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志司已經對美軍發動秋季攻勢有所警惕。8月13日的敵情通報中稱“據美駐日占領軍人士推測，美軍有八月中旬發動攻勢之說”，隨后在另一份通報指出“八月十二日，克拉克、范佛里特、一、九、十軍團司令、遠東作戰處長抵七師正面視察。二十日范佛里特陪李承晚往鐵原地區視察”，判斷“目前正醞釀大的變化，可能發動攻勢”，要求“十五軍應立即組織戰斗偵察”。志愿軍第15軍軍長秦基偉在8月下旬的日記中也估計“敵人在雨季之后可能發動一次較大的秋季攻勢”，“今年秋季敵不來則已，來則不善”。

1952年9月2日，志愿軍第15軍下達了“戰字第一號”命令，內容為“粉碎敵人秋季攻擊作戰方案”。方案根據最近敵人進行登陸演習與美騎一師調來朝鮮等情況，判斷敵人可能在九十月間發動較大規模的秋季攻勢。對敵人的戰役行動估計有從延安半島登陸，迂回我側背，或奪取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拉齊鐵原金城一線兩種可能。對應敵重點向第15軍進攻的可能，秦基偉當日在干部會議上提出三種預案：一種是敵人主力從西方山、斗流峰正面進攻，再輔以空降兩面夾擊，對敵人來說，此案進可攻退可守，但對我方也有利，便于防守，便于二梯隊使用和炮火支援；第二種是進攻第15軍與第38軍的結合部，以圖打開缺口并輔以空降，截斷西方山交通，這對敵人很有利，對我則危害很大，但對敵來說也存在搞不成遭到我鉗擊的風險；第三種是直接進攻五圣山威脅平康和第12軍陣地，這種打法對我粉碎其戰役攻勢最為有利，可利用有利地形對敵人進行消耗，使之無力發動戰役第二步，且我方基本部署無須改變。秦基偉認為對敵人的這次攻勢會比過去持續時間長，戰斗更殘酷，要準備二十天，最惡劣十天。第15軍第45師則根據本師防御地段情況，也作出了相應的作戰方案，對于如何應對敵人重點進攻五圣山制定了防御計劃。

第15軍45師8連堅守597.9高地表面陣地

第15軍還制定了一系列的部署，僅就偵察工作來說，要求“當敵大舉進攻前及開始后，必須保證每團每三天有一俘虜，這時應不惜代價的（不是不講戰術的）捕俘”，同時組織滲透偵察，以了解敵人縱深之變化。另外，還整頓了各師、團觀察所，以保證當敵大舉進攻時仍能堅持不間斷地觀察，指定第44師和第45師建立了竊聽所，并很快獲得了敵人的調動情報。在此基礎上，第15軍要求將俘供、觀察、滲透偵察及竊聽等情況，隨時匯集加以分析判斷，并及時上報。

至9月下旬，情報表明美騎一師仍在日本，陸戰一師進行演習之后仍守原防，敵二線之韓國一師、美四十師、美四十五師在原地未動。因而我方判斷敵在雨季后側翼登陸的可能性不大，但對我某一地區發動局部進攻仍有可能。為粉碎敵人可能發動的局部進攻計劃，使敵時刻提防我之攻擊而不能發動攻擊，以爭取防御中的主動，根據志司和兵團的指示，由各軍分別對當面之敵發動戰術性反擊。第15軍負責對上佳山西北無名高地、381東北無名高地及488東高地之敵進行戰術反擊。

至上甘嶺戰役爆發之前，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第15軍了解到的敵人進攻征候包括：

1、克拉克、范佛里特視察美七師，并獎勵了其十七團團長，似在策劃進攻；

2、八月初以來，我軍正面之美七師、偽二師地區運輸車輛大量增加，平均每日二千一百余輛次，表明敵方在大量囤積物資彈藥；

3、雨季之后，美七師、偽二師之工兵部隊及部分勞工即開始作業，連續加修與開辟道路；

4、美偽軍不斷進行試射和演習活動；

5、七月份以來，敵經常以一個班到一個營的兵力向我454.4、597.9、537.7北山等地進行試探性攻擊，僅營以上兵力之進攻即達七次，似企圖暴露我之兵力、火器，尋找我薄弱處。偽軍更為狡猾，常以小組形式秘密偵察，先后于597.9陣地前捕捉我哨兵三名；

6、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敵軍官及觀察人員分乘坦克、吉普或徒步對我前沿陣地進行反復察看，僅接近我前沿觀察者即達一百一十一人，而且有帶地圖進行測繪的；

7、敵機連續偵察我前沿要點及炮兵陣地、供應站，并投擲重磅炸彈。敵軍官乘直升機看地形達一百零五次；

8、八月份發現美七師、偽二師地區之炮位增加一倍，截至十月五日發現五個炮兵營移至五圣山以南；

9、九月二日起，敵于金化地區大量施放煙霧，借以掩護其縱深運輸及戰術演習等活動；

10、“十月六日，偽二師三十二團一營上士參謀李鎮求、二營七連下士班長李東朝先后向我投誠，供稱偽二師已下達作戰命令，將配合美軍行動，向我發動進攻”。

因之，我軍對敵人可能到來的“秋季攻勢”已經有了預先準備。加固了工事，增修了暗火力點，加強了坑道內部的戰斗設備，屯集了糧彈與坑道儲水，準備了收容一萬名傷員的床位和擔架運輸力，各級機關成立了支前組和擔架隊，部隊依作戰方案進行了戰術訓練。在“緊急動員起來，粉碎敵人的秋季攻勢”的口號下，開展了“一人舍命，萬人難擋”的“硬骨頭”運動。如果沒有敵情偵察和預先的準備，上甘嶺戰役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

第45師師長崔建功（右一）和政委聶濟峰在坑道中指揮作戰

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上甘嶺戰役初期，志愿軍誤判了敵人的主要進攻方向，造成了作戰的被動。如《解密上甘嶺》一書中，就提出“或許第十五軍反擊準備過于專注，10月5日，韓第二師第三十二團一個叫李吉求的上尉參謀，趁夜越過戰線，向第四十五師投誠，透露了該師將協同美軍進攻五圣山的企圖。遺憾的是這一重要情報，仍未能引起第十五軍應有的重視”，作者借采訪原第十五軍作戰科干部的回憶，得出“我志愿軍判明美軍攻擊企圖，起碼是在戰斗打響兩天之后”的看法。由此作者更進一步認為，“盡管戰役前志愿軍總部就已預見到敵人可能會從我防御中部實施突擊，然而在對敵攻擊點的判斷上出現失誤，一度造成戰役初期的被動，致使上甘嶺之戰打響8個多小時，前沿部隊還未能得到有效的炮火支援，一天里傷亡達500多人。其原因在于我軍料敵進攻的意圖和規模時多囿于地形和裝備方面，而缺乏對國際上停戰呼聲四起的政治氣候、美國民眾的厭戰情緒，以及美軍后備兵員枯竭等因素的綜合分析。同時，也過于倚重五圣山的險峻地形，過分擔憂美軍機械化部隊由西方山谷地對我平康地區做縱深突破。因而，在兵力部署上出現重心朝西傾，防線一頭沉”。

這種看法其實早已有之。對于美軍向上甘嶺發動攻擊的反思，秦基偉在戰斗打響的第二天就已經提到了，即“對敵十四日所發動的對五圣山前沿陣地的攻擊事前未發覺敵人的征候，因而缺乏具體的準備工作”。當年的12月2日，秦基偉在參加上甘嶺戰役情況匯報會議上又談到“我們準備工作中仍有漏洞，如偽二師一作戰參謀投降，所供情況未引起注意，估計敵人一、二日攻無問題，但沒有意識到敵用大兵力攻。在方向上一般估計還是西方山，所以四十五師仍準備全力反擊注字洞南山，因而二梯隊投入倉卒，第一天炮火未能支援戰斗”。在戰后的總結中，對此也指出：“敵在八月末開始在五圣山前進行進攻準備，我未嚴重的注意，我將敵長時間的準備視為常態，產生了麻痹，認為敵不致有大進攻”；“十月六日，偽二師三十二團二營參謀向我投降，供出三十二團要配合美軍在十月八日進攻，我們估計敵人進攻可能在西方山（當時美七師在西方山正面），特別著四十四師加強戰備，偽軍是配合行動，規模會更小，令四十五師一三五團作了一般的準備，依然認為敵不致有何戰役性的進攻”；“由于對敵情的忽視和錯覺，使我精力仍集中在反擊注字洞南山，其直接結果使敵人贏得了戰斗發起的突然性”。據此，在后來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進行總結時，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嚴厲的批評，導致后人形成戰役初期我軍在指揮判斷上存在重大失誤的印象。

但是，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頗，并不適合作為“誤判”的依據。

戰爭是敵對雙方殊死的搏斗，雙方都在力圖獲得對手的情報，隱藏自己的企圖。要絲毫不差地獲得敵人進攻的時間、地點和攻擊方向，幾乎是無法做到的。以這樣規模的戰役而言，能夠判斷出敵人的進攻企圖、大致的方向和大致的時間，就已經很好了。戰役發起初期的一兩天、兩三天，對于守方來說，有一些戰術上的被動是很正常的，不能用事后諸葛亮式的上帝視角去評判。

孫子兵法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作戰指揮，要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雙方指揮員智力的博弈。只考慮一種可能性，賭博式的判斷，往往是失敗之源。上甘嶺戰役之前，第15軍對敵軍進行方向的判斷，是較為全面和穩健的，之所以不把五圣山作為敵人進攻的唯一方向，也是有著充分理由的。

戰前第15軍對敵軍進攻方向做了三種判斷：一種是全面進攻，但須動用其戰役預備隊，且當前尚無征候；另一種是有重點的進攻，以西方山、斗流峰或忠賢山為目標，集中炮火戰車攻破一點，由小而大，由點及面發展進攻；最后一種是采取逐步推進，逐山爭奪的蠶食方式，消耗我有生力量，但此種情況，較容易被粉碎。因而，根據總體情況，“第一種情況可能較少，第三種情況是經常的狀態，第二種情況可能性最大”。戰役開始以后，秦基偉在一次講話中也對敵人的企圖和利弊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敵攻五圣山利弊均沾。五圣山居中線門戶，敵如奪取，整個中線即被突破，西方山垂[唾]手即得。范佛里特毒辣。地形險要但也常是軍事家弱兵之處。我認為敵攻西方山可能性大，攻者是出其不意。上陣地來總覺得平康平，便敵攻，五圣山前597.9高地、537.7北山特別突出。攻者總是選擇結合部、突出部，敵攻突出部避免兩側火力殺傷，如敵攻平康遭十五軍、三十八軍打擊，攻牙沈里又遭十五軍、十二軍打擊，而攻597.9高地和537.7北山則只受我軍打擊，同時只受我軍縱深威脅。雞雄山為敵攻擊出發地，距我前沿很近，可用火力直接掩護，金化交通方便，可屯兵，并利調動。敵如奪取五圣山，不但西方山不保，敵更有條件從昌道里攻通川。不攻五圣山，敵直接攻通川，側翼暴露在我面前。敵雖是犯了錯誤，但確實是從戰略戰術上都分析了利弊。”這段分析說明了敵我雙方對于進攻方向的判斷是基于博弈性質的思考，任何一種想當然式的計算都是很危險的。

537.7北山高地5、6號陣地之間殘存的輕型掩蔽部

事實上，即使在戰役發展到最緊張的時刻，第15軍仍然將敵向西方山方向發動突然攻擊作為一種可能性進行重點防范，這絕非是庸人自擾。秦基偉在其回憶錄中說道：“我總認為范佛里特還備有另一種不為人知的陰謀，即在上甘嶺戰斗登峰造極之時，他的一只眼睛盯著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窺探我的西方山。只是由于我們在西方山上死死按兵不動，范佛里特才悻悻作罷。如果我們因為上甘嶺戰事吃緊而動用西方山部隊，范佛里特極有可能回馬一槍，打我們一個聲東擊西。他畢竟是機械化部隊，撤出戰斗快，重新投入戰斗也快。那樣一來，上甘嶺戰役就成了西方山戰役，戰役的最后結局是什么樣子，那就很難想象。”有論者認為：“直到上甘嶺戰役結束，秦基偉都沒有動用第44師。這充分說明秦基偉洞察全局，準確把握戰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也是符合“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的作戰原則的。時任第45師政委的聶濟峰在一次報告中也提到：“如果敵人從前面搞五圣山就好辦一些，從前面我可居高臨下揍敵人。三種方案就把這個放在后頭了”，“如果你硬是把五圣山做出第一個方案，兵力部署、火力部署各方面就有所不同，很可能發生一個錯誤”。

從情報分析的角度來看，戰時任何情報都具有時效性和不完整性，要求實時地完整地掌握對手方的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們不能站在事后一切已知的地位，輕易去否定戰前判斷的合理性。

以前述10種戰前所了解到的敵軍征候為例，只能據此判斷敵人進攻的大致企圖，并不能得到準確的進攻時間和地點，也無法準確獲知其重點進攻的方向。實際上，美軍在戰前還進行了一系列的佯動，以迷惑志愿軍，以圖造成志愿軍的錯誤判斷。比如美軍利用夜間秘密增兵，白天反以少數汽車裝載兵員后運，使我無法查明其兵力集結情況；攻擊前數日以坦克二十余輛插上紅旗，沿金化、鐵原公路西開，佯作攻擊西方山模樣；敵之炮兵、空軍向第15軍全軍的陣地（包括四十四師之西方山陣地）縱深實施猛烈轟炸；敵在10月14日發起進攻的當日，除重點攻擊597.9和537.7北山以外，對15軍全軍四十余公里的正面，西起391高地、上佳山西北無名高地、381東北無名高地、芝村南山、419高地、454.4東南無名高地同時發起攻擊。在攻擊發起的次日（10月15日、16日），敵人還在通川庫底進行了兩棲作戰演習以迷惑志愿軍。這種種措施，都是為了使我志愿軍不易在短時間內判明其攻擊重點。

偽二師投誠參謀所提供的情報，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無法忽視的。然而，這一情報獲得的時間是10月5日或6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范佛里特向克拉克提出“攤牌”作戰計劃是在10月5日以后，而得到克拉克的批準則在10月8日。換言之，此前連美軍自己都不知道這一作戰計劃是否會得到實施，因而該韓軍參謀所供稱“攻擊命令已經下達”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另外，該韓軍參謀供稱“該師配合美軍第七師將于六、七日攻擊我448高地、537.7北山及597.9高地”，這個時間顯然也是錯誤的。當10月7日進攻并未發生時，當然會影響到情報單位對該參謀供詞準確度的判斷。因此，當考慮到所有這些可能的因素之后，我們也就能理解，要求上甘嶺戰役之前對于敵軍的進攻方向和具體時間做出斷言式的完全準確的判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15軍29師反擊奪回表面陣地

志愿軍是何時判斷出美軍主要進攻方向的呢？在上甘嶺戰役開始前一天，秦基偉對于敵人的進攻方向的判斷是，“估計敵人的報復可能以四十四師陣地為重點，但必須估計到敵人會尋找我未發動攻勢的方向和陣地突出的點進攻我們。因為敵人以為我新占陣地方向炮火強，準備充分而選擇我不注意的方向突然攻擊。這種情況必須警惕和準備”。戰役開始當天，即10月14日晚，第15軍后勤部黨委常委會，根據戰況和軍首長作戰決心，就已經對后勤部署進行了調整，決心將主要力量用于五圣山方向。戰斗打響一天之后，10月15日14時，志司根據第15軍上報的情況，下令停止了第15軍對注字洞南山的反擊任務，另外，第45師當天也做出了兵力部署的調整，包括炮兵轉移射向、以第133團、134團第1營作為二梯隊、第135團第1、3營指揮所合并、以第29師第86團接替第135團的防務，以便135團騰出反擊兵力。據原第45師第135團團長張信元等回憶：“（10月15日）當夜田副軍長[筆者按：此處原文有誤，應為周發田副軍長]給135團打電話，說‘敵人從你們那里開刀’。”以上作戰命令和部署調整可以表明，至遲在10月15日，志愿軍已經判斷出美軍的主要攻擊方向并據此做了新的調整。從戰役指揮的角度而言，敵人在一兩天內的戰術突然性的達成，是在可容許的范圍內的，也未對整個戰役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