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嵩《貨郎圖》作為貨郎主題繪畫的重要作品，從“風格”到“畫意”，都展現出寫實主義在南宋的風行。以深厚的界畫基礎為依托，從一個市井小人物——貨郎的視角出發，通過一系列圖像和文字，隱蘊創作時的歷史背景，不僅體現出畫家“以圖鑒史”的磊落格局，也再現了南宋時代的物質文化，成為后人了解南宋社會生活的一部“圖像志”。

畫至五代，“上承唐之樸厚，而新開超逸華妙之體，至宋人出，而集其大成”。故宋代被劉海粟稱為“實中國美術史上之黃金時代”。其時，中國的城市及城鄉商業模式正在經歷著一場“變革”。自晚唐以來，逐漸取消了坊、市分離制度，商業活動不再受到嚴格的空間限制，日趨活躍。及至南宋，以臨安城為代表的江南城市，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提出：“至遲在11世紀，有形的分區壁壘已徹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更為自由的街道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貿易實際上可以在城中或郊區的任何地方進行。”以販賣日用雜貨為生的流動商販——貨郎，也應運而生。以貨郎為主題的繪畫，作為圖像志的一種，成為宋代社會生活的真實鏡像。

清 李佐賢題《貨郎圖》扇頁?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一、李嵩及其《貨郎圖》：“真實”與“再現”之間

李嵩，南宋畫家，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為木工，頗達繩墨，后為李從訓養子，從其習畫。歷光宗、寧宗、理宗三朝，為畫院待詔。工畫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尤精于界畫。厲鶚《南宋院畫錄》曾對其身份提出質疑：“雖系養子，亦安可直呼父名，況從來未見此等款識，此必妄人作偽毋疑。吳系書畫賈人，不知鑒別，故著于錄。”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清代李佐賢題扇面，論及李嵩生平：“嬰戲貨郎圖款題右方‘嘉定壬申李嵩畫’七字，細如蠅頭，而墨色與畫無異，決非后增偽款。群兒環繞，貨郎備極情態，貨擔亦工細絕倫。考《圖繪寶鑒》載，嵩屬錢塘人，后為李從訓養子。工畫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光、宣、理三朝待詔。又考吳其貞《書畫記》，李嵩《夜潮圖》畫法工細，上有蠅頭楷題詩二句，識曰：李嵩云云。余所見宋人畫，多不署款，而嵩畫則款題屢見，殆好名者歟。”楊仁愷對此也提出過見解：“兒子作畫必須加上父親的名字，以示衣缽相傳，與民間工藝和商家標牌同一做法。”這種題款的習慣或許源于其木匠的身份。

南宋 李嵩《貨郎圖卷》25.5cm×70.4cm? 絹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傳世的李嵩《貨郎圖》主要有四件，分別是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貨郎圖》（簡稱“北京本”）、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市擔嬰戲》（簡稱“臺北本”）、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貨郎圖》（簡稱“大都會本”）、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貨郎圖》（簡稱“克利夫蘭本”）。除“北京本”為橫卷，其余三件皆為扇面，從構圖章法、線條、筆墨到圖像意涵皆相仿，再現了貨郎走街串巷，行走于鄉野農村的時代畫面。

南宋 李嵩《市擔嬰戲圖》? 25.8cm×27.6cm? 絹本設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以“北京本”為例，其創作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圖繪一位貨郎，正在肩挑雜貨擔，不堪重負地彎著腰，緩緩前行，剛好截取了貨郎來到村頭的一瞬。貨擔上物品繁多，從生產工具到兒童玩具，從旗幟彩幡到鍋碗盤碟，琳瑯滿目。從構圖上，以貨擔為主體，分為左、右兩組人物。左側一組，寫兒童圍繞貨郎擔的情景；右側一組，寫匆忙奔向貨郎擔的女性與兒童。主次有別，又相互呼應。背景僅作野地平坡，古柳疏草，色調輕淡，展現出村野的素樸。從技法上，人物皆以線描勾勒，備極情態，即便是細密繁雜的貨物，亦描繪得一絲不茍。線條流利勁挺，略施淡彩，古樸而沉著。作品款署：“嘉定辛未李從順男嵩畫。”后經明代梁清標、孫承澤、項元汴等人收藏，歸于清宮。乾隆題御制詩一首云：“肩挑重擔那辭疲，奪攘兒童勞護持。莫笑貨郎癡已甚，世人誰不似其癡。”著錄于《石渠寶笈·初編》。

南宋 李嵩《貨郎圖》?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南宋 李嵩? 《貨郎圖》? 26.4cm×26.70cm? 絹本墨筆?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相比于“北京本”的“全景式”呈現，其余三件皆取局部，各有側重。童文娥從長卷、扇面的制式視角，探討這種構圖上的同質性與差異性，提出臺北本、北京本與克利夫蘭本之間，情節相連，富有戲劇性，形成如故事般發展的情節。當然，這種只畫一角或半邊景物，以表現廣大空間，明顯受宋代“邊角”式構圖影響。“在畫面空間關系處理上，善于利用人物的姿勢和身體位置的前后遮擋關系，營造了人物之間復雜且合理的空間層次。”運用傾斜線、人物視線與人物動作，可完成整個畫面的“起承轉合”關系，展現出作者深厚的界畫基礎。

關于李嵩《貨郎圖》的圖像內涵，向來多有探討。江兆申認為，總寫農村僻壤，生活簡陋情況，其中恐亦微寓諷世之意。黃小峰則提出，李嵩所畫的貨郎并非市井貨郎小販的形象，而是元宵節時節慶典中所表演帶有吉祥寓意的“貨郎調”為藍本，再輔以藝術因素。曹智滔等人認為，李嵩把貨郎描繪成身兼數職的形象，是為了體恤下層民眾的疾苦和滿足民眾得不同的精神需求。方聞在《宋元繪畫》中，以李嵩《貨郎圖》為例，談及南宋院畫，“盡管稍早前的文人畫家極力抨擊形似表現，但是我們仍可以看出，在十三世紀初的宮廷畫院，寫實的創作非常活躍”。實際上，無論是來自生活的“真實”，還是當時戲曲的“演繹”，其寫實主義風格無疑成為宋代社會生活的一種寫照。

二、貨郎的身份：道教背景下的行商

關于貨郎的身份，早在20世紀中期，已受關注。江兆申注意到，貨郎項下掛一環，上懸齒目標識，是為牙科與眼科醫生。前擔下懸一笠，當系貨郎備雨天自用者，斗笠上書“攻醫牛馬小兒”，則又兼獸醫與小兒科。笠下布招，上寫神字，又能祈災驅鬼矣。此是從職業視角的分析。童文娥等人繼承了這一研究視角與方法。

“北京本”畫中“專醫牛馬小兒”“雜寫文約”“明風水”“誦仙經”等看似是廣告幌，實則并不能將其完全分解來看。換而言之，這一系列文字，作為“畫眼”，并非隨意題寫，而是相互關聯的，并將貨郎的身份指向李嵩所在時代的社會背景——尊奉道教。

宋代是繼唐以后道教發展的又一個繁榮時期，理論研究深化，新教派林立，道書編撰蔚然成風，特別是將道教視為鞏固皇位與宣揚皇位繼承合法性的重要依據。“經過唐五代三百余年的積累，加之社會宗教生活的日益豐富，兩宋時期道教的叢生已經蓬勃展開，到南宋中后期，道教整理者已經面臨著明顯的‘眾法紛紜’的態勢。”這種“尊奉道教”之風也深入到基層社會。

1.誦仙經

“誦仙經”的說法，早在南朝已出現。江淹有“海外果可學，歲暮誦仙經”的詩句。在宋代的文獻中，“誦仙經”多出現于道教文獻中。《靈寶玉鑒》載，發“離怖畏符”時，需念咒“自從多劫來。出沒不暫停。一入地獄內。舉動心飛驚。當令離怖畏。隨聲誦仙經。共乘無上道。同班朝玉清。急急如律令”。《道法會元》收錄有“神霄遣瘟治病訣法”，其步驟之一是“回至患家福神前，諷誦仙經”。金代王重陽《圣葫蘆》有“這一葫蘆兒有神靈。會會做惺惺。占得逍遙真自在，頭邊口裹，長是誦仙經”詞句。同時代的《夷堅志補》記述蓑衣先生，“時以竹杖擊地，謁唱道情。或夜誦仙經，達旦未已。或自念歌詩，皆勸世脫塵語。尚方賜沉香銀燭，香霧盈室，終日不散”。可見，在宋元時代，“誦仙經”是道教儀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背后有深厚的“道教語境”。掌握“誦仙經”，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免不了長期的系統的學習。由此可推測，貨郎或許是道士身份，至少有在道觀長期修行的經歷，并已熟練掌握“誦仙經”的基本要訣。畫中“誦仙經”的掛幌剛好在貨郎身上，或為其“主營業務”。

《貨郎圖》（北京本）中的文字“明風水”“雜寫文約”

2.明風水

宋代是風水學發展的重要時期。《宋史·藝文志》所載堪輿著作達70余種。大到都城選址、城市建設，小到宅基、墓地選址，都離不開風水學，以擇葬術最盛。其主要流派之一——理氣派，由道士陳摶等人創立。道教與風水理論之間有著共通的理論基礎，“兩者都與周易象數有關，道教周易象數的發展有推動之功，而風水理論的不斷增衍則是建立在對周易象數成果的吸收和應用的基礎上的”。風水學所關注的陰陽、五行、八卦、九星、河圖、洛書、星象、神煞、玄空、六壬等與數術理論有關的內容，同時為道教所關注。從職業視角而言，道士從事“明風水”的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

3.雜寫文約

作為道士，通常具有一定的書寫能力，故可兼職做代筆。宋代鄉村的識字率相較于唐代有所提高，但“文字工作”仍有相當的市場，特別是基層社會的治理，離不開粗通文墨的小吏。吳、蜀等地“家習書算，故小民愿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對于農戶而言，閱讀告示、納稅完糧、公文訴訟等都要求基礎的識字能力，可免去轉述的麻煩。陸游《觀村童戲溪上》提到浙東地區村童“三冬暫就儒生學”，只為“識字粗堪供賦役，不須辛苦慕公卿”。

《貨郎圖》（北京本）中的母親與小兒

4.專醫牛馬小兒

貨郎的一個重要身份是江湖郎中。右側趨步向前的女子，面做緊張狀，懷中的小兒口中似有嘔吐物，其神懨懨，與周圍活潑的兒童形成鮮明的對比。宋代《小兒癥治》在“小兒急慢驚”條指出，小兒有“客忤侯”。“其所謂客忤者，取其觸忤之意。小兒未有所識，外人適至，因而驚忤，故曰客忤。古人論說，謂人從外來，衣服經履鬼氣，或牛馬之氣，皆為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腹痛夭矯。面色變易。狀貌似癎，眼不戴上，其脈弦急數者，是其候也。”再細觀圖中小兒的狀態，似是“客忤侯”的癥狀，與“專醫牛馬小兒”的招幌相映照。

“臺北本”中繪有一枚頭骨，據考證是獼猴頭骨，與鱉甲、蛇蛻、穿山甲、水牛角等珍貴藥材，共同構筑出一個龐大的醫藥語境。道教與傳統醫學在理論上頗相通，如對宇宙和人的生命觀念的基本看法，主張“治未病”的攝生原則等。部分道士懸壺濟世，救人危厄。日本學者斯波義信還注意到，杭州作為重要的藥材、香料的集散市場，由道士構成銷售網，這也可以解釋貨郎為何兼營藥物。

《貨郎圖》（北京本）中蒲扇上的文字

《貨郎圖》（克利夫蘭本）中蒲扇上的文字

“北京本”中還有一條重要的文字信息，是蒲扇上的“旦淄形吼事，莫搖紊前程”字樣，以杭州話閱讀，剛好是“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取自五代馮道《天道》。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可知到南宋時期，此詩句已成俗語。作為小商小販，本應追逐蠅頭小利，再看《貨郎圖》，明明有兒童欲竊其貨物（可能是食物），貨郎卻不以為意，正是“行好事”。這其中恐怕少不了宗教的規勸，以至身為商販，卻看淡利益。

概而言之，李嵩《貨郎圖》中的貨郎，并非是普通商販，而是在宋代道教發展背景下，集風水先生、江湖郎中于一身的行商，是宋代道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投射。

三、貨郎擔上的貨物：社會生活的日常

《貨郎圖》中的貨物也頗為引人注目，按照功能分類，大體可分為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兩類，還可進一步細分為農具、食物、兒童玩具等，展現出宋代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1.玩具

玩具雖系小物，但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圖中有兒童玩具數種類，包括雀鳥、紙鳶、撥浪鼓、泥人等。以紙鳶為例，最初是軍事活動中傳遞信息的工具，后來逐步發展成為一種游藝活動。陸游《村中書事》言：“文辭苦思徒妨睡，官職虛名不療饑。垂老始知安樂法，紙鳶竹馬伴兒嬉。”其《歡村童戲溪上》則言：“竹馬踉蹡沖淖去，紙鳶跋扈挾風鳴。”形象地記錄了兒童放風箏的情景。與其他兒童游戲一樣，兒童可以在過程中獲得經驗知識，提高對世界的認知，展現出宋人對終極生存意義的思索與追求。

《貨郎圖》（北京本）中的茶具

2.茶具

宋代是中國茶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制茶工藝空前發展，出現以貢茶與團茶為代表的“新品種”。從皇室到民間，皆以飲茶為尚。還出現專供飲茶的茶館，即便在鄉間，也有滿足行旅需求的茶鋪。在貨郎擔子上，有比較齊整的飲茶器具，包括風爐、執壺、注子、茶匙等。相比于劉松年《攆茶圖》中的茶器，不甚雅致，但體現出飲茶風俗在民間的流行，即便在鄉村，亦有相當大的需求。

南宋 劉松年《攆茶圖》44.2cm×66.9cm? 絹本設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蔬果

在宋代，蔬菜業作為商業性的農業而不斷擴大。一些較大的城市，除附近的菜園供其需要外，還靠其他州縣運輸。北宋仁宗時期，彭衛任知州時，有“民之鬻蔬者，例出蔬供郡官以免身役”。彭衛則對向他繳納菜蔬的園丁曰：“我家食蔬少，爾持歸鬻之，積錢爾家，待我終更并取也。”菜農向知州納菜或者納錢，可免除身役。在貨郎擔上有蔥、姜、蒜、茄子等各式菜蔬。貨郎身上的細腰葫蘆，是通過栽培技術，改變植物原本樣貌的結果。蔬菜業作為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投入的人力與物力較糧食為多，貨郎販菜也展現出宋代農業的精細化與專業化。

《貨郎圖》（北京本）中的“山東黃米”招幌

4.山東黃米酒

“北京本”中有“山東黃米”的招幌，參照“大都會本”中的“山東羅酒”字樣，可知應為“山東黃米酒”。宋代對酒的管控相當嚴格，實行榷禁制度，但在社會生活中，并沒有嚴格執行，故在《清明上河圖》等繪畫中還可以看到懸有酒旗的鋪子。不過，在此圖中，或許另有隱喻。秦漫《李嵩〈貨郎圖〉文字辨析》提出，“山東黃米酒”可以看作是北伐的余響。在此圖創作前的數年，由韓侂胄主持的“開禧北伐”敗北。對于南宋人而言，“王師北定中原日”已變得愈來愈遙不可及，“山東黃米酒”與“旦淄形吼事，莫搖紊前程”形成呼應，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愫。

小結

李嵩《貨郎圖》作為貨郎主題繪畫的重要作品，從“風格”到“畫意”，都展現出寫實主義在南宋的風行。以深厚的界畫基礎為依托，從一個市井小人物——貨郎的視角出發，通過一系列圖像和文字，隱蘊創作時的歷史背景，不僅體現出畫家“以圖鑒史”的磊落格局，也再現了南宋時代的物質文化，成為后人了解南宋社會生活的一部“圖像志”。

（本文原刊于《中國書畫》雜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