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逝世五十周年

1968年4月4日，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孟菲斯的一家汽車旅館遇刺身亡。他的死也引發了全美各地的種族騷亂，成為1968年這個極不平凡的年份里的又一件大事。如今，馬丁·路德·金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式的存在，他在身后被追贈了美國總統自由勛章和國會金質獎章，他的紀念日成為全美公共假日，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更是數不勝數，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馬丁·路德·金紀念碑也豎立在了國家廣場上。在馬丁·路德·金逝世五十周年之際，美國各大媒體也紛紛發文紀念這位偉大的民權運動先驅。同時，在當前的政治局勢之下，馬丁·路德·金和他的政治理念又不僅僅只是一個政治或文化符號。金生前未竟的事業，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完成，如何反思并發揮其政治遺產的效用，成為了當下民權運動人士，乃至社會各界都需要關注及思考的議題。

紀念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動在全美各地展開，包括他的家鄉亞特蘭大，他的遇刺之地孟菲斯，以及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當地時間4月4日發表聲明，悼念馬丁·路德·金，稱雖然金的離世顯得是那樣不公，但依然為今天的人們留下了充滿正義與追求和平的政治遺產。當然，特朗普對少數族裔的態度與這篇官方聲明的立場也多有沖突，而且作為一篇官方聲明，其字里行間也是多少流露出“美國優先”的民粹氣息，更有人批評特朗普這篇聲明的措辭有不少字句疑似與他的女兒在黑人歷史月的推文重疊。顯然對于民權運動人士和左翼人士來說，特朗普的聲明更像是一種大大咧咧的偽善，Splinter News的撰稿人Isha Aran則直言特朗普此番表態簡直糟糕透頂。

《時代》雜志則刊文稱此次紀念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是依然有所欠缺，認為在紀念活動上，鮮見有人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在一位畢生追求少數族裔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領袖的紀念儀式上，對少數族裔的忽視顯得不合時宜。乍看之下，《時代》雜志的這篇文章雖難免被評為吹毛求疵，但聯系到前不久加州薩克拉門托發生的警察射殺無辜黑人平民的事件以及隨后引發的騷動，顯然在彌合族裔矛盾上，人們需要做得更多。尤為諷刺的是，在紀念馬丁·路德·金的活動舉行幾乎同時，幾位黑人平權運動領導人則被警方逮捕。在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到了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名為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顯然，金博士生前一直致力于走向共同體，但今天的美國乃至世界各地，更多時候混亂才是常態，這種反差也迫使人們開始反思馬丁·路德·金的政治理念與政治遺產。

CNN的報道提出了一個看似老套但依然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對于五十年后的我們來講，馬丁·路德·金到底是誰？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主席謝里爾林·艾菲爾（Sherrilyn Ifill）認為，馬丁·路德·金所致力的不僅僅是黑人平權運動，也不僅僅是某種激進的街頭抗議，他一直在推動相關的平權運動走向合法、合憲的路徑，并且他所關注的不僅包括受壓迫的黑人，還包括更大多數的美國底層民眾。在艾菲爾看來，今天的美國總統似乎一直在挑戰著憲法的權威，因此馬丁·路德·金爭取權利的方式在當下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鑒作用。普利策獎得主約瑟夫·埃利斯（Joseph Ellis）則認為，馬丁·路德·金的斗爭可以追溯到林肯以及杰斐遜這兩位美國前總統各自的政治理念之中，形成一個美國國家政治共同體的“三位一體”。或許杰斐遜有著其自身的局限，其種族主義傾向和馬丁·路德·金的信念也多有抵觸，但這三個人各自的政治理念中卻有著一脈相承的民權進步思想，這使得將三人放置在一個對話空間內進行比較與政治理念梳理變得可能。

《雅各賓人》雜志也刊發了不少文章，紀念馬丁·路德·金離世五十周年。在一篇訪談中，兩位專門研究非裔美國人問題的專家，Brandon M. Terry和Tommie Shelby談到了關于“馬丁·路德·金是誰？”這一問題的另一種回應，他們二位在一本新書中嘗試從馬丁·路德·金的政治哲學主張入手，剖析金的政治理念。在他們看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金博士，其作為民權運動先驅的身份更多是借助他激情澎湃且鼓舞人心的演說，以及種種社會運動所構筑成的，但就他留下的文本而言，金的政治理念事實上沒有太多新意。如此一來，當我們要反思金的政治遺產時，需要留意區分金的社會活動家、民權運動領袖甚至宗教人士身份，并謹慎對待他的政治主張。當然，兩位學者也坦言，雖然馬丁·路德·金不是在理論上具有開創性的政治學家，但他擅長利用各種現有的理論資源，包括《圣經》和“美國夢”等，同時也能很好地結合社會現實，這是讓他和他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的一大關鍵。

ISIS如何維系日常統治

在2017年底，伊拉克官方宣布，已經收復被極端組織ISIS占領的國土，并把該組織的殘黨清掃殆盡。從2013年巴格達迪宣布成立ISIS開始，該組織雖然未被國際社會承認，并且因其暴行而得到各方譴責和軍事打擊，但作為一個政治實體，ISIS依然能夠存續四年之久，是什么讓這個組織得以維系其日常統治的呢？在《紐約時報》上周刊發的一篇文章中，該報駐海外記者Rukmini Callimachi以及她的團隊在ISIS留下的“垃圾”中搜尋出了不少文件，從這些文件（有的僅僅只是殘存的片段）中，我們得以一探ISIS的組織結構和統治手段。

Callimachi和她的團隊能夠拿到這些文件實屬不易。從2013年開始，她就對恐怖分子遺留下的“垃圾堆”產生了興趣，試圖通過在恐怖分子的遺留物中尋覓到有用的資料，并扒出了基地組織如何在位于非洲國家馬里的領地上開展恐怖活動的信息。在ISIS垮臺之后，她又想通過類似的方法弄清楚伊斯蘭國如何能夠維持長達四年的高壓統治，并最終在距離ISIS的都城摩蘇爾25公里遠的一個小村子里找到了該組織農業部門的相關文件，并借助相關專家的分析確認了文件的真實性。通過這些文件，結合相關人士的口述回憶， Callimachi為我們還原了ISIS的一些統治手段和該組織的運作情況。

根據該文作者的分析，ISIS維系日常統治有兩大手段，一是殘暴的高壓統治，二是官僚體制。而在她的敘述以及對相關人士的采訪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這兩種手段在很多時候是重合的。

一位名為穆罕默德·納賽爾·哈默德（Muhammad Nasser Hamoud）的前ISIS農業官員聯系了記者，在被勒令為ISIS工作之前，他在伊拉克的農業部門已經效力了19年之久。在武裝分子宣布建立他們的“政權”之后，哈默德和他的一些同事接到命令，立刻恢復他們的日常工作，“我們做著和以前一樣的工作，只不過這次是為恐怖組織效力。”在外界看來，ISIS作為一個極端組織，其統治毫無人性且殘暴至極，此外從相關文件和哈默德等人的回憶來看，該組織相當重視體制建設，他們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之前政權留下的組織架構，讓留在其領地內的政府工作人員們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不僅如此，他們還吸取了美國人在出兵伊拉克之后的教訓，清掃了原先政府部門中遺留著的薩達姆時代的人員，不再雇傭這些人。

不過，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治實體，ISIS在政府部門的組織架構上還是有所改變的。在對政府部門的稱呼上，他們不再采用原先的稱謂，轉而使用“diwan”一詞，雖然翻譯過來依然是部門的意思，但這個詞匯最早卻是7世紀的哈里發國所使用的。除了從伊拉克政府那里接過手的既有部門，該組織還新成立了幾個“diwan”，包括一個被稱作“hisba”的宗教警察部門，以及專門掠奪文物的部門，以及戰利品部門等等。執法機構也隨之關門大吉，該組織宣稱能夠對爭端作出裁決的只有真主的律法。

作為由極端遜尼派組成的恐怖組織，ISIS清洗了原先政府部門中不同宗教、不同派系的人員，哈默德到“伊斯蘭國農業部”上班的第一天就發現，自己的基督徒同事、什葉派同事都不見了，留下來的全是遜尼派信徒；同時被清理出政府部門的還有女性。伴隨著清洗的還有掠奪。為了謀取收入、維持統治，ISIS開始加快土地沒收和租賃的進程，而原先伊拉克農業部所有的土地根本無法滿足該組織的需求，于是哈默德和他的同事們需要拉一份清單，列明非遜尼派成員的資產明細，這些資產將會被ISIS據為己有并重新分配，主要是提供給遜尼派信徒使用。另外，ISIS也很重視“海外人才”的引進工作，他們給從世界各地前來投奔的極端分子提供了免費且設備良好的住房，從某些慕名而來的極端分子留下的表述看，他們在摩蘇爾的生活條件相當優渥，仿佛人間天堂。

除了掠奪異己的資產，ISIS還有著多種多樣的收入來源。普遍認為該組織靠著出售石油大賺一筆，但相關文件卻顯示，該國的稅收所得遠高于石油收入，這得益于其花樣繁多的稅種，其中最賺錢的要屬該組織的新發明“zakat”，這是一種以宗教名目進行強制征收的稅種，并且是該組織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除了稅收和石油之外，ISIS的農業也相當發達，因為極端分子所占據的領地里，包括伊拉克最肥沃的農田（小麥產量占伊拉克全國年產量40%），此外他們還握有敘利亞80%的棉花田。根據統計，該組織每年光是稅收就高達8億美元。

苛捐雜稅之外，ISIS還有嚴刑峻法來維持其統治。宗教警察在該組織的領地內握有極大的權力。ISIS的“公民”們會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被捕入獄，例如發型不當、養鴿子、打牌等等。哈默德在上下班途中，經常能看到在大街上執行的死刑處決，包括一個未成年少女因為通奸罪名而被施以殘暴極刑；被控有間諜罪名的人們，被處決后的尸體會吊在橋梁兩邊的欄桿上示眾。

諷刺之處在于，ISIS的高壓統治竟然還有讓當地居民懷念的地方。在哈默德等人看來，ISIS的嚴刑峻法從某種程度上倒是促進了公共服務的進步，街道的清潔程度遠勝于伊拉克政府時期，因為清潔工如果不好好干活，就會被投入監獄。極端分子修了一條公路（盡管命名為“哈里發大道”），還讓人們不再為用電發愁。盡管沒有人懷念ISIS，但他們已經習慣了享有“優質”的公共服務；盡管不合法，但他們卻也“表現得像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