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有關高校學術界的性騷擾事件不斷浮出水面，近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邀請十多位在學術界工作的女性——從兼職教授到校長，從科學家到人文學者，從年輕到年長的教師——就美國學術界中“女性與權力”的話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并將收集到的回復以專題的形式發布。她們的回復所涉及的范圍極其廣泛：從她們還是學生時受到騷擾的經歷，到她們目前仍然面對的各種性別歧視和壓迫，以及她們對于未來發展的期望，都有提及。下文是對她們的回復的歸類與總結。

女性地位的進步與阻礙

相較于過去，當下美國學術界的女性地位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曾經人們根本不知道“性騷擾”這個詞，她們甚至無法描述自己的遭遇；曾經在一個系中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女性——1960年代的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只有一位女性學者，而1971年康奈爾大學歷史系才面試并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教授；更鮮有女性擔任高層行政職務，系主任、院長、校長等位置幾乎被男性壟斷。在今天，至少在絕對數量上，女性的比例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無論如何，女性人數的增加對于改變學術界的男性權力結構無疑是有益的。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許多長期存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大多數人都指出了許多阻礙女性發展的“天花板”：男性與女性的薪水差距不僅仍然在持續，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相比于男性，女性獲得教職所需的時間通常會更久，等等。不過，有幾個問題受到了好幾位女性學者的集中關注：女性結婚生育的困難，仍然廣泛存在的性騷擾問題，以及女性與其他邊緣化群體形成的交叉性壓迫。

由于許多學術界的女性都會在博士到學術生涯的早期經歷結婚生育的過程，因此這段時間女性受壓迫的現狀就顯得尤為突出。有些學校不給予女性足夠的產假，有些學校則借此剝奪女性在學術界的機會。其中一位女教授提到，自己在20歲時第一次懷孕，當時她還是一名研究生，而她在校醫院受盡了對年輕母親身份的白眼，最后不得不哭著離開。在她成為教師之后，再一次懷孕時一共只獲得了一周的產假；另一位女教授說，她在懷孕期間失去了許多參與研究合作的機會，因為她的老師“假設她會去生很多孩子，不再有時間從事學術，而漸漸就會離開學術界”。這種狀況導致許多女性不得不盡可能減小為人父母對自己工作的影響，這使得她們的健康每況愈下。“孩子不屬于學術界”，許多學校不僅無視女學生和女教師結婚生育的負擔，甚至主動對之進行污名化，讓女性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性騷擾仍然是學術界尤其突出的一個問題，許多女性都提到了自己在年輕時遭遇性騷擾的經歷：不僅包括各種未經同意的身體侵犯，還包括各種言語上的騷擾：例如在談話之間進行性暗示；作為年長的學者，將女教師稱為“小女孩”；以及基于性別而否定女學生的研究等等。這些行為已經超過了“性”（sex）意義上的騷擾，而是“性別”（gender）上的騷擾。長期以來，學校為了自己的聲譽而拒絕面對廣泛存在的性騷擾，直到2012年，在學生的努力之下，美國有超過200所學校由于性騷擾問題而被聯邦調查，許多長期存在的強奸和各類騷擾行為才得到了曝光。#MeToo運動的到來意味著所有學術界的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必須做出改變，否則“學術圈性騷擾是可接受的”這種觀念不會消失。

最后，學術界的性別問題還需要與其他的歧視問題交叉考慮，例如種族問題。許多少數族裔女性正在經歷的是由女性和少數族裔這兩大邊緣性群體身份所造成的“交叉性壓迫”（intersectional subordination）。其中一位拉丁裔女教授提到，學術界少數族裔女性正是因為受到了多重的壓迫，才造成他們相對于白人女性來說更容易在生育時遭遇健康問題。也有人提到，盡管我們現在看到許多女性在學術界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她們大部分仍然是白人女性。換句話說，在女性內部，地位的提升并不是均衡的，少數族裔的女性仍然面對各種由于交叉而增強的壓迫。因此，有必要強調，性別不平等造成的權力結構不能孤立考慮，必須要與種族、族裔等等其他要素所形成的結構聯系起來。

因此，盡管我們已經觀察到許多女性權力提升的狀況，盡管#MeToo運動已經讓曾經肆無忌憚的校園性騷擾活動有所收斂，女性在美國學術界仍然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已經有人指出，“僅僅關注擁有重要頭銜的女性數量，并把它作為衡量女性權力的指標，是一種不充分的考慮”。還有許多普通的學術界女性——并且她們也是絕大多數——正在面對結婚生育的難題，或是遭受接連不斷的性騷擾，或是由于自身的族裔而遭到多重的邊緣化。她們的這些遭遇無疑是不公正的。

男性權力傳統

對于學術界的“女性與權力”討論，其實不能離開對于男性權力的分析。在過去，對學術界文化的分析是沒有性別意識的。因此，現在的性別研究不是“在原有的知識大廈上增加一個小房間”，而是要對整個大廈的每一間房間重新進行帶有性別意識的分析。如今，許多人已經發現，學術界原有的“文化”是一個具有男性權力特征的傳統，而今天女性權力的興起是對這樣一個傳統的挑戰。

這種男性權力傳統體現在很多細節之上：男學生非常習慣如何表現得“像一個學者”，包括如何正式著裝、如何在討論課上自我表現等等，對于女性來說這是一整套難以進入的規范體系，這種成本對于女性來說遠遠高于男性。存在一種傳統的男性權力視角，它告訴學者們應該如何工作，應該如何交談：就像一位女教師提到的，在她一次演講之后，有一位男同事將她拉到一邊，先是贊揚了她的演講內容，隨后表示她不能以她的那種“交談式”的方法進行學術講座，而應該像他一樣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語調和肢體語言。這種固定而堅硬的傳統正在將女性排斥在一個長期存在的“學術小圈子”之外，而它之所以如此難以打破，正是因為學術界的崇拜文化：“我們通過將學者奉為上帝而創建了這種文化，使他們感到自己無比重要，而我們竭力為任何對他們的批評做辯護，關上批評的大門，并將他們那些有問題的行為看作一種受折磨的天賦的表現。”換句話說，把學者們奉為神靈，對他們言聽計從的傳統使得其中一部分人變得肆無忌憚。傳統的權力結構中男性始終居于高位，學術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他們。現在，同樣也需要男性做出一份貢獻，接受外來的批評，提高女性的地位。

不過，許多男性學者面對當前女性權力興起、傳統男性權力結構的瓦解，或是對其有所誤解，或是拒斥這樣的變化。例如，對于平權運動的理解變成了“加入女性，攪拌一下”（add women and stir）。有女教授提到自己僅僅因為是女性，不得不參與各種各樣的委員會和行政組織，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女性”。在擁抱多樣性和平權的環境當中，這實際上還是保留了一直以來存在的性別、族裔不平等：人們認為女教授們應該去照顧女學生，因為她們似乎不能夠承擔自己的課業；對于平權的誤解，使得人們以為多招一些女學生就是為了滿足女教授“擔任榜樣”的需要。這些都不能真正達到為女性賦權的目的。

在這一場關于女性在學術界的權力的討論當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當他們在傳統中的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男性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努力關起批評的大門，維護原先的崇拜文化，而是在#MeToo運動之中重新思考，在新的語境下，轉變后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意味著什么？

未來的方向

在#MeToo運動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后，它在學術界的下一步發展也是各個女性學者密切關注的問題。

許多人強調不能錯過#MeToo運動所帶來的動力，要不斷堅持下去：例如，很多聲音集中于對有制度化的發聲渠道的呼吁。雖然從制度上來說，已經有對于師生關系的規定，許多學校也訓練師生如何應對性騷擾，但是仍然沒有很好的方式讓性騷擾的受害者說出自己的經歷。換句話說，目前制度性的力量仍然沒有與#MeToo帶來的改變站在一起，這一點是接下來還需要努力追求的。另外，女學者們也希望沒有遭受過性騷擾經歷的人們也要站出來，并且希望人們不再“匿名舉報”——因為這等同于認為，如果自己的姓名暴露出來，就無法得到“學術組織”的公正待遇，而這正是下一步人們必須面對的困難：讓學術界公正對待所有人，無論男性或者女性。只有實名出現，才能夠帶出下一步的改變。

不過，學術界的一些其他傾向卻為女性權力帶來了一絲陰影。在美國學術市場大幅萎縮的情況下，性別平等有可能會成為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一位兼職教授提到，由于她兼職教授的身份，她受到了尤其不公正的待遇，并且缺乏正式的渠道抗議這些待遇。兼職教授正在成為學術界的“粉領”（pink collar）——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因此，學術市場的萎縮也對性別平等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在一個理想的情況下，女性不再需要講述“女性的故事”來為自己爭取權力，她們應該不再需要面對這些困境。盡管在美國學術界，性別狀況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未來的前景已經一帆風順。隨著學術市場本身逐漸發生變化，女性在美國學術界的狀況也變得更加復雜，但女性在學術界爭取權力的運動必將進行下去。

（《高等教育紀事報》“覺醒：學院中的女性與權力”專題鏈接：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the-awakening?cid=wcontentgrid_40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