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維丙申臘月，無意中從香港《大公報》看到兩篇署名“辛屋”的文史隨筆《牛皋之死》和《歷史罪人洪承疇》，覺得應是金性堯的佚文。但當時俗務纏身，便只在微博上作一記錄，未作深究。近日適有余暇，在逐篇瀏覽《新民晚報》時，瞥見辛屋也在晚報上現身，深入檢視之后，竟發現自1961年8月23日至1963年3月10日，辛屋共寫過四十篇歷史隨筆，其中談牛皋與洪承疇的隨筆，原載《新民晚報》1963年2月28日、3月10日，分別比港報早十天和九天。前者從題目到內容完全相同，后者原題作“洪承疇該罵”，原文第一節被截去，其余基本一致。原來兩篇文章先是在晚報上刊載，后轉載去香港的，這下終于引起了我的重視。因為兩年前也有過類似的探尋。

兩年前的某日，得友人宋希於惠告，說某舊書網站不久前拍出一封1982年11月9日金性堯復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王向民的回信。這封信很重要，因談及筆名。另據網上還能搜到的作家王亞平、丁玲的秘書王增如、冰心等人同一時期寫給王的信，內容都圍繞自己的筆名，故可推斷王向民當時“廣發英雄帖”，開展過大范圍的筆名征集工作。

且看眾人的回信，冰心的那封異常簡練，稱“一向都用‘冰心’筆名，只寫《關于女人》時用‘男士’，此外別無筆名”，倒也干脆利落。而王增如替丁玲的代復信則不那么客氣：“丁玲同志年邁多病，正在抓緊有生之年寫計劃內的文章，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其他。關于她的筆名，她也記不全，還是請您自己費神查找有關書籍和資料為好。”收到這封信，估計原本有再大的熱情，也會被瞬間澆滅吧。

與丁玲相比，金性堯的回信在措辭上就要客氣得多，由于先前用過大量筆名，便寫了滿滿兩頁紙，第二頁并附表說明。其中也順帶提及夫人武桂芳的筆名。

王向民同志：

手教拜讀。我過去用的筆名估計有三十個以上，有的自己也記不起了，這里茲就較常見的寫奉，其中包括解放后用的（如唐風）、最近還在用的（如魯乙庸）。說是現代作家實甚為慚愧。

文革前的《新民晚報》（胡澄清同志編副刊時）我曾寫過《詩人詩事》，用的筆名記不起了，你如需要，可翻查。我意思別的名作家盡量多收些，象我這樣的，收七八個也夠了。武桂芳只有用過木圭。

十分感謝您的盛意。匆匆順頌筆綏。

金性堯 武桂芳  九日

按，胡澄清，人稱“阿胡”，是一位資深的報人，編了一輩子副刊。1940年代曾助王雪塵編小報《上海日報》，筆名溫那。1949年7月，追隨唐大郎進入《亦報》社，不久也一同并入新民報社，在“繁花”編輯部組稿有年。等到1982年《新民晚報》復刊，又發揮馀熱，挑大梁，編長篇連載。著作有章回體小說《小刀會英雄傳》《李逵裝官》，筆名青山。

至于說“文革”前金性堯應胡澄清約稿，替《新民晚報》寫“詩人詩事”專欄事，此前無人說及。經核實，此專欄確實存在，作者署筆名唐木。文章共有八篇，其中七篇集中于1960年1月底至3月中旬連續發表，內容不必細說，臚列篇名便可了解一個大概：《龔定庵己亥雜詩》《陸游參軍》《連昌宮詞的歷史背景》《南宋的蘇州燈市》《皮日休和黃巢》《李賀和音樂》及《〈蜀道難〉的地方色彩》；此外尚有一篇《曹操的短歌行》，則遲至次年10月22日才刊發，也可算是“詩人詩事”的緒余，但因時間相隔過久，專欄名不再印出。總的來說，這批文章篇幅都在千字以上，在晚報算是長篇，故能從容地圍繞諸詩人一生中的重要作品，于夾敘夾議中，傳遞詩作的時代背景及其寫作風格與藝術特色，部分文章，如寫農民起義的那篇《皮日休和黃巢》，并不侈談主義，淡淡地寫去，卻能見出作者的舊學修養與思想底蘊。

無獨有偶。金性堯在《古籍工作的忌諱》（《博覽群書》1996 年1期）文中，同樣談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胡澄清約寫專欄，“內容是戲曲舞臺上歷史人物的故事，即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具體來說：

第一個由他點名：薛仁貴。電話中再三叮囑，千萬不要寫征東。我翻了《唐書?薛仁貴傳》，大部分是敘征東故事，談薛仁貴而不談征東，還有什么好寫呢？當時不知如何交卷，已忘記了。我還想寫狄青，又怕牽涉儂智高，因儂智高生長的地區，卻不在現在我國的西南領土之內，被狄青所敗后卻退走云南大理。

言辭間說得明白，從中不難提取出如下線索：文章的發表時間介于1956至60年間，篇名或內容涉及薛仁貴，筆名則未知。然而幾經查檢，卻始終不得要領。唐木筆名也有所誤導，結合1959年金先生正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事們合作編注《唐詩一百首》，曾以唐風筆名于3月6日《文匯報》，暢談此書的編選意圖、選材標準及所遇困難等等。于是，試著依循可能的規律查找唐姓作者，同時又寫薛仁貴的，恰好發現一位唐真。然而短暫的欣喜過后，卻發現此人的文章多就戲論戲，既討論戲曲情節編排是否合理，又談演法、唱腔諸問題，皆非金先生所長。又注意到當年上海京劇院有位導演名喚唐真，種種跡象表明那些文章的主人更可能是他，而非金性堯。等重起爐灶，若不考慮唐姓，則絕似大海撈針，遍尋不著。故心雖怏怏，也只得放棄。失望之馀，不免心灰意冷。

直到最近，才驀然意識到“辛屋”也許就是那個此前未能發現的筆名。于是思路再次打開，一查之下，果真如此。先來看外證：金文男《父親金性堯的筆名》（《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8月11日），提及由“星屋”的諧音演化而來的筆名：辛沃、辛奧，雖未提及辛屋，但該筆名與星屋諧音，極易產生聯想。

再考察內證即文本證據。這一批隨筆，以“故事新談”為專欄名（中有一篇《幾種杜詩的評注本》，見于“書譜”欄，也署名為辛屋），粗略瀏覽篇名，有些似與戲曲無甚干系，但細讀全文，有半數以上與戲曲有關，許多文章的話頭因戲而起。這與金性堯的回憶吻合。

以下略舉數例。

系列文章的首篇《〈打金枝〉的本事》，談的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劇目，說此劇的本事與唐代趙璘《因話錄》有關，自不待言。又說公主與駙馬的地位其實不對等，“公主死后，駙馬要為公主穿喪服三年，他們的官職也跟著公主死而撤消了。公主往宮中，駙馬非得到明令準許，不得入宮。”恐怕知者不多吧。因此，結論是：“我們固然反對丈夫打老婆，但郭璦的打公主，在敢于打擊皇家尊嚴這一點上，還不失為有膽量有性格的大膽行為。”讀來還是能夠接受的。

接下來談越劇《盤夫》里曾榮的父親，最后點明“據史傳所記，曾銑只有一個兒子，名叫曾淳”，說“曾嚴的通婚，卻完全是出于戲曲作者的虛構了”，使人覺得戲曲編者的想象力有點過頭。

《陳季常的性格》也寫得挺有意思，從昆曲的傳統喜劇《梳樁》《跪池》生發，說河東獅吼的主角陳季常實有其人，蘇軾曾做詩奚落他怕老婆。隨后指出后者還寫過一篇《方山子傳》，說傳主即季常，此人“輕財尚俠，騎怒馬，射飛鵲”，“狂放豪俠、不受羈束”，與舞臺上的表現大異其趣。原來“東坡原是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大文豪，他詩中對他弟弟蘇轍即頗多調侃之作，而季常的怕太太也是事實，遂成為詩人時興到落筆的材料，再加上劇本作者藝術上的渲染夸張，就使歷史人物的陳季常的真實性格，幾乎難于認識了”。這么解釋令人信服，是難能可貴的。

又寫宋初《燭影搖紅》故事，不但述及此事的來龍去脈，同時也指出相關史料牽強附會處，最后結論較松，稱“太宗之繼位，自有許多不可告人的復雜內幕”。

作者喜做翻案文章，如《趙武不是遺腹子》，更倚重《左傳》的切實可信，明確指出《史記》有多方面來源，有些來自民間傳說，便易致誤。又在《伐子都的本事》里，引述多種史料，得出“故事情節逐步在豐富”的結論，雖只短短數百字，而能深入淺出，簡直讓人擊節嘆賞。這些都是很可以體現史識的。《二喬非喬玄之女》，所論當然也對。以后寫同題材的《亂世佳人話二喬》時，史料鋪陳更多，觀點依然一如既往。但寫《趙高是太監》，或受趙翼《陔馀叢考》誤導，與近年來的學界共識有所差別。當然了，再高水平的學者也無從擺脫時代局限性，讀者自不必過分苛求。

作者史學功底的扎實還體現在對歷史細節的把握上，如《大明宮與玄武門》稱“唐代長安的玄武門有兩座”，粗疏如我就不甚了然。又如《〈焚綿山〉的演變》引《周禮》的記載，稱寒食節“其實和介之推是并無關系的”，也頗有道理。

至于寫薛仁貴與狄青，前者發表甚晚，遠非記憶中的第一篇。征東事果然絲毫沒提，只避重就輕寫薛仁貴入伍后，為建奇功，“故意穿著和別人不同服色的白袍，持戟張弓，出入戰陣。”說想必即是戲劇里“白袍小將”的出典。關于薛的善戰，則以與突厥之戰為例，寫他“三箭定天山”。寫狄青時將鎮壓儂智高一筆帶過，著重寫范仲淹對他大力提攜之功，又揭其晚年功高驕慢，被調出中樞。故“《雙陽公主》劇中寫狄青回朝后受到朝廷迫害，發配云南，雖然是屬于虛構，卻也不失為‘想當然’的藝術加工”。

總而言之，金性堯的這些史學隨筆，文筆精煉，言約旨遠，亦不乏神來之筆，正如學者沈勝衣所言，能“從細微處寫出時代與人性的風云”，足使后人從史學和文學兩方面借鏡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