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某種程度上，創新的本質植根于科學方法。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就是科學方法的發明，因為它有無窮的潛力，只受限于人類的想象力。

· 其實科學研究是并沒有優先次序的，當科學家個體專注于解決需要被解決的基礎問題時，科學發現是最有效的。

詹姆斯·羅斯曼（James E.Rothman）在頒獎典禮現場發表主旨演講。

一只下著金蛋的鵝，被幾個鉛塊壓垮，它們是：民粹主義、微觀管理、官僚作風、快速回報，而最上面的那塊是“目標導向”。

11月6日上午，在首屆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獎（WLA Prize）頒獎典禮現場，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美國耶魯大學細胞生物學系系主任詹姆斯·羅斯曼（James E.Rothman）發表主旨演講。PPT上的這張漫畫，是他希望與會者們“帶回家的信息”。

“年輕的獨立科學家們根據自己的本能和興趣去進行基礎研究，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創建獨立研究的學術氛圍。自上而下的、有針對性的科研環境會限制成功，只有提供長期有效、穩定且沒有指向性的資金，才能使這些科學家自由地進行工作。”羅斯曼說道。

在當天下午的媒體群訪中，被問到“發展中國家應該優先發展哪些生物醫藥技術”時，羅斯曼堅定地回答：“其實科學研究是并沒有優先次序的，當科學家個體專注于解決需要被解決的基礎問題時，科學發現是最有效的。當這些問題被解決時，應用就非常簡單了。”

這不是羅斯曼第一次參加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去年，他就曾在論壇上鼓勵年輕人自由地探索，“不要總聽前輩科學家的意見。”今年他在演講中開宗明義：推動基礎研究，倡導國際合作，以及扶持青年成長，WLA的三大使命，怎么強調都不為過，“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持續的科學文化。”

諾貝爾獎“族譜”

在主題演講中，羅斯曼分享了近一個世紀以來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史：從膽固醇的結構，重要化學碳件組成部分輔酶A，再到控制人體內膽汁酸合成的蛋白質機制，這些發現最終導致了他汀藥物的發明——羅斯曼本人也從中受益。

在這段歷史背后，浮現出一個始于德國有機化學家阿道夫·馮·拜爾（Adolf von Baeyer）、不斷師承的“諾貝爾獎族譜”，羅斯曼在最下方的分支中。他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博士生導師尤金·肯尼迪（Eugene P. Kennedy）正是輔酶A的發現者弗里茨·阿爾貝特·李普曼（Fritz Albert Lipmann）的學生。

和許多頂尖德國科學家一樣，李普曼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移民到美國。“一個國家在建立深刻的科學過程中，也在推動全世界的發展，這樣一種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多代科學家的努力不斷促成的。”羅斯曼在演講中感嘆，“建立這種科學傳承非常困難，但要去破壞科學傳承則非常容易。”

在羅斯曼的成長記憶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著鮮明的標記：古巴導彈危機、脊髓灰質炎疫苗、晶體管、數字計算機和第一批登上月球的人。美國的科研氛圍十分活躍，科學家和醫生備受社會重視。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起初于1967年進入耶魯大學學習理論物理，后來父親出于就業前景的考慮鼓勵他嘗試生物。

羅斯曼原本抱著“理論物理學家是最聰明的，而生物學家蠢得離譜”的偏見，但一走進生物學課堂，他就愛上了它，并自學起物理化學。在耶魯大學生物物理學家哈羅德·莫洛維茨（Harold  Morowitz）實驗室，羅斯曼做了許多生物膜的結構實驗，和其他實驗室工作者一起研究膽固醇如何緩沖脂質雙層的流動性、熄滅熱相變等問題。

畢業后，他來到哈佛大學醫學院讀博。博士一年級時，在197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喬治·帕拉德（George Palade）的講座上，他第一次了解細胞分泌的途徑，并對這個驚人的過程產生了極大的好奇：細胞如何從膜中產生囊泡？每個囊泡怎么知道去哪里，如何融合？

為了研究膜蛋白，以及學習如何使用無細胞提取物，羅斯曼放棄了助理教授的職位，而是到麻省理工學院生物系進行博士后研究。1978年，他加入斯坦福大學，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囊泡運輸問題成為他研究的焦點。

研究囊泡運輸成為畢生興趣

“DNA酶學之父”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也出現在上述“諾貝爾獎族譜”中，他還是2006年諾獎得主、現任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羅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的父親。

在斯坦福大學，羅斯曼有機會在阿瑟·科恩伯格旁邊的實驗室工作，并將其視為導師。羅斯曼曾問他，為什么會在上世紀50年代初選擇了解DNA合成。“他說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其他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他認為有可能。他說這話的時候，我聽得很仔細。”羅斯曼日后回憶。

20世紀80年代，羅斯曼違背了所有關于如何進行科學實驗的建議，使用無細胞的方法來研究囊泡的運輸方式。最初幾年，他被很多人嘲諷，也曾因為研究陷入瓶頸而失去經費。但他始終沒有因為外界的聲音而動搖，最終解開了“囊泡與其目標融合以允許貨物轉移”的蛋白質機制，與蘭迪·謝克曼（Randy Schekman）和托馬斯·蘇德霍夫（Thomas Südhof）共享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睡夢中被獲獎通知電話吵醒，我瞬間有點‘蒙’，于是就說‘等我先洗個澡平復一下情緒’。不過很快我就平復了，說實話，我早該得了，我終于得了！”羅斯曼在接受媒體時笑稱。

回顧自己的科學生涯，羅斯曼的部分體會是：“如果你的頭撞在磚墻上，找一堵新墻，不斷去嘗試新方法；不要害怕變得‘愚蠢’，當不知道怎么做時，就詢問。”

目前，羅斯曼仍然致力于膜融合的生物物理機制研究，包括突觸傳遞中囊泡融合的調節，以及高爾基體的結構和功能組織。

對話羅斯曼

澎湃科技：你過去的一項研究重點是腦部細胞囊泡的神經傳遞交流機制，最新研究進展如何？

羅斯曼：我們有一些電子顯微鏡和生物化學的新結果，我認為非常令人興奮。我們了解到，在每一個神經末梢的每一個囊泡下，都存在著一個之前未曾被懷疑的復雜結構，準備釋放。我們并不完全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但它具有完美的對稱性。它有六邊形的形狀，由許多蛋白質組成。毫無疑問，將會有一個精確的近乎分子“舞蹈”的組合。它的目的是確保囊泡中的Snare蛋白負責神經遞質的釋放，這是我們多年來已知的。但是這臺機器的目的是確保它們同時一起工作。

最不可思議的是，這是我們試圖理解的核心問題，大腦的神經末梢釋放神經遞質的速度很快，從動作電位到達神經末端開始，大約只需要萬分之一秒，神經遞質就可以釋放。要想理解它還是個問題，但是它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把我們的大腦想象成一臺計算機，它的中央處理器（CPU）速度，是由傳輸速度決定的。如果這個過程慢10倍，我們的思維也會慢10倍。但如果再快10倍，也許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這就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澎湃科技：目前腦機接口技術也很熱門，你認為它能否用于治療神經系統疾病？目前還有哪些限制？

羅斯曼：已經有很多人致力于開發基于機器學習的系統來進行模式識別，比如典型的腦電模式，來控制假肢之類的東西。這已經發生了，而且非常成功。我想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看到人工輸入輸出設備。換句話說，對于一個盲人來說，也許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照相機代替眼睛。就我所知，我不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但恐怕像阿爾茨海默病或帕金森病這樣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往往會導致腦細胞的丟失，我不認為這類設備對此會有什么幫助。如果有治愈的方法出現，我想更可能是干細胞治療，甚至更多得從一開始就預防疾病。

澎湃科技：你認為當下的大數據時代，是否會改變既往的科學范式？

羅斯曼：大數據時代的含義是什么？有一些利用各種大型數據集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性，特別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腦，我們以為相同的單個細胞，實際上非常不同。毫無疑問，從中會產生重要的信息，并且會有關于思考和推進神經科學新方法的線索。雖然我們必須要謙虛，你也可能有大量的數據，實際上卻沒有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有想法總是好的。如果你環顧四周看看會場里的科學大獎得主們，他們之所以得到認可，是因為他們有好的想法，而不是因為收集了數據。

澎湃科技：你怎么看待基礎科學和應用之間的關系？在科學研究中怎么做出真正的創新？

羅斯曼：其實科學就是創新。今天巴里?夏普利斯（Barry Sharpless）教授在演講中也提到，如果你已經知道了正在研究的問題的答案，就沒有必要再研究了。我認為這是我們一直在實踐的宗旨。因為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問題的答案，那就是定義，而不是一個研究問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創新的本質植根于科學方法。

其實我想提另外一個問題，最偉大的科學發現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科學方法的發明。因為科學方法有無窮的潛力，它只受限于人類的想象力，沒有任何的上限。它不屬于任何一個人，但是所有人都可以獲取。

至于基礎科學的應用，一個完美的例子是基因編輯的發現——CRISPR-Cas9，它根植于非常簡單、基礎的微生物學，研究者是出于純粹的好奇心而研究微生物的讀取。微生物具有所有的生長特性，最終可以追溯到一個由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和德埃馬紐爾·夏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開發的系統，我們現在稱之為基因編輯。甚至到現在，在中國可能還有一半的生物技術產業致力于發現這項技術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優勢。在研究尚未完成的時候，有人能預測到它會有這樣的應用嗎？

澎湃科技：你是否支持生物學家創業的潮流？你曾在多個全球知名藥企擔任高級研究管理顧問，在你看來，科學家和產業界的合作怎樣能進行得更好？

羅斯曼：就我所知，中國有很多公司在探索基因編輯技術，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基因治療和細胞治療上面，這是一個非常活躍和令人興奮的領域。我不太了解具體的項目開發情況，但我確信其中許多項目非常有前景，就像在歐洲和美國一樣。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術，全世界都在探索它，而且已經有來自真實的利益承諾，有些產品正處于不同的臨床試驗階段。

我認為科學家成為生物技術公司的共同創始人，是全世界公認的慣例。畢竟，這是一家技術公司，除了科學家之外，誰了解技術。如果沒有最了解技術的科學家的幫助和建議，開發一項技術或藥物是不現實的。這不僅對人們有利，也對投資者有利，是非常有成效的實踐。

我過去曾為通用電氣公司和各種制藥公司提供過科學建議，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我對我在工業界看到的研發質量印象深刻。我的許多學術同行也為工業界提供建議，我們把工業界的科學同事視為我們的同事。能夠給他們提供一些偶爾有用的建議是一種特權。

澎湃科技：你怎么看待科學家在科學的公共傳播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羅斯曼：我認為像我這樣的科學家，在公共傳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首先是科學的進步，引起公眾的興趣，人們想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作為科學家，我們試圖發現答案，讓世界變得更好。

人們也常常轉向科學家，尋求防疫方面的建議，盡管我不是醫學或傳染病方面的專家，我的朋友總是問我該怎么做，我會盡力幫忙。許多科學家被要求公開談論我們所經歷的公共衛生狀況，我也做過一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