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代連環畫大家賀友直先生（1922年11月-2016年3月）100周年誕辰。10月1日起，上海美術館（中華藝術宮）與澎湃新聞等機構聯合主辦的賀友直百年誕辰紀念特展正對外展出。《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將陸續刊發賀友直先生生前友人及相關學者專家紀念賀友直先生的文章。

本文為媒體人、《百年友直——賀友直先生紀念文集》的編者李天揚所撰。

跟絕大多數人相比，我算是跟賀友直先生有緣的。因為，我見過他多次，而且還幾次和他同桌吃飯，看他喝酒。這是因為相熟的馮其庸先生、謝春彥先生、丁和兄的活動，賀先生總會到場，使我有機會拜觀他的冷幽默。

但是，跟這本書中的作者比起來，我跟賀先生又像是無緣，因為我們并沒有私交。編書過程中，看到各位作者與賀先生種種有趣故事，真真羨煞。

其實，于此，我是作過努力的，可惜，沒成功。

賀友直。 許海峰 澎湃資料

賀友直在自家書房里創作。 魯海濤 澎湃資料圖

那是2012年的事。我在新民晚報評論部工作，評論版面由每天半個版擴大到一個整版，我決定在版面上開設漫畫專欄。雜文和漫畫，皆被喻為“匕首和投槍”。而新民晚報，素有重視雜文和漫畫的傳統。老社長趙超構先生筆名林放，是報界首屈一指的雜文大家，他又創辦了子報《漫畫世界》。可以說，全國的漫畫名家都是新民晚報的老朋友。畫了一輩子連環畫的賀友直先生也被“圈”為《漫畫世界》的作者，著名的專欄“賀友直自說自畫”正是刊在《漫畫世界》上。華君武先生戲稱賀先生為“起義將領”，意思連環畫家“起義”畫漫畫。對此，賀先生也開心。給孫紹波兄的贈書，就落款“起義將領賀友直”。因為有這樣的淵源，我想到了請賀先生在評論版上開專欄。

我向鄭辛遙兄求助，他一口答應帶我去拜見賀先生。那天，隨辛遙登臨著名的“一室四廳”，賀先生按例為我們泡好茶。坐定，辛遙兄介紹了我是他的同事。其實，我和賀先生是同桌吃過飯的。但我不敢造次瞎套近乎。仍如首次見面一樣，作了自我介紹，并說明來意。不料，問清了我編的是時事評論版后，賀先生把臉一沉，雙眼圓睜，一字一頓，說道：“我是90歲的老人了，根本弄不清楚外面發生的事情，怎么畫？不畫！”我完全沒料到會面臨這樣的局面，繼續結結巴巴作著掙扎：“賀老，您隨便畫什么都可以，就畫身邊的事，隔多久畫都行……”一邊說著，一邊也知道這是徒勞的。賀先生手一擺，神情堅毅：“不畫！”看場面如此，辛遙兄把話題岔開，說了些吃菜、喝酒的閑話。我都不記得了。反正，感覺最后是落荒而逃的。

這是我唯一一次跟賀先生的直接對話。

賀友直位于上海市區巨鹿路弄堂里的狹窄樓梯與老屋

賀先生對陌生人，常常會“不近人情”。他蕩馬路，遇到生人問安，他說：“我不認識你。”目不轉睛，走了；他在家里，接到生人電話，他說：“請你以后不要再打過來。”不容分說，掛了。有不少名人，也遭此冷遇。我以為，一則，我也不算是陌生人，二則，有賀先生的“小阿弟”辛遙兄帶路，總以為可以達成心愿，不料鎩羽而歸。

對賀先生冷拒陌生人，畫家蔡小容的分析頗有道理。她寫道：“所有人都認識他，他并不認識所有人，當然不能做眾矢之的。賀宅的電話也常常響起來，什么時間什么人都有，要找賀先生。如果都要接待，九十多歲的老先生根本無法存身。所以他的時空門，輕易不打開。”

那么，賀先生對我的約稿為什么也會拒絕得如此堅決呢？我后來想，這應該是出乎賀先生的政治敏感，或者說是政治警覺。

賀友直系列作品《我來自民間》里，這一作品的自述是：“在農村里，窮人家的孩子是不知道有玩具的，要玩只有自己做。可我做的風箏從沒上過天。”

賀友直系列作品《我來自民間》，這幅作品的自述是：“給幫工的送點心，也是貪圖能吃上一份。”

這么猜想，是有不少證據的。要了解一個人，最直接的途徑，是看他自己怎么說。大作家寫自傳的很不少。大畫家畫自傳的，以我所見，只有賀友直先生一人。從小到大的自傳，他畫過兩部，一部叫《我自民間來》，另一部名《賀友直畫自己》。很多細節一樣，但畫法不同，對比著看，很有趣味。有意思的是，兩部自傳都畫到50年代初戛然而止。為什么呢？賀先生在《生活記趣》的“開場白”中，如此“坦白”：“……朋友們希望我繼續畫下去，我回答說：‘不敢，因為工作之后，運動不斷，怎么說畫？萬一出格要犯大錯誤，老漢八十多了，安穩點度過晚年吧！’”于是乎，他畫“生活記趣”，他說，“意欲通過生活中遇到的趣事以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也算是歷史記錄”。賀先生從來諱言，自己是“膽小”的。與陳村談，他說：“我曾經畫過我自己，畫到參加工作為止，參加工作之后不好畫了。畫當然也好畫，我嚇〔怕〕了。一參加工作之后，不斷的運動，你不涉及到運動就沒辦法畫。”答王寅問，他說：“我這個人其實很懦弱，不是很堅強的一個人。怕。”他也是常常告誡晚輩要當心。陳丹青回憶道：“這十多年僅與他北京上海見過一兩面，嬉笑過后，他都左右看看，臉色一沉：‘兄弟哎，外面講話要當心！儂當記者都是好意啊？噱你說話哩……’‘噱’，浙語即‘哄騙’之意。大約看我臉上敷衍的樣子，他便發恨似地瞪著眼，同時捉緊我手腕：‘犯不著啊，聽到嗎：犯不著！’未久，大概是見了我哪篇文章，他竟特意寫信再次勸我少開口。”他送王犁的畫，是他標志性的自畫像，但與眾不同的是，將嘴巴用拉鏈封住不算，還加了一把鎖。賀先生題“唯有此法以防萬一”。但是，那么“膽小”那么“怕”的賀先生，最終把他的《生活記趣》畫成了一部美術界政治運動史，這就是賀先生的政治智慧。賀先生以不諳時事為由拒絕了我，但又在同一張報紙的副刊上，畫出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這是晚報之幸，讀者之幸。

那以后，我再沒有去打擾過賀先生。

賀友直 《賀友直畫自己》

賀友直 《賀友直畫自己》

2016年3月16日夜，賀先生逝世。次日，我在我主持的新民晚報評論版上刊發了謝春彥先生的畫《老頭贊》，并配寫了“編者按”：“大畫家賀友直先生昨夜逝世，引發一片哀悼之聲。今年春節，謝春彥先生攜此畫到賀府拜年。賀先生很是喜愛，將其擺在醒目位置，在老人家最后的一批照片里，總是有它在側。今刊此畫，以寄哀思。”

轉瞬，過了五年。謝春彥先生牽頭辦了紀念賀先生的畫展《白描精神》，并命顧村言兄和我任策展了。我為畫展寫了小序，不揣淺陋，列入此集，即《清澈的賀老》。

此次，十分榮幸地奉命編輯這本紀念文集。讓我感到，與賀先生的緣分，很長，很久。

《百年友直》封面

終于，要言歸正傳，說說這本書了。

以賀友直先生的貢獻和地位，出一本紀念文集，是題中應有之義。今年逢先生百年誕辰，故起先有百人百文之意，后然覺得，能如此齊整，固然好，但若是硬湊人數篇數，一定是實在、率真的賀先生不喜的，就決定有幾篇算幾篇。目前得文八十余篇，不算少了。

這么多文章，自然是分輯編排為妥。思考再三，分為“親情篇”、“師生篇”、“友情篇”、“仰止篇”、“學術篇”五輯。前三輯好理解，分別為家人、學生、朋友所寫，第四輯中，其實也有不少作者是賀先生的朋友或忘年交，辟出此集，是考慮到朋友人數總遠超家人和學生，分一分為好。在下并無資格判定各位作者與賀先生的親疏遠近，只是將以寫個人交往為主的放在第三輯，以評價文字為主的放第四集。其實，大家寫文章懷念賀先生，誰不是在表達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呢？最后兩篇，雖然亦表達了懷念之意，但都是動用很多材料，對賀先生的藝術生涯作了研究、歸納和總結，有學術高度，且篇幅較大，故單列一輯。兩個附錄，年表的價值自不待言，不贅，單說訪談。三位訪者，非尋常記者，都是賀先生信任或親近的朋友、晚輩，因此他談得暢快、放松，讀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又可與書中文章互為印證。另一篇訪談，主人翁是賀師母謝慧劍。請90多歲高齡的她來談談相伴70多年的賀先生，并將這篇訪談作為代序，是我的主意。訪談由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的同道進行，我則趕去旁聽。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一室四廳”，并有幸第一次走進賀先生的畫室，拜觀那張六年來一直保持原樣的畫桌。筆墨紙硯，有序而溫暖，仿佛賀先生剛剛離開，下樓散步去了。

賀友直先生創作連環畫的蝸居，亦即他自嘲為“一室四廳感覺大”住了五十余年的那一間老屋。 賈亞男 澎湃資料圖

編書，光順順文字，是我的本行，似乎不難。更何況，作者中多的是文章圣手，只需拜讀即可，何勞在下多事。但仍遇到兩個俗氣的問題：一曰身份，二曰排序。先說身份，收到的稿子，有的附有作者簡介，有的則無。本書作者中，有名震海內粉絲云集者，亦有雖術業有專攻但不為普通讀者所知者，為讀者計，竊以為，有作者介紹比沒有好。于是，努力地跟各位作者溝通，討要簡介。然而，一則有的作者在下聯系不上，二則有的作者覺得不要這個俗套更好。于是乎，簡介時有時無，頗顯凌亂。再說排序，當然也可以說一句“排名不分先后”的辭令。但事實上，我確實是有把年紀大的、名氣大的、官職大的往前放的俗氣想法的。私心里，又擔心排得不妥，作者腹誹讀者譏笑。說到這里，我想起一個小故事：一位畫家在劉海粟美術館開畫展，開幕式請賀先生發言。在這樣的場合，嘉賓是不得不要說幾句畫展主人畫得好的，賀先生也未能免俗，在表揚了一番之后，他說：“以上全部是馬屁。我的發言結束。”賀先生就是這樣高妙，有著化腐朽為神奇、變俗套為雅噱的本領。我沒有這樣的本領，只好說，在賀先生面前，相信沒人會計較先后，如有不妥，還請作者、讀者指教并海涵。

上海美術館（中華藝術宮）“小人書大智繪——賀友直百年誕辰紀念展”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石庫門之剖面圖

最后，說一件讀賀友直先生書的意外發現。熟悉賀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說話，時不時會蹦出一些英文來。謝春彥先生說，他學的是“莎士比亞式的古典英文”。賀先生僅小學畢業，英文在哪里學的呢？夜校。在前面提到的《賀友直畫自己》里，他有一幅《原來的錦江飯店》，賀先生寫到：“我曾見過原始的錦江飯店。那是在1939年的前后，我在‘中華職業補習學校’讀夜校學英文，學校在華友路（今雁蕩路）環龍路（今南昌路）方向是朝東朝南。我所在的教室在三樓。”這棟樓，可是大有說頭：1917年，黃炎培先生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這是中國第一個從事職業教育的社團。1930年，遷入此樓。1932年，鄒韜奮先生在這里成立了生活書店，創辦了《生活周刊》。1946年，民建總會從重慶遷至上海，在此辦公。有意思的是，過了50年，我也像賀先生一樣，在這棟樓的三樓，讀夜校，補英文。那是80年代末，興起了出國熱，學歷低的，去東洋，高的，去西洋。伴隨而來的，是考托福熱。當時，還沒有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有個退休教師，叫蔡光天，也巧，他與賀先生同年，生于1922年。他創辦了前進進修學院，自任院長。當年上海留學英美的，大多數都在前進讀托福或GRE。我大舅舅楊錫成先生，鼓勵我留美，并表示若拿不到獎學金，他來資助我。故，我讀起了“前進”夜校。可惜，我愚笨且貪玩，幾次考托福，分數羞人，辜負了舅舅。當然，如果當年留洋成功，就沒有緣分編這本書了。

壬寅年仲夏

（注：本文為《百年友直——賀友直先生紀念文集》的跋）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