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青年舞蹈家王迪去世#的詞條登上微博熱搜，幾乎所有人的注意點都停留在“因抑郁癥去世”幾個字上。

楊麗萍在當天發布的悼念視頻里無意透露了其中細節：

“我仿佛看到他像一只孔雀，拖著長長的尾巴，從三十九樓一躍飛向了天空之中。”

一個軀體癥狀并不足以致死的精神類疾病，卻每40秒就要帶走一條鮮活的生命。

作為死亡率僅次于癌癥的人類殺手，全球有三億余人每天都在抑郁癥的折磨中發問：抑郁癥到底從何而來，我們又該如何治愈抑郁？

進化心理學給出了一種新的視角：抑郁癥是人類心理機制進化出的一種免疫系統，它將我們推向自我發現與靈魂探索的道路上，解構舊有的認知，重塑新的人生形態。

抑郁癥暴露出的不和諧

抑郁癥患者往往會陷入對世界、對未來、對自我的消極認知中。（出自美國臨床心理學家貝克提出的抑郁認知理論）

他們覺得未來無望，不會有任何好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們對世界的認知產生歪曲，覺得世界所有的事都是對自己的挫敗。

他們總是習慣性對自己加以否定和攻擊。

知乎有這樣一個問題：“已經確診抑郁癥，但總覺得自己是假裝出來的怎么辦？”

問題下766個回答，幾乎都是抑郁癥患者在不斷自我攻擊。

“我一直覺得抑郁是自己裝出來的，是逃避、給自己找借口。我實際上就是想的太多、太作，就是幼稚不愿意面對現實，就是廢物。”

抑郁癥患者的這種心態，其實皆出自于我們性格和心理中隱藏的不穩定因素：完美主義、討好型人格、內向型人格等等。

EBS紀錄片《抑郁癥又如何》

當外部環境穩定的時候，這些因素并不會爆發。

而當人遭遇高度壓力或者發生應激事件之后，這些不和諧因素就會主觀化、絕對化、片面化、個人化、夸大化，進而導致人內在心理結構的失序，變成抑郁癥。

正如科普作家約翰·哈里在他的書《聯結》中所寫：生活在無法滿足我們身心基本需求的環境中，才是抑郁癥的根本原因。

電影《丈夫得了抑郁癥》中，上班族高野有些討好型人格，沒有遭遇壓力的時候，他總能保持溫和、敏感、體貼，且因此受人夸贊。

然而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討好型人格的負面影響擴大，高野積攢了過多負能量，無力感和愧疚感使他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是個徹底的失敗者。

《丈夫得了抑郁癥》

然后抑郁癥的軀體癥狀開始顯現，精神不集中、記憶力下降、精力衰退......從前輕易能解決的事現在卻要耗費大量精力去做，他變得更加敏感低落，陷入抑郁的泥沼。

人的心理有潛在的自我保護機制，比如說會忘記或模糊化不開心的記憶，會下意識站在無辜的立場為自己開脫等等。

但抑郁癥患者往往失去了這種趨利避害的本能。

他們不承認這一切糟糕的事情都是疾病帶來的，就像癌癥會帶來疼痛，哮喘會帶來呼吸困難一樣。

抑郁癥像一個放大鏡，暴露出我們生活和心理中的不和諧。

抑郁癥是生活需要做出改變的信號

抑郁癥總是和負面、消極等詞匯掛鉤，但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抑郁癥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個自救的信號和機會。

《精神疾病：進化的恩賜？》一文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國外科學家觀察到，精神疾病往往具有40%-60%的高遺傳率，從進化角度說，一個負面的基因傳承力如此之強，至少證明了這種基因在某種程度上對個體的生存有一定價值和意義。

抑郁癥的進化意義，便是遠古先民面對物競天擇，為努力活下來而積攢的一套正確的心理行為模式。

抑郁有助于讓人放棄不切實際的目標，讓那些無力改變的人擺脫競爭，減少徒勞的消耗，反思自己的缺點。

所以當一個人抑郁的時候，就意味著他必須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處境了。

約翰·哈里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柬埔寨有一名農夫，耕地時不幸被戰時遺留的炸藥炸飛了一條腿。盡管事后裝上了假肢，也能自由活動，他卻還是患上了抑郁癥。

因為身體和心理的創傷讓農夫陷入一種難以改變的兩難處境之中：

他若想逃離被炸的記憶創傷，就得遠離田地，結果是沒有收成，無米下鍋；他若想維持生計，就必須每天拖著一條假腿，回到那塊炸過一次的土地，戰戰兢兢揮鋤頭。

后來，當地有人送了農夫一頭牛之后，幾個月之后，農夫的抑郁癥竟然神奇地自行消失了。

因為牛的存在真正解決了困擾農夫的最終問題。有了牛，他可以賣牛奶為生，不用擔心生計無從著落，不用下田勞作，不會勾起心理創傷。

生活進入一種新的平衡，外部條件滿足了他的身心需求，抑郁的成因沒了，抑郁癥自然也就消失不見。

當然，光是了解抑郁癥的進化意義并不會讓患者好起來。

重要的是，通過對進化意義的研究能夠讓他知道，抑郁癥是一個信號，它提醒了我們正身處于無法滿足我們身心基本需求的環境中，而我們需要改變。

達爾文寫：有時候，悲傷正像動物趨利避害的本能一樣引導著我們做出最有利的行動。

黑暗是另一種光明。就像發燒是免疫系統對病毒的防御，抑郁就是大腦在用另一種聲音告訴我們：快跑！

抑郁癥是一種適應，

一種既帶來代價，也帶來好處的思維狀態

我們生活在現代，但我們的大腦系統卻依舊停留在遠古時代，它的所有意識模式都在幫助我們活下去。

從這方面來說，抑郁癥和恐懼、痛感一樣，是一種人類最原始的自我保護機制。

痛覺告訴我們哪里受了傷、哪里需要治療，傷的越重，痛感越強，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治愈然后活下去。

恐懼讓我們保持警惕，遠離危險，不要放松，趕緊逃跑，只有跑得比野獸快才能活下來。

至于感受不到痛覺和恐懼的人，比如患有先天性痛覺缺失癥的孩子，因為無法判斷生命的危機程度，往往很難活到成年。

抑郁癥也同樣，它是我們生活狀態與身心需求是否和諧的報警器，它是“一種適應，一種既帶來代價，同時也帶來好處的思維狀態。”

進化心理學家Andrews和精神科醫生Thomson在研究中發現，抑郁癥患者所表現出來的記憶和執行能力下降，興趣缺失和感受缺失，是因為他們的腦內機制讓他們很難思考抑郁之外的事。

人的心理資源和注意力是有限的，抑郁癥使患者們將盡可能多的精力都用在了對特定事件的思維反芻中。

或許思維反芻的過程會使人困擾和痛苦，但它卻會迫使我們不斷預演出更優的行為模式、更有益于生存的智慧認知，這一點對走出困境繼續出發具有重要意義。

比如我的同學 K ，因成長于重男輕女的家庭而缺乏安全感，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無法停止思考“是不是我不夠優秀”、“為什么我不是男孩子”等問題。

在一次次自我拷問中，她逐漸意識到原生家庭對自己性格塑造的負面影響，意識到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并不是自己的錯，然后通過放下執念、遠離原生家庭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贖。

“伴隨抑郁癥而來的，是精神的提升。”

Andrews和Thomson的理論與波蘭心理學家東布羅夫斯基所提出的人格發展概念：積極分裂理論不謀而合，他們都認為：“如果沒有經歷過掙扎沖突，甚至是類似于神經官能癥一類的事情……我們就無法實現多維度、多層次的發展，達到更高層次的精神水平。”

香港女歌手鄭秀文抑郁隱退后復出的經歷，正是積極分裂的典型。

她是一個非常追求完美，信奉“努力才能被喜歡”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身材和事業，她出道14年沒有一頓飯吃飽過。然而在拍攝《長恨歌》的時候，她還是因為短時間內透支精神和意志暴瘦暴胖而幾近崩潰。

那時的她不斷問自己，為什么一定要折磨自己扮成別人喜歡的樣子，為什么即使她這樣做了，粉絲、愛情、事業也在離自己而去。

“我們都習慣迎合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大部分人都欠缺活出自己的勇氣，包括我……當我擁有了很多人渴望的東西，我卻發現我內心一無所有。”

患上抑郁癥后，鄭秀文決定放下對成功的執念，回家休養，尋找生命的真相。

一次和父親散步，剛做完手術的父親走路腳底打滑、姿勢古怪。鄭秀文問他“你現在走路這么慢，這么難看，會不會覺得人家看你的目光有點怪？”

父親笑著回答“我這一輩子要走的路還多著呢，怕什么呀！我慢慢走，很好。”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父親這種悠然自洽的觀念將鄭秀文亂糟糟的思緒重新組合起來，她放下對完美的執念，不再苛刻要求自己，不再逼迫自己。

淡出公眾視線兩年后，鄭秀文以一種更加自信且游刃有余的姿態回歸，從容自信滿血復活。

這便是抑郁癥的積極意義：它將我們推向自我發現與靈魂探索的道路上，迫使我們解構自己當前的形態來重塑一些新的東西，通過“自我死亡( Ego Death )”重獲新生。

人們總說抑郁癥很難徹底痊愈，難免一次次復發，但同時也可以把抑郁癥當做生活的警報器，它的發生，可能只是提醒你：你的生活出問題了，你需要打破自我，尋找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當抑郁找上門，也別忙著沮喪。

因為你面臨的，將會是一次成功的進化，一場生命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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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黑暗》是普利策文學獎得主威廉·斯泰隆得抑郁癥后的內心自白。

從病情惡化企圖自殺，到最后恢復健康重拾理性，他用非常生動且有同情心的語言，講述了自己親歷抑郁的全過程，將抑郁癥患者的內心世界展示給大眾。

就像衛報說的：

“文學不能替代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或者專業治療，但卻可以留存住個人的經驗，使之成為照亮他人前行的光亮。這些黑暗中的火把，讓我們在抑郁的幽林中不再孤獨。”

原標題：《已經確診抑郁癥，但總覺得自己是假裝出來的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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