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義”基于完全錯誤的歷史觀，主張將操突厥語的各民族都拼湊起來，建立一個“從中國的長城到亞得里亞海”（土耳其泛突厥主義分子齊亞?格卡爾普[Ziya G?kalp，1876—1924]語）的大突厥國家。泛突厥主義一旦與泛伊斯蘭主義乃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結合，勢必走向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給現有國際秩序和主權國家的安全造成嚴重危害。

回顧泛突厥主義的演進史，顯然，這是一種具有濃厚投機色彩的政治意識形態。而蘇聯解體后，一度蟄伏的泛突厥主義在中亞地區沉渣泛起。自1991年起，泛突厥主義在中亞的影響持續了十多年。2005年的中亞“顏色革命”，標志著泛突厥主義對這個地區的危害暫告結束。

一、圖蘭：匈牙利人創造、韃靼人販賣的概念

操突厥語各民族是古老的族群，這個族群在歷史上活動的范圍很廣。而突厥語族屬阿爾泰語系，是該語系三大分支之一（另兩個是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在語言系屬分類中，突厥語族在阿爾泰語系中的地位類似于印歐語系中的拉丁語族或日耳曼語族。作個假設，有人若想將使用拉丁語的各國，譬如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組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大拉丁國”——其中荒謬，一眼便知。

在突厥語各民族由漠北進入中亞接觸伊斯蘭教之前，他們的歷史主要由漢文資料記載。而近世發掘的作為突厥學基礎的暾欲谷碑、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三大突厥文碑銘，破譯后的意思與漢文史料基本相符。如暾欲谷碑所記：“墩欲谷，本生于唐，因突厥當日屬唐也”。從這句話看，早期的突厥語諸族是中國版圖內的民族。（暾欲谷、闕特勤和毗伽可汗，均為公元7至8世紀的后突厥汗國貴族。——編注）

不過，在突厥語各民族向中亞遷徙，尤其是接觸伊斯蘭教以后，他們對自身歷史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改變突出表現在：大量采信了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歷史觀，在敘述其歷史時，借用了許多阿拉伯和波斯民族的宗教神話和傳說。與此同時，突厥語各民族早先在漠北草原游牧的歷史被一筆抹去。就此，英裔美國學者學者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評價道：“前伊斯蘭時代的突厥人并不是什么未曾開化的野蠻人, 而是已有一定文明水平的民族。然而過去的一切, 除去少數零星片段以外, 都已在伊斯蘭教中被人遺忘了。”

及至近世，對突厥歷史文化的研究，打破了宗教對史觀的桎梏，拓寬了人們對突厥史認知的視野，但是，也為所謂突厥民族主義，特別是為泛突厥主義理論提供了說辭。十九世紀之后，在傳播泛突厥主義方面, 兩個國家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個是匈牙利, 另一個則是克里米亞的韃靼汗國。

在匈牙利，歷來有認為烏拉爾語系與阿爾泰語系有親緣關系的學術史背景（匈牙利語屬烏拉爾語系芬蘭-烏戈爾語族），也有一種關于匈牙利人和突厥屬于同一血統的學說。1839年, 匈牙利學者首次用“圖蘭”（Turan）一詞來稱呼伊朗以外的中亞地區，并用“圖蘭人”（Turanian）來稱謂操突厥語的各民族和蒙古人，以及芬蘭人、匈牙利人等，稱突厥語為“圖蘭語”，還炮制了“突厥民族”這一概念, 生造了“圖蘭主義”（即突厥主義）和“泛圖蘭主義”（即“泛突厥主義”）這兩個詞。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 一些匈牙利的流亡者來到奧斯曼帝國，他們在那里落戶，部分人甚至改宗伊斯蘭教。匈牙利猶太裔學者萬伯里（ármin Vámbéry，1832—1913）來到奧斯曼帝國以后，專門研究中亞和突厥的歷史。萬伯里的學說深深影響了一代奧斯曼帝國的知識分子，成為近代泛突厥主義思潮的源頭。

在1873年，帝俄吞并克里米亞，原為奧斯曼帝國藩屬的韃靼汗國覆滅。心懷亡國之痛的韃靼人從奧斯曼帝國的突厥研究中得到啟發，孕育出強烈的突厥民族意識。韃靼人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1851—1914）是早期泛突厥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突厥語各民族）要在語言、思想和行動上聯合起來”，他鼓噪并參加伊斯蘭教“扎吉德”（意為“新的教學法”）宗教改革，尋求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合流。

將泛突厥主義主張由文化轉向政治的，是伽思普林斯基的親戚阿克楚拉（Yusuf Ak?ura，1876—1935），他深深卷入了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的泛突厥主義運動，明確提出要實現所有突厥語民族的聯合。而阿合買提?維利迪?托甘（Ahmet Zeki Velidi Togan，1890—1970）則走得更遠，他在十月革命時組織了總部位于烏茲別克斯坦西南部城市布哈拉的“突厥斯坦民族委員會”，完成了泛突厥主義思想由克里米亞向中亞的擺渡、傳播。

二、土耳其：造出一塊自己搬不動的石頭

無論是奧斯曼帝國時代還是共和國時代，土耳其都是泛突厥主義的據點和主要推動者。有趣的是，在整個二十世紀，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也幾經沉浮。

二十世紀初，由于突厥歷史文化研究的發展，加之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和托甘等人流亡土耳其，泛突厥主義曾泛濫一時。但在土耳其共和國創立后，“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卻明確反對建立“大突厥國家”的主張，他宣布：“泛突厥主義不能成為我們的原則或必然的政策，因此，新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堅持獨立, 立足于土耳其民族邊界之內自己的主權之上。”

為了昭示自己的態度，凱末爾甚至還逮捕并處決了一大批泛突厥主義骨干分子，由此，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逐步收斂，進入低潮期。二戰后，世界形成美蘇爭霸、東西方冷戰的國際關系新格局。鑒于蘇聯對境內突厥語民族的嚴密控制，土耳其生事的余地相對減少，泛突厥主義思潮在蘇聯境內基本處于靜默狀態。

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對抗泛突厥主義的堡壘消失，中亞出現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真空。土耳其泛突厥主義者的雄心迅速膨脹，他們認為這是重溫奧斯曼帝國舊夢的“三百年難遇的良機”。在土耳其推動下，中亞地區掀起了一輪泛突厥主義的狂潮。中亞及高加索五個突厥語族國家（中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高加索：阿塞拜疆）獨立后，土耳其立即與之建立密切聯系，試圖充當突厥語國家的“龍頭老大”。

曾先后擔任土耳其總理和總統的厄扎爾（Turgut ?zal，1927—1993）等土國政治精英鼓吹泛突厥主義狂想，即二十一世紀是土耳其的世紀。他認為，從原蘇聯體制中獨立出來的國家都應將土耳其視為文化中心和歷史磁鐵，而土耳其則視所有突厥語民族為親族。

1991在土耳其召開的歐亞大陸新格局研討會上，蘇聯的突厥語國家、土耳其，以及歐美的約80名代表，圍繞建立何種形式的突厥聯盟展開討論，一位阿塞拜疆學者認為，突厥聯盟應仿效歐共體，成為主權國家的聯盟。1992年，在土耳其倡議下召開了第一屆“突厥語國家首腦峰會”，至2001年6月這個會議已舉行了七次。1994年，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第二屆“突厥語國家首腦峰會”，中心議題是“確認突厥語國家走向一體化”。之后，土耳其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系迅速發展，互動日益頻繁。如1992至1997年，土耳其總統三次訪問哈薩克斯坦，與之簽訂了包括《友好合作條約》在內的56個文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此外，土耳其與其他中亞國家也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等多項協議，每年都有中亞國家的領導人應邀訪問土耳其。

1993至2000年擔任土耳其總統的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1924—2015）更加重視保持和發展同中亞國家的關系，僅在 1996至1997年就對中亞地區進行了五次訪問。2000年10月，土耳其新任總統塞澤爾（Ahmet Necdet Sezer）一口氣訪問了中亞四國，以進一步密切雙方的關系。

經貿領域，土耳其積極推動同中亞各國的合作, 鼓勵本國企業對其進行投資。在哈薩克斯坦，上世紀90年代就有2500家土耳其公司在那里投資，投資額達90億美元，雙邊年貿易額更在短短8年間（1991至1998年）從1.45億美元上升到56億美元，貸款達15億美元。土耳其已成為大多數中亞國家的最大投資者、貿易伙伴和援助國。顯然，土耳其政府希望在中亞地區尋求長期而且牢固的影響力，吸引中亞突厥語國家不斷向土耳其靠攏。

但事與愿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土耳其所引領的泛突厥主義進程非但沒有進一步發展，卻反而走向了低迷。2005年，中亞發生“顏色革命”，更招致中亞國家政府對土耳其的普遍反感。中亞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外交方針發生變化；而土耳其也調整了策略，雙方關系逐漸降溫。

土耳其在中亞推動的這一輪泛突厥主義，何以會偃旗息鼓？根本原因，是土耳其的實力不足以支撐其野心，而相對偏西的地理位置也阻礙了其影響力的輻射。加之地緣關聯國家，如俄羅斯、伊朗等的堅決抵制，也令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運動只能停留在狂想層面。如果將泛突厥主義喻為土耳其牽頭制造的石頭，那么這塊石頭的重量遠非土耳其所能承受。

三、另一個“老大哥”：中亞國家對泛突厥主義態度的嬗變

由于語言文化上的親緣性，土耳其對中亞全方位的滲透少有阻力。土耳其地跨歐亞兩洲、左右逢源的外交態勢，也使中亞國家產生幻想：與土耳其交好，可以更快地接軌西方世界。因此，在獨立之初，中亞國家對土耳其推銷的泛突厥主義持歡迎態度。

在哈薩克斯坦，許多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面目出現的言論都有泛突厥主義傾向。早期泛突厥主義分子托甘的政治觀點被一些政治派別照單全收。一些學術精英試圖論證所謂突厥人的共同歷史、文化遺產等，如有哈薩克斯坦的史學著作寫道：“圖蘭及其歷史始于3500年前年，而圖蘭的歷史就是古代突厥人的歷史。”1992年，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公然提出“突厥聯盟”的構想，舉世嘩然。作為回報，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則為納扎爾巴耶夫樹立了雕像。

在烏茲別克斯坦，1991年9月，烏茲別克共產黨改名為人民民主黨的成立大會上，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1938—2016）提出，要對諸如“扎吉德”運動、泛突厥主義、巴斯瑪奇運動（1910至1920年代以突厥人為主的穆斯林針對俄羅斯和蘇聯在中亞統治發動的起義）等問題進行“全面而客觀的分析”。同年，一位烏茲別克歷史學家在一部有關蘇聯民族問題的著作中，專章為泛突厥主義者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翻案。

在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土耳其援建了大量的大學和高級中學，這些學校除了教授土耳其語、阿拉伯語，還對當地青少年灌輸泛突厥主義主張、宗教激進主義思想。尤其是在土庫曼斯坦，“與土耳其同族不同國”的言論歷來大有市場。

不過，中亞各國在經歷了重建民族國家的興奮后, 開始反思對泛突厥主義的狂熱。它們看到，泛突厥主義除了在建國之初有強化民族自信心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外, 還有相當大的消極作用。隨著時間的流逝, 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更是從中嗅出了大國強權政治的氣息，感覺到了其對新獨立國家民族關系的消蝕作用, 特別是在認識到極端民族主義的無限制發展將會對現有國家關系和各國主權、領土完整構成極大威脅時, 他們開始重新認識和評估泛突厥主義。事實上，對于中亞各國而言，泛突厥主義在蘇聯時代有著抵御泛斯拉夫主義的政治意義，但在蘇聯解體后這種意義已不再激動人心，且弊端多多。鑒于此，中亞各國的政治家寧愿讓泛突厥主義停留在抽象的文化層面，在政治領域則對之進行嚴格的限制。

1996年，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其新著《站在21世紀門檻上》中明確宣布：土耳其總統在和中亞各國的交往中，從不掩飾地向往著建立從貝加爾湖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強大突厥國家聯合體“理想”，但是這不能被新獨立的哈薩克斯坦所接受。因為這意味著放棄剛剛獲得的獨立，割斷與鄰國的傳統關系，用另一個“老大哥”取代這一個“老大哥”，讓其騎在自己的脖子上。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里莫夫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臨近21世紀的烏茲別克斯坦》中則略微含蓄地強調：“歷史上我們屬于突厥語大家庭，但我們的人民堅決拋棄大圖蘭主義這一沙文主義思想。對于來說，圖蘭——這是地區突厥語各民族人民文化共同體的象征，而不是超越政治共同體的象征。”

毋庸贅言，泛突厥主義所要實現的目標，直接威脅著國際社會經過長期努力促成的相對穩定的秩序和疆界，從根本上說，不會被多數主權國家所接受。畢竟，每個國家都有選擇自己發展路徑的權力，哈薩克斯坦有“哈薩克斯坦模式”，烏茲別克斯坦有“烏茲別克斯坦模式”，他們無意照搬土耳其的道路，這是政治穩定的前提，也是國家主權的訴求。中亞各國對泛突厥主義的防范姿態，正是表達了他們對喪失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擔憂。

真正教育中亞各國的，是2005年爆發的“顏色革命”。這一年三四月間，肇始于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城市賈拉拉巴德的“街頭革命”，導致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被迫辭職，并攜家眷遠走他鄉。同年五月，發生于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市的大規模騷亂，迫使總統卡里莫夫動用了大量軍警才控制住形勢。中亞這兩個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都是源自“美國式民主”的全球擴張，都是以人權為由頭，目標都是要替換掉現任的“親俄”領導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亞“顏色革命”中，土耳其都扮演了歐美國家代理人的角色。土耳其推行的泛突厥主義，剝開其糖衣，里面藏著顛覆中亞國家合法政府的毒藥。

基于上述慘痛的認知，2005年后，中亞各國開始與土耳其保持“適當的距離”，這一輪泛突厥主義由此走向衰微。

四、結語

泛突厥主義是漫長歷史進程的一個怪異的插曲，它產生于近現代，作為泛斯拉夫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本質上，這是一種基于仇恨、流于情緒化的極端民族意識, 是全球化的反命題。從這個角度說，泛突厥主義危害甚重，沒有前途。

蘇聯解體后，土耳其在中亞推行的泛突厥主義，明顯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支持，可以視作西方國家在亞洲腹心地帶植入的政治病毒，用以牽制俄羅斯、伊朗以及中國等地緣關聯國家。當然，也勢必為上述國家所警惕和防范。

可以預見的是，泛突厥主義的命運都注定是失敗，但在短期內它不會消失，也將繼續影響相關國家和地區，在特定時刻興風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