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上午10時許，白銀中院公開宣判高承勇搶劫、故意殺人、強奸、侮辱尸體一案，高承勇一審被判處死刑。

宣判消息傳了有半年多，死刑在人們的意料之中。

自去年7月白銀案開庭審理后，辯護律師朱愛軍發來的消息一直在變：“說是（2017年）8月最后一個周五宣判”、“又沒通知了，可能是下周”、“宣判可能要到十月底”、“宣判估計是明年1月”。

朱愛軍解釋：“我對高承勇的11起案件其中的1起提出的是無罪辯護，所以法院判決會更慎重，遲遲沒宣判，可能與此有關。”

3月27日，官方公布宣判日期。朱愛軍電話通知高承勇的妻子，對方反應很平淡。“只說知道了，連宣判具體地點都沒問。”而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學、城河村村民曾玲（化名）則說，“村里要炸鍋了”，她說，這兩年都沒見高承勇的妻子回村，她躲在外面，老屋一直空著，鑰匙在一個表親手里。

高承勇老宅200米外就是城河村古民居修建工程，去年夏天動工，進展順利。榆中縣青城鎮城河村，作為蘭州首個國家傳統村落，正在大力打造以宗族文脈為亮點的旅游產業。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落網，震動兩千多村民：那個給眾多受害人制造家庭悲劇，在28年中給白銀市民不斷帶來莫名恐懼的人，竟然是他們眼中老實巴交的高承勇。

雖然高承勇高中畢業后去了白銀市等地打工，但直到38歲，他才真正搬離家鄉，因此城河村是他性格形成最重要的地方。他的所有情感支持系統，包括親戚、族人、朋友、老師、同學，幾乎都在這里。在近半年的時間里，我采訪到他們當中的12個人，試圖揭開“殺人魔”重重謎團的一角。

朱愛軍說，如果我們能夠把高承勇這個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預防以后出現類似情況。

二姐夫：“他是家里最被孤立的人”

2017年8月，白銀案開庭審理的消息公布后，我見到了高承勇的姐姐高榮（化名）。

敲門進入，塑料卷簾掀開，碎花短袖的她正在墻壁斑駁的廚房攤雞蛋餅。

高承勇有五個姐姐，一個哥哥，他最小，和大姐年齡相差20多歲。在高承勇落網后，媒體找到原本住在城河村的高承勇哥哥，發現他已搬離。而嫁到外面的姐姐也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高榮嫁到當地水川鎮一個偏遠的村子，離城河村有40分鐘車程。

得知因為她弟弟的事而來，高榮血脈賁張吼出一句：“不要給我提這個人，出去！”

離高榮家不遠，也是在水川鎮，我見到了高承勇的二姐夫、頭發花白的瘦小老人張田（化名）在馬路旁開著一家小賣部。

高承勇的二姐多年前去世，張田一個人生活。他說高承勇比他愛人小20多歲，是姐弟數人中最孤僻的人。

“平常他也不來我這，我也不理他。媽爹都去世了，他和姐姐姐夫們都關系不好，性格問題，他不愛作聲。”

張田說，逢年過節，他的愛人等姐妹跟高承勇的哥哥有來往走動，但是高承勇幾乎不和他們串親戚。“高承勇跟他哥哥矛盾大，分房子什么的，亂七八糟的問題。”

按照一些村民的描述，高承勇的哥哥在上世紀80年代就搬離了祖宅，村里凡有親兄弟的家庭，都習慣大兒婚后另立宅基地，小兒陪同父輩住祖宅。高承勇分的是老宅，分家時與他的哥哥有經濟糾紛。

離城河村村委會不遠的高承勇老宅，緊鎖的鐵制大門已經生銹。鄰居介紹，這處老宅，是1986年高承勇結婚時，與哥哥分家所得。

1988年，高承勇妻子坐月子時，高承勇常無端消失，并沒有宗族表兄弟等人主動幫忙，村民說，高的妻子只好扯著嗓子勉強要點饃饃飽腹。

有村民回憶，高承勇其實有一個關系很好的雙胞胎兄弟，20歲時拉空船回岸采石，被纜繩打落到黃河里吞沒，有人見高承勇到失事處哭過。

高承勇的父親1984年去世前癱瘓了好幾年，有村民回憶，那時高承勇守在床前端屎端尿，每天給父親擦洗全身，甚至在父親發病時，半夜騎自行車到距離青城鎮30公里外的白銀市去買藥。

針對這個細節，朱愛軍律師曾當面問過高承勇：“高承勇跟我說是事實，老人是他這邊照顧的，而且是他送走的，人是具有多面性的，他在外面不斷制造驚天血案，但是對老人還能盡孝道。”

高承勇的“孝道”，在同村高家五爺爺看來，是“嚴厲教育出來的”。他說高承勇的父親生前性格倔強，被村里人稱為“包公”，容易翻臉不認人。而高承勇從小內向，說話都不敢大聲，見面羞澀一笑，禮貌問好。

鐵哥們兒：“他說，我們是人渣吧”

葡萄藤和梨樹在城河村最常見，蓬蓬勃勃，但果實秀小，品相不好。在這個旅游名鎮的十字路口，城河村的幾位花甲老人在地上鋪上麻袋，站在攤后賣力吆喝。

他們給我指點迷津：“問高承勇的事，就找張武（化名），他倆關系最好。”

在一處有梨園的農家樂，我找到了這個白凈的男人。他的話音混雜在麻將聲中，高冷范兒：“打牌呢，你們走！”

“你忙，我就坐一邊。”我不甘心。

“我不會給你說什么，我心中，高承勇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走！”他斬釘截鐵拒絕。

兩天后，在另一家面積更大的梨園兼農家樂，我和城河村委李書記聊天。一個60多歲的大媽，來反映土地被征用賠償太少的問題。“那地不管咋說，每年種果子，是實打實的，現在一月就80元補助。

李書記解釋著政策，有個人過來幫腔，正是張武。他終于愿意坐下，和我談起高承勇。

“我們兩個有三像：沒考上大學，都出去打工，我們都培養了兩個大學生兒子”。

“你和高承勇關系好是有同病相憐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同學們都出去走，都考上大學，我們在農村里。按照我們自己的說法，‘我們是人渣吧’（高承勇對張武說），也是一種心里陰影吧。”

張武對外說過他和高承勇的外出經歷，在落榜一年多后，1986年，他們結伴第一次出遠門，去了青海做倒賣藏刀的生意。沿途扒火車，湊錢買刀，回來時在蘭州和白銀沿途賣刀，那時牛肉面兩毛九分錢一碗，賣掉一把刀，夠兩人一兩天飯錢。

“浪了四五十天，回來還是那些錢。那是闖社會的第一步。”

在和高承勇販刀后，張武說自己還在北京新發地、河北等地做果蔬生意，他強調是自己開店，不是給別人打工。

高承勇和張武一樣，離開村莊，夢想用知識開創一條新路，他去903工廠倒賣廢金屬，煉過爐，做過小生意，等等。然而錢卻沒那么好賺。

律師朱愛軍說，高承勇對他說，外出打工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坐公交車的錢都沒有。

張武說，他和高承勇在鄉村和城市游蕩的那些年，教育改變命運的事例沖擊著他們。高中他們那個復讀班，一半同學考上中專、大學，留在了城市，有的成了機關的科長、處長。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強，從不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學聯系。

兒子上大學，是張武口氣最溫柔的話題。

“我們之所以當時沒好好念書，吃了虧，是因為我跟他一樣，愛好不好。我們從小賭博。所以我們對子女的教育都比較重視，這一點是共同的。”

張武也不理解高承勇的行為。高承勇落網前，回村還去他家吃過飯。他認為高承勇不是壞人，只是有難言之隱。張武的微信朋友圈，有自家賣菜的廣告，有農村征地的政策文件，但沒有關于白銀案的任何信息。

高中老師：“沒考上，有人瘋掉了”

在青城鎮最熱鬧的十字路口，巨大的紅條幅懸掛在空中，上面寫著：慶祝青城中學22名同學（共40名學生）考上重點高中。

筆直再往前，地勢漸高，高高的臺階盡處，就是高承勇的母校——青城中學。

青城中學建于1931年，由北平朝陽大學畢業生關紫清先生辭官返鄉創辦，辦學宗旨是“提倡職業教育，養成生成技能，勞動神圣”。上世紀80年代，在校生人數一度達到1200人。

1984年，高三復讀一年的高承勇報考航天學校，分數差一點，再次落榜。（多年后，他的一個兒子考上北航，算是了了他的心結），復讀兩年的張武，也再一次落榜。

青城中學在官網上如此總結歷年高考情況：“1984年到1988年高考名列榆中縣前茅。1995年后初中教育質量起起落落，2000年后質量穩步上升。”

上世紀80年代，正是高承勇就讀的時期，當時青城中學的校長是高華翰。高華翰家的中堂擺著“從教三十年”的榮譽勛章，患有高血壓和肝病的老校長從床上起身招呼我。

同是高氏宗族，老校長說起“臭名遠揚”的學生高承勇，聲調也重起來。

“高承勇我還能記得，我教過他一年。不調皮搗蛋，看著還是很老實的。穿戴很樸素，因為他的家庭兄妹多，比較困難。考不上心理壓力一般都比較大，精神上都有疾病。考上的成家立業，人家的生活都很好的，沒考上的人就打工，知識也就白學了。”

高承勇上學時，青城鎮的貧困落后，讓高考被看成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甘肅農業大學教授張文政2012年在《青城鎮特色農業發展新思路》的論文中寫到：20世紀80年代，青城鎮經濟發展極其落后，人多地少，經濟來源單一且少，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由于耕作方式落后，農民想盡辦法，依然只能勉強解決溫飽問題。另一方面，交通不便利，生產生活成本高。

面對高考成績，幾家歡喜幾家愁，上榜者光宗耀祖，落榜者黯淡壓抑。

高華翰說，青城鎮有幾個人甚至因升學失利而精神失常，“那時反差就這么大”，比如鎮上白醫生的女兒，升學成績差了一點，不久就“瘋了”。

如今白醫生已去世，女兒已嫁到外地。城河村村民聊天時，還會提起“瘋掉的落榜生”的故事。

城河村一家農家樂的老板宋女士，是高承勇的表親。她記得幾年前，高承勇來家里坐了20多分鐘，聊天中多次感慨對當年高考失利的遺憾。

“高承勇那次路過我家，問起我家娃上學，他說他考學就差1.5分，要是努力一下就把這1.5分掙了，不會像現在這樣到處打工。

五爺爺：也許他在掩人耳目

上世紀80年代后期，高承勇開始去白銀、內蒙等地打工。

當時青城鎮經濟發展落后，只有兩條路通往外界，一條是經山路通往蘭州市榆中縣城，一條經青城橋通往白銀市。通往榆中縣城的山路狹窄多彎，遇雨雪天氣相當危險。青城鎮雖然隸屬蘭州市，但村民多選擇去距離更近的白銀市打工。

1988年，24歲的高承勇第一次在白銀市殺人。此后，他試圖回村務農。

高承勇的五爺爺說，1992年高承勇承包了大隊的地做種植大棚，但“技術不行，那時已經做了案，也許是為了掩人耳目（才種大棚）”。

張文政教授的論文描述：“青城鎮的貧困，狀況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改善。農民開始學習種植塑料溫室大棚，作物主要是黃瓜和西葫蘆，結瓜時由菜販子統一收購，運往周邊城市。但是幾年后，隨著大棚普及以及蔬菜品種、產量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再次陷入發展困境。”

1992年種大棚收益不佳，很快，高承勇就去了白銀市打工。資料顯示，1990年白銀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1631元，是青城鎮農民的4倍多，而兩地之間只隔著一張0.7元的汽車票。

高承勇的小學同學國權回憶，1994年到1999年期間，他在白銀市勝利街多次見到高承勇。那時他們青城鎮老鄉不少在白銀市有名的短工市場勝利街打短工，高承勇也在那里趴活。

國權因工傷現在賦閑在家，他掏出各種藥，認真算著他現在的生活重負，感慨打工的錢現在化作了醫藥費。

他說，在勝利街附近一家平房大院，高承勇和老鄉有時聚著抽煙、打“拖拉機”，休閑放松。

以勝利街為中心，高承勇在白銀市犯下的案子都在離中心半徑不到1000米的范圍內，1998年作案4起，其中一起案子就發生在勝利街。

勝利街貨場，成群聚著等短工的附近鄉鎮的農民，天亮來，天黑去。他們有備而來，有的揣著工具箱，有的穿著工服。

“現在活兒不好找，有時一周都等不到。欠工錢的多得很，我還有個欠了3年的錢到現在還沒要回。”

從小在白銀長大的朱愛軍律師，1998年家就住在勝利街。

“當年像高承勇這樣的老高中生，不比現在的大學生差，是有些功底的。高承勇的簽字力透紙背，字能寫那么好的少見。和他出去一起打工的農民工，很多是文盲，他可能心里會有反差。” 朱愛軍說。

一個可參照的背景是，1996到2000年，白銀成為典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增長跌入谷底，失業人員劇增，公共服務滯后。類似高承勇這樣缺乏技能的外鄉年輕人，找到一份穩定工作的希望渺茫。

高承勇離鄉村越來越遠。2002年他將家搬到了白銀，拋棄了城河村的老宅和耕地。此后，他收手不再作案。他曾對負責此案的一名副檢察長說：“一是因為歲數大了，沒有那么多的沖動了；二是因為體力不行了，控制被害人越來越吃力；三是因為自己倆孩子都在白銀生活、學習，不想因為自己影響他們。”

2008年，白銀市被國家正式確定為全國首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而高承勇逃離的青城鎮，卻意外發現了豐厚歷史資源，開始打撈復修古建筑，“青城古鎮”橫空出世，并被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2012年底，城河村入選中國首批傳統村落。2014年，青城鎮的產業重心逐步轉向了果蔬種植和旅游業。

而此時，因為兒子上中學，全家搬到白銀市租房住的高承勇，已經無法回到家鄉。

高家族長：家規當施以鞭刑

在蘭州唯一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青城鎮，高家祠堂是最重要的景點，始建于1779年，這里有道光帝御賜牌匾，還陳列了高氏家族7位文武進士的事跡。

高家祠堂守護人、族長高孝友，對“高承勇”這三個字格外敏感。

無論是高家祠堂，還是斯琴高娃在祠堂拍攝《老柿子樹》、《黃河浪》影視劇積攢下的名氣，都沒有族人高承勇2016年被抓更有名。

高孝友有意避開談高承勇的話題，但避不開的是，高承勇名字就列在《故條城高氏族譜》第474頁。高承勇父親一輩有6兄弟，“作”字輩，名依次為“榮華富貴財源”。高承勇的父親高作華，排老二。

很多村民認為，應該把高承勇從族譜里刪除，唯有高孝友斬釘截鐵：“不能刪！犯罪的是他這個人，不是他的名字，他姓高，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如果族譜里刪掉他，后面就接不上了。”

高孝友說，如果按照過去的高家家法，高承勇犯案要被帶到祠堂，適用“族規”如鞭打示眾等，給予懲罰。

在過去，高家祠堂規矩嚴明。如今，祠堂更多是尋根祭祖的場所。

回溯故去，高承勇祖上也有過蔭實的家境。民國時，高承勇的爺爺在鎮上開中醫診所，受人尊敬。高承勇的父輩中，三爺繼承醫道，頗講仁心仁術。如今，只有五爺高作財留在故土。高家有六七個堂兄弟都去了白銀。隨著“作”字輩的老人一一離世，“他們被裹挾在工業文明的各個齒輪上運轉不歇，不再還鄉，血緣的紐帶只在族譜上才能尋到。”

我和高承勇的爺爺輩的高宗和老人聊天。他感慨高家大多年輕人在外地打工，沒有過去那么團結。

“高家人一般都不聯系，各有各的家事，各有各的條件。貧富差距是很明顯的一個東西，你有錢有勢了就被尊重，你沒有了人家就瞧不起你。”

辯護律師朱愛軍：未解之謎

2017年7月，白銀案庭審階段，城河村傳統村落文物保護工程-——羅家大院、城隍廟環境整治等各項工程正在快馬加鞭。

曾玲是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學，如今在城河村經營一家店鋪，賣飲料食品和旅游藝術品。“我和老公都是高承勇的高中同學，我們一起高考落榜的”，曾玲不避諱談這個老同學，“他被抓前一段，我們七八個高中同學聚會，他建了個群，把我拉進去，吃飯還照了一張合影。你看，他看著面善的很，胖乎乎，佛像，根本不像殺人犯。”

她從手機里找出照片給我看，但不允許拍照。照片上，高承勇站在后面一排，圓臉，精神頭兒不錯。那時距他被抓也就幾個月。

而在高承勇落網前的28年里，整個白銀城都處在一種人心惶惶的不安中。

朱愛軍律師的父母當年支援大西北來到白銀市扎根，他從小目睹父母不讓姐姐穿紅衣服、留長頭發的往事，這幾乎是白銀地區父母們的集體行為。在從業20年后，他機緣巧合成了高承勇的辯護人。

朱愛軍多次和高承勇交談，發現難以打開他的心窗。

“高承勇這個人言語不多，非常冷靜，語調聽不出任何心理變化。我問很多，他的回復可能就是一兩個字，或者嗯一聲。我問他是不是感情上受到過傷害？他會反問，這個跟案件有關嗎？”

冷靜沉默的高承勇，讓朱愛軍開始研究起《變態法醫學》，提醒自己不要按照常人的邏輯去交談。“到目前為止，我真的沒找著高承勇為什么走到現在的原因。就像一個醫生，碰到了世界級的疑難雜癥。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預防以后出現類似情況。”

朱愛軍說，高承勇在看守所身體很好，唯一的毛病是腰椎間盤突出。

城河村有個村民去年在白銀看守所待過幾個月，他在里面見過高承勇，“他看上去挺好的，紅光滿面。每天吃飯，看電視，他飯量大得很。”他說。

2018年3月27日，得知高承勇宣判消息的曾玲，正在白銀市參加秦腔演出，對于高中同學高承勇的犯罪之路，她還是疑惑：“現在我也弄不清，為什么高承勇就往那條路走？”

青城鎮通往白銀市區的通道是白榆公路，當地人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是一片荒蕪區。上了白榆路，更是人跡罕至。”

必經之道青城黃河大橋，那時是一座老舊的鋼索吊橋。媒體報道，高承勇落網前幾年，他和妻子每逢春節、清明，都會從白銀回到青城，30多公里的路程，兩口子會乘坐汽車通過這座大橋。

把白銀市和青城鎮分隔的黃河，有個河中島。路過時，司機特意指給我看。

高承勇曾供述，他多次作案后從白銀騎自行車回城河村，過橋路過河中島時，他把割下的女性器官“倒進黃河”。

（原題為《一審獲死刑，白銀案“殺人魔”高承勇的“心靈史” | 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