廣為人知，但其如何積累起巨額財富卻幾乎無人知曉。有鑒于此，《率東程氏之興起》一文，即針對明初率東程氏的崛起提出一些新的史料，并加以細致分析。大田由紀夫認為，程維宗是抓住了明初開中法之機遇而在經濟上崛起的富商之一，他的發財使得率東程氏得以躋身“名族”之列。程維宗之業鹽交易并非單槍匹馬，而是與復數的“商賈”合作進行?？紤]到這一點，他的活動似乎不是孤立的例外事例，而是明初徽州社會中已相當普遍的商業行為。“明初率東程氏的興起與中期以后徽商的蓬勃發展之間是否有歷史性的關系、其關系又是如何，今后必須慎重地加以探討”。他指出：“開中法下鹽業所產生的巨額財富，滋潤了明初徽州地方，成為激活人們商業行為的原動力。……率東程氏興起的過程，在理解明代徽商崛起的歷史現象上”，可以帶來一些重要的啟示。揆諸史實，關于徽商的起源，歷來有“東晉說”、“南宋說”和“明代說”之別。根據目前的研究，“東晉說”實為后人對“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史料之誤讀，而“南宋說”目前雖然仍有人堅持，但絕大多數學者皆傾向于明代中葉說——亦即所謂徽商，不是指個體的商人，而是從明代中葉起以群體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的商人群體。不過，近年來學界的一些新探索（包括大田教授的此一成果），則為上述研究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契機。

王裕明研究員（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指出：雖然我們通常認為經商是徽州人外出謀生的重要手段，但在實際上，徽州人外出謀生手段相當之多，除經商之外，還從事手工業、雇員、務農、塾師、行醫和挑力，等等。他根據嘉慶年間歙縣桂溪項氏在纂修家譜時對流寓在外之族人所做的調查走訪，相當詳細地描述了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旅外徽州人的生計概況，論文展示的徽人生活圖景頗為有趣、生動，富有學術價值。此外，梁諸英教授（安慶師范大學）對明清以來徽州與安慶地區之間人口遷移現象及其影響，做了較為細致的探討。他通過對兩地之間長時期遷移人口職業特征的考察，揭示了歷史和傳統因素在區域經濟發展變遷中的作用。馬勇虎教授（黃山學院）根據黃山市檔案局收藏的吳熾甫賬冊，初步探討了茶號資本及其來源、茶業收購地點和銷售地點等問題。李甜博士（復旦大學）對近代蕪湖煙業及其從業群體的探討，雖然不完全聚焦于徽商，但也利用了新見的檔案史料，對1950年代商人之改造與消亡，提供了一個行業性的案例。此一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商幫最終解體的艱難歷程。

與徽商研究相關的還有對明清商書的探討。其中，商編路程是明清商書的一個重要門類，而《一統路程圖記》則是現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路程書。馮劍輝教授（黃山學院）根據新發現的黃汴家族之明代譜牒刻本，對《一統路程圖記》之編者黃汴做了頗為深入的探討。他指出：“約山黃氏是明代徽州極為特殊的‘戚畹世家’。該家族依靠強大的皇族貴戚勢力從事商業經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黃汴所著的《一統路程圖記》，實際上是該家族數代徽商經營智慧的結晶。正是由于這樣極為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經營實踐，使該書成為明代商書的代表作，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后張艦戈，在《明末清初徽商后裔汪淇與汪昂關系考證——以汪淇“還讀齋”書坊為中心》一文中，較為詳細地考證了西陵憺漪子（汪淇）與汪昂的關系。她指出：“汪淇與汪昂同為徽商后裔，是出五服之外的叔侄關系，汪淇為明末清初書坊主、小說家，汪淇也評注出版過一些醫學類書籍，如《濟陰綱目》等書，但未從事過醫療事業。汪昂是我國古代著名的醫學家，不僅是一代名醫，同時還編輯出版過多部醫學書籍。不過，他雖編著醫書，卻并不是一位書坊主，也沒有繼承書坊還讀齋。汪桓是汪淇的長子，年齡應該比汪昂小幾歲，是一位繼承父業的書坊主，一生主要從事編輯刻書事業。由此可知：‘還讀齋’在汪淇逝世后的主人應該是居住于杭州的汪淇長子汪桓，而不是已出五服的同宗侄子汪昂?！鄙鲜龆?，對于厘清晚明清初商業書傳承的源流脈絡，頗具新意。

（三）徽州族譜及宗族活動的多側面解讀

明代中葉以后，徽州逐漸形成了宗族社會，族譜之編纂與宗族的活動更趨頻繁。有關族譜與宗族活動，也有好幾篇論文涉及。如劉伯山教授（安徽大學）的《徽州譜牒的存世數量與種類》一文，在估計存世譜牒數量與種類的基礎上，具體介紹了即將出版的《徽州譜牒》之編纂原則。廖華生教授（江西師范大學）發表《文獻傳播與明清徽州族規的發展》一文，分析了文獻傳播的方向性和時代特色。他認為，明清徽州文獻盡管有一定的同質性，但其個性也很鮮明；同質性很強的族規文本，是一些家族實現標準化或正統化的標簽。董乾坤、張曉博士（安徽大學）合撰的《“譜”“志”之間：宗族發展與地方史的書寫》，透過對胡曈、胡學父子在族譜中的記載并最后進入方志過程的考察，分析了宗族發展與地方文獻編纂之間的聯系。

卞利教授（南開大學）長期從事徽學研究，曾出版《明清徽州族規家法選編》，此次提交的論文，即基于前期收集的豐富史料基礎上，對明清以來清明會設立之緣起、功能、特點、資金籌措、運行機制及其存在的弊端等問題，作了極為細致的探討，系統地勾勒出明清數百年清明會的嬗變過程。他指出：“明代中葉以降，原本由宗族族長、宗子主持的清明祖墓標祀和祭掃活動，在徽州科第勃興與徽商異軍突起等時代背景下，開始轉向由清明會主持。這一轉向，反映了徽州純粹由單一的宗族族長、宗子以盡義務形式主持的墓祭制度越來越難以維系，不得不面向市場，采取由經濟實力較強的族眾以會員入股集資的清明會或墓祀會出面主持方式，組織和開展墓祭活動，這就為規模龐大、費用不菲的墓祭活動開支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更為重要的是，清明會采取會首輪流值守司年制、會員入股資金等或田地山場生息增值制，激發了清明會首和會員組織與參加祖墓標掛與祭掃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確保了一年一度的清明墓祭活動能夠得以及時有效開展和持久維系，這是宗族族長主祭和清明會首主祭墓祀活動的最大區別。盡管清明會等墓祭組織的祀產中的一大部分依然來源于宗族的祭田、祀金和族眾必須繳納的添丁、嫁女等資產，并不影響清明會主祭下宗族功能與作用的發揮，但它確實維系了墓祭活動的及時有序和持續進行，在某種程度上說，清明會主持的清明墓祭等活動，不僅沒有削弱徽州的宗族控制，反而強化了宗族上層精英在祖先名義下對宗族成員的控制?！?

我本人的研究則以一冊徽州家族文獻，聚焦于祁門西鄉，從家族的日常生活、村落公共事務之運作以及跨村落組織與社會關系三個層面展開，指出：在當地，既有像以‘文堂鄉約’著稱的文堂陳氏那樣的傳統世家大族，也有如云村李氏那種清代以來新興的較小規模之宗族組織。兩種不同類型之形成，與各該宗族所處地區的自然條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環境密切相關。研究顯示，徽州鄉村的不少民事慣例源遠流長。及至晚清民國時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最為突出的是在社區生活中，外來棚民已作為重要的一員，受到當地土著的接納，從而參與到地方的公共事務中。此外，佃仆也逐漸開豁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過捐輸，被允許進入都約，書院、考棚、文會也出現了有限開放的傾向。所有這一切，皆與祁門西鄉所處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這也顯示出晚清以來徽州群際關系之變化與祁門農村社會的彈性與包容。

（四）徽州區域經濟、社會變遷的新探索

日本學者伊藤正彥教授（熊本大學）的《地主與佃戶關系實態探究》一文，以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明萬歷9年休寧縣27都5圖丈量保簿》為中心，通過大量細致的統計，分析了土地的出租狀況，并藉以探討明代徽州的租佃關系。此一成果，與他在首屆“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一樣，是其對相關問題的系列研究之一，做得頗為精細。對此，阿風的評論認為：“明末徽州的租細關系研究對于探討明清徽州佃仆制與身份關系的形成過程，了解徽州社會結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伊藤正彥的研究正是抓住這一關鍵問題，填補了研究空白?！迸c此同時，他還指出：“關于徽州租佃關系研究，還需要結合更多的史料，比如租谷簿、分家書以及各種租佃關系文書，進行綜合實態分析，這樣的話，可能就會得出更多的明確的結論。同時，徽州租佃關系的形成，與徽州田土形態及農業生產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比如零散化的田土所有特征，有時候會對佃戶有利。”

在民間文獻中，反映租佃關系的文書相當不少。其中，置產簿無疑是頗為重要的一種。對此，封越健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指出：“契約文書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為文書學的整理和研究，第二層面為利用文書并結合傳世文獻研究史學問題，即將文書作為一種史料。目前契約文書的研究主要在第二層面，其成果極為豐富，但第一層面的研究相對薄弱?！庇需b于此，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藏徽州文書置產簿為中心，相當細致地考察了置產簿之形成目的、形態以及史料價值。封越健認為：“抄錄置產簿之目的是為便于檢閱散件文書，以免遺失，從而避免爭端，保護產權。其置產簿不光有家族置產簿，還有非家族置產簿。置產簿的抄錄并無固定形式。置產簿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有些是散件文書所不具有的，尤其是綜合性謄契簿的內容極為豐富。”由于置產簿能夠動態反映一個家族置產數量、規模和財產分析過程，故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痘罩菸臅卯a簿的形成及其史料價值》一文，對于195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購藏徽州文書的過程，有較為詳細的交代，這對于我們將來探討徽州研究的學術史，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于置產簿，康健副教授（安徽師范大學）的《明代徽州山林經濟規模初探——以置產簿為中心》一文，就聚焦于明代的九部置產簿，對徽州山林經濟的規模加以探討，并藉此討論了明代民間交易中通貨之變化以及白銀貨幣化的相關問題。

除了置產簿外，分家書亦引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朱玫的關注。她的《朝鮮“分財記”與明代“分家書”的比較研究——兼論中韓近世的家產析分與繼承》一文，從東北亞傳統社會比較的角度，對中國徽州文書與朝鮮安東文書中的分家文書作了比較、分析。通過對中韓近世分家文書的細致梳理，朱玫指出：“中國近世漢人的家及其延伸房、族等單位都是以男系主義為中心的；而在朝鮮時期的家族制度中，女系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兩國家族制度上的不同特征，是導致中韓近世家產析分與繼承習慣出現差異的重要背景?！?/p>

此外，郭錦洲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發表《明朝祭祀與控產——以徽州篁墩忠壯廟為中心》一文，探討了徽州社廟內的祭祖活動，以及明朝的祭祀政令所帶來的變化。他透過忠壯廟的個案，指出：“早在宋朝時期，徽州人對神明和祖先的觀念是沒有明確的界線，兩者的形象是重疊在一起。但在祭祀時，因為王朝的政策，往往是以神明祭祀的方式表現出來。但到了明朝，這套神明祭祀已不能切合地方發展的需要，所以祠堂祭祖儀式便應運而生?！?/p>

（五）旁涉藝術、文化的其他研究

除了明清社會經濟史之外，一些論文還旁涉其他的相關領域。例如，汪慶元研究員（安徽博物院）在《明清徽州彩版契紙考略》一文中指出：明天啟三年（1623年）的鮑文宿議券，其上所署之“汪心齋”為徽州本土作坊，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徽州彩版契紙原件。由于空白契紙彩印在先，買賣契約書寫在后，故而該契紙之印制時間應早于天啟三年。此一彩版契紙之發現表明——在金陵十竹齋之前，徽州本地已制作彩印契紙應用于社會生活。換言之，鮑文宿議券彩版契紙之出現，早于明天啟七年（1634）胡正言的《十竹齋書畫譜》。此一現象，對于學界重新思考中國版畫史、印刷史上的彩印技術問題，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

上述的例子，實際上觸及到藝術史研究的領域。同樣的情況，也見于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學）的《明末徽州書畫商王越石與鑒藏家的交往》一文。范金民指出：“明末徽州書畫商王越石，活躍于江南書畫交易領域，與著名書畫鑒藏家李日華、董其昌、汪砢玉、張丑等時相過行，頻繁互動，關系密切。王越石及其家族雖確實是一幫博求刀錐孳孳求利的骨董商人，但其目力過人，書畫眼光為人服膺，頗負時譽。書畫古董經營商與鑒藏家的博弈過程，營造著藝術市場，提高了鑒藏水準。對具有眼力、經營成功的王越石等書畫商人，我們不能動輒以‘附庸風雅’等閑視之?！贝艘粚嵶C研究，涉及明代以來江南鑒藏風氣中徽商角色的再評價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丁修真副教授（安徽師范大學）指出：“地方科舉史并不是一個靜態的數量結果的呈現，而應該是一個立足地方社會，通過時空變化重新演繹各要素間關聯的歷史過程。”迄至今日，學界對于科甲蔚盛之區的關注較多，而對欠發達地區則甚少留意。為此，他所發表的《“小地方”的科舉社會史：明代祁門科舉盛衰考論》一文，通過對科舉、理學、宗族三者互相交織的歷史圖景之細致分析，揭示了“小地方”的科舉史，與科舉發達地區實際上同樣有著極為豐富的歷史內涵。

王世華教授（安徽師大）以其新見的《新安女行錄》、《新安女史征》為例，探討了徽州婦女守節之“經”與“權”，細致分析徽州地方知識精英對于“守經”、“權變”的態度及其得失，提出了對傳統時代婦女守節問題的一些思考。

此外，李翼恒（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明代徽寧兵備道考》，利用徽州文書新史料，對明代南京上江的徽寧兵備道之設置時間、變動情況、職責等加以考察與分析。趙思淵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夏建圩副教授（合肥工業大學）分別介紹了“上海交通大學館藏地方歷史文獻的整理與數字化”和《胡晉接先生紀念文集》佚文三則。而朱小陽博士（安徽師大）則通過實地考察，以蕪湖縣西河古鎮為例，分析了交通便塞與城鎮興衰的關系。梁仁志副教授（安徽師范大學）通過對歙縣張良璧采陰案為中心的考察，探討了社會輿論與清代訴訟的關系。上述論文，都力圖推進相關研究的進展。

（六）余論

在此次會議上，每篇論文發表之后皆有相關的評議與討論。例如，針對欒成顯《魚鱗圖冊起源考辨》一文，阿風認為：“該文總結以往的研究成果，充分地挖掘南宋時期的各種史料，通過細致地分析，探討了魚鱗圖冊給與南宋紹興經界的關系?！瓨O大地推進了魚鱗圖冊的起源研究，也厘清以往學術界將砧基簿與魚鱗冊混為一談的錯誤。”與此同時，他也建議：“關于魚鱗圖冊的考察，還可以從漢唐以來中國古代戶籍與地籍制度演變的角度，結合中國古代的‘上計’、‘計帳’來探討魚鱗圖冊在整個中國古代戶籍與地籍制度演變中的地位與作用?！北謇趯ο嚓P論文的評點中亦提醒：對于族譜文獻中謄錄的宋元時代之契約文書，應當慎重使用。

從此次提交的論文來看，有一些研究是與即將刊行的文獻資料集（如劉伯山主編的《徽州譜牒》、封越健編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藏徽州文書類編?置產簿》以及我本人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三十卷）有關。在這些資料集中，既有以前深藏于公藏機構人所未知的珍稀文獻，也有來自田野新近發現的民間文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徽州文書的來源相當豐富，需要我們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與研究。

近數十年來，全國各地的民間文獻可謂層出疊現，但在眾多的地域文獻中，徽州文書仍然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它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歷時長久、內容豐富。迄至今日，仍然偶爾可見新的珍稀文獻面世，因此，努力發掘新的文書史料，與其他傳世文獻多元參證，仍然是今后“徽學”研究的重點之一。

在徽州文書研究中，尤其應加強對明清時代制度史相關問題的探討。此次的會議成果亦表明，具體而微、質量上乘的徽州文書，為明清經濟史、法制史等諸多領域的制度性探索，提供了獨一無二的重要史料。與此同時，亦應拓展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與其他不少地域文獻之相對單一性不同，迄今所知近百萬件（冊）的徽州文書中，不僅有著隨處常見的田土買賣、山林經濟之契約，而且還有大量廣泛涉及社會生活內涵的生動史料，這為南宋以來（特別是明清時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多側面、內容豐富的重要史料。

毋庸諱言，目前對于區域史研究成果的某些評價，存在著頗為功利的一類意見——有的學者恨不得所有的成果都能立馬與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聯系起來，這導致一些宏議闊論強作解人，好像鄉僻荒野間的區區數份契約之研究，很快便可與東亞歷史進程乃至全球史的脈動密切相關，否則，便會被他人視作“碎片化”的饾饤之作。其實，史學研究是藉由諸多“碎片”之綴合展開對整體歷史的考察，具體而微的探討，在大的時代敘事和歷史脈絡中亦并非毫無意義，因此，絕不可輕忽個案的積累和局部之考察。惟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夯實歷史研究的基礎?！爸聫V大而近精微”，既要有宏觀的學術視野，積極思考更大的歷史問題，也需要分殊多樣、扎扎實實的精細探研。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希望連續召開一年一度的徽州文書研討會，通過海內外學界同行認真的收集資料及仔細之研讀，相互切磋，以期利用巨量而豐富的徽州文書，為中國史研究做出獨特的貢獻。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曾得到會議的另一組織者劉道勝教授以及康健副教授等的幫助，特此謹申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