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西安碑林《開成石經》等石刻的存放地點之遷與不遷的問題，引起一些議論。其中也涉及今西安碑林的始建時間問題。論者或以為在北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碑林遷至現址，此后一直未曾移動。其實這也一直是今“碑林博物館”的官方說法。

竊以為這一說法并不正確。昨天由商務印書館再版面世的我的第一本論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其中收有一篇文章，題為《西安碑林遷置時間新說》，專門考證過這個問題（論文附后）。文章寫得很早了，但“碑林博物館”一直不予認同，沒有采用拙見。

簡單地說，今西安碑林起源于唐代，當時只是存放著所謂《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要是以這兩種大型石刻的移動過程作為標志，來看待“碑林”的遷移過程的話，那么，它前后總共存放過四個地點，遷移了三次，在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始遷至今址。以唐長安城圖為背景，可以將其位置的變動過程，圖標如下：

盡管在歷史時期幾經搬遷，但它從北宋徽宗崇寧二年起，到現在，九百一十五年了，它一直在現在的位置，已經成為西安城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地理坐標，無論如何，也不應再搬動它了。

隋大興城、唐長安城，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都市，但到現在，能夠體現其空間位置且還一直帶有生命的標志性遺存，只有這《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了。為了保存并延續這份歷史的記憶，它一動也不能動。

“碑林博物館”給我們展現的是歷史，而歷史本來就是那個樣子，它絕不會像我們生活的“新時代”一樣富麗堂皇。讓《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等舊有的陳列和建筑一如其舊，不僅是對歷史文化最合理、最有效的保護和利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反襯出“新時代”的輝煌。黨領導下的“碑林博物館”，做事兒首先要講政治。

2018年3月31日記

【附】

《西安碑林遷置時間新說》（原載臺灣《歷史》月刊 1993 年第 1 期，題為《西安碑林的遷置時間》）

西安碑林薈萃中國古代著名石刻，是蜚聲海內外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寶庫，也是賓客云集的旅游勝地。然而關于碑林遷建于今址的時間和經過，古今學者所作研究卻尚未中其肯綮。因撰此文，聊事考證，以求其故實，庶不負碑林之盛名，并作為研治宋元時期西安城市布局的基礎。

西安碑林是從存置唐代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而發展起來的。這兩種石刻經書原來都存放在唐代的國子監，而唐國子監則設在皇城東南角外務本坊的西部，監中建有孔子廟。唐昭宗天佑元年（904），朱溫脅迫昭宗東遷洛陽，長安城宮室廬舍拆毀殆盡。同年韓建任佑國軍節度使，來長安主政，棄置原來的外郭城和宮城不用，只是改建原來的皇城留作“新城”。韓建在改建新城時，把原來設在皇城外務本坊的國子監孔廟和一部分石經移到了皇城內唐朝“尚書省之西隅”，即今西安鼓樓以西、北廣濟街以東。稍后幾年，至后梁初，劉鄩出守長安，又把韓建遺留在城外的另一部分石經也移到城里放在一起。根據《舊五代史》本傳，劉鄩出守長安是在開平三年至干化四年之間（909—914）。這是今西安碑林的第一次遷移。關于這一次遷移的經過，是沒有什么異議的。

石經遷置到新城以后，陸續又在這里匯集了其他一些著名石刻，也對孔廟做過幾次維修。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初，呂大忠領陜西轉運副使，因舊址與民居間雜，而且地勢低洼，石碑往往為“霖潦沖注，隨立輒仆”，于是他主張重新移置于“府學之北墉”，同年遷建完工。事見宋元佑五年黎持撰《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見《金石萃編》卷一三九）。這是碑林的第二次遷移。今人凡論述碑林之發展經過，都據之認為元佑二年或五年碑林已遷至今址。如原陜西省博物館（即碑林）館長武伯綸所撰《西安歷史述略》、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陜西名勝古跡》，以及新近剛剛出版的《長安史話》（由武伯綸任編委會主任，碑林一節由碑林工作人員撰寫），都持這一觀點。前此我在撰寫《中國七大古都》中的“西安”一章時，也依同此說，犯了同樣的錯誤。

這種說法的疏誤，在于沒有認真核查碑林所遷至的府學究竟設在哪里。元代府學設在今西安碑林，見于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論者殆皆以為元人承用宋朝舊址，未能深事探究。

元代的府學固然是沿襲宋金的舊址，可是宋時府學的位置卻前后有過變動。宋代在西安設永興軍。在永興軍設置府學，始于仁宗景佑元年（1034），學中同時建有孔廟。據金人李?在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所撰《京兆府重修府學記》記載，“京兆舊學”設在“府城之坤維”（見《金石萃編》卷一五四）。“坤維”是指西南部，而元代府學亦即今西安碑林是在宋元長安城的東南部，方位相差懸殊，顯然不在一處。因而元佑二年呂大忠所遷石碑當即安置在城西南部，而不在碑林現址。

至徽宗崇寧二年（1103），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虞策也是因為“地非亢爽”，還是有些低洼，才又在今碑林處重建府學和孔廟。李?《京兆府重修府學記》云新學設在“府城之東南隅”，其地“水易就下”。這顯然就是今西安碑林所在的位置。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京兆府提學所帖碑》所記位置未變（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六），都與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所繪相同。盡管石碑是否與府學同時遷至今址，史無明文；然而揆諸事理，自當一并遷移過來。這是碑林的最后一次遷移。

總之，碑林遷置于今址應在宋徽宗崇寧二年，亦即公元 1103 年，而不是以往所說的元佑二年（1087）

（本文原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的個人公眾號“辛德勇自述”，文章原題《今西安碑林的建成時間和〈開成石經〉等石刻之遷與不遷的問題》，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