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三千一百年的西周早期，中國古代建筑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瓦出現了，這是古代建筑史上劃時代的事件。隨著先民對中國獨特的土木結構中使用瓦的經驗的不斷總結，瓦當應運而生。

文物出版社推出的“考古與文明叢書”《屋檐藝術——中國古代瓦當》介紹，兩漢時期，特別是西漢時期，是繼戰國、秦以來，中國古代瓦當發展的第二個高峰。它的最重要標志是西漢中期偏早期文字瓦當的出現。當時文字瓦當廣泛施用于京畿的皇家宮闕直至邊遠的地方官署。以“長生未央”“長生無極”“長樂未央”之類的吉語為主，因圓形展開，挪讓、省簡，各盡其態。篆書的成功變形而產生的“有意味的形式”，令人嘆為觀止，受到唐宋以來歷代金石學家的青睞。

云紋盛行的圖案瓦當

西漢初年是圖案瓦當一統天下。秦瓦的烙印仍十分強烈，如漢長安城出土的變形葵紋瓦當（圖1）幾與秦瓦無異。同時常見的渦紋瓦當（圖2）、連云紋瓦當（圖3）莫不展現出向漢式云紋瓦當過渡的特征。  

圖 1?西漢初期變形葵紋瓦當

圖 2?西漢初期渦紋瓦當 

圖 3?西漢初期連云紋瓦當

漢長安城還出土一種西漢山云紋瓦當，十分別致，實際上可以對切為兩個山云紋瓦當，可以說是由戰國半瓦當向圓瓦當進化的可貴標本。

以后云紋瓦當（圖4）大行，在西漢一代，比例約占到百分之七十。云朵形云紋瓦當當心紋飾有兩種最典型的形態。一種是當面為雙十字劃分，當心被分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加入三角形（圖5），此類時代較早。一種是當心在半球形當心周圍飾以一周連珠紋（圖6），當背皆不見切當痕跡，此類時代略晚，流行于西漢中晚期。

以上為西漢京畿（陜西關中）地區云紋瓦當的大體樣貌。  

圖 4?西漢山云紋瓦當 

圖 5?西漢初期云紋瓦當 

圖 6?西漢中晚期云紋瓦當

以洛陽地區的為代表的河南地區云紋瓦當，在西漢前期以蘑菇形云紋瓦當為主。這時的瓦當有半圓形和圓形兩種，云紋瓦當的當心為雙葉和四葉紋。到兩漢之際，當心多以圓餅為飾，東漢時又在當心圓餅之外增設一圓圈，這類瓦當在東漢晚期極為流行（圖7）。

圖 7?洛陽地區的漢云紋瓦當（摹本）

到了東漢晚期，當面仍為簡化的蘑菇形連云紋，在云紋的外圈還增設一周三角紋或變形的繩紋。這種特點的形成，有人研究認為可能是受到了西漢晚期關中地區流行云紋瓦當中櫛齒紋的影響。曹魏時期的洛陽地區仍然使用這種紋飾的瓦當。

西漢時，齊地的圓瓦當開始增多，在大一統歷史背景下，大量的圓瓦當開始使用與陜西關中秦漢云紋瓦當相同的卷云紋，其當心紋飾亦仿前者（圖 8）。到了東漢，圓瓦當當心以圓餅為主，當面多為蘑菇形和羊角形云紋，有的瓦當云紋之間并有文字，形成云紋與文字相結合的瓦當（圖9）。 

圖 8?西漢齊地云紋瓦當 

圖 9?東漢“千秋萬歲安樂無極”瓦當

福建地區的漢代云紋瓦當，目前主要集中發現于崇安漢城遺址。這里共出土漢代瓦當七百余品，均為圓形瓦當，以云紋、云樹紋和文字瓦當為主。其中云紋瓦當分為陽云紋瓦當、陰云紋瓦當和云樹紋瓦當三種類型。當心以雙陽線做十字分割，再加飾羊角型云紋和乳釘紋，獨具一格（圖 10）。 

圖 10?福建地區漢云紋瓦當

四神瓦當的卓然風采

如果說戰國時期圖像瓦當多姿多彩，是瓦當藝術第一個鼎盛時期，那么，西漢文字瓦當的流行與四神瓦當的出現則成為瓦當藝術第二個高峰時期的標志。

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分別代表天上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星宿，戰國時期已經有了關于四神的明確記載。漢代，人們更深信四神與天地萬物、陰陽五德關系密切，有護佑四方的神力，故此，頗為好古的王莽特以四神瓦當裝飾其宗廟，祈望以此驅邪鎮宅，保佑宗廟乃至社稷江山永固。四神瓦當有多種版別（圖 11、12），都構圖雍容堂皇，制作精致，藝術水準極高，為今人廣泛應用于裝飾圖案設計中，堪稱瓦當家族中的天王巨星。

圖 11?漢玄武瓦當（陜西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出土）

圖 12?漢青龍瓦當（陜西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出土）

而出自漢長安城南郊王莽九廟遺址的四神瓦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種（圖 13）。

圖 13?王莽四神瓦當

20世紀50年代末，在今西安市西郊棗園、閻莊一帶，考古工作者發掘了一組王莽時期的建筑遺址。該遺址位于漢長安城西安門、安門以南 1 公里處，由11個大小相仿的“回”字形建筑組成，每組建筑都是由中心建筑、圍墻、四門和圍墻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組成。圍墻平面呈方形，邊長270米，中部各開一門。四神瓦當正是當年這些四門門樓上所用。《漢書·王莽傳》記載，地皇元年（20年），王莽壞拆長安城西苑中的建章宮等十余所宮殿，“取其材瓦，以起九廟”。九廟“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地皇三年正月終于告竣。可惜這時新莽王朝已是山雨欲來，次年九月，綠林起義軍在一路攻陷洛陽的同時，另一路已將長安城圍得鐵桶一般，起義軍掘了城外的王莽妻子父祖的陵墓，“燒其棺槨”，并將長安城南的九廟、明堂、辟雍諸禮制建筑付之一炬，“火照城中”。十月一日，城破，三日，王莽被殺。

由此可見，王莽耗費巨大人力、財力修建的九廟，拆用了長安西苑十余所宮殿的材瓦，而九廟每組建筑圍墻的四門專門特制了全新的四神瓦當，即東門使用青龍瓦當（圖 14），西門使用白虎瓦當（圖 15），南門使用朱雀瓦當（圖 16），北門使用玄武瓦當（圖 17）。可惜這些瓦當使用不足一年便被綠林軍付之一炬。   

圖 14?王莽青龍瓦當  

圖 15?王莽白虎瓦當

圖 16?王莽朱雀瓦當

圖 17?王莽玄武瓦當

由于這種四神瓦當為王莽九廟專用，歷時極短，又遭到了刻意而徹底的破壞，故它的存世量是相當有限的。而從工藝技術角度講，王莽時期的工藝技術水準即使在本來水平已經很高的兩漢時期亦屬上乘，莽錢、莽印如此，四神瓦當亦如此。這種瓦當邊輪寬厚，龐碩雍容，圖案富麗，模印精工，火候均勻，無愧秦漢瓦當之翹楚。故瓦當收藏自清代勃興以來，四神瓦當一直是瓦當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無上上品。就秦漢瓦當故鄉——陜西而言，擁有這種品級的成套四神瓦當的國有文博收藏機構亦不過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等數家。私人藏有四神瓦當中的一二種甚至半塊殘瓦的已足為藏友艷羨，全套完整藏于民間者屈指可數。 

祈福致祥的文字瓦當

瓦當可分為圖像、圖案、文字瓦當三類。文字瓦當出現最晚，但人們對它的興趣卻發生最早，也最執著。

如果說在唐代人們由于對陶硯的喜愛而最早注意到瓦當，那么到宋代，在《澠水燕談錄》《東觀余論》中，我們就見到了對古代瓦當最早的明確記載。兩書記載了秦漢羽陽宮遺址和西漢武帝益延壽宮出土的幾種文字瓦，并做了考證和推論。宋代是我國傳統金石學大興的時代，作為現代考古學的前身，它偏重于著錄和考證古代之文字資料。所以，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當，而對無字的圖像、圖案瓦當不著一字是可以理解的。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晚清杰出金石學家羅振玉關于瓦當的集大成之作《秦漢瓦當文字》，光從書名便知文字瓦在其中的統治地位。此書中只有極少的圖像和圖案瓦當。近七十年來，現代考古學全面展開，但文字瓦當如日中天的地位并不曾從根本上受到撼搖。

從西周最早出現重環紋瓦當起，瓦屋幾乎一直是為統治者所享用，尋常百姓“屋上無片瓦”（北宋梅堯臣《陶者》），史不絕書。統治者巍峨宮闕的檐上，瓦當一直隨時代不停地變換著各式的圖像與圖案，有些圖像和圖案可能還寄托著統治者良苦的用心。但對觀者而言，要了解其意并不容易。所以，在瓦當上直接用文字表明君王之意及祈福致祥的心態最為直接和一目了然，于是文字瓦當的出現成為必然。 

文字瓦當究竟出現于何時，眾說紛紜。宋人或以文字瓦出現于秦宮舊址而定文字瓦濫觴于秦。如前舉《澠水燕談錄》《東觀余論》著錄“羽陽千歲”“羽陽臨渭”等瓦，并以羽陽宮始建于戰國秦武公為據，指其為戰國之物。近人著《瓦當匯編》，亦據“年宮”文字瓦，指為戰國秦惠公所造蘄年宮所有之物。殊不知宮殿建筑往往能使用很長時間，后代也時常翻新換瓦，秦宮漢葺是普遍現象，這怎能確認一座秦漢兩朝都曾使用的建筑基址上出土的瓦當必為秦物而不會是漢人大修時重新換上的呢？另外有一些學者根據有些瓦當文字接近秦小篆而認為文字瓦當出現于秦。如最著名的十二字瓦當“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圖 18）、鳥蟲書的“永受嘉?！蓖弋敚▓D19），即多指為秦瓦，并引以為秦有文字瓦之證。這種論點在 20 世紀90年代出版的學術專著甚至瓦當研究論文中還十分流行。實際上，漢承秦制，特別是西漢初年，其文字變化并不像政權更迭一樣涇渭分明。往往一件秦或西漢初期的文物僅從文字上極難區分，要佐以文物的形制、制法加以甄別。這種現象常見于瓦當和璽印等。 

圖 18?清光緒錦灰堆中的“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瓦當殘片  

圖 19?西漢“永受嘉?！蓖弋?nbsp;

綜上所述，文字瓦當究竟出現于秦還是漢，傳統的金石學方法已無力鑒別，重任落在現代考古學的肩上。目前，秦漢遺址在陜西關中及全國其他地方已被科學地發掘了許多。在秦雍城遺址、秦咸陽遺址、齊臨淄故城遺址、漢長安城遺址、洛陽漢代遺址、遼寧綏中秦漢建筑遺址等戰國及秦地層，秦漢地層中從未見過文字瓦當，證明文字瓦當的出現當在漢代。而在關中的漢代遺址中，如在西漢櫟陽故城遺址和漢太上皇陵園建筑遺址的西漢初期文化層內出土了大量瓦當，但沒有一品以文字為裝飾主題的瓦當。在漢景帝陽陵陵園出土有“千秋萬歲”“與天無極”文字瓦，從其制法、當面布局和文字字體來分析，可能為漢景帝生前建壽陵所用的建筑材料，比武帝茂陵出土的文字瓦要早。在漢武帝時期的遺址中，文字瓦已十分精美繁盛。以上考古發掘證明，文字瓦可能出現于漢景帝時期（公元前156～前141年），普及于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鼎盛于西漢中晚期。在西漢中晚期，京畿地區的皇家宮殿、陵闕上，文字瓦已成為主流，圖案或圖像瓦當比例銳減。如在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中發掘的六處建筑基址中，出土完整的瓦當四百余品，其中文字瓦當就已超過四百品，云紋瓦當數量只是零頭的一小部分。西漢是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西漢文字瓦當的出土就證明了這一點。北至俄羅斯的貝加爾湖，東北達朝鮮半島，南抵廣州，東南至福建，西達青海，都有漢代文字瓦當出土。至東漢，文字瓦當驟衰，實物無多，主要見于山東臨淄和河南洛陽等地。 

根據瓦當文字的內容，文字瓦當可分為宮苑、官署、宅舍、祠墓、紀事、其他和吉語等七大類。從現有資料看，不同文字內容的瓦當約有近四百種，其中吉語文字瓦種類約占半數，其不同版別的實物更占存世文字瓦的絕大多數。其他類的文字瓦分別有幾種或三四十種。

各類文字瓦如宮苑、官署、宅舍、祠墓，自然施于不同的特定建筑之上，其實吉語文字瓦也未必僅意在祈福致祥，而是通用于各種建筑。例如考古發掘告訴我們，宣帝時期天子陵園的門闕主要使用“長樂未央”瓦，很少使用“長生無極”瓦。而皇后陵園則與之相反，淳化甘泉宮遺址多見“長生未央”瓦，“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瓦則極少。福建崇安城的“常樂萬歲”瓦漢時多用于當地官署的門樓建筑。 

西漢文字瓦當的直徑多在15～18.5厘米之間，小者如“佐弋”瓦當，直徑僅13厘米，大者如“益延壽”瓦當，直徑可達22厘米。兩千多年前，能夠享用瓦房甚至裝飾精美瓦當的首先是皇家，其次是官府和個別高官顯貴。如此漢瓦文字書法當出于當時優秀的藝術家而非普通工匠。何以知之？我們試舉兩個唐代的例子。唐代大畫家閻立本曾參與繪制昭陵六駿，而同是畫家的他的哥哥閻立德（約596～656年）正是營造唐高祖獻陵、翠微宮、玉華宮和太宗昭陵的負責人。又如，唐代至德二載（757 年）五月十六日，杜甫（712～770年）被肅宗拜為左拾遺（從八品上文官）。兩年后，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帶口輾轉來到成都。上元二年（761 年）八月，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位前“科級干部”在西漢以后一千年依然住不起瓦房，更不要說使用瓦當了。 

西漢文字的篆法線條在剛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高度和諧，或方峭，或流美，渾然天成，令人嘆為觀止。西漢金石文字遺世無多，《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僅錄得《群臣上醻刻石》（公元前158年）和《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等八處。而西漢瓦當文字字大而遒美，量多而變化無窮，洵為西漢書法中彌足珍貴的奇葩。東漢以后，瓦當藝術漸趨衰落，文字瓦當也漸漸式微，偶有所見，也無足為觀了。 

秦李斯創立小篆，統一中國文字以后，秦漢的篆書、隸書便以對稱平衡為主要結字原則，形成方塊字的外形。書于碑石、鑿于銅器，整齊規矩，莫不合宜。但這種廣泛行用、幾乎一統秦漢書法天下的方塊文字應用于瓦當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瓦當的外形是圓形（個別的為半圓形）。以西漢文字瓦當中最常見的四字瓦當為例，早期瓦心基本為突起的球面，個別呈柱狀或餅狀，其外施弦紋（圓形隔線），以后出現雙隔線中再飾聯珠紋。總之，瓦心隔線與外輪隔線間被四分為四個扇形的部分，這就是實用裝飾為方塊漢字提供的全新的舞臺。于是打破對稱、因形而化，成為瓦當文字的必由之路。

“考古與文明叢書”《屋檐藝術——中國古代瓦當》封面

西漢書法處在由秦代成熟的小篆向東漢成熟的隸書轉化的時期，是舊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藝術轉型期，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除了造就人們對不同甚至怪異的各種書體欣賞時的寬容心態，更為西漢書法家提供了藝術創作的極為難得的心理自由。更加夸張的屈伸、挪讓、穿插、增減成為當時善書人營構具有裝飾性的瓦當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圓有機的組合、曲直因形的展開，形成了全新而極富個性的“有意味的形式”。筆畫增減更加隨意自如，挪讓屈伸更顯錯落變化 , 有的瓦文還注意筆畫波挑以彰顯書寫味道。另外，西漢瓦當文字還注意與乳丁和其他圖案（如鳥）相配，或將某一較簡的文字作雙鉤處理，使當面顯得豐富多彩。漢人在非圓非方的瓦當上改造方塊字所展現的控制力、飛揚的想象力，令人嘆為觀止。

非方的瓦當表面造就了瓦當文字奇異的結字和章法，而由藝術家設計書寫，再由工匠摹刻于瓦范，最終制造出瓦當文字，這種特殊的“書寫”方式（刻）和特殊的書法載體（泥陶）也一同影響了瓦當文字或曲勁，或圓淳，或古樸的線質特點。這如同我們研究漢簡書法風格形成時，應該注意它獨特的書法載體（窄細竹簡）和左手持簡、右手書寫這樣決然不同于東晉以后鋪紙于案的書寫方式的影響一樣。 

先秦莊子曾說：道在瓦甓。魯迅先生亦嘆：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以西漢瓦當文字奇逸多變、舒卷自如窺之，先賢之論豈虛言耶！

（本文原標題為《絢爛奪目  如日中天——兩漢時期的瓦當》，全文原載于文物出版社“考古與文明叢書”《屋檐藝術——中國古代瓦當》，澎湃新聞刊發時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