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在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田中隆吉的強烈支持下，偽山西省省長蘇體仁授意偽省公署秘書曲憲純（閻錫山的表侄）與太原西羊市晉恒木廠商人閻宜亭聯絡，請其前往晉西面見閻錫山，以便加強晉綏軍與日軍的“親善合作”。閻錫山面對日偽誘和，非但未曾拒絕，反而主動表示愿意與日軍合作防共，從此日閻雙方圍繞合作等問題展開多次談判與交涉，并于1941年9月11日簽訂《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因該項誘和工作最初由閻宜亭從中牽線，他稱閻錫山為伯父，并且閻錫山又字伯川，故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板垣征四郎親自將之代號定為“對伯工作”。

日軍對閻錫山的誘降一度成功在望，乃至蔣介石亦曾判定閻錫山通敵已無可挽回，“閻錫山降敵謀叛，其已公認不諱，現惟待其揭開而已。”然而隨著時局的變化及各方勢力的博弈，閻錫山的態度逐漸猶疑不決。1942年5月18日，日本內閣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終止“對伯工作”，“廢除一切協定等，不再主動實施招撫工作”。其間內幕可謂紛繁復雜、變化無常，局中人往往因視野所限，難窺真相。

誘降：閻錫山與日本合作的初始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太原淪陷，山西境內除日軍占領部分區域外，八路軍、中央軍、晉綏軍均控制部分區域，但各部仍舊能夠相安無事。至1939年，閻錫山逐漸認識到中共在新軍中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突然決定發動“晉西事變”，然而此舉非但未能奪回新軍控制權，反卻刺激新軍公開倒向中共。閻錫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身力量因“晉西事變”損失巨大，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十二萬余名新軍在犧盟會策動下全面倒向中共，晉綏軍所剩無幾，“雖尚號稱有四個集團軍，現有實數僅有四萬余人”，主要集中于晉西南一帶，其實力與影響不可與戰前同日而語。

蔣介石對閻、共沖突并非無動于衷。1939年12月山西新舊兩軍沖突初始，蔣即致電衛立煌，要求中央軍對閻施以援手。但蔣介石派兵助閻，其目的在于維持山西現狀，避免晉綏軍在中共壓力之下難以為繼。但閻錫山對中央政府之期許，則遠不止此。5月19日閻錫山電蔣，呼吁中央強力制裁中共，蔣介石受制于國內外環境，尚難與中共公開決裂，閻錫山希望中央代其剿共的計劃自然難以實現。

與此同時，閻錫山派山西省民政廳廳長邱仰濬赴渝向國民政府請求援助。邱仰濬等奔赴重慶后，迅即向中央政府提出規模龐大的整軍計劃，5月28日，閻請邱仰濬向中央明言：“晉綏軍欲在敵共圍攻之下存在，非中央切實補充不可。”蔣介石對晉系的軍政援助，重在實現山西的軍政統一。交涉數月，因雙方立場歧異，無果而終，反而促使山西離心傾向更加嚴重，無怪乎徐永昌感嘆“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國家越吃虧；閻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虧”。

1940年6月19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向朱家驊密報：“晉近對經濟及政治均感無法解決，晉鈔信用已難維持，能行使職權縣份僅十六縣，故苦悶異常，人心渙散，干部多思他去。”判斷閻錫山與汪偽或將同流合污。果不其然，隨著閻錫山與國民政府在晉鈔整理與軍地關系等問題上沖突日烈，閻錫山對日態度逐漸發生變化，開始與日本秘密聯絡，試圖火中取栗，獲取日本的軍事經濟援助，直至走向通敵的深淵。

閻錫山作為地方實力派，“實系一個并無堅定主宰，看環境變遷，隨時應付，不問辦法，不問真實理論的人”。隨著晉綏軍生存環境惡化，閻開始突破民族主義底線，“企圖依靠日軍侵華力量，保持并擴大他的反動勢力”。1940年11月閻錫山向趙承綬坦言：“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要借抗戰的名消滅咱們，不發給咱們足夠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事事和咱們為難。共產黨對咱們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組織，把老百姓都拿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權衡情況，目前只有暫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咱們唯一的出路。”

日本清晰窺知閻錫山的現實困境，逐漸加強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待1940年初日本通過閻宜亭與閻錫山建立聯系后，“日寇又派特務頭子大矢親自到吉縣克難坡和閻錫山交換意見，確定雙方在山西境內進入停戰狀態，彼此合作，消滅山西境內的抗日力量——八路軍和決死隊，并且實行物資交換，互通有無。”

1940年6月，日軍為引誘閻錫山盡快投敵，“即先將靈石境內之雙池鎮據點，交給晉綏軍駐防；由騎一軍速派一部分兵力連夜出發，以佯攻的形式占領雙池鎮。”山西派遣軍參謀長田中隆吉表示“只要閻錫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應什么，暫時不必斤斤計較條件”，閻日談判持續進行。

1940年11月，閻錫山派趙承綬前往孝義縣白壁關與日方商談具體援助事宜，趙承綬在向日方傳達閻錫山的合作原則“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同時，“要求日方先給山西軍隊裝備30個團，所有武器、彈藥、服裝、糧餉以及兵員，均由日方供給。”日方雖口頭答應，實際上“主要是試探一下閻錫山的真正意圖，所以沒提什么具體條件”。1940年11月白壁關會談后，因負責對伯工作的田中隆吉調回東京出任兵務局局長，改由楠山秀吉擔任第一軍參謀長，對伯工作因第一軍參謀長的更迭漸趨停頓。

1941年3月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板垣征四郎親赴太原，協調對伯工作，并向閻示意“汪方面表示將閻任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如情況許可也可以將主席之職轉讓給閻”，“對汪的這一積極態度，閻采取慎重態度，而表示不敢要求中央職位”，閻更在意山西的權益，“問是否任他為山西省主席、是否將我軍所管理工廠歸還給他等。”

恰巧1941年4月13日日蘇簽訂中立條約，日軍“南進或西進的可能性則因之急劇增長。日軍如果南進，將切斷重慶政府經東南亞的出海通道，封閉國際交通，如果西進，則將直接加重抗戰壓力”。閻錫山的抗戰信心隨之動搖，1941年4月閻錫山手令所部各軍：“世界變局很大，第二戰區亦應在半年內要有突變，并將派賈景德等到渝再辦增加餉款交涉，如能照準，則閻能維持，其組織或可消弭突變。”晉綏軍內部也已做好通敵準備。

更為嚴重的是，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國軍失利，直接改變了山西中央軍、晉綏軍、中共三足鼎立的權力格局。閻錫山判斷局勢將變，“興高采烈認為時局將有劇變”，故而“閻錫山對其左右明言，以后國民黨、共產黨與汪偽三方面之成敗，共黨則為六分之三，汪偽則為六分之二，至國民黨則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是其心理不降共則必倭偽可知。故其開戰之始，則利用共黨，乃為共黨所棄，是后其只有投汪降偽之一途”。閻日合作不斷加速。第一軍為表示“誠意”，“提議日軍自晉南六縣、晉西七縣退去，將其交還給閻氏部隊，八月內孝義縣已經在和平中交給王靖國部隊。”閻錫山知曉接防孝義，已瀕臨公開投敵，但為獲取孝義地區的糧食資源，意欲火中取栗。

閻錫山雖在通敵之路上越走越遠，但對于公開通電投敵，仍舊難下最后決心，恰巧此時國際局勢更加變幻莫測，1941年4月16日，日方提出《日美諒解案》，企圖通過談判促使美國減輕對日的經濟壓力，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成果，誘使重慶國民政府接受其投降條件。美國政府則企圖通過在中國等問題上對日讓步，以此拆散德意日三國同盟，防止美國面臨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閻錫山獲悉美日談判的情報后，判斷“美國幫助中國抗戰沒有利益，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定要犧牲中國，幫助日本”，賭注美日和談必定成功，“因此更積極的向日軍獻媚，和日軍加強勾結。”

1941年9月11日，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與日本北支派遣軍代表田邊勝武簽訂《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閻錫山此前渴望解決的晉鈔整理、擴軍整編等問題，日軍悉數承諾予以援助。日本陸軍中央當即致電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希望在華日軍能夠利用此次對伯工作的成果，引導更多地方實力派投靠日軍，“達到令抗日陣營崩潰的目的。”9月12日，興亞院決定撥款三十萬日元，以便促使對伯工作成功實現。為徹底摧毀閻錫山抗戰信心，10月21日巖松請蘇體仁轉告閻，美蘇援助將永無可能。最終，10月27日，閻方代表趙承綬與日方楠山秀吉等反復磋商后，圍繞9月11日《停戰協定》簽訂實施細則，閻汪合流已在朝夕之間。即便蔣介石亦感無力挽回，1941年10月31日在本月反省錄內特別強調“閻錫山降敵謀叛，其已公認不諱，現惟待其揭開而已”。

蔣介石恩威并用

閻錫山密謀通敵，1940年12月中統已截獲相關情報，可是并未引起蔣之重視，待至1941年4月21日蔣介石閱悉《閻錫山致于震河函》，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日記內怒斥閻錫山“認賊作父，賣國自保”。但同時蔣仍對閻半信半疑，認為閻錫山此舉“是否故放空氣，而希望增餉或為其他”。為防形勢突變，4月21日蔣致電胡宗南，請胡轉告正在西安召開剿共軍事會議的何應欽，命令中央軍注意防范晉綏軍異動，同時避免過激行動，“可電閻與之寒暄，不必因此稍著痕跡也。”此后蔣介石一直試圖安撫閻錫山，避免其鋌而走險。

1941年10月，局勢突然惡化，26日邱仰濬向蔣介石出示閻錫山密電三封。先是9月12日文電表示“生甫（李廣和，字生甫）奉辦事，勉強進行已有頭緒，希酌量轉陳，只要與國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犧牲”；10月7日陽電又言“此事業經做成，且與國有利，原議財部以了省鈔名義為我補助六千萬作軍費，補充槍兩萬枝，屆時并協助十萬人。某辦成局部后，正進行全面已向根本地去矣，總之此事犧牲是我，成就是國”；10月11日真電更是惟妙惟肖：“此事只我與次隴知之，絕不再使任何人知，成功歸國，犧牲歸我，至為何表示可獲安心，希酌量表示。”蔣介石“認為突兀而不可解”，請徐永昌告知邱仰濬，“委員長決未令李某辦任何事”。李廣和1939年由戴笠派往天津從事諜報工作，但李廣和“不過戴科長手下一普通偵探”。客觀而言，李廣和與日偽接觸，非但未曾受國民政府中央的指示，亦未參與對伯工作的核心機密。閻錫山實欲借李廣和之名，營造通敵系中央授意的假象。

1941年10月27日，蔣介石“令閻之代表再電閻規戒”。徐永昌當日兩電閻錫山，首電詳述投敵百害而無一利：“委座召徐部長說，我沒有教李某辦任何事，他辦這事是不是替敵人做工作。閻先生千萬不要聽他的話。敵人是計劃要滅亡中國的。犧牲了閻先生。如何能于國家有利。閻先生千萬不要受了漢奸的騙。做下去一定要受他們的害。故必反對到底。”次電反復申述且不可因反共而降日：“如用外力，消滅異黨，使他們更有話說，反教他變成革命者，這是促成異黨的成功。因為我們變成革命的對象，結果給了他有利的機會，太不上算，而且做不成。”10月30日，閻錫山電復蔣介石，巧言令色，為己辯護，蔣介石閱后，怒斥“虧他解釋”！

日軍為防止中央軍對閻錫山通敵形成鉗制，1941年10月決定“向黃河東岸地區獅家灘一帶進軍，壓抑向山西軍背后逼近的中央軍威脅，給山西軍予以完全的保障”。閻錫山與日軍合作，計劃阻止中央軍東渡。蔣介石獲悉后，判定閻必降日，決定采取強硬措施，逼其回頭是岸，“凡狡獪百出、首鼠兩端、狐疑不決、變亂無常者，當其判跡而顯而未發表之時，只有利用其猶豫莫定、利害交戰之際而以壓力為重，使其知害而退也。”11月10日，蔣命令已東渡河東晉西小船窩之第六十一師“在原地固守，明白監視河東閻部之行動”。同時，蔣決定派賈景德赴克難坡，對閻錫山做最后的勸說。蔣介石在賈景德臨行前，特別強調“閻先生果附敵，中央即討之，雖親弟兄，不能為諱也”。

國際局勢的變化顯然超乎閻錫山的預料，1941年11月23日，美日談判破裂，閻此前對中國抗戰必敗的判斷完全錯誤。蔣介石立即意識到此事或有轉機，“如時局好轉，或可化為烏有也。”11月24日，趕赴克難坡的賈景德向蔣匯報：“閻長官憬然大悟，深覺受孩輩之愚弄。”閻錫山表示“決以鈞座之意旨為意旨，追隨鈞座抗戰到底，決不為國家惹是非，使鈞座無詞以對中外人，已設法將趙承綬調回”。12月6日，閻錫山電告賈景德，“趙承綬已于東日（1日）回孝義防次，稍事布置，南返克難坡。”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苦撐待變的戰略終獲成功，孫科在12月8日獲悉消息后，興奮地表示“日已啟釁，必不能支，民族主義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12月8日賈景德致電蔣介石，告知赴克難坡勸閻停止投敵，“雖徼幸如臨別之戲言，牛刀一試，迎刃而解。”

1942年1月1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示意不計前嫌、共濟時艱。1942年1月4日，閻錫山向蔣介石表示日美開戰殊出意外，誓言追隨蔣介石抗戰到底。對伯工作此后雖然仍舊持續推進，但是閻錫山公開投敵的可能性已急劇減少。歷史仿若開了一個詼諧的玩笑，閻錫山投敵本已箭在弦上，卻因美日決裂而發生戲劇性轉變，使其公開投敵戛然而止。

虎頭蛇尾：對伯工作的結局

對伯工作的成功毫無疑問將對策動中國各地方實力派倒向日軍，產生難以估量的示范影響，進而達到加速重慶國民政府崩潰的目的。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巖松義雄指示第一軍所部加速推進對伯工作，然而閻錫山在日美決裂后，明白日本與美國國力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日本戰敗已屬必然，而此時日軍許諾的巨額軍事、經濟援助，雙方交涉累日，又遲遲難以兌現，閻對日態度迅速發生變化。

根據《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在雙方締結停戰協定后的第一階段，日軍答應向晉綏軍提供數額龐大的軍事經濟援助。事實上，日軍深陷戰爭泥潭，根本無力向閻提供如此規模龐大的援助。1941年9月12日，日本興亞院會議通過《關于閻工作所要經費支出的文件》，決定將援助閻錫山的借款限制在三千萬日元以內，“爾后所要經費支付再研究”，遠非協定所言五千萬日元。即便如此，該項計劃遲遲未予實施，橫濱正金銀行、華北方面軍與汪偽政府圍繞債務人等問題分歧較大，彼此互相拖延推諉。至于日軍承諾歸還西北實業公司、同蒲鐵路及山西省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所轄各工廠更是無從實現。

日軍當然知悉閻錫山謀求與日合作，重在獲取軍事經濟援助，隨著閻錫山的態度猶疑，日軍被迫向閻表示軍事經濟援助可有條件的部分實現。1942年1月6日，第一軍新任參謀長花谷正致函趙承綬，希望閻錫山迅即移駐孝義或隰縣，并于近日在孝義會見，如果上述條件能夠實現，日軍將加大對晉綏軍的援助。閻錫山認為“所要求一千二百萬元以支票形式付給趙承綬”及提供十萬枝小槍均未實現，“主張日方沒有誠意”，拒絕與巖松孝義會晤。

日軍迅即改變對伯工作的策略，試圖向閻施加強大的軍事壓力，改變對伯工作遲滯不前的局面。針對閻錫山虛與委蛇的態度，1942年1月24日，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向華北方面派遣軍建議發動進攻西安洛陽的戰役，“進軍西安附近，擊潰重慶中央軍之后，對晉綏軍形成包圍態勢”，徹底斷絕閻錫山與重慶的后方聯系。為促成武力逼降，日軍第一軍先后出動第三十七師團、第四十一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重炮兵隊等部隊，“采取恫嚇行動，敦促閻錫山下定與日軍合作的決心”，同時日軍要求“各兵團分別在各自防區內開始掃蕩、俘虜晉綏軍”。此外，日軍還實施了輕度炮擊。

閻錫山在壓力之下，1942年3月27日再次派趙承綬赴太原與日談判。此時閻錫山已無意公開投敵，“日本人什么也不給咱，想叫咱脫離抗戰，這不可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沒有，他們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產黨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夠，就有被消滅的危險。咱可不能這么干。”但在日軍武力進攻的壓力之下，閻又必須有所妥協，4月27日，閻錫山向日方承諾與巖松義雄在安平會晤。日軍頗為得意，對伯工作“能夠有所進展，可喜可賀”。

閻錫山與巖松義雄安平會談因天氣原因，最終改至5月6日舉行。首先“閻提議在本日會談中磋商政治問題，尤其是防共問題，至于軍費及武器問題讓委員會磋商，日方表示同意”。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向閻表示希望盡早發出和平通電，如果可能就在5月內發出”，閻大體贊成，強調“隨著其他條件的實行一個月后再發出”。巖松義雄希望“閻越早表明參加和平越好，閻雖然對此表示同意，但是就亞洲同盟及經濟政策提出意見”。同時，閻再次提出日軍援助的要求，“內容多有超過曾經約定的條件，對此巖松中將也感到意外，雙方進入休息。”會談休息期間，“閻錫山的警衛人員，在安平村外老遠瞥見前面山路上來了許多馱騾馬匹，誤認為是日軍炮兵開來（原系日寇給閻錫山馱送的槍械、款項等），大為恐惶”，“閻聞訊大驚，急忙偕同王靖國等由預先修好的小道”提前離會，安平會談無果而終。巖松義雄惱羞成怒，決定廢除1941年9月11日簽訂的《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同時“對晉綏軍加強經濟封鎖”，并向閻錫山施加壓力。

面對日軍武力逼閻公開投敵的現實，國共兩黨均試圖采取措施，幫助晉綏軍緩沖日軍壓力。當1942年3月日軍試圖武力逼閻投降之時，中共立即意識到閻因生存面臨絕境，或有投敵可能，3月2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左權，命令八路軍援助晉綏軍，避免晉綏軍在日軍壓力下投降，“敵攻鄉寧、吉縣甚急，閻正堅決抵抗，要求我們援助。望令我軍及時予以必要援助，以爭取晉綏軍之抗戰，是為至要。”

與此同時，蔣介石亦努力給晉綏軍予以軍事援助，1942年1月23日，胡宗南命令李文“在河凍期間，以一個師或二個師過河，收復師家灘及船窩，速即偵察及準備具報”。4月3日，因閻錫山向中央“電陳部署對敵及河西缺糧”，蔣特別囑咐何應欽“為第二戰區妥籌糧秣”。當5月28日“敵機襲西安，擲下很多印刷品，及閻先生與日軍司令官巖松隔案握手照片，印刷品述閻已與日軍合作提攜，中央軍人應速來參加”，蔣得知此事時，不以為意，反倒認為“果閻與之妥協，當不如此暴揚矣”。

對伯工作結束之后，閻錫山面對日軍的經濟封鎖與武力逼迫，為謀求生存，選擇要挾中央援助與謀求緩和對日關系的雙重策略。安平會談結束未久，閻錫山又試圖緩和日軍的敵對情緒，閻日之間并未停止接觸，“有的地方日軍包圍山西軍的形勢已經完備，正在進行小規模競爭，有的地方有彼我將軍聯歡，呈現出實為奇妙的現象。”待至抗戰勝利即將到來，“閻錫山密切注視著國際形勢的推移和日本實力的消長，時刻等待著光復山西的時機”，仍舊希圖利用日軍與中共爭奪山西地區的控制權。

（本文首刊于《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四期，原題為《1940-1942年閻錫山與“對伯工作”的歷史考察》，作者賀江楓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作者對原論文做了刪改，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