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投資是對基礎研究的投資，為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歷史的經驗是，追求知識就能解決最大、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問題。它不是試圖解決一個大問題，而是通過鼓勵更多人追求對世界和自然的知識，從而出現了解決大問題的辦法。”

200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杰·科恩伯格參加第五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

1959年，羅杰·科恩伯格（Roger David Kornberg）的父親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那年圣誕節，當被父親問及想要什么時，羅杰·科恩伯格答道，“在實驗室里呆上一個星期。”

47年后，羅杰·科恩伯格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已88歲高齡的阿瑟·科恩伯格似乎對兒子獲獎早有思想準備：“我很失望，等它（諾貝爾獎）等了這么久。”

2022年11月6日，擔任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WLA ）主席的羅杰·科恩伯格在第五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上接受了澎湃科技（www.kxwhcb.com）的專訪。談及“發現”的本質，他說，“發現”意味著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事。而實現科學發現的最好方法就是讓個體去滿足對自然的好奇心，允許人們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而不是其他原因。“然后我們將會有新的發現，我們一直都會有新發現。每一個發現總有一天會被證明對人類健康、對人類其他活動、對整個人類的進步都有價值。”

羅杰·科恩伯格1947年4月24日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郡，1967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后，升學到美國斯坦福大學進行生物膜酯質的動力學研究。1972年取得博士學位后，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的醫學研究協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分子生物學研究室進行研究工作，成為那里的博士后研究員。

在劍橋，羅杰·科恩伯格學習了一種重要的大分子物理化學分析方法：X射線衍射。在研究過程中，一篇名為《高等生物染色體的一般模型》的論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論文中一幅插圖顯示了一個由虛線交叉的DNA環，象征著一個組蛋白分子。這一領域涉及染色質的X射線，他對此興效勃勃，但同事們卻都提醒他，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但困難沒能阻止羅杰·科恩伯格向他感興趣的領域進軍。像每一個科研新手一樣，他開始重復其他人的工作，分離單個組蛋白，將它們與DNA以各種組合混合，并記錄它們的X射線衍射圖。

1976年成為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助理教授后，羅杰·科恩伯格1978年又回到斯坦福大學，成為構造生物學科的教授。

在斯坦福期間，羅杰·科恩伯格開始研究核小體對轉錄的影響。他和同事們證明了組蛋白八聚體的存在，確定了核小體在轉錄中的調控作用，開拓了一個全新的領域，這也是當今生物科學中活躍的領域之一。

當一個細胞想表達一個基因時，它會將該基因的DNA序列“復印”（轉錄）到信使RNA（mRNA）序列上，但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進行的，在羅杰·科恩伯格之前還沒人能給出答案，因此他決心一探究竟。

羅杰·科恩伯格在從事轉錄過程研究的同時，還在研究實現RNA聚合酶的原子結構及其相關蛋白成分可視化的方法。經過多年研究，他終于創造了一幅關于轉錄如何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的真實畫面，DNA、聚合酶和RNA的確切位置被構建出來。

2006年，羅杰·科恩伯格因其對“真核轉錄的分子基礎所作的研究”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基因轉錄過程至關重要。”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聲明中說，“如果轉錄過程停止，基因信息就不會被轉移到機體的各個部位，生命體也將在數天內死亡。”

羅杰·科恩伯格是首位在分子水平上揭示真核生物轉錄過程如何進行的科學家，這一過程具有醫學上的基礎性作用，因為人類的多種疾病如癌癥、心臟病等，都與這一過程發生紊亂有關，理解這一過程有助于人們尋找治療這些疾病的方法。

羅杰·科恩伯格現在依然是斯坦福大學教授，并兼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教授。與此同時，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院士。他認為，相比國際大科學計劃，更應關注一些“小科學”。因為“大科學”會有小結果，而“小科學”會有大結果。

以下是澎湃科技與羅杰·科恩伯格的對話實錄。

澎湃科技：近年來，基礎科研的發展有哪些趨勢？

羅杰·科恩伯格：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一是基礎研究的擴大，所以有了更多研究方向，也有更多的人在做基礎研究。我們希望這種趨勢會繼續下去。但其中一個問題是，年輕人有時會被年輕時獲得財富的機會分散注意力，無論是通過金融還是通過科技行業，或其他諸如此類的行業。我們必須努力吸引和鼓勵他們進行研究。我總是告訴他們，研究可以提供金錢買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滿足感和個人獎勵，是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獲得的。然而，正如我所說，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擴張，需要更大的擴張。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吸引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

另一個重要趨勢是信息價值的增加。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增長現在已經并將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各個領域的研究。毫無疑問，基礎科研還有其他重要的趨勢，但我所提到的關于機器學習的趨勢是非常普遍的，它幾乎影響了所有研究領域。

澎湃科技：那么如何增強基礎科研？

科恩伯格：答案很簡單：錢。各國政府必須投資基礎研究。問題在于，各國政府都投資于定向或應用研究，但正如你們今天聽到的，這不是最好的投資。這是一項重要的投資，但最好的投資是對基礎研究的投資，我們指的是為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而不是考慮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歷史的經驗是，追求知識就能解決最大、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問題。它不是試圖解決一個大問題，而是通過鼓勵更多人追求對世界和自然的知識，從而出現了解決大問題的辦法。

所以答案是錢，尤其是投資在基礎研究上的錢，投資真正的基礎研究。

澎湃科技：你曾提到，相比國際大科學計劃，更應關注一些“小科學”。

科恩伯格：沒錯。原因是“大科學”會有小結果，而“小科學”會有大結果。

比如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它對所有生命和科學都產生了最大的影響。這項技術由一個不知名的人在西班牙一所大學的小實驗室里做出來的，這是小科學，卻有大影響。與此同時也有大科學，美國政府試圖治愈癌癥的運動嘗試了10年，但失敗了。現在癌癥比以前更嚴重了。

所以，透露出來的信息很簡單，如果對大量個體進行投資，給他們機會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會取得巨大的成果。如果把大量的錢投入到針對特定目的的宏偉計劃中，將一事無成，只是浪費錢。

澎湃科技：sRNA（小分子核糖核酸）有潛力治療新冠嗎？

科恩伯格：是的。

澎湃科技：sRNA項目進展如何？

科恩伯格：在以色列，我們開發了一種安全的sRNA。它對預防和治療新冠都是有效的。它比已經開發出來的任何藥物都要好得多，消滅病毒的有效率為99.9%。它可以用于尚未感染病毒的人，并防止他們患病。它像疫苗一樣具有保護作用，一劑就能保護我們數周。

澎湃科技：你曾提到，過去一個世紀的生物醫學進展大多是科學家在做自己的研究時，在意外情況下有了新的科學發現。所以你認同大多數科學發現是偶然的嗎？

科恩伯格：這就是“發現”的本質。“發現”意味著意想不到的事情，政府認為他們可以讓發現發生，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發現的本質是不可預測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方法就是詹姆斯·羅斯曼（James E. Rothman，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和我一次次反復強調的，讓個體去滿足對自然的好奇心，允許人們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而不是其他原因，我們就會有新發現，我們一直都會有新發現。每一個發現總有一天會被證明對人類健康、對人類其他活動、對整個人類的進步都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