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張軍擴   主辦方供圖

10月28日，在“2022中國實體經濟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張軍擴表示，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也是數字技術大國，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數字技術加速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促進實體經濟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是大勢所趨和必由之路：“（這）不是選答題，而是必修課，早轉早受益，晚轉晚受益。”

張軍擴表示，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和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尚處于從試點培育到快速成長的過渡階段。不僅進一步轉型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很大，任務依然艱巨，而且面臨關鍵技術和產業基礎薄弱、復合型人才缺口大、工業物聯網標準不健全、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難、數據安全法規保障滯后等較突出的問題，亟需通過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的協同努力加以克服。

談及如何創造有利于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外部環境，張軍擴稱：“無論是智能化改造，還是數字化轉型，企業都是實施的主體，都是主要力量。政府只是推手和助手，轉型不能‘為轉而轉’，最終目的是能夠提高企業產業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如果企業有意愿、有能力，而且內外條件有利，轉型不僅能夠順利進行，而且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如果企業能力欠缺，內外條件不是很有利，即使硬推，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因此，從政府的角度來講，關鍵就是要從克服、緩解企業轉型面臨的各種難題、制約因素出發，盡量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為企業賦能，增強其轉型的能力、意愿和信心。”

張軍擴分享了六個方面的建議：

第一，要進一步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機器設備數據、工業信息化數據和產業鏈的數據。生產設備的數字化程度直接決定了生產數據的采集能力。近年來，我國雖然在生產設備數字化、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等方面進展顯著，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下一步要著眼于提升內外貫通能力，協同推進外網和內網建設。

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企業內部設備的技術改造。我國制造業門類多，市場主體數量大，技術水平參差不齊，工業設備可以說電氣化、自動化、智能化并存，總體上以電氣化為主，還有不少企業甚至處于手工作坊的階段。要想進入人機互聯階段，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改造任務依然很重。因此，要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等手段，激勵和支持企業運用先進實用技術對設備進行網絡化改造。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支持企業建設5G全連接工廠，持續增強企業的外聯能力與穩定性。

第二，要促進制造業數據的聯通和共享。數據的聯通和共享既是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前提基礎，更是充分釋放數據潛在價值的關鍵所在。目前制約數據聯通共享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標準，二是安全問題。

調研發現，當前制造企業的存量設備供應商多、型號多、接口多、協議多，在工業設備聯網上云操作過程中，由于各家設備接口不統一、網絡通信協議不兼容，往往需要進行數字化改造才能接入系統，不僅增加了上云的難度，也增加了連接成本。另外，處于同一產業集群以及不同產業集群，但利益相關的企業，出于商業利益和風險規避的考慮，大都不愿意共享那些涉及生產經營、商業機密的數據。因此，下一步要聚焦促進數據聯通共享這個難題：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工業設備的互聯互通標準，推動工業設備接口互認、協議兼容，提升行業設備的聯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統一的工業大數據管理制度和標準規范，提升工業數據的治理能力，促進數據合理流動，安全交易，共享使用。

第三，要強化專業型和復合型人才供給。與過去信息化主要側重于企業流程再造不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的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將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轉型，更是一種認知的轉型、思維方式和經營模式的深層轉型，是涉及企業戰略、組織、運營、人才等一系列一體化、系統化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既是“一把手”工程，也是全員工程，既需要企業領導人立足行業發展大勢，以數字化轉型帶動整體戰略的升級，也需要全體員工對數字化轉型的心理認同和行動支持。特別是需要既懂數字化技術又懂經營業務的高級復合型專業人才的支持。

相關調研顯示，當前高級復合型人才的短缺是企業轉型最大的制約因素。為此要強化政策的引領導向作用，充分發揮院校、企業、平臺等各方主體的優勢，立足產業轉型需求和人才梯隊的有機組合，多維度完善數字化轉型的人才培養體系。同時要努力打造數字化轉型人才共享資源池和數據庫，促進智力服務交易流轉體系的建設。綜合采用企業內訓支持、專家顧問服務，聯合培養認證等方式，實現高端人才資源的跨界流轉和開放共享。

第四，要支持培育數字化轉型等集成服務商。對于制造業企業來說，大多并不具備數字化轉型的技術積累、人才隊伍、集成解決能力。需要服務商對企業進行專業診斷，提供從規劃設計、系統開發、建設部署到運營維護的“一攬子”服務。近年來，數字經濟市場火熱，平臺數量增長很快，給相關集成服務商帶來了很大的商機。但相關的調研也發現，目前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集成服務市場上，服務商的服務能力與質量參差不齊。大部分服務商脫胎于傳統信息系統集成商，相對來講集成能力、智能化能力存在不足。

為此，一方面要通過財務支持、政府采購等適當的方式激勵集成服務商結合既往經驗，梳理形成分行業、分區域、分類型的數字化轉型方案及推進路徑，形成經濟適用的標準化模塊，降低方案的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勵和促進不同行業專業領域的服務商通過聯合、合作等方式形成綜合服務能力，提供集成改造和整合方案，賦能更多的傳統制造企業。

第五，完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支持政策。我國制造業核心技術長期受制于人，對外依存度高，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設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材料等很多依賴進口，尤其是以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相關的芯片、基礎軟件、工業控制技術、網絡傳輸系統等卡脖子情況更為突出，產業鏈供應鏈的補齊尚需時日。此外，我國高端基礎工業軟件研發存在短板，云化工業軟件能力不強，生態尚待構建。

攻克關鍵共性技術短板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久久為功，多措并舉，持續給予政策支持。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對關鍵共性研發的支持政策，要把支持的重點放在智能傳感，云化工業軟件，云計算中心等關鍵技術領域，促進國產芯片模組器件設施的產業化和應用推廣。另一方面，要支持研學用加強對接聯通，聯合開發面向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等需求的系統裝備，用好用足“首臺套”“首批次”等財政支持政策，助力裝備企業在使用迭代之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六，要著力優化營商環境和發展環境。企業是數字化、智能化的主體，近年來受國際形勢、疫情多發等影響，企業經營環境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生存發展承受較大的壓力。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不少企業處于迷茫狀態，難以確定未來競爭的著眼點和商業模式，缺乏轉型的方向。數字化轉型本質上在于轉型，未來愿景不明，轉型方向不清晰，企業的數字化方向也難以理清，動力與能力都會不足。即使迫于形勢有所部署，往往也是數字化戰略和業務發展的兩張皮，難以形成競爭力或者商業價值。

因此，當前情況下，促進企業數字化、智能化的轉型不能簡單就數字化論數字化，必須首先解決好企業的發展環境、發展方向、發展信心問題。換句話說，除了要注重與數字化、智能化直接相關的外部政策環境的優化之外，還要高度重視進一步優化企業發展的大環境，包括疫情防控措施的精準優化，監管政策的進一步透明可預期，重點領域的改革加快推進等等，只有這樣，數字化、智能化才會具有更好的基礎，也才能夠取得更可持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