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玉途】

1979年，《北京日報》的第三版登了一篇招生簡章，“北京市玉器廠、北京琺瑯廠、北京絹花廠、北京花絲鑲嵌廠技校聯(lián)合招生簡章通告。”

這場考試吸引了1000多人報名，初試過后有400多人取得了復試資格，最終錄取49人。喜歡畫畫的初中畢業(yè)生崔奇銘，便是其中之一。順利通過考試之后，他正式成了北京市玉器技工學校的一名學生。

紙上作畫，與在玉石上雕琢全然不是同一件事情，崔奇銘至今記得這么一句話：“上輩子打爹罵娘，這輩子讓你當磨玉郎。”

想要練就好手藝，除了勤學苦練以外，還要吃得了苦頭。雕刻玉石要靠涼水降溫，匠人的手就得跟著玉石在涼水里泡著。春夏還好說，等到三九嚴寒的時候,凍得刺骨，還得手中有神。

皮開肉綻也是常有的事兒。磨玉的機器劃開了手，輕則鮮血直流，重則深可見骨。鼻子里吸著玉石的粉塵、耳畔充斥著機器的囂擾……心中卻必須穩(wěn)若磐石，全神貫注。

玉石容不得半點怠慢，琢玉的過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金消玉損。剛到車間實習時，崔奇銘上手的第一件活就給做壞了。他剛會使工具，就覺得得心應手。上手的那是件涮毛筆用的筆洗，串堂的時候聽著機器跟玉石摩擦的聲音心里頭正歡喜，突然感覺手指肚上一熱，低頭一看，洗子壁上已經(jīng)有了個米粒大小的窟窿眼。崔奇銘心里一驚，害怕的情緒涌上了心頭。

這是他上手的第一件活，也是第一件壞活，記了一輩子。玉器磨人，不只磨在下刀那一剎，更磨在經(jīng)年累月的苦思里。

天然玉石在大自然的孕育中，不可避免會有瑕疵。匠人要有巧妙化解、運用天然玉石瑕疵的‘巧做’能力。很多天然玉石的外表都包裹著厚重的‘皮殼’，每塊玉石毛料對于創(chuàng)作者而言都是一個‘盲盒’，不打開就不知道原料里面的玉質(zhì)是什么品相。

拿到毛料后，先要“相玉”，把原料看透、看明白，甚至能直接看出成品的雛形。“相”和“問”就像與無聲的玉石進行交流的過程。只有交流地足夠充分，才能發(fā)揮出一塊天然玉石的自身優(yōu)勢，通過雕琢賦予玉石“第二次生命”。

所有的巧思都得從生活里來。

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崔奇銘跟家人一同去公園賞花，游人們眼里是花團錦簇的美，他卻一心要將花枝的走勢、花瓣的紋理都記得清楚。不光要看到美，還要看到美在何處。公園里的一方景物，街巷行人的一顰一笑，目光所及之處，都有可能成為設(shè)計時的靈感。

明白自然中的美感還不夠。中國玉器誕生于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早期，至今有七、八千年的歷史，以玉為中心載體的玉文化，貫穿了整個中華文明史。琢玉之人，必須對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有所了解和體會。

從肉體上的痛苦，到精神上的打磨，一樣都不能少。對于十幾歲的少年人來說，其中的美感還不能體會太多，體力和腦力上的艱辛確是實實在在的。從北京市玉器技工學校畢業(yè)之后，他開始進廠實習，不久就被師父蔚長海挑中，調(diào)入北京市玉器廠平素車間創(chuàng)新組。

【從苦累到敬畏】

直到這個時候，他眼中的玉雕依舊不是一件好差事。他更愛畫畫，“背個畫夾子，留個長頭發(fā)，天天畫畫，多派啊！”不像玉器廠里的老師傅們，“穿著大棉襖，天天又是泥漿，又是水的。”

這時，《北京日報》上的另一篇文章，再一次將崔奇銘的命運與玉雕緊密聯(lián)系起來。

相傳十七世紀中葉，云南發(fā)現(xiàn)一大塊翡翠籽料，被地方官進貢給了乾隆皇帝，被放到了國庫的庫房里。十九世紀末，慈禧太后過生日時取出，將其分割成六塊，兩塊做成器物，剩下的繼續(xù)存在庫房。后來清政府被推翻，四塊玉石流落至民間，被存在上海大通銀行的金庫。

上海解放前夕，黃浦江碼頭上開往臺灣的一艘客船將開之時，船長下令扔掉所有吃重的行李，四只箱子被士兵卸下，扔在了黃浦江畔。隨后，這四塊玉石來到了北京，存入國家物資儲備局的倉庫，此后的三十年間再無人提起。

直到1980年4月，領(lǐng)銜國寶制作的北玉四杰之一的玉雕老藝人王樹森突然想起了此事，在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小組座談會中呼吁“尋寶”，北京晚報記者就此事寫下了一篇《寶玉何在》的文章，引發(fā)了各方的關(guān)注。

1982年6月經(jīng)國務院批準，當時的輕工業(yè)部對北京玉器廠下達了創(chuàng)作任務，將四塊翡翠設(shè)計制作成大型翡翠藝術(shù)品，工程計劃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為“86工程”，也稱國寶工程。

彼時，剛剛?cè)胄胁痪玫拇奁驺懜S師父郭石林參與其中，負責《四海騰歡》插屏的制作工作。

那年參與到國寶工程中去的，除了老、中、青三代杰出的玉雕工藝美術(shù)大師，還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當時的美協(xié)副主席、雕塑家劉開渠，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玉器專家楊伯達，國家文物局專家王世襄，畫家黃胄，書法家啟功等人。

老一輩的玉雕大師和文化界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每日冥思苦想，熱火朝天地討論，其中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技藝之美，打動了當時還是個后生的崔奇銘。

在崔奇銘眼中，原本又苦又累的活兒，在高手如林的氛圍里開始煥發(fā)了新的光彩，“我崇拜的畫家、藝術(shù)家、雕塑家都來參與指導這四件翡翠國寶工作，無形當中提升了我對玉的敬畏，有了一種對這種精湛工藝的贊嘆。心里明白了，參與國寶的制作，這是多大的一種榮譽啊。”

1989年，四件國寶正式完工，崔奇銘跟隨師父參與外商合資的項目，在當時的香港市場叫響了名聲。至此之后，他再沒動過想要離開玉雕的念頭。從業(yè)至今，已經(jīng)過去了四十載的歲月。

崔中有山，奇石為玉，鏤刻為銘。回過頭看，崔奇銘與玉雕之間的緣分似乎早就被書寫好了。

他與妻子的相遇，也與玉雕有關(guān)。兩人是少年宮學畫畫時候的同學，碰巧一塊兒考上了玉器技工學校，畢業(yè)實習又分到了一個車間，隨后一起上了職工大學，最終成為了相伴一生的家人。

【從寶石到美玉】

1990年，他們的兒子崔楠出生了，一家三口住在大院的宿舍里，屋子不大，11平方米，角落就還擺著一臺琢磨機。

“父親白天在廠里磨玉，晚上回到家里還磨玉。”在崔楠的記憶里，讀書、玩耍，甚至是入睡都是在琢磨機的磨玉聲里渡過的。他對于石頭似乎有一種天然的親近和敏感。

“小時候跟著小伙伴們在院子里玩兒，看見地上有一塊兒棕色的小石頭，覺得挺好看的，就撿回家給我爸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拿回家之后我爸一看，是塊兒湖北的松石。”崔奇銘覺得有趣，就給雕刻成了一個小擺件，至今還擺在崔楠的書桌一角。

雖然生在一個“玉雕之家”，但最初，崔楠對于玉雕的興趣并不大，他喜歡的是更“洋氣”的西式寶石。高中畢業(yè)報考了中國地質(zhì)大學的寶石及材料工藝學專業(yè)，畢業(yè)之后足跡遍布美國、墨西哥、多米尼加。

這段聽起來跟世界各種璀璨寶石打交道的經(jīng)歷卻遠沒有旁人想象中的光鮮，在多米尼加的礦區(qū)，用電、飲水都成困難，蚊蟲叮咬、食品安全問題也十分普遍。對于崔楠來說，那更像是人生中一段“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磨礪。

“能堅持下來更像是得爭口氣，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剛到那兒就回來了，未免也太丟人了。”也正是這兩年在國外的經(jīng)歷，讓他愈發(fā)開始發(fā)現(xiàn)玉石獨有的東方之美。

“寶石切磨師更多的是通過切磨將材料本身的光澤和美感展示出來，而玉石不一樣，它不光要通過玉雕師的雙手將材料的美展示出來，還承載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美感，將精神層面更深的美也展示出來。”

于是，兩年的礦區(qū)生活結(jié)束，他再次回到了父親身邊，回到了磨玉聲的環(huán)繞之中。這一回，聲音出自他自己的雙手。

前兩年，崔楠的兒子出生，他給兒子取了個小名叫“小石頭”，聽起來硬朗可愛，也寄托了他們父子二人對玉石的深情。他希望孩子也能踩在他與父親的腳步上，繼續(xù)這份跟玉石的緣分，但并不打算強求。當年父親讓他跟隨著自己的興趣自由生長，才讓今天的他真正喜愛上這份事業(yè)，他也想尊重孩子的想法，接受各種的可能。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fā)，居家摸不著玉石的父子倆，借著這段時間完成了一本書——《老崔聊玉·作品背后的故事》。崔奇銘口述，崔楠記錄。與其說這是一本專業(yè)書籍，不如說更像是一本由玉串聯(lián)起的回憶錄。老崔為什么愛玉雕？四十年跟玉打交道的歲月里有多少的故事？所謂“奇玉人生”的滋味，盡在其中。

祿長街頭條的磨玉聲依舊日日回響， 崔奇銘在工作室的案臺邊坐下，捧起手中的玉石，又開始了一次無聲的對話……

策劃｜董宇平

撰文｜煦　然

編輯｜波　仔

校對｜宋月蒙