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星一

粵、閩、贛、云、浙、滬、川……我在停車場數著車牌，思考能否湊出一個中國地圖。

這里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梅溪鎮溪龍鄉，距離莫干山景區有一個小時車程。鄉村行政單位附近的街景與鎮子相仿，站在一處，能看到超過十家綠底招牌的茶葉店，以往，在秋季，像“鬼街”，人氣冷清。一位上海人常來這兒，她說，三十年前，安吉看著還比較落魄，是白茶改變了這里，現在“白葉一號”已經被稱為“共富”茶，在春天的采茶季，到處都是買家與賣家。這就是溪龍鄉的主要背景了。

就在2022年，溪龍鄉突然成了年輕人的熱門去處，他們的目標不是景點、竹子或者茶葉，而是在這里居住、工作和生活。

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數字游民）公社與ACDC（Anji Creative & Design Center，安吉創意設計中心）是這群年輕人的聚集地，成立還不到一年。

溪龍鄉的風光算不上絕佳。路有緩和的上下坡，摩托車比電瓶車更受青睞。附近有一座集裝箱碼頭，貨車的揚塵，把灌木叢潑得如同雕像。山不足以成名勝，勝在親切。

ACDC在溪龍鄉還是新奇建筑，今年方建成。穿過一大片相似的茶葉店，它坐落在鄉村相關單位邊，正對著溪龍鄉第一小學。周二下午接近兩點，孩子們的聲音從有些年頭的教學樓里傳出，夾雜著臟話、沖撞聲。教學樓靠近ACDC的一側是樓梯，兩個只比扶欄高出一個頭的孩子，其中一個問："他們是不是在春游？"

一輛接一輛車從孩子們面前駛過，在他們看不見的拐角里，車停穩，下車的人走進ACDC。建筑只有一層，像一條漫長的回廊，筆直，而后轉彎，時而分岔通往好幾個方向。

我穿過了散落著人的咖啡館，有人在窗邊，有人在單獨的隔間里，他們都對著電腦，沒有人看我；穿過了暫時無人的設計圖書館，和提醒只能在此閱讀、不能外借的標牌；穿過了正在裝修中的展覽，穿著工裝的人詫異地看著我。

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出現人數由多到少的前幾項工作分別是：美術（插畫或設計）、程序、攝影和寫作，多為自由職業者。在ACDC編輯室撰寫的《工作形態演變史》中，這樣形容數字游民："數字游民多是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不管是代碼工程師還是文字工作者，都因其工作的創造性而形成獨特性，因而提升了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DNA公社也有咖啡售賣，由Fenny的貓女咖啡車提供。它就在戶外辦公區，是一輛由駕駛座、儲藏柜和咖啡臺構成的面包車。我喜歡她做的創意咖啡，由4%酒精濃度的紅酒氣泡水加上咖啡，以及不太規則的大冰球。

Fenny向我介紹氣泡水：“我很喜歡它，酒瓶上可以畫畫。”面包車從車頂到咖啡機上都畫著彩色的圖案，多由線條構成，其中一處寫著“創作于DNA公社”。桌子上放著一大盒彩筆。

在飲盡一杯后，她又給我倒了剩余的氣泡水，這次是說：“可以壯壯膽。”真是對社恐患者善意的提醒。

買杯咖啡需要付錢，也需要等待Fenny出現。留著黑色長發、穿著工裝褲的Fenny并不隨時都在，有一次，我看到她正在另一頭，向同伴學習劍道。

激激勵我壯膽的那一次，有三個女孩正好來到了DNA公社。她們初到安吉，并不住在這兒，只是來拜訪。一個長發女孩往車里張望，贊揚：“很漂亮的車！”一個短發女孩略微驚訝，問：“你是Fenny嗎？”

兩人成為微信好友幾年，最初她們都在云南，但從未見過面，反而不期而遇在安吉。

接下來，我還沒有付款，Fenny已經帶著三個女孩去四處走走了。

DNA公社是提供給ACDC成員的住宿地，兩者相距1.6公里。

相比起ACDC，DNA更有鄉土的味道。它就在鄉路邊，對面是海綿廠，鄰居們是寬敞宅院的村居。它改造自廢棄的竹木廠房，正門仍然是長長的伸縮門，建筑由竹木搭成吊頂，擁有透明磨砂外殼。它的背面就是田野，坐在露營椅上，聽到“嘎嘎”聲，也能目睹數十只鵝蹦入蘆葦池。中華田園貓變得名副其實，自動貓砂盆就在室內，但它們多在田野里解決。籃球場邊上，滑板道由水泥制成，將近中午，兩只白羊、一只黑羊和一只山羊坐在上面。

一位成員和我提起，暑期和十一假期，她都沒能申請到入駐名額，因為滿員了。她說：“原本想著小長假前總有位置，結果也沒有，要等長假結束了才有。”DNA公社可以承載七八十人住宿。

一位曾經來到DNA考察的浙江人，在午飯時間說：“六十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吃飯，這在鄉村，已經多久沒有見過了？”

一個鄉村，吸引有過城市生活的年輕，需要提供氛圍、審美、消費乃至工作機會。

關于DNA公社公眾號的征集啟事上寫著：“管理員將要負責的工作是，完成一篇公號推文。……并在托管結束后向管理員支付每篇1000元的稿費津貼。”此外，所有DNA公社的成員，也同時是ACDC的成員。

單論面積，它比ACDC要小，但目前更為"野生"。同樣是辦公區，DNA公社以兩排辦公桌椅和散布在階梯上的座位為主，每個座位都有插座，將近一半坐滿了人，都對著電腦。

桌椅套裝側的墻上，張貼著成片的拍立得，寫著個人簡介。階梯的背景則像儲藏室，要上到最高一層，得繞過摩托頭盔、包、書，甚至還有吉他。在辦公間的角落里，還能看到百貨車（兜售抽紙、卷紙、洗衣凝珠）、酒柜，還有運動器材。

個人的痕跡漸漸豐滿了公共空間。推開門，一條面朝田野的長廊，這兒也有桌椅，不過除了一兩次有人用來辦公，多數時候，總有人坐著聊天。

荷包蛋則干脆擁有了一整個車間廠房，她和愛人Harry用它來改造房車。

2021年12月2日，DNA公社首次公開招募。荷包蛋和Harry在一月份就入駐了，沖著它還有空余的廠房。和只需要一臺電腦就能走遍天下的部分數字游民不同，他們的"松木巴士"工作坊，屬于制造業，需要更寬敞且較為穩定的場地，"我們改造的場地估計要有三百平方米才足夠"。此刻，松木巴士工作室正在同時改造兩輛房車。

他們的上一份全職職業，分別是互聯網大廠產品經理和汽車設計師。但2017年，兩人裸辭，駕駛著房車，開始游牧生活，最大的底氣還是能夠支撐兩年的積蓄，"實在不行，就回去上班"。

裸辭的原因，荷包蛋提起過多次，其中一次用了上山的比喻："以前工作的時候就是慢慢爬到半山腰，發現繼續往前爬的風景不再吸引我，反而對一條山間岔路產生了興趣，想要探索一下，為何一定要攀登高峰來證明自己呢？"

新生活誕生于游牧之中。在云南時，他們曾想過采購售賣本地特產，但模式看起來行不通；他們自己改裝了房車，在路上，他們也拍攝、撰寫了房車游牧生活，但博主并非他們的心儀之選，反倒次年，朋友詢問他們能否幫忙改裝房車——再后來，他們就成立了房車改裝工作室。

松木巴士在尋找像DNA公社這樣的地方。游牧地之一，大理，并不適合：一般來說，顧客在買車前，就先聯系上松木巴士，在討論后，由松木巴士提供經過水電改裝、布局調整的全新房車，而大理地處西南，無論是購買配件、顧客提車，都不太方便。

在莫干山，他們曾受邀入駐，但得作為景點的一部分，完全向游客開放，“那還怎么工作啊？”；其他的鄉村的租金適宜，但周邊多是傳統工廠，彼此不太搭調。

而DNA公社也在尋找關于實業的工作室。除了松木巴士以外，這里有或曾經有過果醬工作室、陶瓷工作室、潮玩工作室。它不僅是數字游民的基地，還有鄉村振興的野心。

在DNA公社，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對話：“我準備要走了”、“你什么時候出發”、“TA已經回來了嗎”。這里就像一個基地，在這生活，然后出發，再回來，循環往復，有人以周為單位，有人則以月計。

“數字游民”這個詞廣泛出現前，他們大多與“旅居”、“游牧”這些詞綁定在一起，多出現在大理。

與人談論云南，尤其是大理，能在DNA公社快速打開話題，以至于產生了一個名詞：大理值。這指的是成員中曾在大理生活的占比，不過從來沒有過具體的統計數字。

DNA公社發起人許崧與阿德都曾長居大理超過十年。

阿德曾在大理經營海豚阿德書店，書店名字源于同名童謠，他又因為書店而被人稱作“阿德”。2012年，作為大理第一家獨立書店，它開業于人民路。2016年，由于人民路店鋪租金由起初的每年1.8萬漲至16萬，它關閉了首店。

而后幾年，人民路的規劃調整，許崧和一些新大理人選擇了“上山”，活動中心轉移至其他街道。還有一些人選擇了離開。

兩人是不同的風格，阿德留著胡子，由肌肉線條勾勒身形，臉上常有讓人覺得青澀的笑，是難以想象他會衰老的那類人。

許崧看上去，就不像是一個完全的理想主義者。他出生于1969年，總被叫做“老許”，光凈的頭上總戴著帽子。他出版過《走著瞧美國》、《走著瞧印度》等暢銷游記。作為作家，他會一手抽出鐵煙盒里的煙，一邊說：“我不會講那些很文藝的話，我會很實際地說給你聽。”在二十年前，他在上海廣告行業工作，有時，他把自己的做事風格稱作“上海AE（執行）”。

他們都以復制大理為目標，再造社區，以數字游民為主。

我詢問許崧：“數字游民和以前說的自由職業、SOHO族有什么差別？”

“我覺得‘游’更重要。他們并不是呆在家里工作就足夠了，他們向往出發，在各地工作。”

2021年12月2日，DNA公社初次招募。從那時起，申請的條件之一，就是要住滿至少一周。那時許崧心里一直沒底，招募發布后，他想，真的會有人報名嗎？收到報名時，他想，不會是耍我們的吧？在DNA公社，見到來訪者時，他想，不會看了一眼，就走了吧？

2022的春節，只有十來個人留在了DNA公社。要到三月，有曾經的居住者再次來到DNA公社，許崧才覺得，這事算成了。

這讓我想起一部關于人工培育候鳥的電影。長大、飛翔都不足夠，只有當候鳥完成了遷徙，才標志著成功。

我又問：“那數字游民和以前說的旅居者有什么差別？”

許崧說：“我覺得重要的是社區。”

這是一個松散的團隊，每周二將會有一次報告會，發起人分享最新的項目進展。報告會并不強制參與，全憑興趣，我數了數，我在的那一場，參與者總共二十多位；項目也同樣如此。

我旁聽了一場報告會。其中一個項目是這樣：在一個村子里，一座漂亮的建筑建成了，它想玩吸引人，可是他們不知道，它該用來做什么？

建筑一茬茬地出現在鄉村，又再次凋敝為空殼。同樣在浙江，曾經有過斥資建成1.8億的它山藝術博物館，被寄予打開鄉村文化產業創意園厚望，如今已長滿荒草；我也曾拜訪過一個村莊，隨著熱潮先后做過農家樂、漂流、露營，最后，游客停車場只能用來曬村民們的藥材。

一個建筑，或者一個組織，足以改變鄉村嗎？報告會結束后，大多數人仍留在屋子里，三兩分別討論著。我坐上車，準備回到DNA公社。

從ACDC到DNA公社之間連接的道路，已經在變得越來越熱鬧。

最先經過一片小空地，可以臨時停車，另一側是小道，“禁止車輛入內”，一個行人過斑馬線的圖案，小人被畫上了表情，旁邊標注這兒是“達芬奇花園”，主打自然教育的兒童研學基地。

下一個拐角，“小白屋”的招牌出現了，還有一只狗站在馬路上，有人坐在花園般的座位中把狗叫了回去。如果不去村民們的飯館打牙祭，成員們會來這吃飯，它提供盒裝飯菜，是DNA公社的食堂，也同樣是它在運營ACDC內的餐飲。它還是民宿，600元一晚的山景房，我沒有選擇住在這，于是得跑到十公里開外的其他旅館。

ACDC、DNA公社一起，共同構成了白茶原小鎮，還囊括了一片葉子茶飲、炎薪火料理餐廳、山頂書店等小店，幾乎全都在今年才出現。它與鄉村相關單位、地產方聯系在一起，仍然在生長中，未來也許還包括一所學校。

荷包蛋告訴我，在大理，教育也依然是個問題，解決辦法之一是去昆明上學。曾經有過一對果醬夫婦來到DNA公社，最終又因為孩子的教育離開。

她自己目前更大的困擾是，獨處空間不夠，DNA公社提供的所有住宿都是多人間。“剛來的時候，很開心，每天都在聊天。后來也有點枯竭了，密度太大了，一打開門就是這樣的氛圍。”

發起人許崧告訴我，DNA公社的面積還會擴大，用以擴建住宿，“我們現在是1.0版本，一個相對隔絕的環境，減少外來干擾，快速發育。等到2.0版本，就是DNA公寓了。”

在他規劃的圖景里，3.0版本是許多年輕人到來后，村民們也會敞開自己的家。到那時，本地與游民們，將共同擁有這個鄉村。

除了數字游民，ACDC和DNA公社還有一個更宏大的口號：鄉村振興。許崧說：“許多年輕人卡在了城市里，融不入城市，又退不回家鄉。如果他們能夠在鄉村生活，又不喪失獨立性，他們可以創建、進步。”

這一天會如期到來嗎？

原標題：《在安吉，一群數字游牧的人和一個社區｜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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