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嶺戰役70年︱敵情偵察①：新的戰爭，新的考驗

嚴可復

2022-11-03 11:22

來源：澎湃新聞

上甘嶺戰役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的最著名的山地防御戰役，自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共歷時43天。此次戰役，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內，志愿軍和美偽軍展開了異常激烈殘酷的戰斗。雙方參戰兵力數量多，規模由小到大，最終投入共達十萬人以上，火力高度密集，且持續時間久。志愿軍在極其惡劣艱苦的條件下，依賴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和堅固嚴密的坑道工事體系，最終挫敗了敵人的進攻，幾乎寸土未失。美聯社記者倫多夫哀嘆：美軍“在人員的傷亡和使用的大量物資上，除了一九五〇年盟軍在北朝鮮的慘敗情形以外，是空前未有的。在物資消耗上還要超過一九五〇年的數字。金化的戰役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無底洞，它所吞食的盟軍軍事資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國軍隊的總攻勢所吞食的都更多”。本文將從敵情偵察的角度來揭示此次戰役勝利的奧秘，同時也對某些流行的不合事實的說法進行一些考證和辨析。

我軍哨兵站立在上甘嶺主峰

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戰場上要做到“知彼”，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敵情偵察工作。中共的武裝斗爭長期處于以弱敵強的環境下，稍有疏虞，立見傾覆，故對于敵情偵察極為重視，視之為作戰決策必不可少的一環。毛澤東就指出“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然后才能“定下決心，作出計劃”。

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不斷發展，我軍情報偵察工作的領導體系逐步完善，組織機構不斷健全，專業力量隊伍漸次壯大，各種偵察手段日益豐富。至解放戰爭后期，我軍在戰略、戰役、戰術等各個層級都能獲得較為完整準確的情報，為作戰指揮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以東北戰略區為例，據1948年11月東北社會部上報中央情報部的《關于情報工作綜合報告》所稱：“綜合九個月來，我們所獲得的軍事情報包括戰略動向、軍事行動、戰斗序列、兵力駐地、補充增援、編制裝備等，從作用上來說，敵人在東北的戰略動向和軍事行動，我們從4月后基本上都能取得。如5月10日敵對東北之戰略意圖；8月13日衛（立煌）部在京之軍事會議，對東北局勢之檢討及決定；9月5日敵空運第四十九軍兩個師援錦州；10月3日獲敵9月28日制定的遼西作戰計劃；10月5日第九兵團之作戰命令；10月9日沈陽敵人向遼西彰武之作戰計劃，策應錦州、呼應長春突圍企圖等。至于敵之戰斗序列、兵力駐地、裝備編制等材料，我們則能夠全部取得。此外，敵之陸空鐵警等部門之電報、密碼、波長、呼號、發電手續和普特口令、旗語、信號等機要物件，也均及時得到。”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作出了“關于情報工作的決定”，設置了中央情報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國內外各系統的情報工作。黨中央認為今后情報工作應“配合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肅清國內反動殘余，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世界和平”，“目前，國外以政治情報為主，國內以軍事策反為主。國內戰爭結束后，應集中力量對外。一切為幫助黨與政府及時了解情況，以便主動應付敵人，作決定政策的參考”，“今后情報工作，在國外，應采取長期埋伏的方針”。軍委情報部于1950年4月召開了全國第一次部隊情報工作會議，確立了部隊情偵工作的方針任務和要求。7月，總參謀部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下達了《部隊情報工作組織綱要》和《關于部隊情報工作的指示》，對各大軍區情報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隨著美軍侵朝戰火的延燒，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后，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已經迫在眉睫。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果斷決策，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進行“抗美援朝”。面對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及其高度現代化軍隊，我軍面臨著與國內戰爭完全不同的戰爭環境、戰爭形態和敵對力量，對于情報偵察工作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已經開始依托東北、膠東等根據地向外進行情報點的布置。如膠東東海地委統戰部（情報部）所領導的遠通利商號，就利用商業關系，北至大連、遼沈，西至京津，東至韓國、日本，南至上海、青島、香港、臺灣，都建立了貿易和社會關系，僅在韓國就派出和發展了206人，分布在仁川等八個城市，建立了13處密站，曾獲取駐韓國美軍兵力分布等情報。根據中央情報部高瞻遠矚的指示，東北社會部支持大連情報處利用地理優勢，也進行了國外情報點的布置。這些布置在朝鮮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曾提供了美軍從仁川登陸的情報；美軍對我戰俘遣返處置的情報；美軍搞細菌戰的情報；美軍在日本的動向情報等等。聶榮臻元帥回憶：“在我軍情報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在朝鮮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一般說，朝鮮戰爭中我們的情報工作是做得比較好的，對敵情掌握得比較準，因而容易作出正確的判斷。”

另一種情報來源是技術偵察（技偵）。1950年3月24日到4月10日，軍委情報部在北京召開了全軍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中央軍委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接見了與會代表并講話。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整編隊伍，重新部署，堅持國內，開辟國外”。毛澤東主席在講話中提出針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要準備“打第二仗，爭取全勝”的目標。當年5月，在解放戰爭中曾創造出輝煌業績的原軍委作戰部二局（情報）與中情部合并為軍委情報部。12月，將軍委情報部的二局、五局合并組成軍委技術部，以軍委情報部的一局成立軍委聯絡部，并在軍委情報部、技術部、聯絡部之上成立軍委總情報部，直接受總參謀長領導。1952年10月，軍委技術部改稱第三部。

1950年11月13日，為及時給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情報，情報部向志愿軍司令部派出工作隊，稱為志愿軍司令部第八中隊，主要是轉發軍委技術部的情報及對侵朝美軍的話報偵聽。1951年11月，該工作隊撤離朝鮮回到北京，原有任務分別交給志愿軍司令部的機要和通信部門接替承擔。

由于技偵工作的高度機密性，這方面的確切資料很少。但由志愿軍司令部（志司）給各部的敵情通報中，可以判斷其中有部分是來自技偵所獲的情報。如1950年12月22日21時，志司通報敵情提及“由日本橫須賀開至仁川的‘愛爾細亞’號艦，載運美加混合部隊共九千人，于十八日十三時至十九日十八時登陸完畢，開向漢城附近。另息原駐漢城西北美二師，廿一日其廿三、九兩團乘火車南開，有去大田說。可能即美加混合旅接防，接防后該師他走”等等，從內容判斷，有部分很可能即得之于技偵工作。上甘嶺戰役之前，志司在1952年8月的敵情通報中曾有“確息，二十二日美九十混合艦隊已與陸一師聯系，表示配合行動，引以為榮，并飭所屬在任何情況下載運軍隊應注意照顧兵（病？）員，似有行動，去向不明”等內容，基本也可以確定是來自技偵的情報。

上甘嶺陣地編號示意圖

情報資料僅僅停留在真假甄別的層次是不夠的，還需要進行分析、綜合、整理，從中抽取出揭示事物本質和發展規律的有用材料。有許多重要的戰略性情報，甚至可以通過公開資料的搜集整理而獲得。例如，軍委聯絡部下屬上海聯絡局（即華東軍政委員會聯絡局）組織專人以“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的名義，整理出版了《美國問題研究資料第一號：美國軍情》，內容包含“美帝的國防預算和擴軍動向”、“美國的防務”、“美帝對于三次大戰時間的考慮”、“美帝軍備概況”、“美帝軍力的分配”、“美國原子工業的分布”、“美軍情況”、“美國軍用飛機生產情況”、“美國戰略空軍指揮部及其基地”、“美蘇新武器的比較”、“美帝的新武器”、“美帝的戰爭宣傳政策與費用”等。書中所利用的材料，均為美國或日本的刊物、美英法新聞通訊、各種剪報、年鑒等公開資料，加以整理和分析而成。

軍事情報方面，軍委情報部于1950年11月印發了《美軍編制》，內容包含“美國國防高級組織”、“美國野戰軍編制”、“美國步兵師編制與裝備”、“美國新裝甲師編制與裝備”及“附錄”等，編制材料大部分來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46年-1948年，并根據新材料補充了“美軍步兵師及裝甲師內炮兵編制之變更”、“空降師編制表”、“陸軍部編制”等內容。這些編制裝備與在朝美軍的情況大致是符合的。為便于我軍對美軍的了解與辨識，軍委情報部還編寫了《美軍識別》，分“徽章符號識別”、“陸軍武器識別”、《飛機識別》、《軍艦識別》等四個部分，以圖片為主（部分圖片為彩色印刷），并加以簡單說明。

為規范化情報分析和整理工作，1951年5月，軍委情報部在北京召開了全軍情報研究整理工作會議，會后總參謀部頒發了《關于情報搜集、上報通報、整理出版之規定》，印發《基本軍事調查提綱》。軍委情報部印發的《關于美國擴軍的估計》，搜集朝鮮戰爭爆發至1951年6月之間的各種公開材料，從兵源、軍需、軍費、擴軍所需十種重要物資概況等多個角度進行了細致地分析，指出其進一步擴大戰爭的困難之處，為中共高層對于抗美援朝作戰和談判提供了非常好的參考。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敵工部也曾根據敵情通報、俘虜口供等整理出《敵偽政治情況調查》等系列材料，供部隊一般地了解作戰對象的軍事和政治情況。以《敵偽政治情況調查（7）——美步兵第七師情況》為例，材料包括該師的組織情況（含簡史、編制與實力、傷亡補充情況、士兵質量與訓練、主官介紹等內容）、侵朝以來士兵思想變化情況、內部統治辦法（含反動教育與欺騙宣傳、獎懲辦法、輪換制等內容）、內部矛盾（含美軍黑人和白人士兵的矛盾、美籍士兵與朝籍士兵的矛盾等內容）、對下列問題的反映（含對生活方面的反映、對我之寬俘政策的反映、對侵略戰爭的看法等內容）等，較全面地反映了該師的總體情況。由于許多材料來源于俘虜供詞，故此準確性也比較高。

國內高級軍事教育機構，從研究的角度出發，也曾編印敵情研究資料，如高等軍事學院所編寫的《敵情研究資料之三——美軍編制裝備與戰術》，就是依據美軍官方頒布的典令及志愿軍在作戰中所繳獲的資料，互相參證整理出來的，但這些材料（包括一些繳獲材料的譯本）并不是直接為前線作戰服務的。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美軍驕狂異常，對于新聞報道、高層動向、部隊番號甚至調動情況往往不加掩飾，從公開渠道獲取情報相對比較容易。但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美軍意識到情報泄露的可能，故此逐步采取了各種保密的措施，如1952年8月17日，“聯合國軍”司令官克拉克就宣布，朝鮮所有軍隊一概禁止發布番號。由于在上甘嶺戰役中受到重大損失，10月25日美第八集團軍再次重申前線部隊正式番號一律不準公開。既然從公開渠道獲得可靠消息的幾率無可避免地有所降低，那么相應地也就更加提高了我軍利用各種其他方式對敵情偵察的需求。

戰爭中敵人的動向是瞬息萬變的，戰術特點也不斷地改變，戰斗偵察是偵察情報保障的重要環節，捕捉俘虜又是戰斗偵察獲取情報的主要手段。三年解放戰爭中，我軍有80%的戰術情況都是由俘虜提供的。但朝鮮戰場的情況有所不同，主要是地形不熟，言語不通，也缺乏地方性群眾武裝活動的配合。如在二次戰役東線作戰過程中，志愿軍第20軍因缺少英語翻譯，抓到俘虜后無法及時審訊，使作戰部隊不能及時了解當面之敵的各種部署及變化，甚至很多部隊直到戰斗結束也不清楚作戰對象的番號、兵力和作戰部署。進入陣地對峙的階段后，對戰斗偵察、詢俘、敵情觀測等工作逐步走上正軌。以第26軍為例，“對翻譯人員的配備，偵察部隊每班一個（朝籍），英譯人員根據條件確定，一般每偵察連有一到二人，團、師、軍各級偵察部門有一至二人，進行言語和文字翻譯”。詢俘過程中，對不同級別機關審問俘虜的重點作出了要求，如師、團級應著重詢問與當前作戰有關的各種情況，包括敵人的意圖、部署、工事、炮位、結合部、火力弱點、組織裝備上的新變化等。軍一級則更需要了解敵人的組織、裝備、詳情、部隊歷史、戰術特點、傷亡、補充、戰斗力、政治情況等。對各級偵察部門則要求建立偵察工作案卷，包括工作日記、情況登記、詢俘登記、兵要調查、敵軍工事調查、敵軍戰術特點匯集、敵人新式武裝調查、仆從國敵情調查、敵情通報與報告、偵察范例登記、偵察部隊訓練計劃與總結、工作總結、實力統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